麥理浩徹底解決房屋問題

除了社會問題，香港的樓宇買賣還有技術性的問題。以前買賣樓宇並沒有分層拆契這回事，即是要買，便要買一個街道號碼，買下整幢大廈，然後分層出租，因此涉及的金額相對較高，非一般市民能夠負擔。
直至霍英東發明拆契制度，是他第一個想到將大廈的樓契分層拆開出售，亦是他發明分期付款買樓方法，因此霍英東是香港首個因地產致富的人。後來因為暴動，星光行受到港英政府運用政治手段壓迫，被迫出賣，才從此不沾手地產。
記憶所及，我小時候的香港新樓宇不多，加上租務管制政策，住屋租金加幅不能太大。當時一個單位的租金大約百多元，包租變得有利可圖，租務管制最終最大的得益者是第一班二房東。香港之所以是今日的香港，不得不提一個雄才偉略的港督──麥理浩，是他提出「十年建屋計劃」、「居者有其屋計劃」及開發「衛星城市」等政策，徹底解決了香港的房屋問題。
麥理浩一方面改變過去香港政府對房屋建設的態度，興建更多設施及環境較佳的公屋，並拆建舊有較簡陋的屋邨，提升市民住屋質素。另一方面，他着手清拆木屋區，讓居民先遷入臨屋，再逐步安排上樓。然後他再放鬆私人樓宇重建規範，推出「私人機構參與發展計劃」，分期取消租務管制。另外，推出「居者有其屋計劃」，資助負擔不起私人樓宇而又想進一步改善環境的市民購買公營房屋。麥理浩就是意圖利用這一籃子的措施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當中開發衛星城市是最關鍵的。


公屋誘餌建衛星城市

以前住在市區的人口比現在多得多。麥理浩就利用公屋來作誘餌，將原來在市區的人口遷移到當時仍然相當偏遠的衛星城市。不過，當時的政府其實並沒有足夠的資金去建構幾個衛星城市，那麼衛星城市是如何在有限的預算下建成的呢？且留待明日再詳細討論。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口若懸河
蕭若元

港英房屋政策見步行步

香港的房地產問題，要從1945年說起。香港在日治時期，因糧食短缺，城市人口大幅減少。戰後人口由鄉村回流城市，而由於不少樓宇在戰爭期間被破壞，所以雖然當時租金不高，卻要負責重修舊樓房。


限制了舊區重建步伐

直至內戰日趨激烈，大量移民湧入香港，人口由原來的不足100萬，激增至超過200萬，居住空間嚴重不足。記得50年代跟父母到灣仔探親，親眼所見，一家八口擠在一張床，並非粵語片內的誇張情節。由於人口急速膨脹，住屋嚴重不足，大大小小的木屋區應運而生。若港英政府當時懂得稍稍放鬆土地的建屋條例，私人樓宇供應會自然解決房屋不足的問題。可是，當時港英政府並沒有選擇此途，而是實施租賃管制，一開始使走上錯誤的道路。因為租賃管制與限制拆卸舊樓同時實行，而結果是限制了舊區重建的步伐，令舊區土地無法加入市場供應。
木屋區的問題一直未有解決，直至韓戰之後，香港的局面穩定下來，香港政府便開始興建公屋，意圖疏導木屋區居民。最初期的公屋只有最基本的設備，大家看過《獅子山下》，都會對那些每層只有一個共用的衛浴間、廚房設在屋外的公屋一定印象深刻。不過，在重建受限制，私人樓宇供應無法滿足需求的情況下，政府有必要去疏導市民對居住質素的追求。


木屋區治安環境惡劣

木屋區最大的問題，是治安環境惡劣，打劫、非禮、賭毒等罪惡無日無之，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乘着1953年石硤尾火災之時機，政府開始興建徙置區及公屋。這對解決香港市民住屋問題有一定幫助。
之後，政府逐步放鬆舊區重建的限制，只要有合理賠償，便可以清拆重建。於是市面上漸漸出現新建樓宇。事實上，當南來難民開始在香港落地生根，住屋不足變成長期問題去處理，香港政府當時的房屋政策不過是見步行步，只求盡量穩定社會。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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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縮調節經濟 苦煞香港人

幾乎所有負責任的國家，都是採用一次性貶值來對付幣值過高情況，並沒有所謂一跌到底的道理。貶值會否令該地方的貨幣崩潰，要看那地方究竟外債負擔、經濟實力和外匯儲備的情況。一個經濟健全、外匯儲備充足、外債不多的地方，貶值對他們的經濟不會有致命的影響，實際例子有英國、新加坡和台灣。


只是官僚怕揹黑鍋

現在全球正處於通貨緊縮的時期，即使貶值幅度大如印尼，通脹也不過是每年十多個百分點。通貨膨脹不足懼，貶值會引致暴跌是一派胡言。香港外匯儲備充足，大部份港元都在香港人手上，除非不在香港做生意，否則就需要持有港元，沒甚麼要怕。
當日（1998年）我曾打賭，若按照我的方法去做真的出了亂子，我就從中銀頂樓跳下來。
最荒謬的是，世上沒有兩種物資的相對價值是永恒不變的，何況香港的經濟環境和因素如失業率、通脹率等，都與美國截然不同，強行將港元美元縛在一起，只會令香港的經濟循環大亂，是完全沒有必要的。繼續維持聯繫匯率只有一個理由，就是那一班官僚怕揹黑鍋，不願冒任何風險，寧願少做少錯，不做不錯。聯繫匯率始終是香港一個非常大的潛在問題。


狗尾巴要一次斬斷

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說得不錯，既然要解決港元幣值過高的問題，就不可以諸多顧慮，就要將「狗尾巴」一次過斬斷。一次過大幅貶值對一般市民影響不大，因為在貨幣貶值的同時，物價會同時降低。現在透過通縮調節經濟，分開多年去進行，這樣做就等如逐寸逐寸去斬狗的尾巴，簡直就是在凌遲香港人。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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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艇綁航母無端入大海

90年代，中國的生產力逐漸趕上香港，直至1998年金融風暴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購買力評價（PPP）計算，因為聯繫匯率的關係，港元比它應處的水平貴了約三至四成。當時香港沒有選擇解除聯繫匯率，反而試圖用通貨收縮的方法去解決問題。結果花了7年時間，總共通縮了約20%。
那時我問雷鼎嗚，歷史上有沒有一個地方曾嘗試長期利用收縮通貨來調整價格結構呢？答案是沒有，香港是第一個。


社會節奏被擾亂

所有國家面對這個問題，都是採用一次性貶值的方法。為甚麼需要一次性貶值呢？事實上，香港在1997年時的幣供應是三萬八千多億，但銀行卻不進行借貸活動，總借貸量跌至2萬億，即是說通縮達1萬8,000億。在如此惡劣的通貨收縮環境下，若要靠耐用品及薪酬下跌來調整經濟，會產生甚麼後果呢？
首先，物價與薪酬並非所有人同步下調，先減的人生活會變得十分困苦。其次，減價並非說減便減，必須通過一些社會機關如工會、法律、公務員的阻力，方能成功減價。反而一次過貨幣貶值，大家就沒辦法吭聲。而且某些公營事業到最終也沒有減價。整過社會的節奏被擾亂了，但物價卻仍然比應有水平為高。意圖用通貨收縮調節經濟，只會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


巨浪淹死艇中人

反對貶值的人所持的理論是恐怕港元會暴跌，一發不可收拾，但會否出現這情形就要看該貨幣的實際狀況。有些外債纍纍，完全沒有外匯儲備的國家，貨幣當然有機會因大幅貶值而崩潰。但港元又有甚麼會崩潰的理由呢？
任志剛說，港元就像一隻小艇，要與航空母艦縛在一起，才不致會於大海中翻沉。但我說，正因為小艇無緣無故與航空母艦縛了在一起，它才會在大海。本來，小艇就不會在大海。大海是美元市場，只有在美元龐大的體系中，才要迎接滔天巨浪。將小艇牢牢縛在航空母艦上，小艇雖然不會沉沒，巨浪卻會淹死艇裏的人。因此，聯繫匯率實在是一個非常愚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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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隨美種下禍根

芝加哥貨幣學派認為我們不應利用財政管理去調節經濟，而是利用金融體系作出調節。因為他們發現若運用財政管理手段調節經濟程序太多，收效太遲，往往減得稅來，經濟已經復甦，每次都與實際經濟環境出現時差。反而美國的公開市場操作系統的效率卻異常迅速，效果立竿見影。
美國的公開市場操作系統是怎樣的呢？1980年之後，美國作出了重大的經濟政策轉變。在此之前，由於資訊及電腦科技的限制，因此美國聯邦儲備局無法獲得全面的數據，掌握美元流通量。於是美國聯邦儲備局並非直接調節貨幣，而是意圖透過利率的波動，調節貨幣的供應量。可是這個方法實際上是沒有效的。因為銀行與聯邦儲備局直接拆借的金額只佔市場極少比例，聯邦基金利率影響力不大。直至1980年以後，美國聯邦儲備局有能力準確掌握全國美元的流通情況，堅決改以債券買賣控制銀根的手法，問題才得以解決。在需要收縮銀根時，政府會拋出債券，將錢收回聯邦儲備局，不再借出市場，減少現金流量；相反，需要放鬆銀根時，政府就買入債券，將現金注入市場。結果，這政策修復了通貨膨脹，造成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繁榮。


保護財富不被負利率蠶食

香港因為實行聯繫匯率而要跟隨美國的貨幣政策，於是便產生了第一個大問題。香港的樓價飊升得最瘋狂的時候，大約是在1988至1993年期間。當時香港經濟因為加工工業北移，注入國內龐大的勞動力，所以發展得非常蓬勃。當時香港工人薪金不斷躍升，失業率只有不足1%，然而美國當時的失業率卻達到5-6%。在這情況下，香港跟隨美國的貨幣政策的結果，就是出現高通脹，繼而出現負利率。而在負利率的遊戲規則下，借錢是可以賺錢的，誰持現金而不買耐用品的話，那個人神經肯定有問題，加上為了保護財富不會被負利率蠶食，市民自然會選擇去買樓，形成泡沫經濟，種下日後的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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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匯率不必政府勞心

香港經濟其中一個主要問題的根源是聯繫匯率。香港的匯率曾經歷幾次重大的變化。首先，是與英鎊掛，採用固定匯率，這個做法與聯繫匯率的做法分別不大。後來英鎊嚴重貶值，1972年港幣改與美元掛，兩年後開始改用浮動匯率，一用便是十多年。直至1983年10月15日，香港正式實施聯繫匯率。傳聞鄧小平在決定要收回香港之後，曾與全港最有影響力的幾位富商在北京見面，游說他們支持，更謠傳其中一位富豪在見面後，立即打長途電話回港沽售港元。


不需要中央銀行參與

1983年9月，港元匯率兩日間共貶值了13%，跌至9.60港元兌1美元的低位，市民紛紛湧到超級市場搶購由白米以至廁紙等貨品。記得那天我正與朋友在假日酒店吃飯，大家收到這個消息，無不面如死灰。當時我做入口生意，港元貶值對我們影響極大。為了停止任由港元貶值，現在被稱為「聯繫匯率之父」的祈連活（John　Greenwood）向當時的財政司彭勵治建議實行固定聯繫匯率的構思，3星期後，正式宣布香港實行聯繫匯率，從此7.8港元兌1美元。為何是1美元兌7.8港元呢？傳聞這個數字是財政司在浴缸內決定的，沒有特別原因和解釋。


可完全自動兌換運作

聯繫匯率基本上是一套貨幣發行局機制。為甚麼包括費利民在內的自由經濟學者都認為香港應該繼續採用聯繫匯率呢？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因為他們不信任政府。貨幣發行局制度的其中一個好處是不需要中央銀行參與，政府在此制度中完全無權。此發行制度的原理是當發鈔銀行需要印發港元時，銀行必須先將等額的美元存入貨幣發行局，取得存款證後，方可印鈔，因此香港的外匯儲備的存款部份是銀行存於貨幣發行局的外匯。這筆款項滾存的利息則成為外匯基金一項豐厚收益，但這筆收益卻沒有計算入政府盈餘內，現任特區政府的實質盈餘為12,000億港元。
聯繫匯率這一套貨幣發行局機制的優美之處，在於它是一套可以完全自動兌換運作的系統，不需要中央銀行、不需要任志剛、更不需要如此龐大的管理機構。只要背離了7.8的兌換率，自動對沖系統便會啟動。即是說，假如港元上升，銀行自然會拿港元去換美元再印港元；相反，若港元下跌，銀行又會去提取美元沽售換取港元，這套對沖系統自然會將差距收緊。因此任志剛發明的那些操作方法全都是多餘的，只會造成越來越多的漏洞。（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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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如輪轉開拓繁榮前路

港珠澳大橋的興建，主要目的是增進香港與珠三角西部的物流發展。香港與珠三角的交流以貨流為主，着眼點應在如何協助增加兩地貨流量，而思考這個問題，就不得不同時考慮到香港貨櫃碼頭等配套設施的發展，否則交通再便利，亦沒有甚麼意義。


坐待別人從後趕上

立法會上曾有議員提出質疑，若香港貨櫃碼頭處理費一直比中國其他地方高出數百美元，香港又如何防止貨流轉到其他港口呢？因此，若要達到增加香港貨流量，最簡單的做法，是增加貨櫃泊位，提高行業之間的競爭，使貨運處理費用下調，吸引更多貨物選擇經香港轉口，使物流業得以拋離新加坡等地對手。然後再開放空權，令空運貨物也集中香港轉口，這才是香港繁榮之路。然而特區政府卻一直不敢觸碰這個話題，原因令人費解！
事實上，若從香港民眾的利益着想，面對中國經濟起飛，特區政府除了要增進中港之間的交通，同時亦須加強香港內部處理物流的能力，以增加香港的競爭能力。而董建華足以挫骨揚灰的地方，是在他掌權期間，沒有推行任何上述政策，坐待別人從後趕上。


明白中港互利關係


回歸之後，香港哪一方面的交通流量增長得最快呢？正是中港之間的交通。但在董建華管治期間拍板的2,000億基建項目之中，又有哪些是為促進中港之間交通而設的呢？
要做稱職的特首，必須明白中港之間的實際互利關係，然後利用香港的獨立自主性，對內號召群眾，領導香港走出一條長遠的路。（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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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思想重實用輕求真

中國文化思想講求實用性的根源，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我們不能說這個目的是錯的，因為人是一種社會性動物，必須要維持一定的秩序，社會才不致產生混亂。但這樣做卻其實等同於共產主義，因為它原理上是一種等級主義。所謂「三綱五常」等觀念，就是將所有人際關係分成了不同等級，以維持一種固定的關係。然後以這些關係，作為分派利益的準則，從而維持社會的樞紐脈搏。
這種思想最大的問題是將人固定在一個社會位置上，要求每個人都恰如其分地做社會裏其中一顆螺絲釘，不停去演好社會需要他扮演的角色。我們甚少聽見外國人會說做人很難，只有中國人會這樣說，因為只有中國社會會不斷要求我們扮演一個好兒子、好父親、好丈夫、好臣子等等，來配合社會的需要。中國社會不能容忍一些思想脫離主流、特立獨行的人存在。
中國文化思維的不客觀及欠缺邏輯的特色早已滲透在整個中國語言及文化之中。各家各派思想即使各有不同，本應亦可以互相討論，但孟子卻攻訐墨子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中間的討論根本無邏輯可言，一下子便跳到結論去。在春秋戰國之前，本來亦曾有人嘗試探討物質和宇宙是甚麼等希臘式哲學問題，然而往後中國的所有學問卻變成以為當時社會服務為目標，完全困在倫理道德之中，不鼓勵獨立思考和創造性。


中文用字極其含糊

維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說我們的思維無法脫離我們的語言和文字，但問題是中文基本上是一種極其含糊的文字。中文沒有單數眾數，沒有主動被動，也沒有時態之分，每個字可以包含許多不同的意義，接收者往往需要猜量當中表達的意思，因此不夠準確。中文是一種詩的文學，如果要用中文來寫科學性、要求意思精準的文章，是有一定的難度的。
二千年多年來，中國只有人為維護道德倫理而死，卻沒有人為維護真理而死。即是說，大家會為對國王盡忠、為丈夫守節而死的人鼓掌，卻未有聽聞有人為堅持一加一等於二而抗爭到底。中國人沒有這種真理而死的傳統，西方人求真的那一份執在中國人身上是不存在的。而中國重實用輕思想的特性，是與香港人和現代文明思維有衝突的。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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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價值不同 京港難對話

由於核心價值觀的不同，香港與北京一直無法信任對方。在缺乏相同的語言和思維水平的情況下，香港與北京自然難以對話。
自秦始皇統一天下開始，中國人普遍相信一元社會，追求思想一統，認為若思想不能統一便會招致社會不穩。然而受到近代社會思想的影響，香港人卻傾向相信多元開放社會。一個追求創意和科學精神的社會，無可避免地會同時追求多元開放的空間，因為無論我們同意與否，他人的言論都會刺激我們去思考問題。若杜絕異於主流的言論，將少數人的想法窒息於萌芽時期，社會文化便永遠停滯不前。
香港與北京的第二點重大分歧，是中國文化中沒有求真的精神。中國文化是一種實用文化，對於未知的事物，往往採取迴避的態度。春秋戰國學術家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中國人從來不會去思考物質到最終會是甚麼等問題。除春秋戰國之前有一些純學術的研究外，往後中國出現的所謂學問，絕大部份都是經世致用，要求立即對社會產生效果，不會純粹為思考而思考。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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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需要冷靜 港人最具條件

若不以選舉方法選出特區行政長官，而是由北京指派一個人來管理香港，北京會選擇一個怎麼樣的人呢？這個人的其中一個才能必然是與北京關係良好，很懂得擦阿爺的鞋。一個擅長擦鞋的人，是否能同時擁有足夠的政治能力管治好香港呢？這就是董建華的問題。


香港法治基礎穩固

另一方面，北京又憑甚麼去判斷哪個人有足夠的政治能力去管治香港呢？中國的社會體系與香港有極大的不同，情況就好像要一個乒乓球教練去選擇國家足球隊球員一樣，是十分荒謬的事。中國那一套權力、社會和政治架構，根本就像活在另一個世界一樣，活在另一個世界的人，憑甚麼為我們挑選一個人來玩我們的遊戲，並且可以玩得好呢？誰可以知道香港人需要一個怎樣的特首，知道得比香港人本身更多呢？北京憑甚麼認為他的判斷比香港人的判斷好呢？
有些人常說香港的民主時機未成熟，但我卻認為香港是所有華人社會裏時機最成熟的地方。民主要建基於法治，而香港的法治基礎是最穩固的。香港的人民質素，在斯文文明方面，也是遠遠拋離台灣和國內的人民。
又有人認為，香港會有50萬人上街要求董建華下台是香港的短處，其實，這正是證明香港人有資格發展民主的長處。真正能長遠地發展民主的民族，是一個冷靜和會妥協的民族。因為在大家決定政策時，可能會出現51對49的情況，此時大家就需要作出一定的妥協。輸的一方要接受自己的失敗，勝出的一方亦要懂得顧及對方的感受，作出某些妥協。好像美國一些重要的任命，都必須民主共和兩黨一致通過，當中有着妥協的藝術。要令民主變得穩固，需要的是一個冷靜，而不是勇於去革命的民族。而香港人就有這樣的條件。


文明方法更替政權

在學習民主的過程中，可能會選出一些不太好的人，也可能會制訂出不太合適的政策，但這是必須經歷的過程和代價。有些人懂得如何管治，是因為他們有機會去嘗試管治。若永不開放政權，讓人民有機會參與，就永遠不會有懂得管治的人才。而民主最可貴的地方，是人民可以利用文明的方法，去把不恰當的管治者趕下台，透過不斷的和平更替，使社會不斷進步。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人類文明進步源於開放社會

為甚麼香港應該民主？為甚麼民主、雙普選是香港的出路呢？
近年香港經濟一直反覆，貧富懸殊非常嚴重，香港人一直引以為傲的幾大經濟支柱不少都出現了問題。
好像香港貨櫃碼頭的處理貨運量已經由全球首位退下來，上海和深圳開始迎頭趕上。如果我們再不大幅度作出社會經濟上的改革，香港的情況便會反覆偏弱，難以起死回生，回復高度繁榮。
為何民主是香港唯一的出路呢？正如我之前曾說過，香港在彭定康的管治和黎智英的傳媒文化影響下，已完完全全變成一個開放社會。香港人每人都有自己的主意。
在這樣開放的社會下，無論甚麼政策都總有人有意見，怎樣也無法滿足所有人的要求。
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兩個方法，一是推行高度獨裁威權政府，以權力威嚇市民，令他們不敢發表意見。但這樣做卻等同將香港原來的開放社會打破，所付出的代價是非常沉重的。


容許個人不同意見

開放社會，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根源。人類文明的進步，就是容許個人擁有不同的意見，達致社會開放，資訊得以流通。
即使某些人的意見是大部份人都認為是錯的，我們也不應抹殺他們表達意見的自由。而且，誰有資格去判斷一件事是對還是錯呢？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美國攻打伊拉克是對還是錯？所有說法都不過是某人在某時某地的判斷而已，最終真正的對錯是永遠無法有定論的。因此結果只能是權力最大的人說了算，其他人不准說相反的說話。
有人會質疑，資本社會裏擁有的所謂言論自由也是虛假的。這其實亦不盡然。無可否認，報館老闆固然掌握了報章的立場，然而不同報館的老闆的立場都有所不同，而且為了競爭銷路，自然會發展出多元化的言論，不能與政府統一思維的做法相提並論 。在言論自由的環境下，市民可以選擇以出版地下報、派發宣傳單張等各種方式去傳揚自己的見解，但如果在一個統制思想的政權下，卻會連這些自由也沒有。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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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新移民對港貢獻大

若奉行純粹的自由經濟，實在是難免走上貧富懸殊之路。有優勢的人只會贏得更加多，有知識的人幾乎佔了所有的便宜，因為知識的威力是無限的。記得當年佳視正式開台前一星期仍然無法順利播出，到最後關頭，唯有請麗的的總工程師出手相助。麗的總工程師到場視察，一下子就發現問題所在，但他卻沒有即時指出，反而佯裝檢查一番。因為他知道若太輕鬆便將問題解決，佳視便不會感激他，於是他便假裝困難，然後乘他人不覺偷偷按一下按鈕，問題立即解決。原來問題只是漏按一顆按鈕而已。從上述例子可見，掌握知識與否是天壤之別。誰掌握了竅門，知識的力量可令他的工作效率以十倍、百倍、千倍超越他人。


須與內地融為一體

在這情況下，香港首先會出現嚴重的貧富懸殊，其次是面臨與東南亞同樣的命運。因為香港要真正回歸中國，商品、服務和人口必須能與國內無牽制地相互遷移，才是真正的融為一體。若在中間設立關口，香港除了地理位置上較接近外，與其他東南亞國家有何分別呢？香港要擺脫與東南亞國家相同的命運，就必須打開胸襟，在商品和人口的流通上與中國真正地融為一體，不能自外於中國。
可能有人會問，融為一體之後，香港還憑甚麼可比國內優勝呢？答案就是只要堅持維護法治、外匯自由、資訊自由和人身安全等，香港自然就有其優勝與國內的附加價值。若流通是無障礙的話，相信大部份的國內企業都會將總行設在香港。
回看香港的歷史，不少人都因為短視而對新移民作出極大的歧視，這樣做絕對是錯的。美國今日的國力之所以能夠維持，完全是靠新移民。香港歷史上幾次的經濟起飛，都是在大量新移民湧入香港之後出現的，因為經濟的產出是靠人力資源的投入。新移民投入的人力資源對香港經濟發展的貢獻往往大於對香港資源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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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若元

香港核心價值擁抱言論自由

董建華從來沒有做過一件事去維護香港的言論自由、沒有做過一件事去令香港的法治更加穩固，也從來沒有做過一件事，令香港人的人身自由更得到保障。而這些卻全是香港精英份子所堅持的核心價值，因此香港的精英份子對董建華的管治一直不信服。


不斷削弱香港優勢

香港的知識份子在港英政府的教育及西方文化影響之下，大部份是自由主義者，擁抱言論自由、法治與人身自由等核心價值。而在他們眼中，認為董建華及北京政府卻正在不斷削弱香港原有的優勢 （當然我也是這樣認為）。
香港的優勢 ─「一國兩制」究竟是甚麼？所謂的兩制，不僅是經濟制度上的兩制，香港與國內的最大分野是在法律政制之不同。不將香港最強的地方突出，反而將之削弱，即失其所強者弱。在經濟上，我們需要與國內混同，但同時我們必須維持香港現有的一套核心觀念。因這一套核心觀念並非英美的專利，它是人類文明經過千萬年的摸索所得出、認為是最合理的一套普世價值觀，而這一套價值觀也是21世紀的世界所急需要的。
若言論自由、人身自由和法治被窒礙，人便會失去創造性。若果人失去了創造性，又如何能夠走向知識型社會呢？在威權社會下，人的創造力很自然會被抑壓，以香港和新加坡為例，新加坡人往往較香港人少獨立的主意。
面對中國的崛興，香港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知道經濟需要轉型，卻不知道該轉甚麼型。中國人民知識水平正高速提升，國內的勞工開始能夠掌握香港的技術，因此香港的製造業漸漸轉移到成本較低的國內地區，香港變成了一個中間人，市民慢慢轉投服務性行業。然而服務性行業的問題是薪酬兩極化情況十分嚴重。需要大量專門知識的專業人士，如律師、醫生等的薪金不斷上漲，但知識需求較低的職位，如快餐店職員、清潔等的薪金卻一直徘徊於低水平。香港的堅尼系數於1975年左右最低，之後一直攀升至今，貧富懸殊日益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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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來潮管治 社會無所適從

以往港英政府的任何重大政策，基本上都要有超過香港八成人支持才會推行。例如千多億的新機場計劃就反覆思量了近30年，還有母語教學政策，咨詢了近9年亦沒有強制執行。若不能從思想上說服香港人，港英政府是絕對不會強行推行重大政策的。因為政策能否順利推行，並不單純在於政策是對還是錯，也在於市民是否支持和接受。因此，只要有一小撮人堅決反對，港英政府便寧願擱置不幹。例如強積金計劃咨詢了這麼多年，若不是最後連資本家也首肯，港英政府是絕不會冒險實行，因為她知道若社會上有一個階層堅決反對，那一項政策是注定失敗的。
另一個港英政府管治的特點，是她的政策是長遠而具高透明度的。土地政策、教育政策等，都有超過20年的規劃，而且轉變是緩慢和循序漸進的。香港人能預期未來的發展，並按照其步伐作出調節及部署。大家要知道遊戲規則，遊戲才能玩下去。而像中國人般的心血來潮式管治，只會令整個香港社會無所適從。


須與管治機器有共同語言

可是，董建華完全拋棄了港英政府的管治模式，只要是他認為是正確的政策便去推行，當然會撞板。而北京亦看通了這一點。北京知道管治者是不能與他的管治機器有思維上的重大衝突，否則根本無法指揮機器。為何商人治港現在會徹底被否定？為何土共治港會被徹底否定？北京明白到管治者與管治機器必須有一套共同的語言。也許那些高級公務員十分討厭曾蔭權，但至少曾蔭權與他們之間有一套共同語言，發生問題時仍然有商量解決的可能。相反，與董建華對話，對他們來說就好像跟外星人溝通一樣。
北京了解到合適的管治者不能像董建華般赤手空拳走入管治系統，也必須與管治系統有共同的語言，於是在2005年決定將問題糾正過來。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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