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齊光被捕的政治啟示

麥齊光，是香港史上被拘捕的最高級現職公務員。
不少人誤會以為互相租住對方物業，騙取政府租金津貼的情況在公務員體系中非常普遍，但事實並非如此。公務員如果擁有物業又想申請租金津貼，最常見而且簡單的做法是將自己的物業放租，再租其他人的單位居住。


而麥齊光為何要與另一個人同時間買條件幾乎一模一樣的單位，然後互相租住之餘，還要到律師樓辦授權書呢？以當時的市況及香港的樓宇供求，根本無需擔心自己買入的物業沒有租客，如此大費周章地做一連串複雜手續，又有危險性的方法，其動機如何解釋呢？

機關算盡仍舊一鑊熟

我認為動機其實非常簡單，就是麥齊光既想領租金津貼但又想住回自己的物業。租住別人的單位，一來在裝修方面未必可以從心所欲，二來自己亦不會在室內布置設備上投資太多，間接影響生活質素，而且業主可能隨時收回單位，要考慮和面對的問題其實也不少，因此麥齊光就絞盡腦汁，想出這個互租計劃。而與他「合作」的路政署助理署長曾景文，雖然是他的大學同學，但因為互相不信任對方，於是又簽訂了有權出售租住單位的授權書，更在授權書中加入兩人的太太。但他想不到，20年後會因為加入梁班子而被揭發，當初機關算盡，反而換來今日的「一鑊熟」。

特首對拘捕全不知情

另一方面，這次事件到底包含了甚麼政治啟示呢？
我只可以說，如果我是梁振英的話，我會在這一刻立即辭職。廉政公署原則上是直接隸屬於行政長官，為甚麼沒有人向梁振英洩漏一點風聲，好讓他可以在進行拘捕行動之前叫麥齊光先行辭職呢？雖然時間只差一天，但卻可由現任官員被拘捕變成前任官員被拘捕。若換作以前，拘捕行動依然會進行，但在行動之前想必會向行政長官透露一些消息，讓他有點空間去做危機處理的準備。根據廉署守則，不告訴他是道理，告訴他是人情，現在梁振英對廉署的行動一無所知，明顯是被架空的象，公務員系統完全失控。試問這樣的行政長官還要當來幹嗎？

我對林煥光的7點提問

我對林煥光處理行政會議召集人身份一事，有以下的提問。


首先，你是政務官出身，理應明白擔任了行政會議是集體負責制，是沒有獨立的身份。林煥光你為何沒有考慮清楚而立即做行政會議召集人，這是令我非常驚訝﹗


第二，你說擔任行政會議召集人可以制止惡法通過，但你參加梁振英政府，更作為第六把交椅。你的說法暗示了梁振英的政府意圖通過惡法，這可是誹謗梁振英政府。作為一個成熟的人怎樣可以說這些不負責任的說話？


第三，若說入行政會議仍可以做到平機會所做的工作，實踐其主張，那麼你何須留任平機會主席？過氣的平機會主席也一樣做到這工作，為何不辭平機會主席？專心在行政會議做那工作，實踐平機會的主張呢？


第四，當有人質疑你的時候，你才驚覺問題所在。以你的資歷和能力，作為一個行年六十的人而又做了多年政務官的人，這樣也想不到，那真的是非常幼稚﹗


第五，我再問林煥光，兩個職位在你面前，當時沒有人迫你表態。若以職位考慮，當然會以行政會議召集人行先。辭去平機會主席有多難呢？但你卻一口咬定考慮辭去的是行政會議召集人，這是對梁振英政府的否定，你所做的真的非常奇怪﹗


第六，現在你考慮完之後，你竟然沒有辭行政會議召集人，也繼續留任平機會主席到明年1月。幾日之間出爾反爾，你現在有何誠信可言呢？你現在跟梁振英一樣，是一丘之貉﹗


第七，而且你現在留任平機會主席，所用的藉口竟然是平機會是法定機構，沒有署任，所以你不能夠立即辭去平機會主席。要知道特首是可以立即委任另一主席，否則，若你死了，是不是就會沒有平機會主席呢？你現在是不是當聽你說話的人是弱智嗎？


所以現在的你已經是人格掃地了﹗


這是我對林煥光的7點提問，歡迎大家廣傳。

孫德基怎可以做審計署署長？

清末時，袁世凱想廢御史臺，改用新的官僚體系。當時有大臣立即講御史臺乃朝廷之耳目，誰想廢御史臺，就是大奸﹗

今日，審計署是香港人民的耳目，為人民嚴厲批評香港政府各部門。最近，也能夠毫不留情批評曾蔭權。現在竟任命孫德基做審計署署長？此人出身安永，升到中國區主席。他曾經為雅佳核數，而雅佳和善美就牽入龐大的詐騙案中，最後安永要作出巨額賠償來處理這件事。這個人其實只在商業社會上擅於玩弄數字，有何把握他將來會客觀評定各部門的支出，還是他是為梁振英掩飾不當，然後將責任推向他想打擊的公務員身上。這樣的人有何資格做審計署署長？

再補充一些，孫德基這個人，原本他出的審核報告指中國商業銀行潛在壞賬有9千多億，但當中國政府否認，指壞賬只有6千多億，那他就立即出聲明推翻自己的報告。這樣的人有何信用可言呢？

另外，他跟隨梁振英接任城大校董會主席，他跟梁振英關係之密切已不言而喻。這個人很有可能會為梁振英掩飾惡行。我想問不用公務員，但委任一個這樣的人，到底是有何目的？這個人到底有何公信力？

政府改組不許蒙混過關

最近已開始有傳媒就為何香港人要蓄意對抗梁振英作出討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梁振英日漸顯露出的獨裁傾向。

指摘傳媒、批評立法會，所作所為意圖封殺不利於他的報道，將立法會變成橡皮圖章。為求急於建功立業，不惜犧牲公義，不擇手段將阻礙他的聲音排除，只講求所謂的「效率」。

亂碰亂撞死得快

沒有事情比得上花數百萬興建一幢綿陽中學，然後又在不足兩年將它拆卸發展豪宅更有效率，然而這種「效率」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快並不代表有效，真正的效率講求的不但是速率，還要有功率，即所做的事情能夠成功達到終極目標的機率。只懂亂碰亂撞，行得快亦死得快。

梁振英質疑立法會議員就重組建議提出質詢是拉布，首先提出質詢不等如拉布，質詢的目的在於精益求精，檢視政策在大方向和細節上的錯漏，從而作出改正，避免日後出現問題。

其次是梁振英不明白特區政府做政策之前必須諮詢市民意見，是因為它沒有民意授權，如果連唯一能夠鉗制特首強行施政的立法會都被廢除功能的話，問題可以非常嚴重。

梁振英經常將選舉與民主混淆，誤會有選舉就等於有民主，以為自己擁有民意，卻忘記自己只不過是由小圈子選舉選出來的特首，而非由全民投票選出。

因此雖然他在參選政綱中有提及改組政府架構，也不等如得到全港市民的支持，而且即使外國的民選政府，在通過重大法案，或涉及大額公帑的議案前都會先作諮詢，甚至進行公投，才作最終決定。

設副司關係重大

梁振英今次的重組建議，他在司長與局長之前增加一個副司長階層，而且兩個副司長都有直接管理某些政策局的實權，因此這兩個職位名義上是副司長，但實際上卻等同司長。這次重組，絕對是一次重大的政制改革，不容許有人走法律罅隙、假扮角色蒙混過關。

政客須為自己留下台階

梁振英最近做的另一件荒謬事件， 是就《蘋果日報》有關恒隆主席陳啟宗獲梁營中人醞釀推薦接任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的報道發表聲明。聲明中指《蘋果日報》的報道失實，並且對《蘋果》過去一周3次刊載內容不實的人事任命報道，內容影響人心，「深表遺憾」。的確，政府高層的人士任命除非得到中央批准，否則不能洩露。不過正是因為真正的名單沒有人知道，所以基本上全港傳媒都在名單未正式公布之前都在玩這種猜人名遊戲。既然大家都有這類型的報道，為何惟獨要就《蘋果日報》的報道發聲明澄清呢？

急不來也急不得

而且《蘋果日報》在有關陳啟宗的報道中，亦不過是說梁營中有人醞釀推薦陳啟宗而已，根本未提梁是否已接獲這建議或作考慮。所謂「梁營中人」範圍甚廣，所指的到底是誰也不知道，何解候任特首辦要出來澄清？此舉實在有一點無私顯見私、此地無銀。

梁振英做事急進，他認為過去政府辦事最大的問題在於「慢」，他上場後首要任務是加快政府處事速度。要達到快的目標，他的方法就是跳過所有程序。曾蔭權為官多年，深明政府做事的程序，知道有些事情急不來也急不得，相反梁振英完全不了解這點，以為一切只要他出力催迫定可成事。可是，事情並不如他想像般順利，遇上障礙他的對付方法只有兩招：第一，向中聯辦哭訴求救；第二，大打民粹牌，每次都以房屋供應等民生事項威嚇港人，如不遵從他的建議便會無屋住無飯吃。不過這種說話講得太多就沒有人再相信。

狠說話覆水難收

作為一個政客，不是不可以說謊，但有機會立即被人拆穿的謊話絕對不能夠說。其次，是謊話不可以說太多。謊話多得連自己也記不住，說話很容易會自相矛盾。第三，一些沒把握的事情不可以說得太堅決，必須要為自己留有下台階。好像今次三司兩副司十四局的建議，說冇「Plan B」，一定要在7月1日之前通過。那麼7月1日前不能通過怎麼辦呢？狠說話覆水難收，試問他如果下得了台呢？梁振英說話從來不留餘地，今次政府重組如是，雙非零配額如是，僭建問題如是。

只懂紙上談兵、沒有實際辦事能力，這就是我反對梁振英上台出任特首的其中一個理由。

強推改組 梁振英缺洞察力

政府架構改組，梁振英的說法絕對是斷章取義。民意調查中除了他引述的問題，之前其實還有另一條問題─「候任特首增設兩個副司長兩個新局長，改組為五司十四局，你傾向贊成還是反對呢？」贊成的只有23.7%，反對的亦只有22.2%，支持和反對的人數相若，而中立的有41.3%，不知道的是12.8%，這顯示支持與反對的人數都不足以代表大部份市民的意見。既然有超過一半的人仍然未有立場，甚至不了解重組建議，為何立法會不可以代表市民去問清楚呢？立法會的職責就是要討論清楚重組架構的好處和壞處。

絕對非小事一樁

梁振英說今次新政府架構改組建議只涉及4個決策局的說法完全是荒謬的。除了新增和合併之外，梁振英的重組建議，還包括重新分配司長或副司長轄下的政策局，這種調動當然對該政策局有所影響。另外，增加副司長一職在憲制上，是增加了一個政府架構層級，絕對是一次重大的憲政改革，並非如他口中所言的小事一樁。

梁振英亦忘記了今次推銷重組建議，必然會遇上之前向中聯辦求救、強行「剪布」而結下的「冤家」。例如其中廣播事務委員會，就是由黃毓民當主席，新增的科技及資訊局要經過他主持的會議討論，是理所當然的。在憲制上，黃毓民絕對有權召開這個會議，如果建制派議員在會議中有任何抗議行為，他亦有權趕他們出會議廳，只要這個會議一天沒開完，建議都不會被通過。梁振英以為強行剪布，便可以完全清除障礙，是沒有政治洞察力的表現。他沒能預計到將會發生的事，也完全不懂得政府的程序。

一直只作壁上觀

以梁振英的處事方法，他在香港這種開放式政局中，必然會碰壁。梁振英沒做過一天公務員，雖然當過行政會議召集人，但亦不過是相等於出任過一般公司的董事局，一直只是作壁上觀，沒有直接參與過公司的實際運作。如果我請一個CEO，他在未上過一天班，就堅決要先徹底改組公司，然後才肯上任的話，我一定會立即炒他魷魚。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管理原則，任何真正懂得管理的人都會知道，要順利接管一間公司，新的領導層都需要先上任，親身體驗及觀察過公司的內部運作情況，摸通所有人事脈絡，了解真正的問題，才會展開改革。假如繼續依照梁振英紙上談兵的行事方式做事，新政府將沒有不動盪的理由。

民主衝擊市場 引發經濟危機

上星期港股累積跌幅超過1,600點，背後有兩個主要問題：首先，是希臘局勢會如何發展。

有評論認為希臘問題注定無法解決。希臘新政府組閣失敗，似乎無法履行歐盟提出的援助方案，希臘人民就退休金及公務員薪酬等問題寸步不讓，根本無法接受一刀切的大幅度緊縮計劃。但若不接受方案，歐盟不再提供援助的話，希臘政府短期內便會耗盡營運資金，甚至退出歐元區。希臘的退出，令人聯想起歐豬五國，即意大利、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的債務危險是否同樣會以「走數」收場，繼而引發資金撤走，令整個歐洲的經濟體系面臨自從大蕭條以來最大的衝擊。

南歐社會主義最惡劣

國家破產或瀕臨破產邊緣的情況時有發生，通常的處理方法，是貨幣大幅度貶值。希臘奉行社會主義政策，企業過度國有化及公務員比例過高，是導致長期入不敷支的基本原因，只要這個情況不改變，問題永遠無法解決。另一個更基本的原因，則源自市場經濟與民主兩個基礎觀念的角力。簡單來說，要經濟有效率地運作，在宏觀層面上，必須以市場經濟原則去作出調節，但是國家政府有責任維持經濟暢順運作之餘，另一個任務，是要保證人民的生命和尊嚴等權利，而這些人權是無法用金錢來量度的，於是社會便產生出另一套機制——民主機制。兩套機制是會發生衝突的。

任何事情用一人一票機制去決定，都會自然走向平均主義，與私產制度發生衝突，要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非常困難。在歐洲，尤其是南歐的社會主義，是最惡劣的社會主義。與北歐國家以津貼為主的政策不同，南歐的社會主義國家傾向設立龐雜的管制條例，如一大堆的勞工法例和過度國有化，因此在削資之前，必須面對許多法治上的矛盾，需要修改大量法例，加強削支計劃的難度。

國內那一套在港行不通

梁振英提出的新架構的劃分方法，顯示出梁振英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以像他那樣沒有實質管治經驗的人來說，企圖獨自利用3個司長去管理14個局，做得到的機會極微。之前董建華當特首時，亦曾說過自己天天工作「七十一」，即是由清晨7時工作至深夜11時，然而依然會被人瞞騙，最後落得一塌糊塗、腳痛下台的收場。如今不但梁振英自己無經驗，還要布置兩個同樣沒經驗的親信進入特區政府最高管理架構，我就即管看看這件事若強行實施，會如何收科。

面對質疑露不悅之色

而且無論是梁振英自己、現在協助他的羅范椒芬，還是盛傳大有機會擔任政務司司長的林鄭月娥，處事作風都相當強硬。然而由於香港是一個開放社會，任何政策都要作出諮詢，所有事都會有反對聲音，因此管理香港其中一個難處，是要克服各方面的政治反對力量。

由於現時的特首並非由普選產生，沒有民意授權，推行政策不可以強制施行，否則必然會遭受到極大的民意反彈，所以政府高層一定要懂得如何游說社會各界接受推出的政策，像今次三司兩副司十四局新架構，就因為沒有諮詢而受到市民的質疑。面對這些質疑，梁振英立即面露不悅之色，羅范椒芬則說政府無需事事諮詢公眾，大可先改組再監察。

恐怕將來要懷念煲呔

或者他們以為在香港可以用國內的模式做事，港人會任由政策先通過再算。但國內那一套在香港是行不通的，若他們真的意圖將國內的做事方法套用到香港的話，很快我們便會見到他們「撞板多過吃飯」。

王莽的改革最終導致天下大亂，他在位14年，最後被殺，當時的人民都渴望新朝盡快崩潰，當時百姓所謂民心思漢的情緒，其實與現時香港人的心情頗為近似，董建華在位時香港人懷念港督彭定康，曾蔭權時期香港人又懷念董建華；日後梁振英上台，恐怕到時可能輪到懷念曾蔭權，因為曾蔭權雖然奉行「不做不錯」的精神，但起碼不會胡亂改革，將市民折騰得死去活來。

泡飯堂泡出一生成就

因着人生際遇的無常與荒謬，我們往往難以為自已定下人生的目標。在我當新聞主播的年代，七點半新聞是無綫最高收視的節目，在無綫台慶的「曬冷」全台藝員大合照中，我甚至會被安排站第一排，即現時一線花旦小生每年都爭得頭崩裂的位置。雖然如此，後來我還是選擇了跟隨何掌邦過檔麗的電視，因為我是個知恩不忘報的人。

編劇花了20年光陰

過檔麗的之後，我除了繼續主持七點半和十一點的晚間新聞之外，有時候我還會做一些晨早節目，毫無運動細胞的我甚至連奧運評述節目也會參與，經常一天工作16個小時。正因為待在電視台的時間特別長，節目與節目之間的空檔我又不能離開，惟有天天在麗的職員飯堂裏泡。在飯堂裏閒極無聊，少不免與不同部門的同事搭訕混熟，不少影視圈的老朋友就是這樣泡回來，其中一個就是麥當雄。有一次麥當雄問我有沒有興趣一起「度劇本」，一度就是20年。

在此之前，我連做夢也沒想過自己會當一個編劇，我亦從未接受過正式的編劇訓練，最初也是抱着嘗試的心態。果然，我的第一部電視劇《大家姐與大狂魔》是失敗作。然後第二部是《大丈夫》，第三部是《鱷魚淚》，我正式躋身編劇界，之後編的電視劇有八百多集，算得上是多產，也創造了一些風潮。但我想說的並不是我的編劇成就，我想說的是，人生中許多事情都是意外，都是沒有計劃的。雖然我在編劇行業上花了二十多年的光陰，編劇也為我的生命帶來重要的影響，但卻與我原來的人生目標一點關係都沒有。

人生途徑無法預計

人生的最終途徑往往是我們完全無法預計，由際遇賜予的，因此越短期的事我們會了解得越多。我們會很清楚今天晚上會到哪間餐廳吃飯，卻無法知道10年後自己將置身何方。人生是一件我們永遠無法預知的東西，若問小兒長大後要幹一番甚麼事業，他們的志願時常單純得可笑，例如我的姨甥女小時候認為世上最威風的成就，就是到無綫電視當舞蹈藝員。又例如我中學時代的死黨，他的志願是服務社會，一心一意要當社工；可是他大學畢業，正式成為社工之後，卻大失所望。現實世界的社工要面對沉重的官僚文書工作，精疲力竭，真正能花在服務對象的時間不多，而且即使願意花時間，也會發現許多個案根本是無能為力，愛莫能助，令他非常沮喪，於是當了幾年社工後便轉往進修法律，當律師賺錢。

深層次矛盾造就振英當選

董建華的八萬五房屋計劃再加上遭逢亞洲金融風暴，香港樓價在1997至2003年沙士爆發過後的5年多時間內一落千丈，普遍私人物業貶值達70%。曾蔭權吸取了董建華的教訓，在上任後馬上縮減主動土地供應，與此同時，大量國內資金流入香港買樓，在供應減少和需求增加的情況下，造就樓價除了在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曾稍為下跌之外，基本上自2004年至今，一直維持上升的軌道。

另一方面，自從大陸改革開放以來，香港工業外移，經濟亦日漸成熟，於是產生兩個後果：第一，由於工業外移，香港社會轉為以服務性行業為主。服務性行業屬知識型經濟，其中不同職位的薪酬差距可以非常大，例如一個每星期能賺100萬的專科醫生是服務性行業，一個只能賺取最低工資時薪的快餐店店務員也是服務性行業。香港並沒有一套再分配制度，令財富分配可以較為平均，因此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況越來越嚴重。

經濟問題造成文化衝突

貧富懸殊加上樓價持續高企，令社會凝聚了一股很大的怨氣。市民感到無法分享過去10年經濟增長的成果，社會大部份人的收入追不上經濟增長，在香港這樣一個已發展城市裏，120萬人仍然活在貧窮線之下，是不可接受的。中產階級亦怨恨無法置業，一方面無法改善擠迫的居住環境，另一方面亦無法分享到樓宇升值的成果。

上述情況尤其在2003年CEPA實施之後越趨嚴重，因為自由行令每年訪港旅客由數百萬增至約2,000萬，但這些自由行旅客在港的消費只集中於化妝品、珠寶鐘錶、高科電器等高消費產品上，能惠及的行業實際上不多，但卻因此令店舖租金非常高昂。由於租金上漲，令各種民生用品的價格亦因此上揚。香港市民未享受到自由行帶來的好處，已先承受了他們帶來的壞處，再加上港人的文化自我保衛機制，就產生了所謂「反蝗蟲論」的文化衝突現象，造成了另一種怨氣。而最近的雙非孕婦及粵港自駕遊等問題，又再強化了這種文化衝突問題。

建制派想法分歧釀撕裂

在這種氛圍下，原來的計劃是讓一切維持現狀繼續下去，以至今年特首選舉亦內定了由唐英年繼任。唐英年是最能夠得到各界，包括了公務員、香港精英體系、富豪體系，甚至香港左派勢力等接受的人選。而處心積慮要當特首的梁振英與香港傳統左派份子，其實是同一類人，他們在香港的勢力越來越大，於是便提出一個說法，指香港存在的深層次矛盾越來越嚴重，如果繼續坐視不理，到2017年普選特首時，這一群代表香港精英管理階層的人未必選得過泛民代表，因此必須找一個似乎可以解決民粹深層次問題的代表人物。而且，既然2017年普選似乎無可避免，早一屆在建制派中引入競爭作為預習，也無可厚非。也就是這種想法，令建制派之間開始發生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