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許三妻四妾 打造「代母港」

繼四叔利用高科技方法一索得三男孫之後，本周三立法會議員林健鋒又獻新猷，認為香港可以將這種服務發揚光大，修改法例容許商業代母在港經營，打造香港成為「代母港」，但在推行時必須注意不可讓北方佳麗壟斷代母行業。

對於林健鋒的建議我有少許修改，就是既然容許商業代母存在，那是否也應該容許利用自然方法令代母成孕呢？

因為這樣的話，起碼雙方在過程中會較為愉快。甚至我認為可以看看是否應該恢復《大清律例》，准許納妾呢？因為以往妾在某程度上是一個生孩子的工具，只要將妾改為代母即可。

港女不願生孩子

不過有一點我不太想得通，就是如何能防止北方佳麗壟斷代母行業。香港的女性連生育自己的小孩子也不願意，現時香港是世上生育率最低的城市之一，每個女性平均只生0.86個小孩，又怎會願意花上一年時間去代其他人生孩子呢？要預防北方佳麗壟斷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五湖四海地輸入代母，即使代母來自非洲或印度也沒關係，因為只要卵子來自中國人，生出來的孩子仍然是純種中國人。

這做法唯一的障礙，是不可與這些代母採用自然方法成孕，而且要另外想辦法籌募卵子。

蘇花公路落後非常

台灣蘇花公路坍塌，事件中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從報道片段可見，蘇花作為台灣其中一條主要幹線公路，竟然是恍如原始的山路般簡陋。在暴風雨期間出現坍塌，有時固然難以避免，然而在非受地震影響下，一條公路會在多個地點同時發生坍塌，則公共設施質素實在很有問題，這條公路實在極之危險。要興建一條沿山而建的公路，必須做好兩邊護土牆及防撞欄杆的建設，但工程造價卻非常昂貴，因此近代多以隧道代替沿山公路。而從蘇花公路的情況來看，台灣這類公共設施實在非常落後。

國內網民竟幸災樂禍

國內同胞在海外遇難，大家都予以深切同情，然而接着卻出現了很奇怪的事。在傳媒揭露遇難旅行團原來有一半團友為珠海地稅局人員以公費旅遊後，我發現國內網站留言反應幸災樂禍者竟佔了多數，例如「珠海納稅人目前情緒穩定」、「孩子們，快複習，去珠海考公務員」，甚至「死吧！要死多點」。

遇難的其實不過是中下級公務員，應不至如此仇恨，即使死了也不放過，但實際上民情卻是如此。

國內人民對整個官僚系統的仇恨到達這個程度，其實已非常險峻。好像之前廣西梧州暴亂，兩個公安被打死，網民貼出照片，市民的反應竟是高興不已。

超級議席選舉其實無得揀

香港特區政府已正式提出新增區議會功能組別候選人須為現任民選區議員，並將提名人數由10人增至15人。我們知道，這方案是必然會獲得通過的，因為政改是大是大非的議題，西環「吹雞」，保皇黨當然要熱烈支持。而且，這方案對誰最有利呢？誰握有最多的區議會議席呢？答案就是民建聯和工聯會。其他扮獨立的區議員，其實也是受西環指使的。
政改的是與非至此已非常清楚。香港現在有多少政團能擁有15個區議會議席呢？答案只有4個：民主黨、民協、民建聯和工聯會。民協下一屆恐怕不會再有15席了，因為當區議員議席變得如此重要時，其他政黨如民建聯、工聯會等，必然會投入更多經費去競選，民協手上的議席最易成為競爭目標，何況民協在西九還會受到社民連的夾擊呢！


增加民主成份成笑話

如此一來，情況就更妙了。有資格參與角逐的只剩下3個政團，而這3個政團會提名多少個候選人？若3者按香港選民比例協調提名5位候選人，即民主黨3個、民建聯和工聯會各一個的話，就會變成等額選舉，連選也省了。倘若他們堅持這樣做，是沒有人能夠制止的。不過這樣做又未免太難看了，改為民主黨提名3個，民建聯和工聯會分別提名兩個，會不會好一點？民建聯與工聯會配票機制可靠，結果其實等同等額選舉。這是我們早已預言的結果，這就是民主黨所謂的「增加民主成份」。
我曾說個一個笑話–有天我問我太太：「為甚麼結婚21年來，我從來沒有其他女人可以選擇？」我太太說：「不對，你可以有3個選擇。第一，是平時的我；第二，是不穿衣服的我；第三，是穿蕭雙雙校服的我。你選哪一個？」最後，我唯有選擇平時的她，因為至少沒有這麼惡心。而他們所講的「民主成份」，也大概如此。

口若懸河
蕭若元

看中國反日情緒

內地連續3星期出現反日示威活動，據日本放送協會報道，在過去數天，有超過10個中國城市有市民號召反日示威。在此，我想與大家分享一下內地反日情緒的問題。

日本曾侵略中國而且不肯認錯，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對此我們是應該鍥而不捨地追究下去的，但在不停聲討的期間，我們必須明白絕不應影響到現實政治。

身處在21世紀，20世紀、甚至19世紀的思維模式和手段已不再合用。在19世紀，人們每每會使用武力威嚇他人。20世紀中期之前，大型戰爭仍有機會發生。及至20世紀中業之後，所有的戰爭其實都只是小型戰爭。美國攻打伊拉克，伊拉克實在是沒有甚麼抵抗能力的。美國是絕對不會向大國如中國、俄羅斯開戰，甚至連伊朗也不會考慮。

自從20世紀中業以來，席捲世界的3大思想分別是「民主」、「自由經濟」及「和平主義」。

「和平主義」，就是我們絕不能接受利用戰爭去解決任何爭端。國內群眾受到愛國主義的教育，卻沒有同時受到近代文明的教育，「殺掉所有日本人」、「將日本人趕出地球」等示威標語口號，只會令中華民族蒙羞。

（本文內容不代表本報立場）

口若懸河
蕭若元

颱風真正威力 年輕人難想像

文章下筆時為22日下午3時，看情況颱風「鮎魚」是不會吹襲香港的了，否則它本來應是有史以來吹襲香港的最強颱風，因為它的中心風速可高達200公里。

相信大家都有不少關於颱風的童年回憶。記得在我年輕的時代，每遇颱風，市面的氣氛都比現在緊張得多。我想這是因為當年建築物的質素相對較差，許多房屋都有漏水的情況，玻璃窗也並非鋁造，不夠堅固，要用面盤去盛滲漏的水滴。木屋區情形就更淒慘，擔心一片屋頂隨時會被捲走。近年颱風已甚少在香港造成嚴重傷亡，除了因為建築物變得紮實，也因為現時的預警系統比以前進步，新一代也許不能想像颱風原來能造成嚴重破壞。

丙午風災曾殺5%港人

香港歷史上最嚴重的風災，是1906年的丙午風災。由掛起3號風至改掛10號風球，只歷時個多小時，完全沒防備的時間。因此那次風災造成1.5萬人死亡，而當時香港人口只有32萬，死亡人數達人口的5%，即等如現在的香港死了35萬人，這個是我們無法想像的數字。從歷史圖片可見，當時海上布滿屍體，要用木筏打撈上岸。繼此之後，1937年的丁丑風災也造成近1.1萬人死亡。而戰後最嚴重的風災應是1962年的溫黛，造成183人死亡，我相信這也是這一代人回憶中最嚴重的一次。

當然，颱風在孟加拉至今仍然造成嚴重傷亡，主因是孟加拉大部份地方低於水平線，巨浪的破壞力極強。現時預測風暴的技術已不可同日而喻。1906年時只能靠風向、濕度和氣壓等去估計；戰後則改用雷達，準確度已大大提升；時至今日，有衛星和超級電腦幫助，颱風對我們已無任何懸念可言。

幫助重病患者政府有責

基本上我們可以從3個層面去處理香港的醫療保險問題。首先，小病應該由私人醫療處理，甚至連保險也不需要。其次，中型疾病可以保險的方式去處理，不過如何防止濫用，則是另一個大問題，容後再作詳細討論。第三，政府其實無法避逃照顧嚴重病患者的責任，外國的醫療制度亦有這個發展的趨勢，因為這是道德風險最低的方法，沒有人會因為想去騙化療療程而去偽裝患上癌症。既然病人如此不幸患上重病，政府就只能負上照顧他們的責任，然後靠處理大量病人將成本減低。

應允英聯邦醫生來港執業

另外，增加醫生及醫護人員供應亦是非常重要，最低限度要恢復1997年以前聯邦醫生可在港執業的制度；或是利用新科技，准許各地合資格的醫生作遙距診症；又或是容許國內達到某種資格的醫生來港執業；更可如董建華曾提出、卻多年來未有推行的建議，建設一所大型的中西醫結合的教學醫院，部份病人用中醫方法去診治，也是節省成本的好方法。

最後，如果政府想鼓勵市民儲蓄，我認為最有效的方法，是市民可按照不同年齡，將不同金額的保健費存入政府的戶口，市民存兩元，政府即會給他補貼一元，而存款可以交易所買賣基金（ETF）等行政費用較低的方法投資。當有需要時，市民可提取自己的存款，供自己治病，而在自願的情況下，更可挪用這筆款項供家人治病，形成聯合互保的效果。這個計劃的好處是，若你在生時沒有使用過這筆存款，可在死後將款項轉移給自己的子女，這樣不但可使供款者不會亂用供款，也能增加市民的保健意識及誘因。這是一種混合的制度，道德風險亦是最小的。

自願醫保吸引力存疑

過去10年，香港特區政府不斷為醫療融資計劃作出諮詢，心底裏其實是想推行強制性供款，然後用私人保險的方法運作，不過每次都遭到市民極大反對。主要原因是現在香港的公共醫療基本上是免費的，精明的香港人又怎會忽然願意付錢？
香港的醫療體系是由甚麼構成的呢？其中約55%是公共醫療，45%是私營醫療。小病如傷風咳嗽，大部份人都會光顧私家醫生，大病則會到公立醫院，因為到公立醫院看小病是須要輪候的，輪候所付出的時間代價，往往大於私家醫生所收的一兩百元診金。若身患重疾，到私家醫院的治療費用則非常之昂貴，極少香港人能負擔得起，只有選擇公共醫療服務。因此，最難處理的是反而是一些慢性疾病，如白內障，去私家醫院太昂貴，到公共醫院又因為供不應求而需要長期輪候，令病人非常痛苦。


政府未說出實際補貼方法
特區政府碰過無數次壁之後，終於得出今次這套自願性供款計劃。這個供款計劃的特色是毫無儲蓄成份，由政府定立標準保單，然後市民可以因應個人需要增加個別選項。首先我們要問的是，目前市面上的保險公司有數以千計的醫療保險產品，在自願意性基礎下，為甚麼要買政府這個保險呢？政府會說，它這個保險計劃是有很多好處的，例如它會保障一些私營保險不肯保障的人、病症和服務。然而增加保障範圍，無可避免會導致賠償額大增，結果就是保單保費上調，甚至變得比私營保險的保費還要昂貴。在這情況下，市民為甚麼要買較貴的保單呢？原因是它能得到政府的補貼。但是政府卻沒有說出實際補貼的方法。
作為消費者，有甚麼原因會驅使你去買一件你原本不打算買的貨品呢？其中一個原因是減價，而減價在香港醫療保險上就是指政府補貼。假設原本你是不買保險的，現在你買，是因為政府補貼你四成。但政府是不會肯明文註明會津貼四成的，因為它不能知道將會有多少人買，也不知道保單有多大，若最後有300萬人買，而且是買最豪華的計劃，津貼四成就不得了。反過來，政府為求控制成本，可規定補貼20億，平均攤分給所有受保人，這樣的話，如購買保險的人數眾多，補貼就是杯水車薪，使計劃變得毫無吸引力。若政府就如何補貼沒有一個明確表示，是很難使市民參與這個醫療保險計劃。

需求增加致服務收費飛升
上述的都不過是計劃中的一小撮問題，還有其他更多問題需要解決。例如香港的醫生和護士的人數大致是固定的，是不會突然大幅增加的。若有大量人口因為買了保險，而從公共醫院移往私家醫院求診，對私家醫院服務需求自然會增加。在需求增加，而供應不能增加的情況下，只有一個結果，就是服務收費飛升。醫療服務價格上升，令保險賠償額大增，造成保費不斷上漲的惡性循環。台灣和新加坡的情況就是如此，保費在短時間內飆升兩三倍。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口若懸河
蕭若元

醫療保險引致成本失控

全世界的公共醫療是用甚麼方式運作的呢？基本上可分為3種。第一，是政府運用稅收支付全部公共醫療開支，市民使用醫療服務，只須付出極低、甚至毋須付出代價；第二，是靠保險形式實行，這類保險多是強制性的，亦即是每位市民都要繳付一定的保費，在需要時向保險索償；第三，私營，使用者須自付醫療費用，而醫生和醫院亦可自行釐訂收費，政府限制極少。以上3種形式，本上可概括所有國家的公共醫療服務，當然有很多時是3種方法不同比重的混合體，而3種形式各自都有導致醫療成本不斷上升的原因。


公帑支援形式導致濫用

首先，若採取第一種方案，由於使用者只須付出極小的代價，結果必然導致濫用，將需求無限量放大，情況就如以往香港的急症室，不少人因不想輪候街症而使用急症室，最後服務追不上需求，引致醫療水平下跌。於是政府有兩種方法對付濫用：第一，是設定嚴格程序，規範服務內容，這是加拿大所用的方法；第二種就是凡是不會即時致命的疾病，都採取輪候方法處理，這是香港所用的方法。若採取第一種形式限制供應，許多時就不能應付千變萬化的社會現實情況，引致經常出現嚴重的醫療失誤。若採取第二種方法，則慢性疾病患者須經歷漫長的等待，如白內障就可能要等上兩三年。在這情況下，使用者需要付出時間，也要承擔病情在等候期間惡化的風險，這其實是另一種社會代價。簡單來說，這一種形式會在需求者身上產生道德風險。
其次，若採取醫療保險形式，唯一的好處是當你身患危疾，醫療費用可能令你傾家蕩產時，你的風險會由其他人分擔，因此它亦是一種相當受歡迎的制度。然而它所產生的道德風險比第一種更嚴重，因為買了的人固然會盡量使用保險服務，供應服務的人（如醫院、化驗所）亦會鼓勵你用盡服務，甚至連保險從業員，也會教你如何取得最多的服務。當服務需求、賠償和保費形成惡性循環時，醫療成本便不能不失控。


用者自付形式最有效率

第三種形式原則上是最有效率的，不過當你有非常嚴重的疾病時，很多人會傾家蕩產或求醫無門。而它唯一的缺點，是醫療系統收費缺乏透明度，使用者在使用前無法知道實際的收費，在此情況下，使用者就無法找尋最有經濟效益的方法。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口若懸河
蕭若元

開放行醫診金必大幅下調

香港醫療負擔越來越沉重，原因與大部份發達國家一樣，是由於人口老化所致。而香港的人口老化問題，比任何一個地方都嚴重。其次，是由於醫療技術進步，一些從前無藥可救的絕症也有治療的方法。雖然有些方法，如治療癌症的標靶療法，每月費用動輒以十萬計，有些人寧願死了算數。上述原因是顯然易見的，但問題卻另一些較隱藏的原因，其中有兩個最重要。

九七回歸後採排外手段

首先，是醫療人士的專業壟斷。凡是由就業人士監管的發牌制行業，就會有不斷要求更嚴格的傾向，令獲得牌照變得越來越困難。舉例說，假如洗頭剪髮要有牌（不是說笑，美國有些地方真的如此），漸漸地就會有五花八門的要求。最初可能要懂皮膚、頭髮的學理，然後可能要懂一點化學，以判斷適合的洗髮露，進而最好有電工牌，以免在使用風筒、電髮卷等電器時弄傷顧客……最後，洗頭剪髮便會變成非常昂貴的服務。香港醫療就是這樣的一回事。

要當上專科醫生，不得不花上十數年時間，投資成本如此高昂，收費必然會高昂。而實際上，應付普通病症是不需花這麼長時間去讀的。醫療最重要一環是能易於獲得。中國人民健康的大躍進，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文革時期推行赤腳醫生，訓練三數個月便要下鄉行醫。原來沒有醫生的鄉村，只需一個懂得基本衛生和治療的人，就足以令死亡率大跌。

九七前，英聯邦醫生只須在港註冊即可執業。但香港自從九七回歸後，忽然對專業人士採取一種非常排外的手段。現時，所有在外國讀醫科的人，要回港執業，必須重新考試，即使你有諾貝爾醫學獎，也不能幸免。

名醫由月球人變星球人

相信許多人都知道，醫生在投資方面通常十分愚蠢，不少名醫生金融海嘯後因投資失利血本無歸。於是自此之後，他們更勤力去「劏」人，以補償損失。據聞香港最頂尖的醫生已由「月球人」變了「星球人」，由每個月賺「一球」（100萬的俗稱），變成一個星期賺「一球」。我相信，香港專科醫生的收入是美國專科醫生的數倍。大家認為這合理嗎？擁有先進國家專業資格的人，為甚麼不可在香港執業呢？為甚麼不好好利用國內達到一定水準的專科醫生？僅是開放上述兩點，已可令香港醫療成本大跌。何況以現今科技已做到天涯若比鄰，為甚麼不准外國醫生遙距診症呢？醫生更可透過聊天室與病人交談，跟進情況。如此一來，診金必定大幅下調，這豈不是廣大香港市民的福音？當然，這亦是香港醫生的末日。

製播分家放生藝員 電視市場可得平衡

除廣管局嚴重失職、立法會廣播事務委員會視若無睹之外，另一件更不可解的事情，是受害人竟然對他自己的損失和法律權益毫不重視。根據《廣管條例》，因為反競爭行為而造成的損失是可以索償的，亞視、有線和now，在原則上是可以向無電視索取以億計賠償的，但他們沒有這樣做。有人說，這是因為電視圈很小，他們的職員恐怕有朝一日會轉職無，因此不敢向公司建議興訟（雖然勝數極高）。

確保電視業有充份競爭

現時我們要面對的問題是甚麼呢？電視數碼化後，香港大概可容納20至30個電視台，因此多發3個電視牌照看來事在必行。發牌後雖然會增加市場競爭，但幾間新電視台卻需要一段較長時間才可與無拉成較接近的均勢。而根據《廣播條例》，廣管局是有權隨時頒布任何新的條例，來促使有競爭性的電視市場形成。正如在電訊業引入競爭之後，電訊管理局曾經對香港電訊或電訊盈科的行動作出了許多限制。如要在短期內令香港電視業有充份競爭，令香港重新成為文化創意之都的話，就必須引入一些新的條例，以確保競爭市場出現。而這些所謂新條例其實並不新奇，它們在不少國家已經實行，尤其其中的4類條例，廣管局可優先考慮。

電視台不可擁長約藝員

第一，電視台不准擁有長約藝員，電視台聘請藝員工作，均須以部頭或節目作為單位。電視台更加不應同時是藝員的經理人，抽佣剝削藝員在電視台以外的工作收入。事實上，世界各地，如日本或國內的演員，大部份都不屬任何電視台旗下合約藝員，可以自由出現於不同的電視台節目及活動。

第二，製播分家。許多國家都規定，電視台只是播放渠道，本身不應製作電視劇或其他綜藝性節目。如果香港電視台需要外購節目，就自然會有大量製作公司出現，為電視台提供外購節目。在有供求和競爭的環境下，香港的創意文化產業必可如火鳳凰般重生。

第三，均衡節目。無論政府和民間都屢次提出電視台應有均衡的節目類型，但廣管局卻從無任何強制措施，令節目類型比較均衡。除令觀眾有較多選擇外，這也是立即令電視市場較有競爭性的方法。舉例說，限制所有電視台在每晚4個小時的黃金時段內，必須播放劇集、綜合性節目、新聞及紀錄片各一小時，不准只播劇集。那樣，不同電視台就可以透過節目的編排，在同一時段為觀眾提供不同選擇，從而形成競爭。

第四，頻譜拍賣。現時毋須付出一分一毫，就可長期霸佔最有利的發射位置和最多人收看的慣性頻譜。其實頻譜和發射位置理應作定期拍賣，有利位置價高者得，這才是公平。

均衡市場有利創意文化

可以想像，只要推行這4項措施，我們便會得到一個比較均衡的電視市場。這樣無論對電視觀眾，對幕前幕後的創作人來說，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這些都是再明白不過的道理。我們期望立法會議員和各界人士能敦促廣管局向這個方向走，這樣則香港幸甚，香港觀眾幸甚，香港創意文化幸甚。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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