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簡約生活

漂白米、漂白蘑菇、假白飯魚、致命豬肉、毒鰻、毒淡水魚……來自內地林林總總的「美食」，組合成一張矚目驚心的高危名單，令人不得不小心挑選食物，然而防不勝防，現在竟說傳統補身中藥如人蔘、田七等亦可能含有致癌物質！原來，內地自開放後，工業急促發展，令土壤產生變化，含有很多金屬，令種植出來的中藥也變質。

造成今天「無毒不在」的局面，小部份原因是源自無知。例如，內地人用抗生毒餵飼豬隻，短視地認為可減少豬的疾病，容易養活，長遠卻令豬隻產生抗體，衍生出惡毒病菌。其實，在歷史上因無知而引起中毒的事件屢見不鮮，如商朝時，商王喜愛用青銅器盛載暖酒來喝，不少結果中鉛毒而死；又如不少皇帝服用了道士所提煉的丹藥，以為可以延長壽命，甚至長生不死，結果反因吸收了丹藥內所含的重金屬而一命嗚呼。

但更大的原因是內地人完全沒有道德規範。現代世界複雜無比，無論是任何一個政府，都無法將人們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事用法律完全列出來，很多時需要依靠傳統和道德規範。中國人無可否認非常聰明，但目前國內很多人卻壓根兒沒有道德規範，結果便會唯利是圖，為了盡快發達，甚麼都敢嘗試去做。為了令食物的顏色漂亮一點，他們特地花功夫染色；為了令動物較易養活和捕捉，於是想出種種不可思議的方法。舉例，我曾在內地吃蒸魚頭雲，那是用一尾叫「仙骨大頭魚」的魚所做的，該魚的頭特別大，身體卻很小，非常好吃。我問老闆這尾魚的來歷，老闆說是中國人發明的，要在魚的小時候挑斷它的某些神經，令它變成白痴，魚頭便特別大；又如中國人養鴕鳥，有鑑於鴕鳥在小時候很易因斷腳而死亡，便利用跌打用藥餵飼牠們，籍以提高鴕鳥的存活率。內地人的種種行為，都是利用聰明才智蓄意去做的，總之成功便繼續照辦煮碗去做，懶理有甚麼後遺症！我們在近十多年來享用了便宜的食物，現在終於自食其果。

目前，特區政府每發現一種食物有問題，便急急去解決，其實，這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要徹底解決有毒食品，必須由北京出手，並從兩個角度出發：
（一）釐定產權問題，並建立法院的威信，一旦發生產權上的爭拗，便由法院裁定，如此產品出現問題時才可以追究責任誰屬；
（二）灌輸正確的公民教育，提昇人們自我規範的道德意識。

由於內地人一切皆向錢看，造成嚴重的環境破壞，環保已成為當前急務。歷史上很多文明都因破壞生態環境而滅亡，最明顯的一個例子便是復活島，該處人民砍伐樹木製造巨型石像，祈求神靈保佑，終於令水土流失、人口銳減，直至毀滅；又如吳哥窟全盛時有１００萬人，也因過份破壞水土和森林而滅亡；馬雅文化亦然，兩河文化發源地現在已成為沙漠。既然環保問題已迫在眉睫，我們能節省的，便應盡量節省，例如可以用油電兩用車代替電油車輛，關掉無須用的電器等。生活簡約一點，環境便好一點，否則只會加速人類的毀滅。

竊聽的原則

曾蔭權繞過立法會，以行政命令批准執法機關的秘密監察，還冠冕堂皇地說此舉可令行動更具規範化及透明度，簡直是顛倒是非，混淆視聽！

須知任何搜捕行動，都應遵從一定的程序，保障當事人的利益。假如透過不合程序的竊聽，將某君逮捕入獄，那與用刀叉食人肉何異！其實，遇到這種情況，一定要依照合法程序，將整件案件抽絲剝繭，細心分析，否則警方隨時可以利用未經批准的秘密監察，逮捕受懷疑的人，就算後來發現他們是無辜的，也已令他們遭受一場無妄之災。

且讓我們參考美國的法例。美國的規定是非常嚴厲的，假如警方懷疑一輛車上載有屍體，而要截停該車輛，首先必須具有合理的理由，如超速或不小心駕駛等；當警方一截停了車子，便必須馬上看見屍體，或殺人凶器，才可以之作為呈堂證供，否則後來就算真的在車上搜到屍體或殺人凶器，都不能以之作證。為何如此？因為美國政府認為，若不是以此來制止警方，警方便可以濫用職權，一旦和甚麼人有仇，便能蓄意截停他的車子，看他有否犯法，甚至在他的車上製造假證據，結果只會令巿民受到侵擾，或製造冤獄。

另外再舉一宗美國的案例。有一次，警方將在某人倒掉的垃圾中發現罪證，向他提出控告，但結果法官不接受這些垃圾作為呈堂證供，原因是警方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搜尋垃圾，侵犯了某人的私隱。美國政府認為，如果容許侵犯私隱的東西呈堂作證，警方便會不時侵犯巿民的私隱，希望找到罪證出來，如此良民便會受到騷擾。為了顧全大部份人的利益，絕不能做這種事。

其實，竊聽和搜查根本沒有任何分別。普通法對居民非常重視，稱之為人的堡壘，所以，警方除非是依法申請搜查令，才可入屋搜查，否則不能任意妄為。至於要成功申請搜查令，則要有足夠的理由去防止罪案發生，或懷疑某人犯罪，或懷疑屋內是犯罪地點，不可任意申請。竊聽的原則和搜查沒有兩樣，為甚麼不需要像搜令般，先進行申請？如此和侵犯個人私隱有甚麼分別？

何況，竊聽隨時容許警方逮捕某人，然後隨意捏造罪證，構成某人入罪，對巿民極之不公平，亦令他們缺乏人身保障。

程翔事件的我見

公眾對於程翔事件所知道的資訊非常少，要作出評論，非常困難，問題是世上大多數字都不會公開足夠資訊，公眾唯有在局限條件之下，對事情作出比較合理的推斷。

我看過一本書，載錄FBI講述心理分析員如何追蹤連環殺手，書內引用了一句名言，大意是指去捉妖怪的人，也要提防自己變成妖怪。我曾經說過很多遍，歷史上北京政府是地下政黨，因此有被迫害情意結和陰謀情意結，這是我們沒法理解的。如果按照現有的資料來看，加上坊間對程翔的評論，北京很明顯認為程翔是間諜。為了找到理由支持程翔貪錢，於是便找來黃偉這個女人。更確實的證據則是台灣確實曾經付錢給程翔，程翔也可能分了一些錢給陸健華。於是，北京便在心中將這些證據串連起來，編了整個故事，認定程翔為了供養黃偉這位情婦而貪錢，導致泥足深陷，做了間諜。

另外，北京也不相信稿費值得這麼多錢；加上囚禁程翔一段日子之後，程翔終於受不了，承認為台灣作間諜，他們便覺得證據確鑿，確認程翔是間諜。

當然，我的看法和北京截然相反。固然，程翔非常愛國，絕不會支持台獨，但我有一個很強力的理由可以推斷程翔不是間諜。若程翔早已替台灣寫普通資料，如領導人的講話和會議紀錄等，而台灣一叫他做間諜，他只要暗中通知北京，便絕對沒危險，北京方面也一定會叫他繼續做，藉以套取台灣的情報網的資料，以及假程翔之手，發放假消息給台灣。果真如此，程翔吃兩家茶禮，盡收中、台兩邊的錢，而且一定立大功，絕不會坐牢，豈不妙哉？憑這點已可推斷程翔不是間諜。

現在北京主要指控程翔竊取了江澤民的講話，好笑的是江的講話怎會是要害的國家機密？另一點重大的反證則是程翔是共產黨陣營的叛徒，最為共產黨討厭；任何人都知道和他接觸，必須非常小心提防。做間諜其中一項最重要的條件，便是那人必須不被別人提防，程翔犯了種種「死穴」，台灣又怎會如此愚蠢，找他當間諜？

北京可能會憑程翔招供這一點，認定程翔罪證如山。其實，要一個人認罪非常容易。在此，我說說一宗很著名的案件。在美國，有一位女孩看心理醫生，心理醫生引導她想像一些畫面出來，女孩越想越多幻象，想到父親在小時候如何強姦她、非禮她、虐待她，結果事件揭發後，父親被逮捕了。父親本為教會人士，除了警察之外，每天都有教會中人勸父親認罪，後來父親認了，更扯出原來暗中是邪教信徒等等。正當大家都以為父親有罪的時候，事件卻有驚人發現：原來女孩是處女，所有供證（父女兩人）全都是幻覺的產品！事實上，人類本能對於事實和想像難以區分，在連續逼問下，意志薄的人就會產生幻覺，進而自誣。就像程翔一樣，將他關久了，要他認甚麼也行。

民主運動的困難

許仕仁在上周四（４／８）訪京，相信特區政府會在曾蔭權發表政制報告之前，推出一份政改方案。據悉，此份方案的內容大意是擴大特首選舉委員會，同時將零八立法會選舉議席增加十席，五席是地區直選，五席是功能組別。

泛民主派對政改方案會作何反應呢？其實，民主黨已經日落西山，尤其按照近期的走勢，下屆選舉難免大敗。現時民望最高的是四十五條關注組，但她最大的問題在於沒有真正的權力去領導別人，她自己本身亦不想領導其他人，因為恐怕成為龍頭後，變成被攻擊的對象。此外，四十五條關注組的一眾律師們，除了吳藹儀擁有廣泛的學識外，其餘只是精研法律，不像美國的政客般，雖然大多是律師出身，但他們是先修畢一個學位，再去讀法律，知識領域自然廣闊。看湯家驊回答問題，知識狹隘，如此很難領導政治運動。因此，民主運動在失去了民主黨這位老大哥領袖之後，群龍無首，欠缺凝聚力，猶如一盤散沙。

有人認為北京政府不願意賦予香港民主改革，有三大理由：

（一）假若讓特區人民選舉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大多數，結果在關鍵性時刻和中央政府對著幹，怎麼辦？例如再發生六四事件，行政長官讉責中央，中央豈不要出動解放軍拘捕他？結果便將香港的繁榮毀於一旦；

（二）最怕民選出來的行政長官或特區政府受外國勢力暗中唆擺；

（三）恐怕香港成為國內模倣象徵。

其實，我覺得頭兩點的恐懼完全不需要。現在北京政府實行的是技術官僚的統治，特區政府會從既定的政策走，我不相信有人具有領袖魅力或視野去將國策大幅度扭轉，如此很難造成大型戲劇性衝突。何況，根據民意調查，香港雖然有６０－７０％的人支持民主，但亦有同樣數目的人認為特區政府應和北京政府改善關係，因此我覺得恐懼無必要存在。至於第三點理由，我覺得並不成立，因為北京相信她能操控國內情況。

從來鬥爭有兩種方法，一是「all or nothing」，一是一步步爭取進逼。民主黨上年在選舉中說要「all or nothing」，堅持爭取零七、零八普選，便不能轉，否則道德破產。至於一步步進逼，則要不斷向北京施加壓力，但泛民主派中沒人這樣做，特區政府人民亦缺乏這種熱誠和鬥心。香港民主運動的進程，實在舉步維艱。

人民幣的升跌機制

人民幣放棄以美元作為聯繫匯率，改為與一籃子貨幣掛鈎，但箇中機制原來很多人不甚清楚，容我解釋一下。

過去，人民幣與美元掛鈎，匯率固定，兌換價十分清楚，但自從脫鈎後，改以一籃子貨幣參考，人民幣變成浮動匯率，每日均可升可跌。然而，一籃子貨幣只是讓人民幣作為參考，因此人民幣的匯價並無綁束性作用。中國當局會考慮一籃子貨幣升跌多少，來決定如何入巿，干預人民幣的匯價，這就是北京所聲稱的有管理的浮動。再者，現行機制並非完全是可升可跌的機制，而是一套有漲跌平板的可跌機制，幅度下限是０．３％。舉例，假設一個月約有２０個交易日，人民幣每天都漲停板，一個月便可升值６％，兩個月便升值１２％。中國當局會視乎國際巿場的反應來決定人民幣升值多少，但最後關鍵，當然是視乎政治和經濟壓力如何。

這種漲跌停板的機制會帶來甚麼影響呢？短期來說，在股巿方面，恒指會在本周開始下調二、三百點，跌至１４５００點左右。本來，恒指應該在上周已開始調整，但因為上周四是期指（２８／７）結算日，必須熬過這次結算，然後才讓股巿下調，但之後一定會再升。

另一方面，此機制將一步步把人民幣推向萬劫不復的境地。要知道，國際炒家對人民幣一直虎視眈眈，伺機炒作。他們有兩種渠道可以買到人民幣：第一．現在中國的外貿盈餘是７００億美元，再加上每年約４００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經常帳及支本帳加起來，大約是１１００億美元，背景是萬多億美元的貿易來往帳，在這龐大的數目中，很容易加入水份，這樣便可以直接用美元兌人民幣。假如情況持續發生，中國當局便要不斷印製人民幣，結果造成通貨膨脹；二是中國人民銀行開盤接受人們買賣人民幣，期貨不交收盤，國際炒家一定會以此累積一定的人民幣資本。當他們累積一定數目的人民幣了，便會作出大手沽售，賺取暴利。假設中國人民銀行受了兩萬億美元賭注，一旦輸１０％，已經是２０００億美元，後果不堪設想。

中國當局指人民幣升值多少，要視乎外貿的承受程度。我已曾說過，縱使人民幣升值１５％，仍有大量外貿盈餘，而且可使用的錢多了，並淘汰最低級的產品，幾乎有百利而無一害。以現時人民幣的升勢來看，一年後約為１美元兌７．７４５人民幣，能達到如此大的差額，是因買盤非常強勁，在此兌換價下仍有機會賺錢，但這亦進一步凸顯人民幣潛伏的危機。

人民幣短期將會再升值

誠如溫家寶所言，人民幣終於在「出其不意」的時候升值。其實，我認為升幅只有２％，不應該叫升值，應該叫做改制，由與單一美元掛鈎改為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浮動匯率。這樣做有正反兩面，好處是更能反映中國的外貿系數，壞處則有二：

• 一是可能經常虧蝕，因為貨幣經常會貶值，例如歐羅跌了，便會連累中國在歐羅方面的外匯儲備蝕錢；
• 二是貨幣的強弱比較模糊，原因是貨幣之間會互相升跌，不像計算和美元掛鈎一般清楚。

人民幣與美元脫鈎，也對美元構成壓力：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高達７１００億美金，其中九成外匯放在美國，人民幣升值後，會流走多少？如果對美元構成壓力，那此舉在美國眼中跟挑釁無疑，此話怎講？例如中國賣掉國庫債券，以前會將盈餘全放在美國，現在則將盈餘調走一半，便對美元的利率和匯率構成壓力，美元若因此下跌，即人民幣對美元進一步升值，同時也對港元的聯繫匯率造成極大衝擊。

目前港元和美元掛鈎，人民幣則與一籃子貨幣掛鈎，如美元近期的強勢因此而逆轉，稍為下跌，而香港最大的貿易夥伴是中國，兩者若表現背馳，人們便會猜測港元會否改與一籃子貨幣掛鈎，對聯繫匯率造成極大考驗。

短線來說，人民幣升值２％，極為愚蠢，顯示拍板決定的胡錦濤和溫家寶不懂得國際貨幣巿場，溫家寶不是趙紫陽般的經濟專家。其實，人民幣升值，一定要一步到位，既然改制，不如乾脆一次升值１０％－１５％。現在分段進行升值，將會帶來嚴重的惡果，一來美國一定不願意，二來國際巿場看好人民幣會再有升幅，將會投入數以萬億計的錢進一步狙擊人民幣，如果屆時人民幣再升值１０％，便要賠錢，輸幅以千億計，根本輸不起！佛利民（Milton Friedman）說斬狗尾不能分段斬，一次過便要斬下去；索羅斯（George Soros）表示貨幣不能動搖，一動搖便會狂升得過份。事實上，人民幣必定如索羅斯所言，一直升幅，超越不合理的境界，然後再慢慢下跌回正常水平。

談學券制

香港教育水準每下愈況，實施學券制（voucher），能否力挽狂瀾於既倒？

要談學券制，必先認識學券制。學券制自大經濟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提出伊始，已有五十年，並分為兩種模式：一是佛利民模式，一是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模式。兩者的分別處甚多，大致來說，佛利民高舉自由巿場模式，認為學券制應該：（一）全民適用；（二）所有家長均獲發學券；（三）可在任何達到最低標準的公立或私立學校使用；（四）學券的價值要足夠支付高質素教育的成本；（五）准取學校收取學券以外的「補貼」學費；（六）學生可隨意選擇心儀的學校，反之亦然。至於詹克斯式，則加入了社會政策元素在內，例如學校如有教育空缺，便有責任接收學生、低收入家庭會獲發一張補償學券，以免出現因經濟、宗教和種族因素而形成的障礙等。

全球主要有五個地方實施學券制，包括智利、英格蘭（採用佛利民模式）、哥倫比亞、美國密爾沃基和克利夫蘭（採用詹克斯模式）。結果很清楚，如在１９８０年最先推行學券制的智利，經過八年實踐之後，公立學校的學生持續轉到私校就讀，前者學生下跌了１９％，後者的收生比率則增加３３％，而且學生的成績較優勝。可是，在政治壓力之下，政府不斷撥款給公立學校，令公立學校的營運開支越來越高。

至於美國，實行學券制的結果也與智利不遑多讓，缺點只是有些財政不穩的學校或會藉參加計劃從中取利、由於制度自小一開始實施，有些高班學生未能受惠等，這些弊處都可以輕易改善，學券制的優點實在顯而易見。

我經常都說，有些人苦練三十年功夫，一旦真正實戰時，完全無法發揮，只會使出咬人和扯頭髮等人類本能招數。香港很多經濟學家平時侃侃而談，當真正要評估現實問題時，便完全忘記基本經濟功夫，和盲拳沒有分別。需求曲線（demand curve）是經濟學的金科玉律，不可能被動搖，否則整套經濟學可宣告死亡。需求曲線是指當價錢越高時，需求便越低，反之，當價錢越低時，需求便越大。香港出生率連年下降，對學校的需求只會減少，不會增加（不然也不會有殺校等事件出現），根據需求曲線的定律，學費因此一定下降（現在教育成本不斷上升是官僚制度干擾巿場運作的結果）。何況，如果實行學券制，一定主張開放供應，最低限度開放牟利團體辦學，如智利便出現大量牟利團體辦學，打破學術的壟斷。我們可以請內地或非聯邦的教師，以質素一競高下，如此一來，同一學校成本，一定比現時的「大鑊飯」（即教師無論表現如何，薪酬一樣，純粹視乎年資加薪）制度產生更高的效率。向來經營任何生意，例如食肆，都是以食物質素、服務水準、衛生情況和價錢來決定孰優孰劣，優者大排長龍，劣者黯然倒閉，怎像香港學校般獲政府配給學生，無論教學質素、學生成績和學校環境如何，都無需承受倒閉之苦。教師薪金一致，無獎勵懲罰，如何鼓勵他們努力工作？這是香港教育日走下坡的真正關鍵。目前教統局的五千多名官僚為證明自己的生存價值，不斷增加新的監管和改革，結果教師要用大量時間應付教統局，生產力焉能不低下？不實施學券制挽救下一代，更待何時？

世界何來更安全？

上周四（７／７）下午三時多，我正在公司工作，突見香港股巿大跌，正不明所以，原來是倫敦發生大爆炸。事後，歐洲阿蓋德承認責任，目的當然是為了向英國政府報復。事實上，英國一直緊隨美國政策，而倫敦又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一直是阿蓋德份子的目標。雖然，比起九一一事件，此次襲擊的規模非常小，但倫敦剛奪得２０１２奧運主辦權，國人歡喜若狂，首相貝理雅還信誓旦旦說會加強保安，令恐怖份子無機可乘，阿蓋達卻窺準時機發動襲擊，簡直是重摑了英國一巴掌。

是次襲擊也顯示了阿爾德組織仍有一定的能力。其實當日我甫聽到貝理雅的說話，已經發笑，不知道他有何把握？須知恐怖份子非常難預防，所謂攻者一點，守者萬里。英帝國遺跡把倫敦變成一個人口混雜的城巿，有來自北非、巴基斯坦和西印度等地方的膚色人種，亦有很多回教徒，恐怖份子容易躲藏。加上英國人口老化，引入很多來自上述地方的廉價勞工，自然更容易受襲擊。

再者，回教是一個最頑強的宗教，只有蠶食別人的地盤，從來不會被別人蠶食。回教相信只有一位上帝，不能容忍其他「神」的存在，而且教徒要為上帝奮勇，征服世界各地的異教徒，也就是所謂「聖戰」（Jihad）。由於回教的意識形態，英、美等國要派人滲透入其恐怖組織，非常困難，難以預防恐怖襲擊。

何況，回教相信殉教者死後會升上天堂，獲上帝分派７２處女服侍，因此教徒不惜使用自殺式襲擊，以求死後享樂。發動自殺式襲擊者無後顧之憂，要防備他們，根本困難無比。

布殊說出兵阿富汗後再戰伊拉克，意圖掃平恐怖份子，世界便會變成一個更安全的地方，現在證明根本不切實際。伊拉克人大多是什葉派教徒，反對美國駐軍當地。美軍不撤走，只會與當地民眾不斷發生衝突，但駐軍費用是天文數字，始終非撤走不可。假若到時伊拉克人民選出一位原教旨主義者，反美行動一定更加激烈，國際安全也會受到更大威脅。

另外，美國在以巴問題上偏袒以色列，又支持沙地阿拉伯的獨裁政府駐軍回教聖地，令阿拉伯人非常不滿，進一步威脅國際安全。

更甚的是，目前全球基督教徒約佔２０億，回教徒則約有１３億，其中有些國家的信徒數字尤其「勢均力敵」，如肯雅和尼日利亞，基督徒各回教徒分別各佔當地人口的四成信徒，變成很容易內戰，非常危險。要世界和平，似乎遙遙無期。

七一人數的反省

七一剛過，遊行人數銳減至２．１萬人。其實，直到６月３０日，我都認為今年遊行人數約有１０萬人，結果大錯特錯。從中我得到兩點教訓，首先是世事難以預測，其次更嚴重，即我雖然已經非常小心，由客觀理性告訴自己遊行人數會大幅度下跌，但仍然難免被主觀意願影響了判斷。

２００３年七一大遊行能夠凝聚五十萬人參加，主要動力有二：一是廿三條即將立法，許多人覺得原本享有的自由會被剝奪，危機迫在眉捷。這些人當中包括很多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他們大多對社會事務感到冷漠，結果也被迫採取行動，企圖力挽狂瀾；二是經過沙士大災難後，本已壞透的政府更凸顯其顢頇無能，導致人命損傷慘重，人民生活水準下降，令人覺得忍無可忍，上街疾呼對現存政權的不滿。其實，綜觀歷史，古往今來能夠引起民眾大規模上街的，不外乎是統治集團崩壞，民不聊生，而統治者在當前幹了一件愚行或暴行，激發人民遊行。最近的顏色革命如菲律賓民眾要求阿羅約夫人下台，即是一例。假如沒有大的政治風波，人民生活又沒有甚麼不好，要求民眾上街遊行，無異於緣木求魚。

很多民主派人士不明白為何民調經常有六、七成以上的人支持民主政制和普選，可是到正式上街遊行時，只得很少人參與呢？這牽涉成本問題，要人們付出多少代價。人們接受民調，純粹花少許時間講電話；投票不記名，只須上街到投票站，代價亦少；但上街遊行反對政府，除了要付出時間及勞力外，還要擔心被政府知道後秋後算帳。雖然，這疑慮很多時根本不成立，只是人們過於擔憂，但人們心中很易便存有恐懼。以我自己作例證，很多人叫我不要參加七一遊行，恐怕有後果，可想而知無形威嚇力有多大。要人們為了抽象模糊的概念付出代價，本就不易，所以遊行人數這麼少。

但凡發動每一個政治運動，永遠不能夠僵硬，要有完善的策略準備，兼顧進、退、攻、守。自董建華下台後，民主派所做的事百無一是，令群眾難以認同，例如普選先有二五之爭，對群眾沒有意義；領匯事件大失民心；李永達參與特首補選，更令很多人覺得民主派觀念混亂，對爭取普選沒有一套清晰的概念。至於大肆宣揚和明光社的論戰，以同志走在遊行隊伍前頭，及製造一萬支彩虹旗，當然亦將一部份不贊同的人士趕走。最後，天主教、基督教和教協也紛紛退出，其實大勢已去。及後，民陣自己欺騙自己說人數不重要，若不重要，便不需七一大遊行，參與四五行動和前線的經常性示威便可。奈何民主派做事僵硬而欠缺指導，因此，短期內它的前途一片黯淡。

歧視與反歧視

民間人權陣線堅決以同志團體和基層婦女組織代表帶領今年的「七．一」遊行，引起參加團體之一的明光社的強烈反對。根據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在《明報》撰寫的文章所述，反對理由是「雖然民陣強調大會的訴求仍然是爭取普選和反對官商勾結，但無論其主觀意願如何，同志團體的訴求都會成為新聞界另一個採訪焦點，亦會容易給人一種印象，參與遊行的人都是支持（最少是不反對）同志團體的訴求。當同志團體的橫額、標語和旗幟緊隨大會的橫額之後，使極具爭議的性傾向歧視立法問題，成為了遊行的第三個主題，間接效果形同騎劫了遊行。」

我的一貫立場是尊重人性尊嚴，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但我亦是自由主義份子，不相信凡事都應管治和立法，因為在反歧視立法時，容易管制了人身自由。其實，在這世界上，歧視無所不在，無所不存。所謂歧視也者，是一種思維方法。我們不能仔細理解每一個人，所以將不同的人分類，一見某些人便有大概印象，將之籠統歸類。這種將人的標籤方法，是人類的自然思維方法之一，沒法禁絕。

若以種種不同的歧視情況來說，我認為最常見的是歧視貌醜的人。一個人若擁有不俗的外貌，無論是工作、交朋友和談戀愛，都遠較貌醜的人有利。那麼，是否要立法反歧視貌醜？若然，那每個人上街都要戴面罩、僱主聘請員工時不准看樣貌、談戀愛也不可知對方的樣子，直到結婚才有分曉。因此，除非是因為歷史原因，某類人士的權益被踐踏得很厲害，迫不得已才要立法矯枉。舉例，美國南部黑人長久以來受盡歧視，尤其受到三Ｋ黨（Ku Klux Klan）的打擊與摧殘，迫使聯邦政府不得不通過《民權法案》，制止他們的行動。

真的要反歧視的話，應該先由政府做起。首先，不能在法律上對任何人有任何歧視，其次，政府在行為上也不能將人分類。然而，假如硬性規定私人企業或個人行為都要遵守這兩條原則，便變成干預人身自由，更麻煩的是難以證實。例如，《殘疾歧視條例》目的是保障殘疾人士，結果某僱主解僱某傷殘員工，是因為歧視？該員工工作乏力？還是他經常告假？只有該僱主知道。凡是涉及人心判斷的法例，實在太麻煩，可免則免。等於《性別歧視條例》，完全荒謬，假如一個老闆決心聘請男員工，礙於此條例，不敢在報章廣告註明性別，結果男女求職者紛紛寄出求職信，徒然令老闆和女求職者浪費功夫。又如某僱主一心要解僱某女職員，恰巧該女職員懷孕了，便不能解僱她，否則勞工處馬上會控告該僱主，用政府的金錢和他打官司。這些立法和干擾，往往引起雙方對簿公堂，耗用大量公帑，得不償失。

其實，同性戀是自然行為，很多動物如羊、馬、豬和黑猩猩都是同性戀，若是病態，牠們早已絕種。中國從來沒有歧視同性戀的傳統，以前大部份士大夫都是雙性戀，中國歷史上也從來沒立法要禁制同性戀。至於香港，我不覺得歧視同性戀的情況嚴重，據我所知的某些專業人士，很多都是同性戀者，如大法官、大律師、服裝設計師和藝人等。香港人對他們的態度並沒有歧視，只要自身不受騷擾便行了。

我一向痛恨明光社，今次他們又對民陣的遊行安排大發議論，卻沒有實際的建議，真是令我倍感厭煩。同性戀者當然有權參與民主運動，走在前頭，至於如何解決令人誤會遊行支持反性傾向歧視的問題，方法有二：一是找多些不同的弱勢團體帶領遊行，令傳媒焦點不至於集中在反性別歧視問題上；二是由民陣要求婦女團體和同志團體答應一定要抑制，不喊自己團體的口號，而齊喊大隊「爭取普選」和「反對官商勾結」的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