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運動的困難

許仕仁在上周四（４／８）訪京，相信特區政府會在曾蔭權發表政制報告之前，推出一份政改方案。據悉，此份方案的內容大意是擴大特首選舉委員會，同時將零八立法會選舉議席增加十席，五席是地區直選，五席是功能組別。

泛民主派對政改方案會作何反應呢？其實，民主黨已經日落西山，尤其按照近期的走勢，下屆選舉難免大敗。現時民望最高的是四十五條關注組，但她最大的問題在於沒有真正的權力去領導別人，她自己本身亦不想領導其他人，因為恐怕成為龍頭後，變成被攻擊的對象。此外，四十五條關注組的一眾律師們，除了吳藹儀擁有廣泛的學識外，其餘只是精研法律，不像美國的政客般，雖然大多是律師出身，但他們是先修畢一個學位，再去讀法律，知識領域自然廣闊。看湯家驊回答問題，知識狹隘，如此很難領導政治運動。因此，民主運動在失去了民主黨這位老大哥領袖之後，群龍無首，欠缺凝聚力，猶如一盤散沙。

有人認為北京政府不願意賦予香港民主改革，有三大理由：

（一）假若讓特區人民選舉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大多數，結果在關鍵性時刻和中央政府對著幹，怎麼辦？例如再發生六四事件，行政長官讉責中央，中央豈不要出動解放軍拘捕他？結果便將香港的繁榮毀於一旦；

（二）最怕民選出來的行政長官或特區政府受外國勢力暗中唆擺；

（三）恐怕香港成為國內模倣象徵。

其實，我覺得頭兩點的恐懼完全不需要。現在北京政府實行的是技術官僚的統治，特區政府會從既定的政策走，我不相信有人具有領袖魅力或視野去將國策大幅度扭轉，如此很難造成大型戲劇性衝突。何況，根據民意調查，香港雖然有６０－７０％的人支持民主，但亦有同樣數目的人認為特區政府應和北京政府改善關係，因此我覺得恐懼無必要存在。至於第三點理由，我覺得並不成立，因為北京相信她能操控國內情況。

從來鬥爭有兩種方法，一是「all or nothing」，一是一步步爭取進逼。民主黨上年在選舉中說要「all or nothing」，堅持爭取零七、零八普選，便不能轉，否則道德破產。至於一步步進逼，則要不斷向北京施加壓力，但泛民主派中沒人這樣做，特區政府人民亦缺乏這種熱誠和鬥心。香港民主運動的進程，實在舉步維艱。

人民幣的升跌機制

人民幣放棄以美元作為聯繫匯率，改為與一籃子貨幣掛鈎，但箇中機制原來很多人不甚清楚，容我解釋一下。

過去，人民幣與美元掛鈎，匯率固定，兌換價十分清楚，但自從脫鈎後，改以一籃子貨幣參考，人民幣變成浮動匯率，每日均可升可跌。然而，一籃子貨幣只是讓人民幣作為參考，因此人民幣的匯價並無綁束性作用。中國當局會考慮一籃子貨幣升跌多少，來決定如何入巿，干預人民幣的匯價，這就是北京所聲稱的有管理的浮動。再者，現行機制並非完全是可升可跌的機制，而是一套有漲跌平板的可跌機制，幅度下限是０．３％。舉例，假設一個月約有２０個交易日，人民幣每天都漲停板，一個月便可升值６％，兩個月便升值１２％。中國當局會視乎國際巿場的反應來決定人民幣升值多少，但最後關鍵，當然是視乎政治和經濟壓力如何。

這種漲跌停板的機制會帶來甚麼影響呢？短期來說，在股巿方面，恒指會在本周開始下調二、三百點，跌至１４５００點左右。本來，恒指應該在上周已開始調整，但因為上周四是期指（２８／７）結算日，必須熬過這次結算，然後才讓股巿下調，但之後一定會再升。

另一方面，此機制將一步步把人民幣推向萬劫不復的境地。要知道，國際炒家對人民幣一直虎視眈眈，伺機炒作。他們有兩種渠道可以買到人民幣：第一．現在中國的外貿盈餘是７００億美元，再加上每年約４００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經常帳及支本帳加起來，大約是１１００億美元，背景是萬多億美元的貿易來往帳，在這龐大的數目中，很容易加入水份，這樣便可以直接用美元兌人民幣。假如情況持續發生，中國當局便要不斷印製人民幣，結果造成通貨膨脹；二是中國人民銀行開盤接受人們買賣人民幣，期貨不交收盤，國際炒家一定會以此累積一定的人民幣資本。當他們累積一定數目的人民幣了，便會作出大手沽售，賺取暴利。假設中國人民銀行受了兩萬億美元賭注，一旦輸１０％，已經是２０００億美元，後果不堪設想。

中國當局指人民幣升值多少，要視乎外貿的承受程度。我已曾說過，縱使人民幣升值１５％，仍有大量外貿盈餘，而且可使用的錢多了，並淘汰最低級的產品，幾乎有百利而無一害。以現時人民幣的升勢來看，一年後約為１美元兌７．７４５人民幣，能達到如此大的差額，是因買盤非常強勁，在此兌換價下仍有機會賺錢，但這亦進一步凸顯人民幣潛伏的危機。

人民幣短期將會再升值

誠如溫家寶所言，人民幣終於在「出其不意」的時候升值。其實，我認為升幅只有２％，不應該叫升值，應該叫做改制，由與單一美元掛鈎改為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浮動匯率。這樣做有正反兩面，好處是更能反映中國的外貿系數，壞處則有二：

• 一是可能經常虧蝕，因為貨幣經常會貶值，例如歐羅跌了，便會連累中國在歐羅方面的外匯儲備蝕錢；
• 二是貨幣的強弱比較模糊，原因是貨幣之間會互相升跌，不像計算和美元掛鈎一般清楚。

人民幣與美元脫鈎，也對美元構成壓力：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高達７１００億美金，其中九成外匯放在美國，人民幣升值後，會流走多少？如果對美元構成壓力，那此舉在美國眼中跟挑釁無疑，此話怎講？例如中國賣掉國庫債券，以前會將盈餘全放在美國，現在則將盈餘調走一半，便對美元的利率和匯率構成壓力，美元若因此下跌，即人民幣對美元進一步升值，同時也對港元的聯繫匯率造成極大衝擊。

目前港元和美元掛鈎，人民幣則與一籃子貨幣掛鈎，如美元近期的強勢因此而逆轉，稍為下跌，而香港最大的貿易夥伴是中國，兩者若表現背馳，人們便會猜測港元會否改與一籃子貨幣掛鈎，對聯繫匯率造成極大考驗。

短線來說，人民幣升值２％，極為愚蠢，顯示拍板決定的胡錦濤和溫家寶不懂得國際貨幣巿場，溫家寶不是趙紫陽般的經濟專家。其實，人民幣升值，一定要一步到位，既然改制，不如乾脆一次升值１０％－１５％。現在分段進行升值，將會帶來嚴重的惡果，一來美國一定不願意，二來國際巿場看好人民幣會再有升幅，將會投入數以萬億計的錢進一步狙擊人民幣，如果屆時人民幣再升值１０％，便要賠錢，輸幅以千億計，根本輸不起！佛利民（Milton Friedman）說斬狗尾不能分段斬，一次過便要斬下去；索羅斯（George Soros）表示貨幣不能動搖，一動搖便會狂升得過份。事實上，人民幣必定如索羅斯所言，一直升幅，超越不合理的境界，然後再慢慢下跌回正常水平。

談學券制

香港教育水準每下愈況，實施學券制（voucher），能否力挽狂瀾於既倒？

要談學券制，必先認識學券制。學券制自大經濟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提出伊始，已有五十年，並分為兩種模式：一是佛利民模式，一是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模式。兩者的分別處甚多，大致來說，佛利民高舉自由巿場模式，認為學券制應該：（一）全民適用；（二）所有家長均獲發學券；（三）可在任何達到最低標準的公立或私立學校使用；（四）學券的價值要足夠支付高質素教育的成本；（五）准取學校收取學券以外的「補貼」學費；（六）學生可隨意選擇心儀的學校，反之亦然。至於詹克斯式，則加入了社會政策元素在內，例如學校如有教育空缺，便有責任接收學生、低收入家庭會獲發一張補償學券，以免出現因經濟、宗教和種族因素而形成的障礙等。

全球主要有五個地方實施學券制，包括智利、英格蘭（採用佛利民模式）、哥倫比亞、美國密爾沃基和克利夫蘭（採用詹克斯模式）。結果很清楚，如在１９８０年最先推行學券制的智利，經過八年實踐之後，公立學校的學生持續轉到私校就讀，前者學生下跌了１９％，後者的收生比率則增加３３％，而且學生的成績較優勝。可是，在政治壓力之下，政府不斷撥款給公立學校，令公立學校的營運開支越來越高。

至於美國，實行學券制的結果也與智利不遑多讓，缺點只是有些財政不穩的學校或會藉參加計劃從中取利、由於制度自小一開始實施，有些高班學生未能受惠等，這些弊處都可以輕易改善，學券制的優點實在顯而易見。

我經常都說，有些人苦練三十年功夫，一旦真正實戰時，完全無法發揮，只會使出咬人和扯頭髮等人類本能招數。香港很多經濟學家平時侃侃而談，當真正要評估現實問題時，便完全忘記基本經濟功夫，和盲拳沒有分別。需求曲線（demand curve）是經濟學的金科玉律，不可能被動搖，否則整套經濟學可宣告死亡。需求曲線是指當價錢越高時，需求便越低，反之，當價錢越低時，需求便越大。香港出生率連年下降，對學校的需求只會減少，不會增加（不然也不會有殺校等事件出現），根據需求曲線的定律，學費因此一定下降（現在教育成本不斷上升是官僚制度干擾巿場運作的結果）。何況，如果實行學券制，一定主張開放供應，最低限度開放牟利團體辦學，如智利便出現大量牟利團體辦學，打破學術的壟斷。我們可以請內地或非聯邦的教師，以質素一競高下，如此一來，同一學校成本，一定比現時的「大鑊飯」（即教師無論表現如何，薪酬一樣，純粹視乎年資加薪）制度產生更高的效率。向來經營任何生意，例如食肆，都是以食物質素、服務水準、衛生情況和價錢來決定孰優孰劣，優者大排長龍，劣者黯然倒閉，怎像香港學校般獲政府配給學生，無論教學質素、學生成績和學校環境如何，都無需承受倒閉之苦。教師薪金一致，無獎勵懲罰，如何鼓勵他們努力工作？這是香港教育日走下坡的真正關鍵。目前教統局的五千多名官僚為證明自己的生存價值，不斷增加新的監管和改革，結果教師要用大量時間應付教統局，生產力焉能不低下？不實施學券制挽救下一代，更待何時？

世界何來更安全？

上周四（７／７）下午三時多，我正在公司工作，突見香港股巿大跌，正不明所以，原來是倫敦發生大爆炸。事後，歐洲阿蓋德承認責任，目的當然是為了向英國政府報復。事實上，英國一直緊隨美國政策，而倫敦又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一直是阿蓋德份子的目標。雖然，比起九一一事件，此次襲擊的規模非常小，但倫敦剛奪得２０１２奧運主辦權，國人歡喜若狂，首相貝理雅還信誓旦旦說會加強保安，令恐怖份子無機可乘，阿蓋達卻窺準時機發動襲擊，簡直是重摑了英國一巴掌。

是次襲擊也顯示了阿爾德組織仍有一定的能力。其實當日我甫聽到貝理雅的說話，已經發笑，不知道他有何把握？須知恐怖份子非常難預防，所謂攻者一點，守者萬里。英帝國遺跡把倫敦變成一個人口混雜的城巿，有來自北非、巴基斯坦和西印度等地方的膚色人種，亦有很多回教徒，恐怖份子容易躲藏。加上英國人口老化，引入很多來自上述地方的廉價勞工，自然更容易受襲擊。

再者，回教是一個最頑強的宗教，只有蠶食別人的地盤，從來不會被別人蠶食。回教相信只有一位上帝，不能容忍其他「神」的存在，而且教徒要為上帝奮勇，征服世界各地的異教徒，也就是所謂「聖戰」（Jihad）。由於回教的意識形態，英、美等國要派人滲透入其恐怖組織，非常困難，難以預防恐怖襲擊。

何況，回教相信殉教者死後會升上天堂，獲上帝分派７２處女服侍，因此教徒不惜使用自殺式襲擊，以求死後享樂。發動自殺式襲擊者無後顧之憂，要防備他們，根本困難無比。

布殊說出兵阿富汗後再戰伊拉克，意圖掃平恐怖份子，世界便會變成一個更安全的地方，現在證明根本不切實際。伊拉克人大多是什葉派教徒，反對美國駐軍當地。美軍不撤走，只會與當地民眾不斷發生衝突，但駐軍費用是天文數字，始終非撤走不可。假若到時伊拉克人民選出一位原教旨主義者，反美行動一定更加激烈，國際安全也會受到更大威脅。

另外，美國在以巴問題上偏袒以色列，又支持沙地阿拉伯的獨裁政府駐軍回教聖地，令阿拉伯人非常不滿，進一步威脅國際安全。

更甚的是，目前全球基督教徒約佔２０億，回教徒則約有１３億，其中有些國家的信徒數字尤其「勢均力敵」，如肯雅和尼日利亞，基督徒各回教徒分別各佔當地人口的四成信徒，變成很容易內戰，非常危險。要世界和平，似乎遙遙無期。

七一人數的反省

七一剛過，遊行人數銳減至２．１萬人。其實，直到６月３０日，我都認為今年遊行人數約有１０萬人，結果大錯特錯。從中我得到兩點教訓，首先是世事難以預測，其次更嚴重，即我雖然已經非常小心，由客觀理性告訴自己遊行人數會大幅度下跌，但仍然難免被主觀意願影響了判斷。

２００３年七一大遊行能夠凝聚五十萬人參加，主要動力有二：一是廿三條即將立法，許多人覺得原本享有的自由會被剝奪，危機迫在眉捷。這些人當中包括很多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他們大多對社會事務感到冷漠，結果也被迫採取行動，企圖力挽狂瀾；二是經過沙士大災難後，本已壞透的政府更凸顯其顢頇無能，導致人命損傷慘重，人民生活水準下降，令人覺得忍無可忍，上街疾呼對現存政權的不滿。其實，綜觀歷史，古往今來能夠引起民眾大規模上街的，不外乎是統治集團崩壞，民不聊生，而統治者在當前幹了一件愚行或暴行，激發人民遊行。最近的顏色革命如菲律賓民眾要求阿羅約夫人下台，即是一例。假如沒有大的政治風波，人民生活又沒有甚麼不好，要求民眾上街遊行，無異於緣木求魚。

很多民主派人士不明白為何民調經常有六、七成以上的人支持民主政制和普選，可是到正式上街遊行時，只得很少人參與呢？這牽涉成本問題，要人們付出多少代價。人們接受民調，純粹花少許時間講電話；投票不記名，只須上街到投票站，代價亦少；但上街遊行反對政府，除了要付出時間及勞力外，還要擔心被政府知道後秋後算帳。雖然，這疑慮很多時根本不成立，只是人們過於擔憂，但人們心中很易便存有恐懼。以我自己作例證，很多人叫我不要參加七一遊行，恐怕有後果，可想而知無形威嚇力有多大。要人們為了抽象模糊的概念付出代價，本就不易，所以遊行人數這麼少。

但凡發動每一個政治運動，永遠不能夠僵硬，要有完善的策略準備，兼顧進、退、攻、守。自董建華下台後，民主派所做的事百無一是，令群眾難以認同，例如普選先有二五之爭，對群眾沒有意義；領匯事件大失民心；李永達參與特首補選，更令很多人覺得民主派觀念混亂，對爭取普選沒有一套清晰的概念。至於大肆宣揚和明光社的論戰，以同志走在遊行隊伍前頭，及製造一萬支彩虹旗，當然亦將一部份不贊同的人士趕走。最後，天主教、基督教和教協也紛紛退出，其實大勢已去。及後，民陣自己欺騙自己說人數不重要，若不重要，便不需七一大遊行，參與四五行動和前線的經常性示威便可。奈何民主派做事僵硬而欠缺指導，因此，短期內它的前途一片黯淡。

歧視與反歧視

民間人權陣線堅決以同志團體和基層婦女組織代表帶領今年的「七．一」遊行，引起參加團體之一的明光社的強烈反對。根據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在《明報》撰寫的文章所述，反對理由是「雖然民陣強調大會的訴求仍然是爭取普選和反對官商勾結，但無論其主觀意願如何，同志團體的訴求都會成為新聞界另一個採訪焦點，亦會容易給人一種印象，參與遊行的人都是支持（最少是不反對）同志團體的訴求。當同志團體的橫額、標語和旗幟緊隨大會的橫額之後，使極具爭議的性傾向歧視立法問題，成為了遊行的第三個主題，間接效果形同騎劫了遊行。」

我的一貫立場是尊重人性尊嚴，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但我亦是自由主義份子，不相信凡事都應管治和立法，因為在反歧視立法時，容易管制了人身自由。其實，在這世界上，歧視無所不在，無所不存。所謂歧視也者，是一種思維方法。我們不能仔細理解每一個人，所以將不同的人分類，一見某些人便有大概印象，將之籠統歸類。這種將人的標籤方法，是人類的自然思維方法之一，沒法禁絕。

若以種種不同的歧視情況來說，我認為最常見的是歧視貌醜的人。一個人若擁有不俗的外貌，無論是工作、交朋友和談戀愛，都遠較貌醜的人有利。那麼，是否要立法反歧視貌醜？若然，那每個人上街都要戴面罩、僱主聘請員工時不准看樣貌、談戀愛也不可知對方的樣子，直到結婚才有分曉。因此，除非是因為歷史原因，某類人士的權益被踐踏得很厲害，迫不得已才要立法矯枉。舉例，美國南部黑人長久以來受盡歧視，尤其受到三Ｋ黨（Ku Klux Klan）的打擊與摧殘，迫使聯邦政府不得不通過《民權法案》，制止他們的行動。

真的要反歧視的話，應該先由政府做起。首先，不能在法律上對任何人有任何歧視，其次，政府在行為上也不能將人分類。然而，假如硬性規定私人企業或個人行為都要遵守這兩條原則，便變成干預人身自由，更麻煩的是難以證實。例如，《殘疾歧視條例》目的是保障殘疾人士，結果某僱主解僱某傷殘員工，是因為歧視？該員工工作乏力？還是他經常告假？只有該僱主知道。凡是涉及人心判斷的法例，實在太麻煩，可免則免。等於《性別歧視條例》，完全荒謬，假如一個老闆決心聘請男員工，礙於此條例，不敢在報章廣告註明性別，結果男女求職者紛紛寄出求職信，徒然令老闆和女求職者浪費功夫。又如某僱主一心要解僱某女職員，恰巧該女職員懷孕了，便不能解僱她，否則勞工處馬上會控告該僱主，用政府的金錢和他打官司。這些立法和干擾，往往引起雙方對簿公堂，耗用大量公帑，得不償失。

其實，同性戀是自然行為，很多動物如羊、馬、豬和黑猩猩都是同性戀，若是病態，牠們早已絕種。中國從來沒有歧視同性戀的傳統，以前大部份士大夫都是雙性戀，中國歷史上也從來沒立法要禁制同性戀。至於香港，我不覺得歧視同性戀的情況嚴重，據我所知的某些專業人士，很多都是同性戀者，如大法官、大律師、服裝設計師和藝人等。香港人對他們的態度並沒有歧視，只要自身不受騷擾便行了。

我一向痛恨明光社，今次他們又對民陣的遊行安排大發議論，卻沒有實際的建議，真是令我倍感厭煩。同性戀者當然有權參與民主運動，走在前頭，至於如何解決令人誤會遊行支持反性傾向歧視的問題，方法有二：一是找多些不同的弱勢團體帶領遊行，令傳媒焦點不至於集中在反性別歧視問題上；二是由民陣要求婦女團體和同志團體答應一定要抑制，不喊自己團體的口號，而齊喊大隊「爭取普選」和「反對官商勾結」的口號。

不提名曾蔭權的選委

曾蔭權以７１４票的絕對性壓倒姿態，成為香港總舵主，絲毫沒有驚喜，令人感興趣的反而是不願意提名他的選委，究竟含示甚麼原因及動機。

先說三司十一局中，范徐麗泰沒有表態，但她老是假裝清高、不偏不倚，所以撇開她不談。至於李國章、何志平及唐英年，都簽了支持曾蔭權的同意書，既然如此，為何不來一招順水人情，乾脆提名呢？理論上，他們留任局長便應該提名，但這數人的政治姿態顯然是表明可隨時不幹，只看曾蔭權如何對待自己。何況，他們其實都是有野心做特首的人，無論如何不服曾蔭權，所以簽同意書已是容忍極限，要衝破心理障礙，假惺惺去提名，怎樣也辦不到。

另外有些沒提名的選委，是身份模糊不清，例如像前政協委員如林貝聿嘉、徐四民和莊世平等，又如前區議員葉國忠、郭必錚和侯瑞培等，因資格備受質疑，所以索性不提名，以防遭人非議。其實一旦發生爭拗，就算不計他們的提名，曾蔭權也已獲得超過一百票了，訴諸司法覆核也沒用，不如避免尷尬情況發生。

忠貞民主派中，有５１人支持李永達，他們來自何方呢？其中有２１人是立法會議員，其他主要來自教育界、法律界和高教界等。最糟糕的是一直支持民主派的社福界棄甲倒戈，只有一票不提名曾蔭權。蓋因他們最初說會諮詢業界的意見，看看究竟提名或支持誰，結果鍾庭耀所進行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約有六成的人支持或提名曾蔭權，而他們亦模倣美國選總統的手法，得到一州多數票，即得到全州選舉人票，導致李永達在此界別的提名全軍覆沒。本來，社福界一向維護民主，為何會發生這樣的結果？其實，只要有機會北上工作的功能組別，便會傾向提名曾蔭權。曾蔭權曾承諾會為社工透過透過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取得專業認可在內地工作、爭取殘疾人士入諮詢組織等，在如此強大利誘下，社福界選委又豈會漠視不顧？

至於２１名投票給詹培忠的選委又是誰呢？雖然詹培忠只願公開其中一人是隸屬宗教界的選委胡棣周，但在７９６名選委中，只有１０人沒有提名，所以已可大概知道誰投票支持詹培忠。這包括政協中人如韋基舜、莊世平、楊光和李東海等，均有兩點聯合特色：（一）左派履歷深厚，不怕被人說他們不愛國；（二）已上了年紀，拼了也不怕！他們堅決支持階級立場，痛恨港英餘孽繼續騎在人民頭上。

今次的特首補選投票反映了某些人並不是妄想扭轉甚麼局面，而是表達對曾蔭權的真正不滿。

再談小班教學

自從我寫了〈小班教學於事何補？〉一文後，引起熱烈討論，今次我再談對小班教學的看法，順道也說說如何真正改善香港學生水準的意見。

有人說小班教學有成效與否，在於使用舊式教學法（lock step method），還是新式教學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其實，以美國將每班學生人數減少了４０％、卻對學生成績沒有幫助的事實，已證明問題的癥結不在於採用哪一種教學方法。本來，我也對此摸不著頭腦，後來我明白了。我是編劇出身，認識很多同行，見過很多這樣的情況：編劇要寫劇本，限期不定，有時是一星期，有時是一個月。按理，一個月的時間較多，應該可以炮製出比較好的劇本，但實際卻不然，一個月和一個星期的作品質素，許多時候都沒有太大的差別，原因是很多編劇賴到限期前最後數天，才開始動筆，當然草草了事，甚至未能如期完成，想盡藉口抵賴，例如說颱風來了，將劇本吹出街外（以前電腦未普遍嘛），一番心血付諸流水！等如縱然實施小班教學，許多老師覺得正好不用那麼辛苦，懶惰起來，不會刻意去照顧學生，同時，學生又會比較鬆弛，結果對改善成績完全沒有幫助。

真正能夠提升教學質素的方法，還是採用學券制。部份專業教育人士指學券制會將負擔轉至學生身上，令較貧窮的學生無法負擔學費。他們不是無知幼稚，便是為保飯碗而妖言惑眾。在買賣機制之下，越是競爭，售價便越便宜。以電訊巿場作例子便知道了：政府在９８年取消香港電訊的國際電話專營權，開放了電訊巿場，讓其他電訊公司自由競爭，造就通話費急促下降，遠比以前便宜。假如轉用學券制後，政府不規管整體教學方法，各學校便各施各法，以兩大元素競爭：質素和價錢。無論是採用小班教學，還是大班教學，總之讓每個學生按自己的品味選擇，取代現在的「大鑊飯」教育供應系統，成效肯定明顯，教育經費也遠比現在便宜。

另外，要挽救香港學生的英文水準，必須能夠冷靜地反省現在的教學模式。我的意思不是多花錢去聘請外藉英語教師，或增加英文課，而是要徹底改變香港學生學英語的年齡。普遍來說，香港學生在幼稚園學少許英語，小學學多一點，中學再加重英文課，結果懂得說英語嗎？證據顯示是不會。這不是香港學生的錯，試看台灣和日本已不斷企圖加強國民的英語水準，但９０％以上的人仍無法說英語。以歐美以外地方計，真正能夠說英語的人士，都是他們住的地方強行將英語轉做第一語言，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和以前的香港。事實上，我已談過人類腦部有固定的程式，規定甚麼時候可學懂甚麼。以學語言為例，十歲前最佳，十多歲後要改口音已很難，在十七、八歲後，則基本上連文法都不能學懂（長大後能夠學會別處語言的，除非是搬去該地方，跟當地人每天說個不休），因此我非常反對母語教學，完全違反人類學語言的天性。我認為，只要香港學生自幼時起便接受中、英文訓練，一定可以把雙語學好。

法治何以舉步難行？

人道精神、言論自由、民主、和平…這些價值觀念，是近代文明的精華，但真要計算起來，它們的價值並不等同，有先後之別、輕重之分，如人道精神和和平，代表尊重人的性命和尊嚴，所以凌駕所有觀念之上；然後是言論自由，蓋它乃人類社會進步之母，假如加以箝制，人們不會有創新的意見，必定窒礙社會的發展。至於對普通人來說，有一樣更重要的東西，便是法治。法治是人身安全的保障，和言論自由一樣，是民主的基石。假如沒有法治，人民的生命、財產和安全便沒法得到保障，誰敢投反對黨一票？沒有言論自由，就不敢表達內心真正的意見，縱然有一人一票的普選，也沒有民主可言。這些道理並不奧秘，問題是知易行難。

法律早在中國出現，不要說商代已設有監獄形式，春秋戰國時期的法家，便是成文法的先驅，其後每朝皆修制法律，見諸明文，如《漢律》、《唐律》、《明律》、《清律》等。現在的中共領導人口口聲聲說要「以法治國」，根據的當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奈何其中有可能是惡法，和真正的法理不同，根本不能達到真正法治的境界，也就是所謂「Rule of law」和「Ruled by law」的分別。比如真正的法治必須以公平為原則，違反該原則的則是惡法。二千年前的法家，起碼也認識到立了該法後，立法者本身都要遵從，不能以綁束自己為由，獲得豁免，如《管子．法經》云：「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這也是法律權威所在。可是，內地的法制做到這點嗎？

再者，內地在改革開放前，沒有法律，開放後不斷訂立法例，結果越寫越多，有人甚至說中國不是沒有法律，而是太多，十分混亂。問題是制定多少條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付諸實行。試試隨便拿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法例和相關刑法問胡錦濤，如：人民未經法律程序可以被扣留多久？恐怕他已沒法回答。因為目前在全中國，不知有多少人被逾期扣留，了無限期。至於《憲法》內規定扣留了人民後要通知其家屬，內地執法者當然也沒有遵守。總之，國內並不根據法律程序而扣留的人數甚多，粗略估計，單是港人已有數百，全中國人民想必以萬計。

另外，內地有很多人被冠以形形色色的罪名，加以另類囚禁，例如「雙規」、「勞改」、「收容教育」等，農村又有各類「學習班」，將農民困在一場所內，名為學習，實際上迫他們繳款，不從者便困在房中狂毆。又如以趙紫陽作例子，他並沒有經過法律審訊程序，便被扣留十五年，一直至死，這又是哪門子以法治國？根本視法律如無物！作為蟻民的我，一直對內地法制感到不滿，看到程翔事件，觸及我有感而發。我不介意內地到底有多少條法律，只希望有一條法律確實執行，就是人身保護令，只要做到這一條，中國法律已不至於落後如斯，中國人民也會安全得多。有這條法例，人民縱然被逮捕，也有訴諸法律的可能，否則可以做甚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