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須為自己留下台階

梁振英最近做的另一件荒謬事件， 是就《蘋果日報》有關恒隆主席陳啟宗獲梁營中人醞釀推薦接任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的報道發表聲明。聲明中指《蘋果日報》的報道失實，並且對《蘋果》過去一周3次刊載內容不實的人事任命報道，內容影響人心，「深表遺憾」。的確，政府高層的人士任命除非得到中央批准，否則不能洩露。不過正是因為真正的名單沒有人知道，所以基本上全港傳媒都在名單未正式公布之前都在玩這種猜人名遊戲。既然大家都有這類型的報道，為何惟獨要就《蘋果日報》的報道發聲明澄清呢？

急不來也急不得

而且《蘋果日報》在有關陳啟宗的報道中，亦不過是說梁營中有人醞釀推薦陳啟宗而已，根本未提梁是否已接獲這建議或作考慮。所謂「梁營中人」範圍甚廣，所指的到底是誰也不知道，何解候任特首辦要出來澄清？此舉實在有一點無私顯見私、此地無銀。

梁振英做事急進，他認為過去政府辦事最大的問題在於「慢」，他上場後首要任務是加快政府處事速度。要達到快的目標，他的方法就是跳過所有程序。曾蔭權為官多年，深明政府做事的程序，知道有些事情急不來也急不得，相反梁振英完全不了解這點，以為一切只要他出力催迫定可成事。可是，事情並不如他想像般順利，遇上障礙他的對付方法只有兩招：第一，向中聯辦哭訴求救；第二，大打民粹牌，每次都以房屋供應等民生事項威嚇港人，如不遵從他的建議便會無屋住無飯吃。不過這種說話講得太多就沒有人再相信。

狠說話覆水難收

作為一個政客，不是不可以說謊，但有機會立即被人拆穿的謊話絕對不能夠說。其次，是謊話不可以說太多。謊話多得連自己也記不住，說話很容易會自相矛盾。第三，一些沒把握的事情不可以說得太堅決，必須要為自己留有下台階。好像今次三司兩副司十四局的建議，說冇「Plan B」，一定要在7月1日之前通過。那麼7月1日前不能通過怎麼辦呢？狠說話覆水難收，試問他如果下得了台呢？梁振英說話從來不留餘地，今次政府重組如是，雙非零配額如是，僭建問題如是。

只懂紙上談兵、沒有實際辦事能力，這就是我反對梁振英上台出任特首的其中一個理由。

強推改組 梁振英缺洞察力

政府架構改組，梁振英的說法絕對是斷章取義。民意調查中除了他引述的問題，之前其實還有另一條問題─「候任特首增設兩個副司長兩個新局長，改組為五司十四局，你傾向贊成還是反對呢？」贊成的只有23.7%，反對的亦只有22.2%，支持和反對的人數相若，而中立的有41.3%，不知道的是12.8%，這顯示支持與反對的人數都不足以代表大部份市民的意見。既然有超過一半的人仍然未有立場，甚至不了解重組建議，為何立法會不可以代表市民去問清楚呢？立法會的職責就是要討論清楚重組架構的好處和壞處。

絕對非小事一樁

梁振英說今次新政府架構改組建議只涉及4個決策局的說法完全是荒謬的。除了新增和合併之外，梁振英的重組建議，還包括重新分配司長或副司長轄下的政策局，這種調動當然對該政策局有所影響。另外，增加副司長一職在憲制上，是增加了一個政府架構層級，絕對是一次重大的憲政改革，並非如他口中所言的小事一樁。

梁振英亦忘記了今次推銷重組建議，必然會遇上之前向中聯辦求救、強行「剪布」而結下的「冤家」。例如其中廣播事務委員會，就是由黃毓民當主席，新增的科技及資訊局要經過他主持的會議討論，是理所當然的。在憲制上，黃毓民絕對有權召開這個會議，如果建制派議員在會議中有任何抗議行為，他亦有權趕他們出會議廳，只要這個會議一天沒開完，建議都不會被通過。梁振英以為強行剪布，便可以完全清除障礙，是沒有政治洞察力的表現。他沒能預計到將會發生的事，也完全不懂得政府的程序。

一直只作壁上觀

以梁振英的處事方法，他在香港這種開放式政局中，必然會碰壁。梁振英沒做過一天公務員，雖然當過行政會議召集人，但亦不過是相等於出任過一般公司的董事局，一直只是作壁上觀，沒有直接參與過公司的實際運作。如果我請一個CEO，他在未上過一天班，就堅決要先徹底改組公司，然後才肯上任的話，我一定會立即炒他魷魚。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管理原則，任何真正懂得管理的人都會知道，要順利接管一間公司，新的領導層都需要先上任，親身體驗及觀察過公司的內部運作情況，摸通所有人事脈絡，了解真正的問題，才會展開改革。假如繼續依照梁振英紙上談兵的行事方式做事，新政府將沒有不動盪的理由。

民主衝擊市場 引發經濟危機

上星期港股累積跌幅超過1,600點，背後有兩個主要問題：首先，是希臘局勢會如何發展。

有評論認為希臘問題注定無法解決。希臘新政府組閣失敗，似乎無法履行歐盟提出的援助方案，希臘人民就退休金及公務員薪酬等問題寸步不讓，根本無法接受一刀切的大幅度緊縮計劃。但若不接受方案，歐盟不再提供援助的話，希臘政府短期內便會耗盡營運資金，甚至退出歐元區。希臘的退出，令人聯想起歐豬五國，即意大利、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的債務危險是否同樣會以「走數」收場，繼而引發資金撤走，令整個歐洲的經濟體系面臨自從大蕭條以來最大的衝擊。

南歐社會主義最惡劣

國家破產或瀕臨破產邊緣的情況時有發生，通常的處理方法，是貨幣大幅度貶值。希臘奉行社會主義政策，企業過度國有化及公務員比例過高，是導致長期入不敷支的基本原因，只要這個情況不改變，問題永遠無法解決。另一個更基本的原因，則源自市場經濟與民主兩個基礎觀念的角力。簡單來說，要經濟有效率地運作，在宏觀層面上，必須以市場經濟原則去作出調節，但是國家政府有責任維持經濟暢順運作之餘，另一個任務，是要保證人民的生命和尊嚴等權利，而這些人權是無法用金錢來量度的，於是社會便產生出另一套機制——民主機制。兩套機制是會發生衝突的。

任何事情用一人一票機制去決定，都會自然走向平均主義，與私產制度發生衝突，要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非常困難。在歐洲，尤其是南歐的社會主義，是最惡劣的社會主義。與北歐國家以津貼為主的政策不同，南歐的社會主義國家傾向設立龐雜的管制條例，如一大堆的勞工法例和過度國有化，因此在削資之前，必須面對許多法治上的矛盾，需要修改大量法例，加強削支計劃的難度。

國內那一套在港行不通

梁振英提出的新架構的劃分方法，顯示出梁振英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以像他那樣沒有實質管治經驗的人來說，企圖獨自利用3個司長去管理14個局，做得到的機會極微。之前董建華當特首時，亦曾說過自己天天工作「七十一」，即是由清晨7時工作至深夜11時，然而依然會被人瞞騙，最後落得一塌糊塗、腳痛下台的收場。如今不但梁振英自己無經驗，還要布置兩個同樣沒經驗的親信進入特區政府最高管理架構，我就即管看看這件事若強行實施，會如何收科。

面對質疑露不悅之色

而且無論是梁振英自己、現在協助他的羅范椒芬，還是盛傳大有機會擔任政務司司長的林鄭月娥，處事作風都相當強硬。然而由於香港是一個開放社會，任何政策都要作出諮詢，所有事都會有反對聲音，因此管理香港其中一個難處，是要克服各方面的政治反對力量。

由於現時的特首並非由普選產生，沒有民意授權，推行政策不可以強制施行，否則必然會遭受到極大的民意反彈，所以政府高層一定要懂得如何游說社會各界接受推出的政策，像今次三司兩副司十四局新架構，就因為沒有諮詢而受到市民的質疑。面對這些質疑，梁振英立即面露不悅之色，羅范椒芬則說政府無需事事諮詢公眾，大可先改組再監察。

恐怕將來要懷念煲呔

或者他們以為在香港可以用國內的模式做事，港人會任由政策先通過再算。但國內那一套在香港是行不通的，若他們真的意圖將國內的做事方法套用到香港的話，很快我們便會見到他們「撞板多過吃飯」。

王莽的改革最終導致天下大亂，他在位14年，最後被殺，當時的人民都渴望新朝盡快崩潰，當時百姓所謂民心思漢的情緒，其實與現時香港人的心情頗為近似，董建華在位時香港人懷念港督彭定康，曾蔭權時期香港人又懷念董建華；日後梁振英上台，恐怕到時可能輪到懷念曾蔭權，因為曾蔭權雖然奉行「不做不錯」的精神，但起碼不會胡亂改革，將市民折騰得死去活來。

泡飯堂泡出一生成就

因着人生際遇的無常與荒謬，我們往往難以為自已定下人生的目標。在我當新聞主播的年代，七點半新聞是無綫最高收視的節目，在無綫台慶的「曬冷」全台藝員大合照中，我甚至會被安排站第一排，即現時一線花旦小生每年都爭得頭崩裂的位置。雖然如此，後來我還是選擇了跟隨何掌邦過檔麗的電視，因為我是個知恩不忘報的人。

編劇花了20年光陰

過檔麗的之後，我除了繼續主持七點半和十一點的晚間新聞之外，有時候我還會做一些晨早節目，毫無運動細胞的我甚至連奧運評述節目也會參與，經常一天工作16個小時。正因為待在電視台的時間特別長，節目與節目之間的空檔我又不能離開，惟有天天在麗的職員飯堂裏泡。在飯堂裏閒極無聊，少不免與不同部門的同事搭訕混熟，不少影視圈的老朋友就是這樣泡回來，其中一個就是麥當雄。有一次麥當雄問我有沒有興趣一起「度劇本」，一度就是20年。

在此之前，我連做夢也沒想過自己會當一個編劇，我亦從未接受過正式的編劇訓練，最初也是抱着嘗試的心態。果然，我的第一部電視劇《大家姐與大狂魔》是失敗作。然後第二部是《大丈夫》，第三部是《鱷魚淚》，我正式躋身編劇界，之後編的電視劇有八百多集，算得上是多產，也創造了一些風潮。但我想說的並不是我的編劇成就，我想說的是，人生中許多事情都是意外，都是沒有計劃的。雖然我在編劇行業上花了二十多年的光陰，編劇也為我的生命帶來重要的影響，但卻與我原來的人生目標一點關係都沒有。

人生途徑無法預計

人生的最終途徑往往是我們完全無法預計，由際遇賜予的，因此越短期的事我們會了解得越多。我們會很清楚今天晚上會到哪間餐廳吃飯，卻無法知道10年後自己將置身何方。人生是一件我們永遠無法預知的東西，若問小兒長大後要幹一番甚麼事業，他們的志願時常單純得可笑，例如我的姨甥女小時候認為世上最威風的成就，就是到無綫電視當舞蹈藝員。又例如我中學時代的死黨，他的志願是服務社會，一心一意要當社工；可是他大學畢業，正式成為社工之後，卻大失所望。現實世界的社工要面對沉重的官僚文書工作，精疲力竭，真正能花在服務對象的時間不多，而且即使願意花時間，也會發現許多個案根本是無能為力，愛莫能助，令他非常沮喪，於是當了幾年社工後便轉往進修法律，當律師賺錢。

深層次矛盾造就振英當選

董建華的八萬五房屋計劃再加上遭逢亞洲金融風暴，香港樓價在1997至2003年沙士爆發過後的5年多時間內一落千丈，普遍私人物業貶值達70%。曾蔭權吸取了董建華的教訓，在上任後馬上縮減主動土地供應，與此同時，大量國內資金流入香港買樓，在供應減少和需求增加的情況下，造就樓價除了在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曾稍為下跌之外，基本上自2004年至今，一直維持上升的軌道。

另一方面，自從大陸改革開放以來，香港工業外移，經濟亦日漸成熟，於是產生兩個後果：第一，由於工業外移，香港社會轉為以服務性行業為主。服務性行業屬知識型經濟，其中不同職位的薪酬差距可以非常大，例如一個每星期能賺100萬的專科醫生是服務性行業，一個只能賺取最低工資時薪的快餐店店務員也是服務性行業。香港並沒有一套再分配制度，令財富分配可以較為平均，因此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況越來越嚴重。

經濟問題造成文化衝突

貧富懸殊加上樓價持續高企，令社會凝聚了一股很大的怨氣。市民感到無法分享過去10年經濟增長的成果，社會大部份人的收入追不上經濟增長，在香港這樣一個已發展城市裏，120萬人仍然活在貧窮線之下，是不可接受的。中產階級亦怨恨無法置業，一方面無法改善擠迫的居住環境，另一方面亦無法分享到樓宇升值的成果。

上述情況尤其在2003年CEPA實施之後越趨嚴重，因為自由行令每年訪港旅客由數百萬增至約2,000萬，但這些自由行旅客在港的消費只集中於化妝品、珠寶鐘錶、高科電器等高消費產品上，能惠及的行業實際上不多，但卻因此令店舖租金非常高昂。由於租金上漲，令各種民生用品的價格亦因此上揚。香港市民未享受到自由行帶來的好處，已先承受了他們帶來的壞處，再加上港人的文化自我保衛機制，就產生了所謂「反蝗蟲論」的文化衝突現象，造成了另一種怨氣。而最近的雙非孕婦及粵港自駕遊等問題，又再強化了這種文化衝突問題。

建制派想法分歧釀撕裂

在這種氛圍下，原來的計劃是讓一切維持現狀繼續下去，以至今年特首選舉亦內定了由唐英年繼任。唐英年是最能夠得到各界，包括了公務員、香港精英體系、富豪體系，甚至香港左派勢力等接受的人選。而處心積慮要當特首的梁振英與香港傳統左派份子，其實是同一類人，他們在香港的勢力越來越大，於是便提出一個說法，指香港存在的深層次矛盾越來越嚴重，如果繼續坐視不理，到2017年普選特首時，這一群代表香港精英管理階層的人未必選得過泛民代表，因此必須找一個似乎可以解決民粹深層次問題的代表人物。而且，既然2017年普選似乎無可避免，早一屆在建制派中引入競爭作為預習，也無可厚非。也就是這種想法，令建制派之間開始發生衝突。

港府的「不神聖聯盟」

在回歸之前，香港中上階層人士的力量，一直是依靠港英政府賦予的。港英政府一直透過委任他們進入各級咨詢委員會，甚至行政會議及立法會議，令他們獲得權力和聲望。

回歸後取消委任制，這班人就轉為利用功能組別，繼續控制了議會內的多數。他們大部份是來自各行各業的領導人物，即所謂的社會精英份子。這些精英份子加上香港的富豪階層和香港的公務員系統，尤其是領導骨幹的政務官集團，再配合香港的左派勢力的支持，就結合成一個「不神聖聯盟」，而這就是回歸首15年香港管治的真相。

聯盟維持香港穩定

這個不神聖聯盟，最至高無上的目的，是維持香港的穩定，務求香港不會出現任何動盪，使香港可以繼續賺錢，為中國作出貢獻以及不會帶來麻煩。然而，自香港引入直選之後，香港有越來越多的直選議員，另一方面，香港的傳媒亦有相當的自由度，基本上是一些肆無忌憚的傳媒，於是要達至穩定，就有一定的工作需要去做，例如組織群眾，操控傳媒等等。這些要出錢出力去做的工作，是那些吃慣免費午餐、只懂等港英政府授予權力的精英份子不會去做的。

許家屯在他的回憶錄中，曾提到他建議香港的豪富辦政黨，以代言人的形 式去做工夫，最後卻沒有人願意去做，但這些工作又不能不做，那麼該由甚麼人去做呢？大家心裏有數，所以自2003年之後，香港政治的操盤權，就已經開始落在西環手上。

尤其是在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中，己證明了其操盤能力，不但足以對抗泛民，也對大部份傳媒有一定的影響力，於是香港的傳統左派人士便開始問：「為何我們要替他人『抬轎』？為何不是由我們來作主呢？」他們在那個不神聖聯盟中，一直是屬較弱勢的一派，既然如今曾蔭權表現不佳，何不讓他們也派個人來試一試呢？

另一個問題是，他們對現今香港社會，有許多看不順眼的地方。首先，這些左派傳統思維的人，一直都認為香港人實在是太自由散漫了，經常示威遊行，令政府威信蕩然無存。第二，所有議題到了立法會都會有反對的聲音，推進任何工程都要經過繁複的審批過程，不像國內般「當機立斷」，工程做得快。第三，政府的決定經常被法院挑戰，利用司法覆核推翻，而且不少法官都反對釋法，在他們的角度看來，反對釋法等同反對中央。在他們眼中，香港的局面是千瘡百孔的，以上的問題都是必須盡快撥亂反正。而梁振英及其支持者，在過去十多年來所持的論調和思維就是如此。

港府的「不神聖聯盟」

在回歸之前，香港中上階層人士的力量，一直是依靠港英政府賦予的。港英政府一直透過委任他們進入各級咨詢委員會，甚至行政會議及立法會議，令他們獲得權力和聲望。

回歸後取消委任制，這班人就轉為利用功能組別，繼續控制了議會內的多數。他們大部份是來自各行各業的領導人物，即所謂的社會精英份子。這些精英份子加上香港的富豪階層和香港的公務員系統，尤其是領導骨幹的政務官集團，再配合香港的左派勢力的支持，就結合成一個「不神聖聯盟」，而這就是回歸首15年香港管治的真相。

聯盟維持香港穩定

這個不神聖聯盟，最至高無上的目的，是維持香港的穩定，務求香港不會出現任何動盪，使香港可以繼續賺錢，為中國作出貢獻以及不會帶來麻煩。然而，自香港引入直選之後，香港有越來越多的直選議員，另一方面，香港的傳媒亦有相當的自由度，基本上是一些肆無忌憚的傳媒，於是要達至穩定，就有一定的工作需要去做，例如組織群眾，操控傳媒等等。這些要出錢出力去做的工作，是那些吃慣免費午餐、只懂等港英政府授予權力的精英份子不會去做的。

許家屯在他的回憶錄中，曾提到他建議香港的豪富辦政黨，以代言人的形 式去做工夫，最後卻沒有人願意去做，但這些工作又不能不做，那麼該由甚麼人去做呢？大家心裏有數，所以自2003年之後，香港政治的操盤權，就已經開始落在西環手上。

尤其是在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中，己證明了其操盤能力，不但足以對抗泛民，也對大部份傳媒有一定的影響力，於是香港的傳統左派人士便開始問：「為何我們要替他人『抬轎』？為何不是由我們來作主呢？」他們在那個不神聖聯盟中，一直是屬較弱勢的一派，既然如今曾蔭權表現不佳，何不讓他們也派個人來試一試呢？

另一個問題是，他們對現今香港社會，有許多看不順眼的地方。首先，這些左派傳統思維的人，一直都認為香港人實在是太自由散漫了，經常示威遊行，令政府威信蕩然無存。第二，所有議題到了立法會都會有反對的聲音，推進任何工程都要經過繁複的審批過程，不像國內般「當機立斷」，工程做得快。第三，政府的決定經常被法院挑戰，利用司法覆核推翻，而且不少法官都反對釋法，在他們的角度看來，反對釋法等同反對中央。在他們眼中，香港的局面是千瘡百孔的，以上的問題都是必須盡快撥亂反正。而梁振英及其支持者，在過去十多年來所持的論調和思維就是如此。

香港必須掛於中國「體外」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問中國，正式向中國領導人意圖提出香港「續約」問題，這一刻，中國導領人頓時陷入了一個艱難的選擇之中。如果以民族主義立場來說，是不能夠容許英國人繼續管治香港的，因為面子實在是放不下去。反過來將香港收回的話，情況又如何呢？正值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香港的經濟力量對整個中國舉足輕重，這個人口只有數百萬的蕞爾小島的生產總值，竟是全中國的20%。尤其是在吸引外資及對外訊息方面香港有無比的優勢，當時在中國的外資，港澳同胞長期佔40%以上。於是，只有像鄧小平這樣有威信的人物，才能夠提出一個非常突破的建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凡贊成回歸都是治港人選

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前提下，中國政府不會直接管治香港。香港會成為中國的一部份，但同時又不屬於中國政經體制的一部份。往後發生的故事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在此我就不再詳述。

這套制度的實際運行，是中央政府基本上只管香港的國防外交以及擁有香港主權，其他所有內部事務就由香港人自己處理。當然，按照鄧小平的說話，管理香港的人是所謂的「愛國愛港」人士的大聯合，只要不是漢奸、鼓吹台獨、藏獨的人士，也就是凡贊成香港回歸中國的人，都可以計算在愛國愛港的行列之內。

我曾用一個相當生動的比喻來形容香港與中國的關係：香港是中國的腎囊。腎囊要長在體外，是因為適合精子生存的溫度較體溫低一兩度，如果長在身體內便會過熱，將殺死精子。香港如果完全成為中國的一部份，香港便會停止產生任何貢獻，但又不可以分割，必須相連一起。因此基本上，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但同時香港又不能在中國之內。

江澤民致力維護一國兩制

江澤民對於香港一國兩制的貫徹執行功勞最大，他為香港建立了一度防火牆，由港澳辦負責隔阻國部委或各省級官員對香港的影響，所有中港事務必須經過港澳辦處理。而朱鎔基訪港時，更曾召見所有的中資企業及各省市的負責人訓話，不准干涉香港事務，尤其三令五申香港人大和政協不可以就香港的問題指手劃腳，否則便會成為香港的第二權力中心。香港自治的基礎是相當強的，但現實的真相是，董建華沒有好好利用這種自治的優勢，將香港弄得一團糟，終於導致2003年50萬人上街。

梁振英有所為有所不為

梁振英上任後有一件事相信是必會做的，就是將原本大面積的土地割開為幾幅小面積的地皮，令每幅土地發展成本降低，讓除了5大地產商以外的較小型地產發展商，如支持他的瑞安、恒隆及其他中資發展商有資格競投；這亦是他得到這些人支持的主要政綱。

上任後民望只會更低

過去特區政府將土地合併出售發展的原因，並非純粹為了方便官商勾結，向地產霸權傾斜，而是因為這樣賣得最高價錢。土地作整體規劃其實是有利的，發展項目中能有更多的剩餘面積作公共空間，樓宇編排更靈活，單位座向亦會較佳。地皮越細就越容易變成像舊日市區的單幢樓般，越細越不值錢。割細地皮不但會令政府收入減少，市民亦看不見任何好處，只會見到更多屏風樓和牙籤樓；因為地皮細，發展商只好這樣規劃。
至於更長遠的政策，將會是困難重重。香港現時的制度是過去百多年一直傳承累積下來的，在社會上早已根深蒂固，並不是單憑少數人之力，可以在短期內動搖得到。

那些對梁振英有期待的市民，如果發現社會只是繼續在目前的軌道上運行的話，許多人便會因而失望。另一方面，不少人都覺得梁振英是一個非常高傲、自信的人，待人的態度通常是嚴苛的，正因為他的嚴苛，容易令人誤解，其人際關係相對難搞；加上市民對他的背景有所懷疑，亦令部份香港市民對他有不信任。何況他當選之日的民調顯示支持度只有35%，與董建華和曾蔭權上任時的民望相比差得遠，雖然他們最終落得的下場有目共睹。有人認為梁振英上任後民望會上升，我認為是天方夜譚。任何人當上香港特首都會民望直插，因為他會被香港社會綑綁着，想做的事辦不到，意圖做任何事都會事倍功半，甚至焦頭爛額。所以可以預言，半年後梁振英的民望會跌至一個甚麼水平，其實亦可思過半。

中國政治變化有影響

香港的大家族在今次權力鬥爭中大敗，但他們是不會甘心就此認輸的。今後他們只會更堅決地用更多的財力去向阿爺打小報告，直至將他「煮死」為止。雖然梁振英的目標是做足10年，但我認為他能夠完成這5年任期的機會亦不算大，因為我們還要考慮中國會有甚麼政治變化直接影響香港。如果中國推行政改，平反六四的話，香港當然要立即普選，他這個特首自然難以再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