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20日星期一

平心論領匯事件

正當董建華減少露面發言,香港經濟漸漸復甦,呈現出一片太平無事的景象之際,不意發生了一連數起的事件,而且都是轟天動地,牽連極廣。西九龍計劃固然是爭拗所在;想不到紅灣事件也引起軒然大波。以地產商的習慣,絕不會將民意放在心上,如胡應湘興建灣仔船街Mega Tower酒店項目,根本不理附近居民的種種憂慮。這些財團為了數億得失,不惜和政府打官司,說他們覺得後巿情況不樂觀,一定不對。事實上地產商未來兩三年都看好後巿,放棄拆卸,當然是有政治原因,最大可能是有高層授意不要讓紅灣事件變成政治爭端,增加元旦遊行的人數,因此地產商才斷然收回拆卸的計劃。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爆發出領匯事件,過程之戲劇性,牽涉利益之大,真是驚天地,泣鬼神,將香港社會分裂成兩個陣營:有股票的,沒股票的。各界評論不一,爭拗得十分厲害。在此我要申報利益,我也有申請領匯股票。無論如何,我們應以事論事,不應有所偏頗。其實此事有很多層面,讓我逐一分析。

首先,我從停車場和商場是否應私有化談起。我個人向來認為私有化後,經營效率會提升,只要看看房署管理的商場,其破舊空置的情況如何嚴重,便能證明我的論點。如能將之好好經營,可增加社會財富。但是否真的可徹底由私人機構經營?這很值得懷疑。由退休政府官僚來管理,其思維是否跟得上巿場經濟,確有保留餘地。無論如何,無可否認現在在政府管理的商場及單位內,包含了一些對社區服務不可或缺的機構,如區議員辦事處、社會福利機構、夜校、幼稚園和診所等,都對居民生活有重大的需要。由於這些機構只付象徵式的租金,比不上巿值租金,如果純粹以巿場經營方法經營,自然會將他們淘汰,對居民生活造成極大的不便。可惜政府在將領匯私有化時,完全沒考慮這些因素,沒有為這些機構留有餘地。其實,政府可在每個商場留下一定的單位數目,集中在一區域,規定只以象徵式的租金租給這些機構使用,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奈何政府沒有這樣做。

有人提出如純用巿場經營,會否令租金大幅提升,或節節上升?事實不會,租金永遠由巿場決定。所謂巿場,即居民在商場內的購買力有多少?轉而決定租金。自然淘汰的結果是效率高的人淘汰效率低的人,可能有些連鎖商店取代小型商店,在這情形下,商品售價不會提高。當然,小型商戶的失業問題是第二個應值得注視的問題。

若從法律層面看,特區政府要為領匯事件負上很大責任。首先,特區政府沒將上述因素考慮在內,作出妥善安排,令居民安心。其次,特區政府繞過立法會作出如此龐大的決定,將房委會在全港150個商場及10000個車位一次過私有化,完全罔顧因此可能產生的問題及政治反彈,顯得十分魯莽,而且好大喜功。其實,特區政府應分批將之私有化,才懂得會產生甚麼問題,然後去處理。

領匯事件令巿民蒙受損失,房委會應要負上最終責任。在立法會諮詢時,大班和長毛已說會提出控告,房委會卻置諸不理,違反招股書內所說知否有潛在法律訴訟一條。如政府深思熟慮,種種尷尬情況全可避免。根據房屋條例第四條,房委會除提供公屋單位給予居民之外,還要提供及擁有周邊設施,包括商場、街市及停車場等,這便是引起訴訟的條文。其實大多數人贊成私有化,只要政府在之前修改條文,此次便不會出醜。

至於大班反對私有化的論據是否成立,見仁見智,但採取訴訟行動的時間,會否太遲?如在領匯公開招股初便入稟控告,起碼巿民不會認購,減少許多麻煩。我相信這並非大班的陰謀,而是效率問題而已,找到控方,已是上巿前的最後一刻,才弄出軒然大波,但起碼大班也應事先張揚會控告,令房署意識到上巿計劃可能泡湯。現在整件事最不好的,是對法治精神的破壞,如在上訴當日,法庭還未頒佈裁判結果,董建華和唐英年便發表評論,有意圖影響判決的嫌疑,嚴重影響到香港的司法獨立,最終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2004年12月17日星期五

為司長先生呼冤

看到曾蔭權司長大義凜然的澄清文章〈請以新眼光看西九龍〉,逐點分析政府對西九龍項目的苦心孤詣,得知司長先生不愧流香港血、飲香港水長大,為港人出謀劃策盡心盡力,我等小人又是惶愧、又是難堪,奈何要防小人滔滔之口,難於防川,看來先生一片冰心,難免含冤,此豈非屈原再現,岳飛、袁崇煥重生﹖

愚人之愚,不單不明事理,而且牛皮燈籠,點極都唔明,本人亦如是。司長先生說「發展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是一個很大膽而且有前瞻性的計劃,以地產項目的盈餘,來填補可能虧損的項目,其實是政府慣用手法,例如政府一心改善交通,便發展地鐵,但地鐵可能虧本,便用地產來填補,數碼港又是一例,從殖民地政府到港英政府都是這樣做,我等愚人當然摸不準、看不透這計劃的「大膽」何在、「前瞻性」何在,亦看不出從哪方面「有別於香港過去的大型發展項目」。

用盈餘來補貼虧損的成敗,是後者在經營上是否能自負盈虧,因為前者是一次過的收入,否則﹕「家有一千,日食一錢,全無生計,活得幾年﹖」以地鐵為例,建設費用用地產來填補,但日常運作的開支,票價收入則能應付有餘,是以能獲至成功。西九龍項目看來,地產商的利潤可能有好幾百億,但藝術項目的支出呢﹖則要先算一筆流水帳。

世界第一流的表演嘉賓來港演出,一星期的費用不用300萬美元,也得100萬吧﹖以平均數計,200萬美元,一年就是1億美元,30年就是30億美元,折合港幣,零頭不算,200億。別忘記,這只是一個館,3個館加起來,就是600億。當然了,表演是有門券收入的,以往時的經驗看,藝術表演平均能有三分一的人入場,就很滿意了,算三分一收入可付出成本的一半,那是300億,即是可能出現的虧損,還有300億。

算一筆流水帳

對這300億的可能虧損,30年悠悠之期,如何保證發展商會傾家盪產來維持落去﹗除了要付保證金之外,我想不出有任何其他的保證方法。但要發展商付300億保證金,嘿嘿,恐怕也沒能力罷。讓虧蝕的項目關掉,這正是到時最可能發生的無可奈何之結果。

哎呀,還有博物館呢。這更容易,只要有珍貴物品,就會有人流,要發展商提出三百件可供擺上三十年的精品的清單,最少要有三幾件鎮山之寶,例如《蒙娜麗莎的微笑》呀、《最後的晚餐》呀、《清明上河圖》呀、三希堂墨寶呀、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呀、毛公鼎呀、羅丹像呀之類的,再加二百來件「次一等」的貨色,如畢加索、莫奈等的名畫、圖坦卡門的遺體,甚至暴龍化石、英女皇權杖等次品也可以濫竽充數一下,也就差不多了。當然,後面還需要數以萬件計、每件只值一百幾十萬的普通展品,這也暫時別提了。150萬樓面呎的四大博物館這樣的要求不算過分吧,沒有寶物,哪有人去參觀呢﹖總之,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哪個發展商提供的「物」夠博夠精,便交給他發展吧。

其實,說老實話,香港人又笨,品味又低,程度就同政府和發展商差不多(否則他們又怎會交出這種計劃呢﹖),司長也聲明要吸引遊客,而過幾年本地遊客大約七成是來自國內,將來到西九龍參觀的,想來也是國內同胞居多,自然要以遷就他們的品味為主。經過實踐檢驗出來的真理,國內人出國旅遊,最喜歡的藝術表演項目首選真人表演,不過艷舞是不可以的,因為內地比香港還要多,當然如使用大量金髮鬼妹式非裔黑妹,又當別論,香港人應該引入泰式的吃香蕉、開汽水瓶,一定大受國內同胞歡迎,不愁沒有客人光臨參觀。

看到了愚人對其苦心經營的計劃的不明及曲解,司長先生恐怕像屈原一樣,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昇天,一怒之下投身維多利亞港的濁流,以明心,那時候,每年五月初五,在維多利亞港扒龍舟記念的並非屈聖,而是曾聖,豈不痛哉﹗

2004年12月13日星期一

台海危機暫緩和

台灣立委選舉投票已經結束,令人大感意外的是泛藍竟然壓倒泛綠,在225個議席之中奪得114席的過半之數,綠營則只得101席,與先前估計的成績相去甚遠。估計阿扁選舉前的腹稿,他一定認為就算綠營未能取得過半之數,在選舉完畢後,泛綠可以執政黨的優勢,收取無黨派的立委,如此便可過半,到時民進黨便控制立法院。根據台灣憲制,根本沒法阻止阿扁幹任何行動,變成海闊任魚躍,天空任鳥飛,阿扁可稱自己為「任我行」。可是,現在泛藍獲勝,將阿扁的如意算盤完全打散,也令台海危機暫得緩和。

過去數年,阿扁一直為台獨鋪路。例如,民進黨將對外機構的名稱由「中華民國」變成「台灣」,等於是變成獨立國家,與「中國」平分秋色。我相信胡錦濤和布殊曾很嚴重討論台獨的問題,所以白宮很快表示不贊成,但陳水扁稱不一定要聽美國話,顯示他的立場堅定。又,阿扁不斷推行台灣半土化,如要學生讀本土史,不讀中國歷史,目的是製造台灣人的民族情緒。關於台灣如何才算實質獨立,存在灰色地帶,如台灣和外國建立邦交,算不算一個獨立國家?沒人能夠明確回答,所以阿扁不斷鑽空子,希望漸漸令人們心理上接受台灣獨立,屆時就算真的和中國兵戈相見,國際心理也會認為這是一場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他便變成贏家。阿扁的這一切,都是有步驟,有計劃的。

何況,下屆阿扁不得再選,必須退下來,分析他的心態,跟之前的李登輝沒兩樣。作為一個總統,可以想像其目標必是流芳百世,而非遺臭萬年。如三十年後,台灣和中國統一,李登輝和陳水扁便變成是教科書的漢奸,意圖分裂祖國;但如三十年後,台灣是一獨立國家,李、扁二人便會被台灣尊為國父。這些榮辱對他們來說,是生死關係。

此外,阿扁當然希望在任期之內完成實質獨立的行動,蓋因他上任後,推動台獨不遺餘力,必須盡力在下台前完成理想。下一任總統的壓力不比他大,在武力攻台的抉擇時刻,隨時可妥協,就算是民進黨的繼承人,阿扁亦認為未必可靠。

另一方面,我相信胡錦濤曾和布殊說得一清二楚,中國目前的政策堅決不讓阿扁令台獨多跨一步,否則中國政府不惜訴諸武力。事實上,假如台灣分裂成一獨立國家,以中國人的民族性和感情來說,斷斷不能接受;而坐視不管的政府,在政府官員及人民壓力之下,必定倒台無疑,到時對台一戰勢不能免。考慮到北京花了千億元舉辦零八奧運,當然不想打仗,讓奧運胎死腹中,所有花費和心血付諸流水;如果台獨在零六年既成事實,而北京等到零九年才發動戰爭,國際上更難同情北京,所以最佳的開戰時間是零六年。

可以想像的是,阿扁本打算在立法院贏取過半數後,提升本省籍將領,作出必要時戰爭的準備。阿扁考慮到中國暫未能取得台海的制空權,不敢開戰;而且美國最後無論如何不會離棄他,所以堅決主張台獨,奈何歷史上很多戰爭都是因誤會而發生的,阿扁這一步可能估計錯誤,令兩岸烽火連天。事實上,未到這地步,阿扁對立委選舉結果的估計已是大錯特錯了。作為中國人,樂於見到戰爭氣氛暫得消弭,但如何才能進一步改善兩岸關係,甚至達到統一,仍須兩岸努力。

2004年12月6日星期一

中書門下坐將軍

「中書門下坐將軍」──唐朝時,中書及門下省的長官並為丞相,但竟然由不學無術的將軍擔任,不合情理之至。放諸現代,要談管治,不能不懂社會科學,而其中最重要的,其實是經濟學。在紅灣半島事件中,我們看到三司十一局的諸位司長及局長,如孫明揚和廖秀冬,以及全體立法會議員,表現出完全不懂經濟學,甚至連一些經濟學者所發表的言論,也不能從經濟理論出發。前者就等於是「中書門下坐將軍」,後者學的是太極劍,招式練熟了,到實用時卻忘個乾淨。

地產商會否拆卸紅灣半島?很多人認為既然政府將紅灣半島賣了給地產商,地產商便擁有私人產權,所以可以作主。列寧曾說過,資本家為了賺一元,便會出賣用來吊死他們自己的繩子。這種心態,其實便是經濟學基本原理的第一個假設,就是每個人都為自己著想,追求最大的利潤。地產商是做生意的,當然以賺錢為先,要求他們負上社會責任或良心,簡直是緣木求魚。

但是,另一個問題是地產商及有沒有權拆卸紅灣半島?這要視乎政府將紅灣半島賣給地產商的時候,在買賣條款及批地條款是否有所限制?紅灣半島的建築費接近20億,加上補地價的8億,總共有2470個海景單位,假如地產商只略略修改屋內建構,而不作大幅改建,每層約賣150萬,總收入達34億,也有
14億利潤。讓地產商賺取這筆金錢,我已覺過份,但尚可勉強接受。可是,若容許地產商將之拆卸,改建成豪宅,根據測量師的計算,大約可賺67億。由於沒有更改原來設定的住宅用途,亦不需補地價(政府說要,地產商說不要)。我難免問一個問題:香港地產重大成交,都有複雜合約,應有明文詳細界定,為何在此題目上,會弄得如此不清不楚?留下如許多爭拗餘地?無論如何,這一定是孫明揚的失職,因為如果地產商聲稱屬實,等於是政府將紅灣半島賣給地產商時,所列合約條款根本並不完備,讓地產商有機會鑽空子。在可拆卸的基礎上,當日政府如用18億向地產商購回紅灣半島,然後再招標賣出去,公帑至少可多收40億。每年削滅減援也只是3億而已,40億簡直是重大數目,為何政府沒有這樣做?

再說回政府官員及全體立法會議員,都是基於私人產權可自由處置的原則,而不敢從原則上反對拆卸紅灣半島。這完全是因他們不懂經濟學,對產權理論沒有明確的認識,因此犯下這謬誤。產權理論十分著名,有人曾打一個比喻來解釋:甲起一條鐵路,擁有該鐵路的產權,因鐵路而賺了很多錢。但是,該鐵路需要經過麥田,當火車經過時,火車輪會擦出火花,燒掉鐵路旁邊的小麥。於是,臨近鐵路的麥田價格下跌,換言之,甲損害了麥田擁有者的利論。根據產權理論,甲需要向麥田擁有者賠償損失。就如拆卸紅灣半島,地產商會製造出19萬噸廢料,工程進行期間,亦會影響附近的學校及居民,地產商必須為此負責。用界外產權理論去界定利益,社會無必要吸收損失。社會的默契是,你在買地後,擁有在合理時間內拆卸重建的權益,但不代表可濫用此權力。舉例,假如我在交易廣場外擁有一地盤,不停又起樓、又拆樓,便會影響附近的商鋪收入,害他們永遠不用做生意,所以我必須賠償受影響商戶的損失。現在需要的,是對界外產權作出界定。立法會應該適當通過法例,如在領取入伙紙十年內拆卸超過某面積的樓宇,需對鄰居及社會作出適當補償。

我希望三司十一局的司長和局長,以及全體立法會議員,有空便看看經濟學入門初階。

2004年11月29日星期一

金陵王氣黯然收

上周三(24/11)看報紙,驚聞黃霑騎鶴西去,震撼未了,又發現我另一好友、著名娛樂記者林冰也已逝世,更是不安;誰知下午又收到電話,獲知當日我在麗的的多年戰友蕭笙也因肝硬化而垂危,至上周六(27/11)病逝。活到我們這把年紀的人,難免有些感觸,「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不禁撰筆下文,感慨一番。

先說黃霑。黃霑真名叫黃湛森,取「霑」字作筆名,據他所說,原因來自曹霑(即曹雪芹),「曹霑用得,點解黃霑唔用得?」「霑」字有兩重解釋,一是解作皇帝的恩典,二是「雨雪沾衣」。當時旱災嚴重,但在雪芹出世後不久,即天降甘霖,所以雪芹父曹頫從《詩經.小雅》〈信南山〉內的名句「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取了「霑」字。後來曹氏被抄家,曹頫死,由唐兄弟過繼來曹家當江南織造。

我和黃霑從來都是認識而不相熟,沒有甚麼私人來往,昔日從不打不相識開始。1980年,我在麗的推出《大地恩情》和《驟雨中的陽光》等劇集,作出整體性的口號,叫「千帆並舉」。黃霑撰文,說「並舉」的「舉」字不通,我寫文章駁斥他,叫他看看《全宋詞》的「孤帆正舉」,可知「舉」字解作「升起」,孤帆既可正舉,千帆當然可以並舉!結果黃霑要認錯。我倆相識,就是從這場罵戰開始。至於早兩年我和他一起參加《百萬富翁》,以及我接受他主持的《三個光頭佬》節目訪問,相信很多讀者都曾經看過,可是之後彼此也沒有甚麼聯絡。

其實黃霑是早我半輩的人物,比我年長九歲,我很早便看過他的作品,老實說句,我從來都不覺得他的文章有甚麼了不起,可能他沒心機寫吧,但他寫「性」和「不文」,則無可否認是開風氣之先。當然,黃霑的最大成就是填寫流行曲詞,廣東話歌曲得以流行,他居功至偉。戰後最流行、幾乎所有華人都聽過的歌曲,就是《獅子山下》和《上海灘》,都是由黃霑填詞。其他出自他手筆的名曲當然還有很多,如《家變》、《兩忘煙水裡》、《明星》、《滄海一聲笑》…「流行詞壇教父」一名,當之無愧。然而,我對黃霑晚年的政治立場實在不敢苟同,如他支持充滿雜質的廿三條立法,便令人失望。

林冰是邵氏時代赫赫有名的美人,也是著名的娛樂記者,寫過很多漂亮文章。我和她私交甚切。她為人也十分念舊,對友人非常關心,奈何天不永年,令人惋惜。

至於蕭笙,自從在邵氏時,已拍過很多粵語片,其後分別在麗的及無線監製過很多著名劇集,如《天蠶變》、《大內群英》和《成吉思汗》等。今時今日,故友凋零,「死別已吞聲,生別長惻惻」,更覺生命無常。我吸煙多年,也不免感到心寒!然而,不作無聊之事,如何遣此有涯之生,還是不要想得太多,以免徒然自擾。黃霑、林冰和蕭笙都是一個時代不同範疇的代表人物,三人在差不多時間離開人世,代表一個時段之終結。

有人說香港是文化沙漠,我屢次作出駁斥。其實,文化的包圍範疇極廣,但不論是繪畫、雕塑還是其他,凡是人類社會產生的非先天性累積行為,都屬於文化,雅俗皆然。香港曾是通俗文化和藝術的強國,七、八十年代的流行曲、電視劇、電影和刊物,橫掃整個華人社會,直至今時今日,幾乎有華人的地方,都受香港文化影響,如丈夫和妻子互相以「老公」、「老婆」稱呼,嫖妓稱作「叫雞」,可見影響之深遠。當然,這些都是普及藝術和文化,跟精緻文化是不一樣的。精緻文化要經過一段時間學習,才開始懂得欣賞。世上有七大藝術,包括音樂、舞蹈、雕刻、建築、詩歌、戲劇和繪畫,後來發明電影,成為第八藝術。有些話可能會傷害到一些人的民俗感情,但實話實說,在八大藝術內,中國只能在詩歌方面跟歐西並駕齊驅,其他則無法比肩。中國的音樂只達到發明半音階,沒有發明和絃理論,現在的出名中樂都滲入西樂,若將傳統中樂跟西樂比較,屬於幼稚園階段;至於繪畫,在十九世紀初年尚可和西洋畫看齊,但一到十九世紀中末年,西洋畫的印象派大師湧現,我們便實在不能相比。至於雕塑、戲劇、舞蹈、建築和電影,更加不用說。精緻文化,畢竟是西洋優勝多了。但若說回通俗文化,當年的香港,實在並不比西方遜色。

可是,隨著黃霑、林冰、蕭笙這三個象徵性人物的逝世,香港通俗文化的霸權已隨風而逝,優勢不再。臨近聖誕,竟然只得《天下無賊》和《功夫》兩套港產片上畫,農曆檔期更無大製作港產片推出,香港電影已走到末日。「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旛出石頭」,描盡香港今時今日的實際現象。

2004年11月22日星期一

香港從來處來往去處去

香港從來處來往去處去
對龍應台文章〈香港,你往哪裏去﹖〉的回應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今日說來,真有「白頭宮女說天寶」的心情。當時,經濟仍在「天寶初年」,我的建材生意還紅火,為了採購雲石,一年幾次到意大利,那是「燒香看和尚,一事兩勾當」,除了辦正事外,少不免上山下鄉,到處遊看風景。以香港的標準看,意大利是個爛國家,經濟不怎麼樣,盜賊如毛、黑幫橫行,人們的辦事效率低落,港式的高樓大廈,有而不多,都是集中在城巿外圍,Modena、Tuscany、Parma等地皆然。它的舊城維持舊時模樣,如非間中見到路燈,以為回到了十五世紀。略用想像力,羅密歐爬上茱麗葉露台的影像,恍如目前。從電影工作者的角度看,那裏拍古裝片,不用搭佈景了。最驚奇的,是城雖舊而不破,保養甚佳,顯然,政府和人民刻意下過工夫,要把城市照原來的樣子,一年一年保存下去。

香港價值難道不是「中環價值」﹖

那天,我閱到龍應台女士「對香港文化政策與公民社會一點偏頗的觀察」,有點想法,現在就記下來,不是怕忘記了,而是怕西九龍文化中心的談論熱潮過後,這題目的觀察便沒人看了。香港就是這樣的一個潮流城市,潮流來得快、來得凶,潮流一過,變成一場空。我是不折不扣的地道香港人,多年來在香港混飯吃,當然深諳這道理。

我出生在殖民地時代,受的是殖民地教育,學成下山後,一直做生意,這是很正常的香港人的成長歷程,唯一不幸的,是我在大學念歷史,而且念來不是為學位,是真的喜歡﹔更喜歡的,是中國文化、中國歷史,這喜歡一直維持到現在。近日,我僥倖纖體成功,大肚子沒有了,但清除了的只是脂肪,骨子裏,不幸地,仍保留 蘇學士笑語朝雲的「滿肚子不合時宜」。這樣的人,活在今天,難免看政府不順眼,活得不暢快,套句龍女士的用語,是常常「生氣」。

是啊,大英帝國是殖民地專家,擁有專業的殖民政府管理藝術,香港的存在價值,只有一,就是商業利益,港英政府「目標為本管理」,歷史與文化教育嘛,可免則免,舊的建築物嘛,可拆則拆,於是,一百五十年下來,香港變成了全地球「最商業、最金融、最現實」的城市,經濟效益成了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正如財富變成了評價人的唯一標準,這就是「中環價值」。香港人就是在這意識形態下成長的畸型怪物,包括從董建華以下的高官在內,而且,他們在這制度下活得比普通市民更成功,想法只會比普通市民「更中環」。

特首帶領香港奔向祖國懷抱

回歸之後,董建華一手帶領香港走向祖國,刻意地去殖民地化,一心把殖民地歷史剷光。這樣,先看看特首先生要帶我們回到的祖國,是怎生的模樣﹕北京紫禁城的店在賣雜貨,南京紫金山的樹要為地產項目而砍光……到處都是名勝古蹟,每一個名勝古蹟都是破破爛爛,加上沿途叫賣的小販和乞丐,還有隨地吐痰兼大呼小叫的遊客,這些點綴,絕對是難得的旅遊經歷,西方難得一見。甚至是「世界遺產」,也有兩處因為失修,或者是修得太「好」、太多煞風景的遊客、太多髮廊和卡拉 OK,快要被聯合國取消地位了。

文革時的大破壞也許是「人禍」,只是,沒有莽人,何來「莽事」﹖畢竟,破壞古物古蹟的並非一個或幾個人,而是到處開花,人人參與。《史記》用了許多篇幅去介紹秦始皇建皇陵,以前有人以為是吹牛,如果近世發掘了出來,這應該是地球史上空前絕後的考古奇蹟,繼特洛伊古城後的最大歷史發掘﹔更有甚者,陵墓內古物之多,特洛伊古城比也不能比。但這陵墓,卻因經費不足,丟在當地幾十年,發掘不了,如果真沒錢,那也沒法子,但上海的磁浮鐵路花了五十多億,沒有乘客,錢是白花。上海有最高的金茂大廈,最小的鎮也建美侖美奐的政府大樓,弄得欠債纍纍,快要破產,假大空工程、豆腐渣工程,花了多少冤枉錢﹖中國人有錢建「白象」,沒錢掘國寶﹖不怕不識貨,最怕貨比貨,埃及建立阿斯旺水壩,怎樣搬動它的古蹟﹖同樣地,中國建三峽工程,淹掉了多少古蹟﹖中國至少比埃及有錢得多罷。小日本又是一例,它的歷史跟中國差遠了,明治維新前,只是小窮國,江山遠不及中國的如此多嬌,什麼金閣寺、東照宮,同少林寺、武當山比較,規模可是差天共地,可是「倭人」對古物的尊敬、的保存,又哪裏是泱泱大國所能企及的呢﹖這還說不到美國、加拿大、澳洲這些歷史淺薄的新國家,古蹟雖少,但每一樣都是珍而重之的保存,哪像我們雖然家底雄厚,卻是不折不扣的敗家子﹗

不單如此,今日的中國政治掛帥,有時不惜隱藏歷史,甚至扭曲之。譬如說,為了民族和諧,岳飛傳不能拍,因為他打的金人是今日的五族之一,為了保證政治正確,醒目的製片人只有大拍特拍清裝片。今日的青年人,誰聽過高崗、饒漱石這兩位在五十年代顯赫一時的大人物﹖中國人的歷史彷彿到了一九四九年就斷掉了,大躍進、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這些事件彷彿從未存在過,人人集體失憶。

企圖失憶的豈獨大陸﹖香港自從董建華上台,也是刻意抹煞殖民地時代,一幢一幢的歷史建築無聲無息給掉了,董先生對歷史的無情,比殖民地政府更要深刻。反觀他最崇拜的新加坡,獨立了幾十年,還是古色古香,傳統與現代並存﹕牛車水、印度街、阿拉伯街,殖民地式的大型建築與高樓大廈並存,唯恐吃掉了老本。

巨富面前我們是何等的微小

說到西九龍的文化中心,根本就是地產項目。如果說,香港的核心價值是中環,那麼,中環的核心價值就是地產。地產商對西九龍興致勃勃、虎視眈眈,皆因這項目可省掉數以百億計的地價,是包賺不賠的生意。那位超級富豪的豪語﹕我的公司有幾百億,我私人也有幾百億,為了這個項目,我虧掉一百多億,也甘心。嘿嘿,如果這位老人家真的關心文化,把預算虧掉的一百多億捐出來,促進文化,可以發揮多大的作用﹖面不改容的說出這樣的漂亮話,怪不得他能成為國際級巨富,我們不能了。特區政府正鬧窮,數百多億不進入地產商的口袋而入庫房,作用有多大﹖削減綜援,令政客炮轟、窮人鼓譟、社會嘩然,不過每年省掉三億元而已﹗數百億,是三億的一百多倍,攤分起來,每個香港人可分到幾十萬,就這樣送了出去。

文化事業任重而道遠,不在硬件,而在軟件。沒有懂得欣賞的人,再多的美術館和表演廳,也是枉然。

香港的教育師承自殖民地政府,我就是填鴨式教育的犧牲者之一,對香港人的品味程度知之甚詳,不用多提了。特區政府的教育政策更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新一代除了唱K、名牌和發明星夢之外,懂得古典音樂﹖懂得美術﹖懂得歷史﹖我很不願意地送了兩個女兒到國際學校念書,但她們受的教育,卻令我眼界大開。老師要她們每天都看書,看後寫讀書報告,小學二年級就學寫英文詩,聽莫札特、貝多芬,模擬莫奈印象派、畢加索blue period的畫風,正是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寫詩也會吟。孩子在這種氛圍中長大,自然而然的成為文化中心的常客,喜歡名畫而非漫畫,喜歡古典音樂而非K 歌,喜歡芭蕾舞而非落D,喜歡舞台劇而非無厘頭喜劇,品味會像高官送到外國念書的子女而非高官本人﹗

我有一個問題﹕文化中心是給老外光顧的旅遊勝地,還是給市民陶冶高品味的場所﹖說是前者,我見識太少,從未見過一個文化中心單靠遊客可以生存﹔說是後者,香港有多少人懂得欣賞藝術文化﹖每年藝術節,政府津貼數以億計的公帑,加上文化、藝術界力竭聲嘶的推介,以及免費派出大量門券,座位僅以數百計的表演場地,可憐地門堪羅雀。每逢有世界級的藝術表演,我都發現,觀眾席上有一些面帶淚痕的中小學生無精打采的鼓掌,並非感動得流淚,而是痛苦的那種,恐怕是給自命懂得欣賞藝術的父母扁了一頓,逼來的。

香港 沒有人了嗎﹖

好,不說軟件,既然西九龍是地產項目,就說硬件。好大喜功的特區政府要建三個博物館、三個表演廳,我的見識不多,至少知道博物館是非同小可的事,大英博物館是英國幾百年帝國主義搶掠回來的成果,台灣的故宮博物館是國民黨逃到台灣的嫁妝,法國的羅浮宮有多年宮廷的收藏,而法國在十九世紀前一直是歐洲大陸最強大、最富有的國家,美國歷史雖淺,但它是這一百年來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而且富豪有死後把財富全數捐獻出來的德行,一千幾百億的捐獻資助下,還不一定有什麼特別的看頭,比起大英博物館、羅浮宮、故宮可差了幾皮。香港財團簽下龐比度、古根漢姆等合作協議,令人失笑,難道人家不到原地看原物,反而來香港去看西方的、看中國的珍藏﹖回想當日,數碼港簽遍了全世界高科技公司承租意向書,對本港科技產業的發展,不知有無絲毫幫助﹖同樣的詭計,以為可再次欺騙港人,實在太欺負「香港無人」矣﹗說實在的,以香港的實力,要搞一間有規模的博物館,已是力有不逮,何一建便是三間﹖我們唯一有把握去打造的,就是殖民地時代的文物展覽,但在特區政府的眼中,這顯然是最政治不正確的想法。

說到表演廳,一建就是三個,香港有這個人力物力,天天搞四個表演﹖水準不論,客源不論,單就交通,恐怕已難以承受。當日的紅磡體育館,體育不成,變成了演唱會勝地,已是一大笑柄,遺憾的是今日連唱片業也不景,就算「左麟右李」分場演出,也還有兩個空場,應該怎樣填滿﹖這種名為扶植文化藝術,實則捨本逐末、揠苗助長之計,我等小民以小人之心度之,恐怕又是特洛伊古城的木馬,內藏輸送利益的伏兵罷了。

文化啊文化,多少發財大計,假汝之名而行之﹗

愛國情懷

香港對中國的世界盃足球外圍賽,是否打假波?

比賽當天,我有一個朋友身處廣州,聽著收音機直播評述,起碼該位評述員認為是打假波,我對他在足球方面的認識及勇氣,表示敬佩。其實,到底有否打假波,燭影斧聲,是屬於密室暗語的事,外人沒有廉政公署的權力,也沒有嚴刑逼供的自由,只能各自揣測,沒有肯定答案。但是,港隊沒盡全力爭勝,是很明顯的事實;賽果不正常,也是不容否認的。這牽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港隊已沒資格出線,而國家隊仍有出線的可能,站在愛國立場,港隊是否應該讓中國隊?

若論及此問題,以小推大,便應該討論一個更加原始的問題:若然你住在外國,掌握了有關中國的瘡疤,如果揭露出來,會對中國的國際形象不利,影響國家的對外貿易或外來投資,這時你的立場應該如何?

有人認為,你批評國家的不是,或發表對國家的負面言論,多數會遭到很多人的口誅筆伐,認為不應該這樣說,因徒然對國家不利,不會幫助情況,所以少說為妙。然而,要真正解答此問題,應該先弄清楚究竟國家民族的真實利益在何處?如為了當前一些短視的利益服務,所有人都不說真話,又或者禁制其他人說真話,是對言論自由的抑制,結果會造成兩種現象:

  • 一.不可自由表達意見,民族的創新性和自我批判性都會受到嚴重傷害。近世紀文明的發展,非常依靠意見和言論的自由表達。中國自春秋戰國以後,都以壓制個人個性的奔放和心底話為要務,得出來的惡果便是文化停滯不前,令我們遠比人家落後,一度幾乎亡國滅種。其實在中世紀時,西方也曾有過相似的經歷,當時整個西方被基督教思潮籠罩,連政治也被基督教控制了,對言論和思維作出嚴厲的限制,結果出現「黑暗時代」(Dark Ages)。後來政教分離,以及經歷黑死病和一連串戰爭,歐洲才進入「文藝復興」時期(The Renaissance)。

  • 二.不說衷心說話,為了眼前的短線利益,等於鼓勵人們撒謊,結果社會上下,無人不偽,謊言充斥。彼此互相欺騙,最終會導致整個國家崩潰,前蘇聯便正正是最典型的例子。固然發表真實說話,可能對國家的短線利益不利,如令國際形象受損,但長線來說,鼓勵講真話,保護言論自由的長遠利益和重要性是凌駕性的。正如在世界盃外圍賽中,假如香港打假波,終於成功助中國出線,短線來說,對國家隊有利,但國家隊表現惡劣,在決賽周時連場慘敗,難道我們會覺得很高興?

事實上,中國足球運動在過去一年處於低潮,黑哨、場上打架、打假波等負面新聞無日無之,令這項目的發展蒙上巨大陰影。如果考慮為了國家隊出線,港隊便不努力比賽,這思維非常危險,將來不單會被用在國家隊和愛國情操上面,努力 與否可以有無限制的其他考慮:是否要讓本省隊獲勝、讓某間公司贊助的球隊勝出,以免得罪該公司、甚至自己有否下注,於是故意打假波…等等,最終只會令球場成為鬧劇。假如真心希望中國足球運動蓬勃發展,便要將這些歪風通通掃走,嚴格要求每位球員下場比賽,都要盡全力,將其他多餘考慮全數抹走,換言之便是保持體育精神。唯有如此,中國足球比賽才具可觀性,不然便被會觀眾所唾棄。任何打假波的行為,都是足運的自殺。想當日港隊對國家隊的比賽,有國內觀眾拉起橫額,要求「香港小弟拖老大哥一把」,這是無恥和不愛國的行為,更是不愛中國足運的明證。比賽一旦不認真,便變成是拙劣表演,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知道後便棄而不看,最終國家足球比賽便變成沒人看的遊戲,必定遭受淘汰。

2004年11月15日星期一

假大空文化的代表作

當特首在99年提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時,我已堅決反對,至今已過了接近五年,一直只有我一人孤軍頑抗,天下滔滔,眾人皆醉我獨醒,到底一眾立法會議員和輿論在幹甚麼?

揭開整個計劃的真正面紗,可用二十字來形容:悖情逆理、不切實際、浪費公帑、揮霍無度、官商勾結。程度之荒謬,令人髮指。

本來,城規局早已規劃了西九龍填海區的發展用途,包括興建區域公園、商業和住宅發展用地、其他休憩用地,以及政府、機構及社區用地,並做了相當的前期工作。99年,特首突然在施政報告中發出指令,要從根本檢討西九龍填海區的用途,變作發展成一個世界級的藝術及文娛綜合區(早一年則宣佈要興建新表演場館)。這一決定比機密檔案還要機密,之前根本沒有做過任何諮詢工作,亦沒有進行任何可行性評估,便大張旗鼓地展開新工程。於是,原本發展用途的預備工作全部作廢,已判了的工程唯有賠錢解決。然後,曾蔭權以政務司司長之尊,加上他的小組,在主持政改之前三年,幾乎專注於為此計劃、策劃,以他們的人工計算,又不知浪擲了多少民脂民膏。

好了,特區政府要與國際看齊,決定採用Foster and Partners的設計,需要建設的主要設施包括三間博物館、三個演藝場館和歌劇院等,還有由Foster建議的一個龐大天蓬,另外准許地產商興建佔地500萬呎的商業樓宇。該天蓬加上其他設施的建設費,政府預計約需230億,但我相信一定不止此數,而且還要預備文化基金填補虧損,結果整個計劃約需花費300-400億。這筆巨款其實全部從那些商業用地地價而來,換言之,這亦等於是直接減少了庫房收益。

所以,政府之錯,錯在有三:
  • 第一.不認真計劃西九龍填海區的用途。要知道,這塊土地的面積,約等於兩個尖沙咀,是香港非常罕有的資產,特首不可以說做甚麼,便做甚麼,應該要諮詢全港巿民的意見.

  • 第二.採用Foster的設計。Foster畫的則,全球最貴,如當年匯豐總行用了55億,至今仍保持健力士單幢建築物建築費的紀錄;香港國際機場比上海浦東機場貴十倍。

  • 第三.胡亂興建不必要的設施。有人說香港的演藝場館供不應求,從紅館申請常常爆滿便可證明,所以需要建設三個演藝場館。可是,紅館申請不到,只因它的訂金十分相宜,因此主辦演唱會的機構無論如何會把全年檔期訂滿,爭取表演可能。其實每年有演出的時候一半也不到,至於體育項目,則基本上欠奉。另外,大球場每年起碼有九個月時間用來養草,只要花數億來興建隔音設備,便可舉行演唱會,令附近住宅不受騷擾。因此根本不用加設新的表演場地。

事實上,香港對演唱會場地的需求,有減無增。八十年代,譚詠麟、張國榮和梅艷芳唱片銷量驚人,每隻碟起碼賣三、四十萬張,現在的歌星能夠賣碟三、四萬,已經是非常優秀的成績。我們整個唱片和電影業,全面崩潰,今日演唱會的觀眾來自昨日購買唱片的歌迷,以今日唱片銷量來看,來日演唱會需求實在成疑。除了對演唱會的需求外,特首希望利用文化中心和演藝廳來進行交響樂、歌劇和芭蕾舞的演出。這些都屬於精緻文化,要經過學習,才懂得欣賞,香港缺乏這樣的歷史文化傳承,難以吸引觀眾,真正懂得和感興趣的人,也會選擇去倫敦、紐約和維也納。這些地方的學生自幾歲起,便學經典音樂和繪畫等,以培養對精緻文化的欣賞,我們憑甚麼跟別人相比?香港大部分學校的音樂堂和美勞課,只是用來點綴;香港每年舉辦的藝術節,政府大量津貼;文化中心的表演,數百個位也坐不滿,縱然是雪梨歌劇院,也是大部份時間騰空,香港憑甚麼認為能時時邀請到世界級人馬來表演,又吸引到香港人或自由人去看?結果這些建設,都必淪為餵老鼠之用。

此外,興建三個博物館可以放些甚麼?人家每個博物館,都是由小規模開始,或由收藏家捐出私人珍藏,逐漸發展成大博物館,如倫敦博物館和羅浮宮博物館,都經歷幾百年積蓄,而且大部分是帝國時期搶掠而來。就算是上海博物館有文革時期充公的財物,水準仍低,所藏青花瓷器不值一看。世界著名博物館放的珍藏,在拍賣時競爭激烈,每件動輒數千萬至數億不等。一度是美國首富的Paul Getty,傾盡家財,建成Paul Getty Museum,到現在也不能和人家相比。目前,我並未聽到本港有任何人捐獻私人珍藏,亦沒有人設立大型基金為未來博物館購置藏品,香港有甚麼展品,可填滿三間博物館?由零開始,用公帑購買,如中央圖書館般,其藏書質量及數量,尚且令人失望,由此可見收藏的難度。

其實,香港要建博物館,應先從收藏香港歷史文物入手,未學行先學走,後果可以預料。三間博物館和三個演藝場地,佔地250萬樓面呎,等於五間康樂大廈,加上其他建設,便浪費納稅人300-400億。而政府每年削減綜緩的3億多,大概可用來支付康樂區一百分之一的費用。由萌起此計劃念頭的人,到設計者,到不提出反對的人,他們的頭腦到底怎樣形成?實在應送去青山檢驗!

2004年11月8日星期一

前路茫茫

香港的民主運動走到目前的地步,給我的整體感覺,是前路茫茫,難以為繼。零七、零八直選,基本上已經沒有希望,接著下來的民主路該怎樣走?所有民主派人士也答不出來。民主黨的支持率由24.3%跌至14%,固然受到重大打擊,而且還有機會繼續下跌;近期風頭甚盛的四十五條關注組,根本進退失據,在跟中央溝通、公投、最低工資這些問題上,看得出他們都未能找到一個清晰的定位;大班入會後,可以說毫無表現;長毛除在宣誓、穿衣這些問題進行抗爭之餘,後繼為難。支持民主的香港群眾,當然覺得惘然若失。其實,民主派人士一定要弄清楚本身的思維,民主運動才能持續向前走。

從過去直到一、兩年前,民主派內的大部份人士都是統一在同一綱領下,即民主抗共,所以才有統一陣線。但回歸多年後,除著中國的經濟力量不斷增長,回國內做生意的人越來越多,這條路線整體動搖,令民主派人士說出「溝通」的字眼,不再一味抗共。可是,與此同時,民主派又找不到新的定位和理想,用來號召所有人,所以才有此惘然失據的情況。
其實,民主派要繼續有所建樹,必須弄清楚三個基本問題。
  • 第一.跟北京的關係到底如何?選擇只有兩個:究竟採取中國人的立場,還是香港人的立場?如果你是反共的,但有志於中國的民主奮鬥運動,而又決定站在中國人的立場,當然要主張結束一黨專政、平反六四。我相信直到今時今日,仍有超過百分之十的群眾予以支持;相反,假如你選擇採取香港人的立場,可說是獨善其身的方法,即必須堅守一國兩制的界別,希望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對內則爭取香港最高程度的民主自治。但同時不能評論或干預大陸的政治事務,以及根據一國兩制的精神,尊重大陸在國防、外交及軍事方面的主權,這立場尤其適宜於立志加入建制的政治人士。香港有七成的人希望改善香港跟中央之間的關係,所以我相信若採用這立場的話,會得到很大程度的群眾支持。
  • 第二.既然民主派在民主抗共的統一戰線瓦解,那就要界定在民生問題上,採取甚麼立場?香港巿民需要一個明確的定位,不容左右搖擺。若站在右翼立場,即必須主張巿場經濟,用巿場經濟導向改善香港的經濟環境;如站在左翼立場,即著眼於減少或縮窄貧富縣殊的差距,對弱小社群給予充份照顧,或採用累進稅制。但不論採用甚麼立場,都要堅守原則,而且做甚麼事,都能夠本著此立場,自圓其說,才能吸引選民支持。
  • 第三.跟建制的關係如何?在香港進行民主運動,是一抗爭性的行為,但抗爭的程度若何?在過去七年,很多民主派人士在完全服從建制規則下,進行民主抗爭,包括選舉方法和立法會議事程序等,但結果證明沒有效用,不能迫使特區政府作出讓步,特區政府要實行的政策及法案全部通過。我不主張立法會像台灣國會般,政見不同便隨意動粗,但民主派人士在進行民主運動這一社會運動時,有沒有進行群眾工作呢?在議會內,有沒有利用目前遊戲規則的灰色地帶進行抗爭?最近很多民主派人士,包括民主黨和前線等,都舉行聚思會,但我發現他們花時間思考的問題僅在於枝節,對以上三個核心問題未有意識去討論。這正是本末倒置,三個核心問題未解決前,其餘一切談得再多,都是徒然。

2004年11月1日星期一

布殊料可連任

這篇文章的刊出日期是11月1日,再過一天,便是美國總統大選之日。此次選舉的結果,影響深遠,不僅限於美國本土,就連美國以外的地方亦然。有人說美國總統選舉不應只讓美國人投票,全世界的人也應該有份參與,雖然只是開玩笑,但亦不無道理。

我從來都很討厭小布殊,其中一個最重大的原因,是我堅決反對先發制人的戰爭策略──即懷疑對方可能對你不利,所以先攻打對方,以免自己受到傷害。問題是懷疑終歸只是懷疑,未成事實,當作是事實來辦,最終往往變成是侵略的藉口,正如當年日本侵華,理由也是中國人的反日情緒高漲,必須先發制人,結果釀成中國人七年抗戰的慘痛血淚史。何況,就算某人真的想對對方不利,戰爭也是有機會避免的,例如二次大戰之後,蘇聯的火箭和核子技術發展得比美國還快,根據「先發制人」的理論,美國應先發制人,發動核子戰爭,打垮蘇聯。假如當年的美國真的這樣做,全球便會毀於一旦,但結果證明美、蘇只是進行軍備競賽,根本不用真正在戰場上交鋒。再舉另一個例子:五、六十年代時,美國認為最大的威脅者是中國,最終發展成友好的外交關係。這是因為世事存有太多的未知之數,如敵意的當權派倒台、政權轉換等,都對局面構成重大影響,未必會照預計情況發生。正如在茶餐廳內,甲瞪視著乙,乙覺得甲將會對自己不利,便集結人馬打甲,絕對是不文明、愚蠢和魯莽的做法。

另一個我討厭布殊的原因,是布殊的反恐法,根本是侵犯人權,還有是他的保守主義的很多道德規條,令人難以接受,如反對墮胎,便是一例。而且我認為布殊是被右派勢力擺佈的傀儡,不能勝任總統一職。

雖然如此,若然要我下注誰勝出今屆的總統大選,我還是會把籌碼押給布殊。根據民意調查,布殊和克里十分接近,可是,人們慣性對未知存有恐懼,最後關頭還是傾向選擇未知數較少的一方,所以,連任總統具有極大優勢。現在還未決定投票給誰的人,性格比較搖擺不定,較容易在最後投熟悉者一票。就算美國參眾兩院的選舉,也是爭取連任的議員具有優勢。正如香港也有接近百分之二十的人,擔心董建華倒台後,不知由誰接任,因此情願董建華繼續留任。到底我的推測準確與否,再過四十八小時便會知曉。

2004年10月25日星期一

公投三問

當張超雄在政制事務委員會提出公投項目後,旋即引起北京政府權威人士、名義上的法律專家,及香港的所謂愛國人士的口誅北伐。所有質疑其實只限於三點,在此我試圖一一解答。

(一)公投是否違反《基本法》?

要弄清此問題,首先要知道公投和公決的分別。公決是一旦進行了,得出結果,便可付諸實行;公投則是一種表達意見的方式,本質是透過實際投票的民意調查,對於政制發展並沒有決定性的影響、強制力和約束力。《基本法》明確規定巿民有權表達意見,所以要進行公投,不論是特區政府、其屬下的政制諮詢委員會,或所有民間團體均可。無論公投的結果如何,要實施政制修改,一定要遵從四十五條〈附件一〉和〈附件二〉,即是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得特首批准,及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公投並沒有繞過《基本法》條文的限制,有何違反《基本法》可言?

(二)人大常委會已經作出決議,表明零七、零八不能進行普選,繼續提出不同的意見,是否挑戰權威?

這要探討最基本的原則問題。中央政府的最高層次是人大決議,人大常委會決議次之,對下則是國務院決議。根據現在國內法治的標準,無論是哪一層次的決議,在通過後,准不准許人民提出不同的意見?任何決議法律對實踐行動有約束力,但對思想和言論自由則無,這就是說人大常委決議沒有修改前,香港不能在零七、零八前進行普選,但不能禁止巿民主張零七、零八普選,我對人大常委決議並不同意。

莫說言論自由同樣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保障,看看實際的情形吧:不管在任何時候,就算是毛主席一人呼風喚雨的年代,每次決定後都不是千秋萬世、永不可改的。理由有二,一是現實環境轉變,決議或政策需要作出修改,二是任何人的決定都沒可能百分之百正確,經過實踐後發現存在問題,便要更改。舉例,「三個代表論」准許資本家入黨,跟以往共產黨吸納無產階級的理念不同,這是修改共產產黨章,也就是最慎重的決定。事實上,無論是黨章或國法,並非一繩不變,有人質疑,才會進行討論,然後再作出新決定。這是每天發生的事,何奇之有?縱使在中共全黨,有誰敢說過往決議是神聖不可侵犯,通過了便不能修改?任何人提出質疑都是犯法?古往今來,大概只有被認為是上帝頒佈的十誡,才有這樣神聖的地位。若不能修改,事實上又為何經常修改?尤其憲法聲明全體會議有權修正人大常委會的決議,證明有犯錯的可能,不然不會有具備法例修改條文。

以人大常委會的決議來說,地位比人大全體會議決議為低,而後者的一般地位又次於特殊決議(所謂特殊會議,即決議需經特殊程序,或有特殊人數,屬於非一般性質)。至於最嚴肅的修改,當然是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程序最繁複嚴正。每年,憲法都會作出修改,那麼,特區對人大常委會的決議提出異議,要求人大常委會修改,有甚麼問題?

(三) 公投是否構成港獨,或者將香港變成一個實質的獨立政治實體?

要知道公投項目,僅限於香港的自治管治問題,並沒有人要求香港跟中央的關係作出任何改變。換言之,無論公投是關於香港的民主程度有多大也好,香港依然是中國的一部份,絕對沒有人對此提出質疑,亦不會對中國主權是否凌駕香港自治提出疑問。何況,《基本法》已清楚列明中國在特區的主權,最大體現當然是無論特首用甚麼方法選出來,都需要由中央任命,就算是普選誕生,中央都有權不任命。這就保證了中央體現對香港的主權。

此外,特區作為地區政府,不能干涉國家國防、保安和外交範疇。為了有第二重的保險機制,保證特區不會越軌,絕對從屬於中國,便是特區有解放軍駐紮。香港本身並不具備任何軍事力量,如果中國主權在任何時候受到侵犯,隨時可動用解放軍鎮壓。每一個香港人都深明此點。事實上,百分之七十的香港人都主張特區和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只是希望力保在香港事務上,香港有較大的發言權。

上述三點已經將批評張超雄的論點破解得一錢不值,另外如梁愛詩之流,請在說話前動腦筋想清楚,說甚麼就算要公投,都要全中國人民進行,而不是限於香港人民?香港公投不要緊,誰說十三億人民有公投權?這完全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如她認為符合,我沒有異議,但北京是否是批准這套十三億人投票的機制?歸根究底,任何事只有一個解決方法,便是講道理,而不是用權力壓服異議,徒然將問題拖延。

2004年10月24日星期日

悔不當初

董建華的任期只剩下兩年零九個月,收爐在即,下屆特首爭奪戰即將展開,在這餘下時間,特區政府有何打算?其實已是無待耆龜。

香港人可以忘記董建華在九七上任時的豪情壯語,甚至忘記他在任三四年後常常掛在嘴邊的「經濟轉型」,事實上再記著也沒意思,「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簡單來說,董建華目前的政策,總共有三招。第一招,是「推」字,也是董建華用得最純熟的一招,例如將廿三條立法「推」給下一任特首、將政制問題「推」給中央、將經濟復甦的希望「推」給中國,希望得到中國帶挈。

第二招,是「收」字,董建華將所有改革大計,如醫療問題、教改問題及公務員體系改革問題等,全部像八萬五般悄悄「收」回,力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希望避而不提,善忘的香港人便會忘記了,事情不了了之,再過了兩年零九個月後,更是不留下一絲痕跡,有如春夢了無痕。

對於現時香港仍然相當高的失業率、負資產、財政赤字等等問題又如何對付呢?董建華似乎決定了唯一的可行方法,就是最後的一招,「死人尋舊路」,希望製造一個更大的泡沫出來,利用泡沫經濟去紓緩這些問題。其具體方法是堅決將土地及房屋供應量壓到最低,例如:繼續維持禁售居屋;停止發展兩鐵上蓋;對新界的補地價獅子開大口,定下非常高昂的補地價格;再至於勾地表內的土地就是不停在底價提升,務求拍地價越來越高。總而言之便是將土地供應量大幅度減少,來拱抬地價,再憑逆轉的供求關係令樓價回升,希望在餘下的兩年零九個月內,利用賣地來減少赤字,等到正式下台時,達到收支平衡,同時希望泡沫經濟帶旺巿面,有助於解決失業、貧窮的問題,如此一來可以向北京交代,二來企圖在歷史上搏得一點正面評價,三來希望港人減輕對他的仇恨。然而,這做法有一個嚴重壞處,便是埋下一個更大的計時炸彈給下一任特首,這是高度不負責任的表現,將來一定像《紅樓夢》中晴雯在與賈寶玉訣別時所說:「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2004年9月27日星期一

向胡溫進一言

江澤民終於離開了軍委主席的寶座,我們期待,中國可以藉此契機,脫胎換骨,蛻變成為全新的年代。或曰,江去胡來,始終不離共產黨專政,整個政治體系只是換湯不換藥,不會有任何突破,我們也不應有任何期待。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固這是換湯不換藥,但中國這碗「湯」的本質是人治,在人治社會,政經體系由領導人的風格決定,而非由法律或制度決定,彈性反而較大。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共產黨,但一個革命一個走資,鄧小平和江澤民都是改革派,但一個大膽一個保守,故此,我有理由去期待,胡錦濤和溫家寶可以有別於毛澤東、鄧小平或江澤民。

回顧歷史,不難發現有一些獨裁者自覺地放鬆對人民的管制,甚至鋪下民主的進階,例如蔣經國,在蘇聯受教育、在老爸身上學統治,但偏偏台灣的今日的政經成就便是由他而鋪。過去兩年,我相當留心胡溫兩位的言行,聽他們說些甚麼和不說些甚麼、看他他做了些甚麼和沒有做甚麼,經過了兩年的「聽其言,觀其行」後,我至少相信他們比同儕廉潔、比前任開明,固然,他們的成長背境對其思維難免產生了局限性,但我希望,在局限的範圍內也可以盡量進步,盡量增進中國人民的福祉。

當前中國政府的主要任務有二:一是促進國家經濟的發展,二是製造更公義的社會,包括縮減貧富差距、提高人權。要做到這兩點,千頭萬緒,以後有機會,我會再詳細分析。

此外,兩件事令所有中國人都覺痛心疾首,為了中華民族長遠的利益,處理這兩件事,比任何事都更加重要。

首先是提升國民教育的整體水平。今天是資訊社會,知識就是力量,要發展經濟,及建立公義社會,知識比資本和土地都更重要。可是,令到中國人大惑不解的,就是在這影響如斯長遠的大項目上,國家的投資是那麼少,所佔國民生產總值百分比更在不停下跌。內地很多所謂「形象工程」,動輒花費數十億,或者為了主辦如奧運之類的大型盛事,可以花逾百億元,我無論如何不相信中國政府無法抽取多點金錢出來,投資在教育上,投資在整個中華民族的前途上。我們怎能夠繼續容忍如許多小孩子沒有教育,或者教育不足?

何況,為全民提供教育,不單為了發展經濟,當整個國家的文化水平提升,民族質素自會改進,很多困擾國家的問題便會自動消失,如偽冒食品,當國民素質提昇後,混水摸魚的人便大大減少,又或更容易被人戳破,偷雞不到蝕把米。受過教育的民眾亦可從事技術工作,貧富縣殊便會縮窄。又,受教育的人民具有法治精神,法治也會提升。總而言之,教育是民族的千秋大葉,假如以缺乏經費作為理由,只能說:「為長者折枝,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其實,國內很多開支並無必要,例如上海的磁浮列車,例如有人想興建的全球最高大廈,這完全是只顧表面,忽視實際!胡主席說﹕「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在教育項目上,我希望他能履行他所說的話。

其次,就是歷史文化遺跡並沒得到足夠的保養,令所有愛中華的人痛哭流涕。中國是擁有最多歷史遺跡的國家,擁有最完善的歷史紀錄,但我們怎樣看待我們的歷史﹕許多列入國家一級文物保護的單位,或因欠經費而嚴重失修,或變成廉價旅遊景點,進一步遭污染和侵蝕。需要開發和保護的地方,例如秦始皇陵墓,地點發現多年,因缺乏經費,始終未有開始挖掘。要知道歷史文物能夠令人民瞭解祖宗的事蹟,因而產生民族自豪感、產生民族凝聚力,是民族發展必不可少的基石。我去過歐洲、埃及和印度,親眼見識到人們如何保護歷史文物,連印度這麼貧窮的國家,也能撥到足夠的經費,難道中國不可以?歷史遺物一旦毀滅,永遠沒法彌補,將來我們怎樣向子孫交代?我不相信對整個國家民族,敦煌龍門石窟、古殷都遺址和秦始皇陵墓,比不上奧運金牌和北京奧運會!假如要十三億中國人每星期的某頓飯吃得省一點,去保護這些文物,我相信大家都願意!到底將國家民族放在口頭、還是心頭,我對胡主席和溫總理有所期待。

2004年9月7日星期二

蕭若元論長毛

梁國雄(長毛)此人並沒受過高等教育,但學識廣博,文才敏捷,從不為金錢營營役役,只是周圍替其他人打抱不平。這種人,在中國古代叫做「俠」,渾身充滿「俠骨」或「俠氣」。賈島有一首詩〈劍客〉,我很喜歡,詩云:「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我常希望做到,但只能心儀往之,長毛卻替我做到了。他現在競選立法會議員,並非為了個人野心,而是為了把抗爭帶回立法局,這樣的人世上難求。「吟到恩仇心事湧,江湖俠骨已無多」,港人縮骨太多,有俠骨的太少,長毛是瀕臨絕種生物,希望大家投他一票。你說他收受別人錢,我打死不信,錢從哪裏而來?美國?他經常去美國領事館示威;台灣?他反台獨的!

2004年9月1日星期三

涂謹申事件的啟示

1968年,我剛入讀港大讀一年級,當上港大學生評議會的會員。當年發生了一件事,學生會會長私自利用學生會名義,找贊助商贊助兩張機票,作個人旅遊。事件揭發後,很多人認為不要張揚此事,亦不要對該名會長採取任何行動,所持理由大都耳熟能詳,毫無新意,如害怕破壞學生會名譽、學生會以後舉辦活動,找贊助商贊助獎品或獎金時,容易惹人懷疑等,跟國內堅持不可開放新聞自由的老掉牙理由十分相似。但是,當時我力排眾議,堅持要對學生會會長提出不信任動議,主要原因是我認為學生會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受重視的社會組織,不是來自其人力物力,而是由於學生比較單純,有道德上的優越性,假如有人犯了錯誤,學生會還盡力隱瞞,便變成跟其他社會牟利團體沒有甚麼分別。相反,勇敢地面對和承認自己的錯誤,承擔責任,才能有效防止以後再發生同類事件,並得到有識之士的尊敬。終於,經過三十多小時的馬拉松式辯論,我的不信任動議獲得評議會通過。後來,我在學聯重覆提出不信任動議(港大學生會會長當時兼任學聯會長),亦達到同樣的效果。最終該會長辭職下台。

以史為鑑,今日,香港的民主派人士無財無勢,之所以能夠得到群眾支持,主要靠道德上和理念上的號召,所以我們對民主派人士道德上的要求,同樣要非常嚴格。

涂謹申事件中,涂謹申沒有申報利益,雖然不是犯法,但絕對是一個錯誤,更嚴重的是因為他真的有以高於巿值的租金去租用該樓宇,在不申報同時發生利益衝突,怎能洗脫瓜田李下的嫌疑?其性質跟梁錦松偷步買車如出一轍;何況,涂謹申非法霸佔大廈外牆懸掛民主黨廣告,卻向政府申領公帑支付廣告牌租金以自肥,更是詐騙勾當,因此同樣應該要求涂謹申引咎辭職。而在整件事中,尚有很多點疑問,譬如租金究竟去了哪裏?羅致光說黨中央並不知道物業是屬於民主黨的,該物業在民主黨的資產負債表中並不存在,但若然資產不存在,那麼也沒有租金收入了,除了用作供樓,餘下的錢去了何方?我相信該物業牽涉到多名民主黨成員,涂謹申應不至於有膽子中飽私囊,但是否將租金挪作其他用途?例如,將租金歸入民主黨九龍西支部的小金庫,用作應酬費等,若然是真的話,便變成和內地官員的作風無異。而民主黨總部又知不知道九龍西支部有獨立財政運作呢?

自事件揭發後,民主黨反覆顯示出來的資料,前後口供是矛盾的,令人懷疑民主黨究竟還是不是一個單一的政黨,可以管制屬下支部的行為,還是已變成諸候割據支部的一個利益聯盟。現在看來,似是後者居多。事實上,自去年開始至今,民主黨作為香港最大的民主組織,一直沒有盡領導民主運動的責任,現在更顯出其內部組織完全是一塌胡塗。我相信民主黨前後兩任的主席──李柱銘和楊森,都應該負上政治責任。而在九月立法會選舉後,民主黨更應該自行解散,因其歷史任務已經完結!

2004年6月1日星期二

趙盾弒其君

歷史有好多時是重覆的,哲人經常這樣說:「愚弄、欺騙你一次,是對方的錯。再次用同一方法愚弄、欺騙你成功,就是你自己的錯。」幾年前在鍾庭耀事件中,鍾庭耀一直不肯透露向他施加政治壓力者的姓名,政務司陳方安生當時是主張讓事件平息就算,但現任財政司司長唐英年,當時一定要苦苦相逼鍾庭耀交代出事件真相,結果弄到香港大學校長鄭耀宗辭職,路長安亦不能久居其位。但有些人永遠不會從錯誤中吸取教訓,葉國謙又想逼迫三個節目主持人作出澄清交代,大約憑他計算,這三個當事人都沒有膽量把一切抖出來。結果,鄭經翰、黃毓民二人未有現身,但李鵬飛就坦然交代了他所經歷的一切,這次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是經有線電視直播,當李鵬飛音節鏗鏘地娓娓而談的時侯,我看到葉國謙面色灰暗,十分慌張,大約他這時才知道自己已經闖了大禍,不知怎向北京交代。

在這一連串的「關心說話」或恐嚇事件,加上報紙及坊間不時有人透露出內地有幹部意圖壓逼港人,使其投民建聯一票的傳言,再加上在過去一年,不斷發生對某些人的辦事處潑糞、辱罵及投送恐嚇函件或傳真等等,有些人狀似客觀地說:「因為始終沒有真憑實據,因此不能確定是某方人士所為。」這種說法,令我想起一個笑話。有一個非常懼內又喜歡自欺欺人的某甲,有一天,他的朋友某乙跑來告訴他:「我看見你老婆和一陌生男子在街上手拖手。」某甲很緊張地追問:「跟著又怎麼樣?」某乙說:「我是你的好朋友,所以我便跟蹤他們,我發覺他們走進一間酒店,開了房間。」某甲更緊張,再追問:「跟著又發生什麼事?」某乙說:「我靜靜地跟蹤他們上房,看見他們進了房間,我就在鎖匙孔偷窺他們,看見他們一進房間便熱情地擁吻。」某甲更為緊張,又再追問:「跟著又怎樣?」某乙說:「我看見他們互相撕掉對方的衣服、赤裸裸地滾了上床。」某甲問:「跟著又怎樣?」某乙說:「跟著他們熄了燈,我就什麼都看不見了。」某甲大力拍自己的大腿,仰天長嘆:「唉!我始終沒有任何真憑實據證明妻子對我做了不忠的事!」這說,現在很多人自欺欺人的心態與此丈夫毫無分別。

正氣歌有云:在晉董狐筆。因為晉靈公被弒,趙盾回到晉陽時,太史董狐在史書上記載:「趙盾弒其君。」趙盾忙找董狐理論,他說:「晉靈公被弒時,我根本不在晉陽。」董狐說:「你是晉國的正卿(宰相),『亡不越境』,早時,晉靈公要殺你,所以你逃亡,按常理,愈快逃到別的國家愈好,但是你逃到邊境附近便停下來,在邊境逗留了多天,是否有所期待某事之發生?『反不討賊』。回到晉陽亦沒有通揖兇徒(其實兇徒就是他的堂弟),你說你沒有參與晉靈公的被謀殺事件,天下間有沒有人會相信?」

在香港這些事件發生的時侯,什麼人是受到嫌疑,而他並沒有馬上出來譴責這些罪行,與肇事者劃清界線,及要求有關當局徹查、追究者,就是今天的趙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