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希望 之一

香港的希望 之一
回歸之後，先是金融風暴，繼而沙士，兩番蹂躪之後再喘定，我們才經歷了兩年的好日子，正是好景不常，馬上又遇上了金融海嘯。

曾蔭權的民望跌至同董建華齊平。大多數香港人認為今日的生活水平比九七前更差。我們可以為這情況找出一萬個原因，但一萬個原因中，有一個共同的基礎：就是世界在變，這十年間變得尤其快，我們必須跟著變，方能適應這個劇變中的世界。

這世界在世紀之交時，經濟方面所經歷的最大變局，是中國的崛起。這個佔了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國家的經濟奇蹟性的增長，使世界的經濟布局出現結構性的變化，香港有沒有、能不能在政治上、經濟上作出相應的改轉變，去適應這個變化呢？答案是沒有，和不能。

因為在此同時，我們陷入了政治的困局之中。我們的政治困局是什麼呢？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的政制正處於一個注定成為悲劇的故事腳本中。繼董建華失敗之後，曾蔭權再次失敗，而我們走在這條長長的隧道之中，前路看不到任何光明的。事實上，只要對香港的政制和現實環境稍作理解，便明白香港已變成了無法有效管治的地方：政治上的完全無能，政府動輒得咎，要推行政策時，永遠有既得利益者出現阻撓，令到施政寸步難行。

香港的政治結構是行政主導，今日的特首的權力比昔日的港督還要大。但是這個特首的地位是怎樣得來的呢？他是由一個八百人的小圈子間接選舉出來的。由於傳媒效應，他在當選的一刻會能得到某些民意的支持，但這些支持，卻並不實在。他實質上缺乏了廣大市民的基礎，沒有提出過令到大部分市民同意的政綱，以保證他在執政時能排除別人的反對聲音。

政治任命官員拉雜成軍
在特首之下，有所謂的政治任命官員，包括三司十一局，以及現副局長和局長助理一大堆，加起來大概是三數十人。這三數十人是一班烏合之眾，由董建華時代開始，從來都是臨時拉攏成班，沒有共同的政治信念，也沒有並肩作戰的經驗。這種拉雜成軍的組合導致的結果，就是毫無團隊精神，還會為了將來政治權力而鬼打鬼。

結果，這羣政治任命的官員，完全受制於十六萬公務員及數萬公共機構的僱員。這三數十名官員進入政府體系裏，就等於將三數十隻雞丟進太平洋裏去，同魚蝦蟹一起生活。

負責日常執政的一直是公務員，這個現實亦是董建華的問責制崩潰的底因。董建華末期，他任命的非公務員出身的局長紛紛中箭下馬，已令問責制名存實亡。董規曾隨，曾蔭權新任命的，也幾乎清一色是公務員出身，如此一來，與過往公務員執政的制度又有何分別呢？

使用公務員亦有很大的問題。傳統上，香港的公務員只是命令執行者，決策階層是頂層的千多名英國官員和倫敦的相應機構。當這一班公務員失去政治指導之後，他們所做的事，就是盡量不做事，以避免出錯，尤其發現連特首也不保護他們，避免他們遭受立法會和輿論的攻擊。在這情況下，最佳的自保方法就是不做任何事，什麼也「扯牛皮」。

公務員機制之外，還有立法會。

立法會裏三十個由小圈子選出的功能組別議席不消說了，最大問題反而是直選議席。這三十個直選議員要面對選民的，凡有議題出現，站在選民的利益立場上，他們無法不窮追猛打。如果他們事事贊成政府，不替選民爭取，那麼他們下次選舉時的席位便十分危險。這解釋了一些親建制出身的議員諸如陳婉嫻、田北俊等，偶爾也要對抗政府，也解釋了民建聯、葉劉淑儀在出選時為何批評曾蔭權。

立會直選議員傳媒夾攻
立法會組成的結構，使得由香港六成選民選出的泛民議員在立法會裏長期只佔議會中少數，在泛民選民和泛民立法會議員間，造成極大的不公平感和挫折感，使立法會變成一個壓力團體。但這仍然不是絕對悲劇產生的主要原因。

絕對悲劇產生的主要原因，來自香港這一個開放社會，我們有七百萬不受管束的市民。香港人有主見，習慣享有自由，根本不會理會也不受政府所講的話所約束。另外，我們還有一班鯊魚群傳媒。鯊魚群在弱肉強食的定律下，只要嗅到丁點血腥的氣味，便會搶着群起攻擊，只有互鬥狠辣，方能夠生存，只要任何人稍有出錯，傳媒便會群起爭相攻擊，直至被分屍方休。

在這樣的政治局勢下，任何人當特首都是注定滅亡。更最大的問題是，正如文首所言，我們正處於一個急劇變動的時代，如果政府不能帶領社會，如果政府什麼也不做，我們又怎能去面對世界經濟環境的劇變，以及回歸以後的本地政治環境的質變呢？如果在香港要創立一個最終能夠執政的政黨，它必須結合到很多政治現實的因素。

自從回歸以來，我們遇到的最大變化就是中國的經濟力量崛起，很多人需要回內地做生意，甚至很多專業人士，如會計界，也需要靠核內地公司的賬目維生。而且在中國漸漸變得更繁榮和開明的情形之下，既聰明又現實的香港人有超過七成認為必須要與北京保持良好關係。

但是，因為香港人對北京的某些措施，和以往的政治運動有很大戒心，加上港英教育多年來的薰陶，同時又有九成的香港人希望保持自己的核心價值。這些核心價值包括了媒體的開放、言論自由、司法的獨立、人生安全的保障、對公權力，尤其是警權的抑制和出入口的徹底自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