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老中生

香港有一個奇怪現象，就是香港的明星藝人都是很年輕的。TVB的藝員，只要稍為人氣低落，即使只有二十七、八歲，也會被安排去當「阿媽級」或「阿爸級」角色，但近年這個狀況卻有所改變。出現這個轉變的原因有數個，最重要的理由是人口年齡的老化。事實上，香港大部份人口都是來自二次大戰戰後嬰兒潮，之後香港的出生率便開始下降。而因為這一批戰後嬰兒逐漸開始老化，他們看到自己同年代的演員的演出自然會產生親切感。



從前我們時常會佩服荷里活電影可以起用「高齡」演員，如梅麗史翠普、奇連依士活，甚至福伯夏里遜福當主角，看他們的電影時，我們都會覺得他們老態盡現，但他們仍然可以獨當一面，這是香港電視電影業從未有過的現象。不過，由去年的《溏心風暴》開始，這些中老年的角色卻開始抬頭，而這絕對是合理的現象，因為他們的演技實在要比很多年輕演員都要好，他們的優勝之處，是那份經過時間、人生歷練沉澱而來的韻味。



當然，還有一個重大的半公開秘密，就是現在的保養、整容和keep fit的方法是遠遠比從前先進有效。以前四十多歲的女人已經像個「阿婆」，但看看現在的米雪，到了六十歲還是很有看頭，美艷非常。再看看夏雨，現在的他也好像年輕了十年，就因為他不久前做了植髮療程。擁有人生閱歷，又有不老的外貌，如此一來，年輕一輩如何抵擋這股「中生潮」？

李國章的愚見

在各方壓力下，李國章將私立幼稚園納入學券制制度之下，若在兩年內加入的話，仍可享用學券制，但這之後便不再有。

李國章的思維，主要是質疑為什麼政府要資助牟利機構？這是很多專業人士(如醫生、律師)常有的思想謬誤。事實上，錢並不是給了那些牟利機構，而是給了那些家長，然後由家長決定怎樣使用。現有的學券制之所以會惹來學券制之父佛利民反對，是因為此制度有兩點令人不解。

首先，同一個人同一對家長，若選擇每年學費不超過一萬八千元的半日制幼稚園，他們便可享用學券，即大約一萬四千元的津貼；但若選擇一所學費超過一萬八千元的話，便不會有。沒有人會明白，學費較昂貴的話不就會令家長陷入更艱難的經濟環境嗎？為什麼在更需要學券的情況下，反而不能獲得津助呢？是對他們選擇收費高幼稚園的懲罰嗎？

第二，天下沒有人比父母更緊張自己子女的教育，拿著政府給予的資助或學券去選擇時，他們不會因為那所幼稚園有叉燒飯送或有脫衣舞看，而是因為他們覺得那所學校能給予他們的子女最好的教育才會選擇該幼稚園。而學校怎樣運用那筆錢，則一般來說牟利機構會比非牟利機構更有效率，因為非牟利學校背後有龐大的慈善或宗教團體支持，有一定的官僚架構，亦不容易倒閉，而牟利即否。

現在的學券制度是不准資助用在可能較有效率的地方上，這簡直是貓捉老鼠，多管閒事。我曾經多次說過，巿場經濟和民主同樣是建基於自由主義，而自由主義則是尊重個人的抉擇。若你不相信人民有能力為自己子女選擇一所好的學校，你一樣不會相信他們能夠選出一個好特首。

陳馮富珍當選的啟示

陳馮富珍作為世界上處理沙士最惡劣、死人最多的地方公共衛生負責人，竟然能夠當選世衛總幹事，証明了中國外交無與倫比的勢力。

日本候選人的大敗(不入最後一輪)，更加是對日本敲響了警鐘。如果日本要在外交上繼續與中國對抗的話，她永遠只會落得慘敗的收場，永遠不能成為有強大影響 力的國家。最嚴重的問題是，美國到最後支持中國，亦即是說美國對日本的支持是有限度，是要以不觸怒中國為原則的。日本要倚靠美國，但美國卻不敢激怒中國， 因為在很多國際問題上，美國都需要中國的合作，更不用說在經濟上的嚴重互相依賴。

為何中國在外交上會有此優勢呢？

首先，是由於中國的革命傳統。由毛澤東開始，中國已經與第三世界國家作平等交往，而且亦不像日本般有資本主義的氣焰，能以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的立場出發，從而與非洲等國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誼。

第二，是現在中國富起來，亦花得起。日本要花錢，必須通過國會，但中國就不同了，只要胡主席一人點頭，就能動用一百億美金，錢使得疏爽痛快！

加上中國始終是戰略大國(十三億人口的核武大國)，舉足輕重，三個元素加起來，便將日本殺個遍甲不留。而其實這次陳馮富珍選就是要証明這點給日本人看。

林漢烈案背後的利益衝突

繼德福滅門慘案及張子強案之後，林漢烈案要在大陸開審同樣是令很多人大惑不解。因為這一件謀殺案分明是在香港發生，買兇的整個過程亦在香港進行，主兇和主要受害人也是香港人，只不過是犯人潛逃大陸而已，那麼何以要在大陸審而不在香港審訊呢？在此，我意圖為這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決定解釋一下。

首先，這種重要的案件不能在香港審理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那些疑犯是在大陸被拘捕的，案是在大陸被偵破的。照我估計，大陸的公安必定曾對疑犯嚴刑迫供，以獲得認罪的口供。一旦讓疑犯回到港進行審訊，便會完全脫離他們控制，疑兇必定會以此原因意圖推翻之前的口供，令大陸公安的形象嚴重受損，十分丟假。

而另外一個原因純粹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腹的揣測，就是聽說案中主要疑兇楊家安的家屬準備了三億人民幣用作疏通，這樣重大的利益當然是要留在大陸了。只要一判死緩，三億便袋袋平安。所以，案件絕對不能送回香港，反正香港法庭不能被疏通，損己而不利人，是天打雷劈的。

可笑之至

程翔最終被判監五年。

其實，說程翔是間碟，將他扣留了年多之後先作出審判，整過審訊的過程是秘密的，本來這種法治已是可笑得很，而結果，連判他五年這個刑期都是很可笑，都是歪曲法律。

因為根據中國刑法，間碟罪一成立，最低的刑罰是判監8至10年。那程翔為什麼要判五年呢？為什麼判決要拖延這麼久才宣佈呢？很明顯，是因為政治局決定了要判他五年，但法院卻想不到如何解釋這個判決。搜盡枯腸之後，終於想到因「自首」減刑這個可笑的藉口。
何謂「自首」？根據中國《六法全書》，要符合下列三種情況才可作「自首」論。

• 第一，必須在犯罪事實未被發現之前。即是說，你殺了人或偷了錢這個事實是未被任何第三者知道；

• 第二， 你不是主要嫌疑人；

• 第三， 當然是絕對不能在被拘捕之後；

因為自首是可以減刑的，所以必須符合以上三個條件。否則，每個認為自己無法脫罪的人，到最後關頭都會自首。在拘捕之後態度良好，充其量只可算作認罪，而不是自首。舉一個例，一個人殺了人，事情被另一個人目擊，兇手逃走了，而目擊者不單也離開了，更沒有報警。這情況下，因為有人遇害這個事實已被第三者知道，所以就算之後兇手往自首，都不會被接受。

若說程翔被拘捕之後主動交待事實就是自首的話，那麼大部份被拘捕的人都自了首，何況我看程翔根本沒有認罪呢！

四個 “I”的問題

在微觀經濟的層面，我們很多時採用其他組織形式來處理問題，最明顯的就是發作在家庭和公司。家庭內部主要是一種集體經濟，資源分配都是指令式的。而在公司則是等級式的，即是說，大概要做多少工作，便會分配到多少的利益，權利分配在加入公司的時候已經說好。所以從來在任何的一個經濟體系裏，巿場因素永遠只是小部份。

但最重要的是，在最高、最宏觀的層次，你不能不用巿場的。
我曾經說過一個「旅行推銷員的計算」的理論，例如推銷員要到三個地點，怎樣才最快完成旅程呢？如果數點有限的話，任何人都可以很快地計算出來。但每多一點，便會幾何級地增多計算。

同樣道理，在只有四個人的家庭裏，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四四六六拆掂它」，或在公司裏，則是由可見的工作表現釐定，你勤奮能幹，自然升職加薪，否則立即炒魷，這種形式的交易成本相對於巿場絕對便宜。但當人數變多，要將每個人的需求、心理狀態和內部知識等因素去綜合計算，基本上是沒可能做到的。同樣，如果有一間公司是太過龐大的話，即使有再多資金，也是沒可能成功運作的。世上是沒可能有一間一千萬人的公司存在，因為公司人數膨漲至某一點時，內部的資訊運算回饋之繁複，會令公司自動崩潰，破產收場，無可挽救。

同樣，為何有一些事我們一定要由政府去做呢？因為這樣的交易成本是最低的，政府法院可以隨意決定法例、政策、判決，使交易時不用考慮到不常見的處境而大量節省交易成本。但當運用政府機能去做從事操作行為，便一定要非常小心，因為有四個問題是永遠無法解決。這便是所謂的四個“I”，可以解釋為何政府做事永遠沒效率。

四個“I”分別是「Information」、「Incentive」、「Investment」和「Innovation」。

海耶克所說的集中在第一個“I” – Information上。他說，資訊很多時不能夠集中，是因為那個人本身都不知道自己有那些資訊。例如一個做餅師傅不能告訴你，造餅時要搓多少下麵團，因為他們也是憑感覺去做。這就是所謂的 “Intrinsic Knowledge”，連當時人都是全憑感覺去做，這種資訊根本無法集中。而且事實上亦無法將所有人的資訊集中處理。大家試想想，在資訊傳遞的過程中，每報導或轉述一次，當中必然會產生誤失，就算是最好意圖的人都不會準確。層層報導之後，那個資訊已變得非常不準確。舉個例子，工廠某職員要做這個月的預算，為了保護自己，一定會將成本算高一點，預計生意額卻要保守一點，若經手的每個人都為自己做一點點修改，資訊到最後就會被扭曲得面目全非。而社會主義的崩壞，正是這一個問題已經無法化解。

而最多人知道的是第二點，Incentive。
每個人都明白，沒有誘因是無法令一個搏拼工作的。若分配的公式已經固定，做多做少結果都係一樣，那又如何可令人勤力、自動自覺去工作呢？

第三是Investment。
因為第一點的扭曲，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巿場的真實情況，你的投資往往是錯誤的。

第四點是Innovation。
現實世界中，是不停有公司被淘汰和倒閉的，但正因為現實是這樣殘酷，便要不斷想出一些新方法來求生，因此才會有創新。如果沒這種壓力，創新便會大幅度減緩。如果你在政府工作，工作的部門永遠不會倒閉，最保險的做法當然是依循舊有的方法去做。所以說，創新是迫出來的。

以上問題，幾乎是無可致辯的事，可惜某些左派的人仍然看不通，為何政府做事會如此昂貴和沒效率，而計劃經濟為何一定失敗。大幻者終身不解。

先發制人的謬誤

無論是美國攻打伊拉克還是最近以色列攻打黎巴嫩，所持的理論都是「先發制人」。即是說，假如對方是有敵意、準備向你動武的話，首先向對方動武是合理的。

這個邏輯是完全不能夠成立的。
首先，因為對方到底是想動武，還是只是對你懷有敵視，當時的真正想法只存在於當事人心裏，其他人是永遠無法知道。而兩種心態表現出來的態度卻是一樣的。所以很多時候，最終你極有可能會誤打了一個原本只是對你懷有敵意、根本沒有想過要對你動武的人。這樣做嚴重破壞和平。

舉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當年日本攻打中國，主要的理由是要迫中國人放棄排日，要中國政府立即解散所有反日團體，不要再舉行反日活動。因為站在日本的立場，若中國裏有這麼多人反日的話，終有一天會威脅到已經佔領了的華北，或者是已建立的傀儡政府清州國，更不要說還有朝鮮了。其實大家都知道，中國民間雖然有反日情緒，但要主動去攻打日本還是天荒夜談。至於有士兵失蹤、被殺，即是現在以色列運用的藉口，更是日本人常用的。好像濟南事變，藉口日本軍人被殺；九一八事變，指瀋陽鐵路被毀；七七盧溝橋事變中，指有士兵失蹤等，例子俯拾即是。如何構成開戰理由，實在是自由心証，世上亦因此多了許多戰爭。

第二，就是所謂的不可避免性，認為形勢至此雙方開戰是無可避免的，所以要先發制人，這從歷史上亦可証明是錯誤的。感覺到不可避免性最嚴重的應該就是 1950年代的美蘇關係，但歷史告訴大家結果如何。因為這個世界的變化難以估計，在歷史上這種情況是屢見不鮮的。於十九世紀，英法的對立是相當嚴重的，但英國和法國結果都是沒打過仗，反而最後聯手攻打德國。形勢瞬息萬變，很多事是最初無法預料的。冷戰時期美蘇對立如此激烈，若當時美國先發制人攻打蘇聯，可以想像血流成河的慘烈戰況，人類的傷亡可能數以億計，現在已經証明所謂不可避免只是鏡花水月。

書生論政

上星期的風蕭蕭節目中，長毛曾經形容我跟Eddie是書生。

對於這個稱謂，我從來不介意。不過我認為自己是一個略懂生意之道和攪一下創作的書生而已。

說起書生論政，一般人的印象是脫離現實。其實，這要看那一個人有沒有人生經驗、夠不夠入世。很多時書生會理論性很強，卻缺乏人生經驗，因此有時觀點令人生笑。除此之外，我一向自覺避免書生論政的「三不可」：

第一， 不可因為主觀願望而忽視客觀現實。
這等如法輪功整天說中共將會倒台一樣，自己希望那件事情發生，眼中看到的所有證據都是指向那件事。長毛經常預言曾蔭權民望會迅速下跌，亦可作如是觀。

第二， 不可「聽而不聞」
自己有了一套理論架構之後，其他人的說話都聽不入耳。別人講任何說話，第一時間不是去思考那句話的對錯，而是去想如何去反駁它。陳雲所說，「不為書、不為上」，不可只根據書本，也不可以只根據形而上學。

最後一點，亦是最容易犯的一點，就是讀書人尤不可以有酸氣。
酸氣就是指因為自覺社會地位、事業成就和財富都不如人，所以在說起任何成功人士、有錢的人士的時候都帶一種酸溜溜的味道。這也是窮書生最容易犯的毛病。陶傑就經常如此。

最後一塊砌圖

自從03、04年後，北京對香港的維思作出了重大改變，並逐步從新建構。在今次葉劉淑儀再度活躍之後，整個構圖便已經完整。

九七年回歸後，其實北京並不是真的想操控香港內政，因為他們對香港的民生、政制、公務員體制嚴重了解不足，根本不懂怎樣去「遙控」香港，想做也做不到。

結果在董建華施政的時期，攪出五十萬人上街遊行事件，北京用了一年去深思和研究。到了04年，又再有大量巿民上街，北京知道非改不可。而往後發生的事，包括撤換董建華，已成歷史。

可以說，北京得到的教訓大致有以下幾點：

第一，香港跟台灣一樣，不能對自己不高興的事作出猛烈回應，要輕 描淡寫，否則只會有反效果，出現更大的反彈力；

第二，香港是開放社會，社會人士與國外有著千絲縷的關係。香港對北京的最大作用是對外集資，所以在香港不能做出會觸動外國投資者神經的事；

第三，他們也明白「二世祖」、商人等不是公務員出身，沒有實際管理政府經驗的人士並不適合做特首，而且這個人一定要有民意基礎；

第四，經過20年、花掉數億經費，卻只換來不足30%的選票，已証明民建聯是扶不起的阿斗，永遠不能成為執政黨；

第五，要順利管治，必須獲得半民主的立法會和傳媒的支持，故此重新培育的執政黨必需要有民意基礎和能號召香港精英，而且不能是左派。因為出身左派是原罪，民建聯就是因為這原罪而註定失敗；

能指揮公務員、得到精英階層尊重、在立法會有足夠的票數，還要有管理政府經驗……曾蔭權基本上達到了要求，而最後一筆，就由葉劉淑儀來用3至5年的時間去完成。

行政、立法、公務員、傳媒、民意，這就是管理香港的完整構圖。按照星架坡和日本經驗是可以建立立足於普選而長期穩定一黨獨大的狀況的。

陳太的決心

陳太是否會去參選特首，她首要考慮的前題是有沒有足夠的提名。若她不能肯定得到100票的提名，她便根本沒有決心去參選。因為她怕到最後，萬一她連參選的入場券都沒有的話，會怕被人恥笑。但正正相反，那些抬轎的人卻認為，你不表現出參選的決心，又怎能搏得足夠的候選提名呢？

這便演變成了一個雞和雞蛋的問題。

這個世界，要幹這種事是永遠不能太過「穩陣」，最後一定要有三分冒險，太「穩陣」反而會失敗。好像諸葛亮擅於治國，但用兵他卻未嘗勝過一仗，其中一個主要的理由就是他太過「穩陣」。

到這裏我跟大家說一個小故事。
當日桓溫帶兵攻到壩上，屯兵渭水，王猛往見他，二人捉蝨詳談。桓溫有感而發，說：我出兵千里來到這裏，距離長安不過是旦夕之間，為何關中的父老不一同起義來迎接我呢？」王猛聽罷便答他說，他們是在等他過河。因為大軍一過渭水，遇到敵人的話便不能輕易回頭撤退，這表示他也是豁了出去、背水一戰。你在搏命時，人們自然會跟隨你搏命。但若你也有所保留，處處預留退路，那為什麼其他人要為你拼命呢？

即是如果提名了陳太是會得罪中央的話，陳太自己都不敢放手一搏的話，又有誰敢去為她搏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