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方壓力下，李國章將私立幼稚園納入學券制制度之下，若在兩年內加入的話，仍可享用學券制，但這之後便不再有。

李國章的思維，主要是質疑為什麼政府要資助牟利機構？這是很多專業人士(如醫生、律師)常有的思想謬誤。事實上，錢並不是給了那些牟利機構，而是給了那些家長，然後由家長決定怎樣使用。現有的學券制之所以會惹來學券制之父佛利民反對，是因為此制度有兩點令人不解。

首先，同一個人同一對家長，若選擇每年學費不超過一萬八千元的半日制幼稚園，他們便可享用學券，即大約一萬四千元的津貼；但若選擇一所學費超過一萬八千元的話，便不會有。沒有人會明白，學費較昂貴的話不就會令家長陷入更艱難的經濟環境嗎？為什麼在更需要學券的情況下，反而不能獲得津助呢？是對他們選擇收費高幼稚園的懲罰嗎？

第二，天下沒有人比父母更緊張自己子女的教育，拿著政府給予的資助或學券去選擇時，他們不會因為那所幼稚園有叉燒飯送或有脫衣舞看，而是因為他們覺得那所學校能給予他們的子女最好的教育才會選擇該幼稚園。而學校怎樣運用那筆錢，則一般來說牟利機構會比非牟利機構更有效率，因為非牟利學校背後有龐大的慈善或宗教團體支持，有一定的官僚架構，亦不容易倒閉，而牟利即否。

現在的學券制度是不准資助用在可能較有效率的地方上，這簡直是貓捉老鼠，多管閒事。我曾經多次說過，巿場經濟和民主同樣是建基於自由主義，而自由主義則是尊重個人的抉擇。若你不相信人民有能力為自己子女選擇一所好的學校，你一樣不會相信他們能夠選出一個好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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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馮富珍作為世界上處理沙士最惡劣、死人最多的地方公共衛生負責人，竟然能夠當選世衛總幹事，証明了中國外交無與倫比的勢力。

日本候選人的大敗(不入最後一輪)，更加是對日本敲響了警鐘。如果日本要在外交上繼續與中國對抗的話，她永遠只會落得慘敗的收場，永遠不能成為有強大影響 力的國家。最嚴重的問題是，美國到最後支持中國，亦即是說美國對日本的支持是有限度，是要以不觸怒中國為原則的。日本要倚靠美國，但美國卻不敢激怒中國， 因為在很多國際問題上，美國都需要中國的合作，更不用說在經濟上的嚴重互相依賴。

為何中國在外交上會有此優勢呢？

首先，是由於中國的革命傳統。由毛澤東開始，中國已經與第三世界國家作平等交往，而且亦不像日本般有資本主義的氣焰，能以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的立場出發，從而與非洲等國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誼。

第二，是現在中國富起來，亦花得起。日本要花錢，必須通過國會，但中國就不同了，只要胡主席一人點頭，就能動用一百億美金，錢使得疏爽痛快！

加上中國始終是戰略大國(十三億人口的核武大國)，舉足輕重，三個元素加起來，便將日本殺個遍甲不留。而其實這次陳馮富珍選就是要証明這點給日本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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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德福滅門慘案及張子強案之後，林漢烈案要在大陸開審同樣是令很多人大惑不解。因為這一件謀殺案分明是在香港發生，買兇的整個過程亦在香港進行，主兇和主要受害人也是香港人，只不過是犯人潛逃大陸而已，那麼何以要在大陸審而不在香港審訊呢？在此，我意圖為這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決定解釋一下。

首先，這種重要的案件不能在香港審理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那些疑犯是在大陸被拘捕的，案是在大陸被偵破的。照我估計，大陸的公安必定曾對疑犯嚴刑迫供，以獲得認罪的口供。一旦讓疑犯回到港進行審訊，便會完全脫離他們控制，疑兇必定會以此原因意圖推翻之前的口供，令大陸公安的形象嚴重受損，十分丟假。

而另外一個原因純粹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腹的揣測，就是聽說案中主要疑兇楊家安的家屬準備了三億人民幣用作疏通，這樣重大的利益當然是要留在大陸了。只要一判死緩，三億便袋袋平安。所以，案件絕對不能送回香港，反正香港法庭不能被疏通，損己而不利人，是天打雷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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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翔最終被判監五年。

其實，說程翔是間碟，將他扣留了年多之後先作出審判，整過審訊的過程是秘密的，本來這種法治已是可笑得很，而結果，連判他五年這個刑期都是很可笑，都是歪曲法律。

因為根據中國刑法，間碟罪一成立，最低的刑罰是判監8至10年。那程翔為什麼要判五年呢？為什麼判決要拖延這麼久才宣佈呢？很明顯，是因為政治局決定了要判他五年，但法院卻想不到如何解釋這個判決。搜盡枯腸之後，終於想到因「自首」減刑這個可笑的藉口。
何謂「自首」？根據中國《六法全書》，要符合下列三種情況才可作「自首」論。

• 第一，必須在犯罪事實未被發現之前。即是說，你殺了人或偷了錢這個事實是未被任何第三者知道；

• 第二， 你不是主要嫌疑人；

• 第三， 當然是絕對不能在被拘捕之後；

因為自首是可以減刑的，所以必須符合以上三個條件。否則，每個認為自己無法脫罪的人，到最後關頭都會自首。在拘捕之後態度良好，充其量只可算作認罪，而不是自首。舉一個例，一個人殺了人，事情被另一個人目擊，兇手逃走了，而目擊者不單也離開了，更沒有報警。這情況下，因為有人遇害這個事實已被第三者知道，所以就算之後兇手往自首，都不會被接受。

若說程翔被拘捕之後主動交待事實就是自首的話，那麼大部份被拘捕的人都自了首，何況我看程翔根本沒有認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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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觀經濟的層面，我們很多時採用其他組織形式來處理問題，最明顯的就是發作在家庭和公司。家庭內部主要是一種集體經濟，資源分配都是指令式的。而在公司則是等級式的，即是說，大概要做多少工作，便會分配到多少的利益，權利分配在加入公司的時候已經說好。所以從來在任何的一個經濟體系裏，巿場因素永遠只是小部份。

但最重要的是，在最高、最宏觀的層次，你不能不用巿場的。
我曾經說過一個「旅行推銷員的計算」的理論，例如推銷員要到三個地點，怎樣才最快完成旅程呢？如果數點有限的話，任何人都可以很快地計算出來。但每多一點，便會幾何級地增多計算。

同樣道理，在只有四個人的家庭裏，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四四六六拆掂它」，或在公司裏，則是由可見的工作表現釐定，你勤奮能幹，自然升職加薪，否則立即炒魷，這種形式的交易成本相對於巿場絕對便宜。但當人數變多，要將每個人的需求、心理狀態和內部知識等因素去綜合計算，基本上是沒可能做到的。同樣，如果有一間公司是太過龐大的話，即使有再多資金，也是沒可能成功運作的。世上是沒可能有一間一千萬人的公司存在，因為公司人數膨漲至某一點時，內部的資訊運算回饋之繁複，會令公司自動崩潰，破產收場，無可挽救。

同樣，為何有一些事我們一定要由政府去做呢？因為這樣的交易成本是最低的，政府法院可以隨意決定法例、政策、判決，使交易時不用考慮到不常見的處境而大量節省交易成本。但當運用政府機能去做從事操作行為，便一定要非常小心，因為有四個問題是永遠無法解決。這便是所謂的四個“I”，可以解釋為何政府做事永遠沒效率。

四個“I”分別是「Information」、「Incentive」、「Investment」和「Innovation」。

海耶克所說的集中在第一個“I” – Information上。他說，資訊很多時不能夠集中，是因為那個人本身都不知道自己有那些資訊。例如一個做餅師傅不能告訴你，造餅時要搓多少下麵團，因為他們也是憑感覺去做。這就是所謂的 “Intrinsic Knowledge”，連當時人都是全憑感覺去做，這種資訊根本無法集中。而且事實上亦無法將所有人的資訊集中處理。大家試想想，在資訊傳遞的過程中，每報導或轉述一次，當中必然會產生誤失，就算是最好意圖的人都不會準確。層層報導之後，那個資訊已變得非常不準確。舉個例子，工廠某職員要做這個月的預算，為了保護自己，一定會將成本算高一點，預計生意額卻要保守一點，若經手的每個人都為自己做一點點修改，資訊到最後就會被扭曲得面目全非。而社會主義的崩壞，正是這一個問題已經無法化解。

而最多人知道的是第二點，Incentive。
每個人都明白，沒有誘因是無法令一個搏拼工作的。若分配的公式已經固定，做多做少結果都係一樣，那又如何可令人勤力、自動自覺去工作呢？

第三是Investment。
因為第一點的扭曲，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巿場的真實情況，你的投資往往是錯誤的。

第四點是Innovation。
現實世界中，是不停有公司被淘汰和倒閉的，但正因為現實是這樣殘酷，便要不斷想出一些新方法來求生，因此才會有創新。如果沒這種壓力，創新便會大幅度減緩。如果你在政府工作，工作的部門永遠不會倒閉，最保險的做法當然是依循舊有的方法去做。所以說，創新是迫出來的。

以上問題，幾乎是無可致辯的事，可惜某些左派的人仍然看不通，為何政府做事會如此昂貴和沒效率，而計劃經濟為何一定失敗。大幻者終身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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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美國攻打伊拉克還是最近以色列攻打黎巴嫩，所持的理論都是「先發制人」。即是說，假如對方是有敵意、準備向你動武的話，首先向對方動武是合理的。

這個邏輯是完全不能夠成立的。
首先，因為對方到底是想動武，還是只是對你懷有敵視，當時的真正想法只存在於當事人心裏，其他人是永遠無法知道。而兩種心態表現出來的態度卻是一樣的。所以很多時候，最終你極有可能會誤打了一個原本只是對你懷有敵意、根本沒有想過要對你動武的人。這樣做嚴重破壞和平。

舉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當年日本攻打中國，主要的理由是要迫中國人放棄排日，要中國政府立即解散所有反日團體，不要再舉行反日活動。因為站在日本的立場，若中國裏有這麼多人反日的話，終有一天會威脅到已經佔領了的華北，或者是已建立的傀儡政府清州國，更不要說還有朝鮮了。其實大家都知道，中國民間雖然有反日情緒，但要主動去攻打日本還是天荒夜談。至於有士兵失蹤、被殺，即是現在以色列運用的藉口，更是日本人常用的。好像濟南事變，藉口日本軍人被殺；九一八事變，指瀋陽鐵路被毀；七七盧溝橋事變中，指有士兵失蹤等，例子俯拾即是。如何構成開戰理由，實在是自由心証，世上亦因此多了許多戰爭。

第二，就是所謂的不可避免性，認為形勢至此雙方開戰是無可避免的，所以要先發制人，這從歷史上亦可証明是錯誤的。感覺到不可避免性最嚴重的應該就是 1950年代的美蘇關係，但歷史告訴大家結果如何。因為這個世界的變化難以估計，在歷史上這種情況是屢見不鮮的。於十九世紀，英法的對立是相當嚴重的，但英國和法國結果都是沒打過仗，反而最後聯手攻打德國。形勢瞬息萬變，很多事是最初無法預料的。冷戰時期美蘇對立如此激烈，若當時美國先發制人攻打蘇聯，可以想像血流成河的慘烈戰況，人類的傷亡可能數以億計，現在已經証明所謂不可避免只是鏡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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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的風蕭蕭節目中，長毛曾經形容我跟Eddie是書生。

對於這個稱謂，我從來不介意。不過我認為自己是一個略懂生意之道和攪一下創作的書生而已。

說起書生論政，一般人的印象是脫離現實。其實，這要看那一個人有沒有人生經驗、夠不夠入世。很多時書生會理論性很強，卻缺乏人生經驗，因此有時觀點令人生笑。除此之外，我一向自覺避免書生論政的「三不可」：

第一， 不可因為主觀願望而忽視客觀現實。
這等如法輪功整天說中共將會倒台一樣，自己希望那件事情發生，眼中看到的所有證據都是指向那件事。長毛經常預言曾蔭權民望會迅速下跌，亦可作如是觀。

第二， 不可「聽而不聞」
自己有了一套理論架構之後，其他人的說話都聽不入耳。別人講任何說話，第一時間不是去思考那句話的對錯，而是去想如何去反駁它。陳雲所說，「不為書、不為上」，不可只根據書本，也不可以只根據形而上學。

最後一點，亦是最容易犯的一點，就是讀書人尤不可以有酸氣。
酸氣就是指因為自覺社會地位、事業成就和財富都不如人，所以在說起任何成功人士、有錢的人士的時候都帶一種酸溜溜的味道。這也是窮書生最容易犯的毛病。陶傑就經常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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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03、04年後，北京對香港的維思作出了重大改變，並逐步從新建構。在今次葉劉淑儀再度活躍之後，整個構圖便已經完整。

九七年回歸後，其實北京並不是真的想操控香港內政，因為他們對香港的民生、政制、公務員體制嚴重了解不足，根本不懂怎樣去「遙控」香港，想做也做不到。

結果在董建華施政的時期，攪出五十萬人上街遊行事件，北京用了一年去深思和研究。到了04年，又再有大量巿民上街，北京知道非改不可。而往後發生的事，包括撤換董建華，已成歷史。

可以說，北京得到的教訓大致有以下幾點：

第一，香港跟台灣一樣，不能對自己不高興的事作出猛烈回應，要輕 描淡寫，否則只會有反效果，出現更大的反彈力；

第二，香港是開放社會，社會人士與國外有著千絲縷的關係。香港對北京的最大作用是對外集資，所以在香港不能做出會觸動外國投資者神經的事；

第三，他們也明白「二世祖」、商人等不是公務員出身，沒有實際管理政府經驗的人士並不適合做特首，而且這個人一定要有民意基礎；

第四，經過20年、花掉數億經費，卻只換來不足30%的選票，已証明民建聯是扶不起的阿斗，永遠不能成為執政黨；

第五，要順利管治，必須獲得半民主的立法會和傳媒的支持，故此重新培育的執政黨必需要有民意基礎和能號召香港精英，而且不能是左派。因為出身左派是原罪，民建聯就是因為這原罪而註定失敗；

能指揮公務員、得到精英階層尊重、在立法會有足夠的票數，還要有管理政府經驗……曾蔭權基本上達到了要求，而最後一筆，就由葉劉淑儀來用3至5年的時間去完成。

行政、立法、公務員、傳媒、民意，這就是管理香港的完整構圖。按照星架坡和日本經驗是可以建立立足於普選而長期穩定一黨獨大的狀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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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太是否會去參選特首，她首要考慮的前題是有沒有足夠的提名。若她不能肯定得到100票的提名，她便根本沒有決心去參選。因為她怕到最後，萬一她連參選的入場券都沒有的話，會怕被人恥笑。但正正相反，那些抬轎的人卻認為，你不表現出參選的決心，又怎能搏得足夠的候選提名呢？

這便演變成了一個雞和雞蛋的問題。

這個世界，要幹這種事是永遠不能太過「穩陣」，最後一定要有三分冒險，太「穩陣」反而會失敗。好像諸葛亮擅於治國，但用兵他卻未嘗勝過一仗，其中一個主要的理由就是他太過「穩陣」。

到這裏我跟大家說一個小故事。
當日桓溫帶兵攻到壩上，屯兵渭水，王猛往見他，二人捉蝨詳談。桓溫有感而發，說：我出兵千里來到這裏，距離長安不過是旦夕之間，為何關中的父老不一同起義來迎接我呢？」王猛聽罷便答他說，他們是在等他過河。因為大軍一過渭水，遇到敵人的話便不能輕易回頭撤退，這表示他也是豁了出去、背水一戰。你在搏命時，人們自然會跟隨你搏命。但若你也有所保留，處處預留退路，那為什麼其他人要為你拼命呢？

即是如果提名了陳太是會得罪中央的話，陳太自己都不敢放手一搏的話，又有誰敢去為她搏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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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太對香港政局的批評，由始至終都有所保留，多年來她其實希望在有一天香港的政局不穩，中央終於要徵召她做特首！直至曾蔭權做了特首，而且很可能會再連任的時候，她這個希望已經是斷絕了。

因為她明年已屆六十七歲，再過五年之後她便是七十二歲了。所謂“黃忠雖老猶有拖刀”，但陳太雖老又會如何呢？七十二歲做特首，也實在是太遲。

所以她決定在這個時候做她最後一場政治Show。她這次出來選特首其實並非要贏，她只想要拿到足夠的提名，在選舉這個平台上，迫曾蔭權對於香港民主作出承擔。這樣她在歷史上留名的價值會遠比當特首為大，而她作為"香港良心"，這樣做也是對國際輿論的一個最終交待。我相信，陳太做完這一台戲之後，她便應該會正式永遠淡出自我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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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節目中曾經屢次說到，我不相信陳水扁會這樣容易下台。
今天，在泛藍陣營提出總統罷免議案的前夕，我幾乎已可以判斷議案不會獲得通過，而陳水扁整個的政治危機已經過去，他應該可以繼續當總統直至任期屆滿。

這次陳水扁能避過一劫，其實主要有三個原因：

首先，就是所謂的權力下放、斷臂求生，此策略成功交換了民進黨人的團結一致。現在，民進黨的四大天王各有所得，民進黨內部的團結力量大增，故此罷免案是一定不會獲得通過。

第二，就是呂秀蓮效應。因為呂秀蓮的台獨傾向太強，陳水扁在此時再次向美國保証貫徹不會宣布台灣獨立、不更改台灣國號、不將兩國論入憲、不以公投變更有關統獨的現狀的 “四不”政策，於是美國再次傾向支持陳水扁。

第三，陳水扁已就弊案問題與法務部談妥，所有罪責完全由趙建銘一家承擔，絕不會牽渉陳水扁及吳淑珍二人。同時因為馬英九的領導不夠強，便泛藍陣營在政治策略上幾乎完全失敗。在這情況下，蘇貞昌將有再兩年時間讓爭取表現，日後馬英九要面對的對手亦變成是蘇貞昌。
這就是台灣政局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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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務委員會中，有關添馬艦事件的投票確實是令人「歎為觀止」！
除了公民黨的議員在這次表現尚算合理之外，其他的都是垃圾。他們簽下了一張面額高達52億的空白支票，讓政府去在添馬艦興建新的政府總部，而政府卻完全沒有透露任何細節。

現在我要問幾個問題：
第一，在整體公務員人數減少了十數個巴仙的情況下，何以要擴大政府總部？
第二，就算現在的政府總部真是現有不足，究竟所欠的呎數是多少？是否可以有其他方法解決？
第三，何為要用52億？
第四，如何政府總部真的遷往添馬艦，那麼現時的政府合署將會如何處置？是不是會拆卸重建呢？如果將現在政府總部的人手搬到添馬艦，將政府合署的地皮賣給地產商，地產商再在上面重新興建商業大廈，中環的交通又能否支持突然增加的人流量呢？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新政府總部的設計到底是怎麼樣？它會否阻擋空氣流通，令中區的空氣污染的情況更加嚴重？又或是，它會否阻礙其他大廈的景觀、破壞中環的整體環境呢？

在這些問題全部沒有答案的情況下，一眾立法會議員簽了一張空白的支票給府政，這種立法會議員實在是完全失職和不負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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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風蕭蕭》節目裏我曾說自己看過一些James Roger的書，James在兩年前已在書中提出商品進入了一個大牛巿的看法。而我是傾向同意的。
其實在金價五百多元的時候，我曾在節目中提議聽眾買入黃金及江西銅。日前江西銅的股價跌至停板之後，我亦說過江西銅跌的話就該應該買入，結果江西銅又再次升至停板。
其實大原理是這樣的。要供應石油、銅、貴金屬等天然資源不是一件短時間的事，尤其是現在有相當多的環保條例限制，要開發一個新的銅礦就更加困難，因為在採礦完成後你必需要將環境還原，這樣的話成本便會變得很高。
而且現實產生的問題是，在過去的十多年以來，中國和印度的經濟急劇現代化，明顯對天然資源的需求增加了，然而這些天然資源卻不能因為需求增加而隨即增加供應。由設計開礦、進行開採到建廠提煉，整個生產周期至少需要十年。這樣的話，石油和貴重金礦供應的不足，在短期內實在是難以改變的事。
另外，因為油價飊升的關係，一些替代商品的需求亦隨之而急增，例如糖，因為糖可以製造出酒精並用以代替氣油，而價錢卻比石油的價錢便宜。
所以這幾年內，這些罕有資源帶動仍然會金融巿場及股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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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兩星期我曾說過為何不將最低工資設在一百萬元，有些人似乎覺得不太明白，所以我想在此再解釋一次。

要去設立最低工資時，其實與現有的工資和工資中位數是完全沒有關係的。若問工資合理數是多少？就是交由巿場來決定價值，因為就算同一工種，每個人應得的工資都可以不同，並不是說取一個中位數便叫做科學化，所謂的科學化的計算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決定最低工資時，只需要考慮三個問題。首先，這樣做是否真的幫助到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士，令到他們的生活水準提高？其次，是否會破壞經濟增長？是否會令到就業減少？若果對那些人是幫助得到的話，而後兩個答案是否定的話，又不會破壞經濟，又不會削低就業率的，那當然是越提升他們生活水準越好，那為何不設立月薪一百萬或一千萬為最低工資，那不就全民都富有起來了？
這個說法在邏輯上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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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到底是什麼？
如果你拿這個問題去問那些香港政客，甚至包括大律師在內，他們會告訴你民主是一種政制，但這種看法是完全錯誤的。

民主可以說是一組價值觀念或者是一種生活形式。為何是一組價值觀念呢？其實民主這組價值觀念是包含了希臘文化尋求真理的精神，所以是必需容許言論自由；還有自從文藝復興以來的個性解放，尊重個人自由和決擇的權利(抱括對自己不利的在內)，如此方可運用自由意志投票，如此民主才有意義；加上基督文化的傳統，認為所有人都是神的兒女、人是平等的，所以由此發展出一人一票的制度。因為以上三種觀念，自由投票、一人一票的制度才能夠運作；第四是英國傳統的法治精神，將法治凌駕於統治權之上，這樣民主才會公正和有規則。

這些價值觀念是凌駕於一人一票之上，即是說無論幾多人投票，都不能侵犯上述原則，所以說民主不是一種簡單的政制。

如果沒有上述的原則，而施行一人一票的話，就會變成了民粹政府。這種情況在很多國家都見過，民主變成多數欺壓少數人的工具，再進而成為暴民政治和獨裁統治。有人說希特拉和墨索里尼都是由選票選出來的，其實在歷史上這是錯誤的。但由人民選出來的民粹政府轉為獨裁者是有的，包括巴西的貝隆，在其他他第三個國家屢見不鮮。

而第二和第三條原則就是民主跟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是不可分割的部份，所以說民主一定要植基於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每每用社會整體利益、假公義之名，對個人的權利作出限制，精神上是侵蝕民主、反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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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我在節目中講到反對最低工資，引起很多人的反對意見。我認為大家的反對只源於感性，而非由理性出發。現在，香港政黨把最低工資定在每小時三十元，這個水平我其實在實踐上不會反對，只不過是原則上沒法贊成。主要因為這低水平的最低工資對經濟將干擾有限，我們承受得起，但邏輯上假如最低工資可以提升生活水平，為何不把最低工資定在月薪一百萬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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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與長毛梁國雄談及民主與社會主義。
長毛認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實並沒有真正存在過，因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必須存在於民主的基礎之上。
長毛相信的社會主義其實是馬列主義，馬克思在他的理論中的確沒有說過反對民主，但馬列主義與真正民主卻有著根本性的互不相容。為什麼呢？
真正的民主必須建基於自由主義，因為自由主義的最高實際體現在於個體的自由選擇。凡是主張加強政府干預或提倡公營制度等，基本上已是在減低和削弱個人自由選擇的權利，而那些主張公開生產資料公有化，計劃經濟做法就更加不用說了。

海耶克在《到奴役之路》說到，擴大政府功能，或進行計劃經濟結果只有一個，就是全體人民都成為奴隸 (證諸中國78以前及古巴、柬甫寨及北韓情況，不能不說海氏實有新知灼見)。社會主義是反民主的，因為他們實在是高舉道德理想凌駕於個人選擇之上。他們提倡的互相合作、互不競爭、無私和合理分配的崇高境界結果會得出一個怎樣的世界呢？最後得出的就是一個「蟻群世界」！生活在裏面的人就像蟻窩內的蟻群，沒有個性、抹殺個體。所以，海耶克説：「往地獄之路是由善意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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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生在HKReport的Blog:
http://www.hkreporter.com/talks/blog.php?u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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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九鐵兵變事件，我們其實早已預見了地鐵吞併九鐵這個結果。

縱使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主動「挺身而出」，在廣大的巿民面前一再強調這次出售九鐵絕非賤賣政府資產，兩鐵只是以服務經營權模式合併，但這種說法卻只能蒙騙一些無知的人。而事實上，經過上一次的領匯上巿事件之後，巿民對這類事件變得特別敏感，會相信馬局長的說話的「愚民」到底還有多少？

今次合併，地鐵會給予九鐵42億5千萬，又會以77億9千萬元，取得包括物業發展權的資產，而每年亦會撥出7億5千萬固定費用，從而獲得九鐵服務專營權及部份資產50年。

表面上，政府這次能一次過得到110億，然而50年後政府的實際總收益其實只有200億，但卻會保留了九鐵超過300幾億的負債，亦即是至少要倒蝕100 億。另外，九鐵的總資產估值超過900億，大家都知道資產是有折舊的，就算是土地使用權亦有年期限制，更遑論其他的資產，50年後九鐵的資產值所剩多少可想而知，政府變相將超過700億拱手送予地鐵公司。

如此看來，馬局長並沒有欺騙巿民，誠如他所說，政府並沒有出售九鐵系統的資產，因為這不賤賣，而是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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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推出政改方案後，雖然遇到各種聲音，但始終不願落實普選時間表，只是強調會逐歩實行政改路線圖。現在有部份民主派人士提出將政改事實付諸公投，政府初時當然難以接受，因此許仕仁明確指出香港未必需要公投。其實，公投除了要視乎政府的立場外，還在乎以下兩點考慮。
第一．民主派議員是不是願意接受政改方案？本來公投決定是最民主的做法，但民主派內部有人認為，倘若一旦在公投輸了，便是被迫接受政改方案，屆時無論是提出０７、０８雙普選，或是２０１２雙普選，都沒有意思，那麼民主派應如何自處？所以頗多顧忌，處於兩難（其實，依我看來，就算公投輸了也不打緊，起碼開了先例，真正讓公投存在，以後但凡特區政府遇上重大決策，都很難解釋為何不用公投作最後決定。這是民主的操作機制，不能死守輸打贏要的蠢思維）。
第二．假如分開五區，在五區分別挑選出五名民主派議員，由他們辭職，和非民主派中人摻在一起選舉，便和公投無異。但民主派中，有沒有議員願意犧牲小我，完成大我？頗有疑問！

自我上次撰文談論政改後，再經過這個星期的觀察，我對我的看法更有把握。我屢次說過，自０３年７．１大遊行後，北京徹底檢討了對香港的政策，大約用了一年時間，在這之前只是採取臨時措施，在第二次７．１後逐步改變政策，思想改變之大，完全超出港人預計範圍。民主派一直堅執自己的一套思維，沒有考慮北京的轉變，只能夠「夢裏打拳空費力，水中撈月枉勞心」，不切實際。整個政改方案，儼如一個緊密編好的劇本，整體佈局是特區政府早已計劃好妥協餘地，並和其中數位值得信任的民主派議員談妥條件，由他們提出要更改的地方，包括取消委任區議員、路線圖和時間表，而等民主派初步全體「企硬」之後，由「轉軚」者力爭若干條件，因此他們雖然最終「轉軚」，不比其他蒙在鼓裏的民主派議員般「企硬」到底，但因爭取到巿民所想，反而成了英雄，立下大功。他們亦因此容易號召群眾，呼籲巿民接受修改後的政改方案。

另一點更令我相信自己的想法是因為曾蔭權擴大策略發展委員會至一百人，商討未來的普選路線圖，明顯心目中已有全盤打算。我預計特區政府最快會在２０１６年實施雙普選。實施雙普選之難，不在乎北京意向，在於香港大商家的想法也。大商家所怕者，當然是普選結果會削弱他們的利益，北京如何將兩者平衡呢？便是預設了兩重保障。首先，將選舉委員會轉成提名委員會，由委員會推舉三、四名人選出來，讓全民普選行政長官；由於《基本法》第４５條列明有提名委員會，如此香港巿民便較願意接受。其次，特區政府早前放風，打算將六十席立法會議席全部轉成直選，另外設立等同上議院的功能院。上議院（功能）權力雖不及下議院（直選議席），但握著否決權，等於在議會買了一重保險。北京唯一值得擔心的，只是到時預算案可能難以在下議院通過，但我認為只要設定重要議案由兩院聯合投票的機制，在總數一百二十席取得穩定多數，便不會被人捏著咽喉。

北京實在已全盤看透，明白瓦解民主派最好的方法是給予民主（當然是鳥籠式民主），一旦給予了基本民主，民主派要爭取的目標頓然消失，存在價值便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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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五號報告書中，表面民主，內裏充滿玄機。

選舉委員會成員由８００人擴充至１６００人，增加了一倍，其實當中絕大多數都是經過特區政府受命，在選特首時仍能控制他們。至於５２９名區議員中，大約有百餘人是民主派，另有百多名屬於無甚立場的人士，將全體區議會議員納入選舉委員會，在特首眼中，唯一分別是民主派最多可能爭取足夠的２００人提名特首，僅此而已，但休想改變選舉結果。

至於在立法會方面，新增議席有十個，其中直選佔五個，因為採取比例代表制的關係，民主派最多爭得三席；而餘下的五席功能組別全歸區議會，民主派取得多少席，視乎採用哪種選舉制度，若在比例代表制下，民主派得兩至三席，已是最好的打算，但如採用單議席單票制，民主派由於人數少，可能輸得滿盤清光。

政府當然是充滿把握，才會提出這個政改方案。我認為特首和許仕仁已經和某些民主派人士談妥條件，便是他們答允不再「企硬」，改變普選立場；特首則提供台階，好讓他們下台。他們是誰呢？最大可能是劉千石、鄭經翰和譚香文等。但是，這絕對不能公開，蓋因答應改變立場的民主派人士，必會失去政治信任性，到時對特首又有何價值可言？因此，政改方案必須讓答應妥協的民主派人士稍作「企硬」姿態，然後經過一輪公開的商討，包括如民主派人士所願，取消委任區議員，到時民主派人士再行「轉軚」，巿民便會覺得容易接受，認為特區政府既然已作出讓步，民主派人士不再堅持，也有道理，到時要實施政改，便順理成章。我預計之後特首便會召開圓桌會議，講出以後的政治路線圖。換言之，現時的政改方案這並非中央底線，一定留了一手。買賣無論如何要經過討價還價，除非一早作出交易失敗的預算，但政改失敗不起。

此外，我預料特區政府會在２０１６年會實施全民普選，最遲不超過２０２０年，屆時民主派全面瓦解，變成和民建聯沒有分別。在全面普選後，立法會便會實行兩院制，特首可以利用功能組別來否決全面普選的議員，作為保險；至於特首選舉，則用提名委員會作為屏障，根本沒有失敗的可能。

其實，民主最大的意義在於可以踢人出局，政改五號報告書顯然做不到這點。有人說香港在殖民地時代也沒有民主，也十分繁榮，如果我們恢復舊制，採取沒有港英的港英式統治，振興香港，可行否？
不！原因有二：
一是在中國的急促經濟發展下，香港正處於危機，需要由一位強而有力的領導者帶領香港，作出重大的政經改革，而這需要政治共識，透過民主程序如提名、投票來建立，讓選出來的統治者戴著這頂公眾光環，壓服各界的利益團體，否則不可能實行任何改革；
二是自九十年代開始，香港出現了兩位人物，一是彭定康，二是黎智英，他們利用科技的高速發展，提供無窮資訊，令香港變成一個徹底開放的社會，人民聲音多、意見多，使威權政府難以存在，管治添加很大困難，根本無可能走回港英時代的統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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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發表的首份施政報告，沒有提及實質的政策，而是著眼於改組行政架構，蓋因他明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首要任務是弄好管治班底，其餘一切都可容後再談。

整個施政報告最重要的一著棋是新增了八位非官守成員，加入行政會議。其中，張炳良用作裝飾，其餘七人大半是港英餘孽、假洋鬼子，和港英及香港財團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曾蔭權用回港英時代的精英，不用左派，便回歸鄧小平所說的，要用中間派統治香港，不能用左派。最大好處是這八人全沒有個人意見，只是跟著權勢走，到了零七年，原本行政會成員任期屆滿，有三、四人不再續任，便大功告成。

曾蔭權的第二著棋是矮化了十一局，將十一局變成司長屬下，不入行政會議，只是執行官。這種情況下有功由司長去領，有事則由局長承擔，換句話說，問責制名存實亡。

第三著棋是擴大改革特首辦，這跟蔣介石組織軍事委員會辦公室、毛澤東的毛辦一樣，透過此辦公室來進行直接指揮，處理政治事務，說穿了目的，便是建立由曾蔭權直接的命令和監察體系。事實上，行政會議改組後，共有十九位成員，人數眾多，難以議政。曾蔭權擴充曾辦，讓近曾人氏擁有大權，控制政治事務，並透過三司操控十一局，便可令香港現有各界利益緊密結合；然後再擴充原有的策略發展委員會，變成一支百人大軍，廣選各界人士加入，讓他們發表不同意見，表面上非常民主，實際只是一沒有主題的論壇。何況，香港何來有一百位有個人意見的領袖？如此一來，正如唐太宗所說，「天下英雄，盡入彀中矣！」即是說，行政會議變成人大，策略發展委員會擔演政協，最重要的，還是特首辦，及其主要助手，就是政務司長。

另外，雖然施政報告內沒有提及推薦黃仁龍接任律政司長一職，但已是公開的秘密，那末，為何北京屬意黃仁龍呢？要知道此君是李國能的徒弟，曾出任大律師公會執委，與四十五條關注組成員更私交甚篤，更有膽子不提名曾蔭權補選特首，無論如何也和北京格格不入。其實，這是北京改變治港策略的又一例證。我早已說過，自零三年七一大遊行後，北京對香港的政策作出了深切的反省和改動，只是絕大部分香港人（包括時事評論員）沒有察覺而已。九七過渡時期，首位要用的便是梁愛詩，因梁愛詩兩代忠良，本身可能是共產黨員，非常值得信任，當時意見是政法系統非常重要，非要由自己人把關不能辦。可是，由２００２年開始實踐至今，北京發現單單倚靠梁愛詩，根本沒用──律政司和廉署中人都是臭味相投，一旦梁愛詩幹出像放過胡仙一般的行為，和他們想法背道而馳，便會向傳媒放風，對特區政府聲望造成重大打擊。梁愛詩孤立無援，尚且難以自保，更莫說捍衛親北京人士（反過來要中央指示董建華力保她），既然如此，何必還用梁愛詩？除非北京將律政司和廉署的一幫人全數撤掉，改由親信上馬，但到此地，香港還算不算是香港？會否嚇跑外國投資？此外，北京知道香港人團結一致作反的機會非常渺茫，倒不如順順香港人的意，讓黃仁龍接任律政司長，退一步海闊天空。

北京十分清楚，要管治香港，不能不靠十八萬公務員、知識份子和專業人士，既然這些香港人的意識形態和北京的一套不同，便不能強用北京的一套去施加在香港身上。因此，北京放手讓曾蔭權沿用舊港英思維人士管治香港，加上他表面上遷就主流民意，起碼不致令政府內部上下矛盾嚴重，好像治港七年的情況，政令難以貫徹，特區政府寸步難行，這也是目前唯一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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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文娛藝術區全新方案終於出籠，果然不出我所料，政府為免開罪地產商，取消單一招標，雖然目前仍然維持興建天幕的建議，但我預料最終亦會取消，原因是政府會發現興建天幕並沒有意思；何況當初接納天幕，是為了單一招標，既然已沒有單一招標，何必實行這種無謂的堅持？

說穿西九全新方案，其實十分簡單，便是將工程還原成為地產項目，解決地產商的問題，另一方面由政府成立的西九管理局負責文藝事宜。我非常不贊成用公營方式去管理文化項目，從來政府每推出一項計劃，都有人作出相應對策，去討政府便宜。要真正培養文化，永遠從教育和地區開始做起。教育方面，先要大力提倡文化如藝術和體育，用來平衡整體教育，令後生一輩不致成為讀書工具；由於香港家長非常功利，所以大學應該撥出兩、三成學位，專門取錄整體學科及格，但在藝術、文化、體育和社會服務等有優秀表現的學生，便會立即引起香港家長的興趣，動力無邊（美國體育厲害，便因大學取錄體育好的學生）。至於地區方面，由政府花錢在十八區設立文化中心，讓這些文化中心津貼學校，找學生來排戲、組織小型音樂會和小型畫展等，漸漸培養出學生的興趣，讓文化植根，否則根本沒人看得懂，怎會去欣賞？正如每年的藝術節，派票也沒法得到迴響。

文化這回事，需要浸淫，而且講求傳統，如百老匯歌劇、維也納音樂等，都經過長時間的發展，急也急不來。一處地方要有真正的文化，必須和當地有有機的關係，香港歷史使然，長期漠視本土文化，精致文化又沒人懂得欣賞，強行去建設硬件如音樂院、劇院等有何用？我亦因此徹底反對西九計劃。假如政府真正有意發展文化，便應培養新一代香港孩子從小的興趣，然後栽培他們的審美觀，讓他們懂得分辯何謂好，何謂不好，提昇層次，便會漸漸改良本地文化，令社會整體素質向上調整，有所進步。

我預料立法會最終會否決天幕，但因本地文化藝術工作者和西九關注組盡力爭取，相信會通過政府撥３００億去建設文化項目。不過，我始終認為政府花錢不得其所，徒然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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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終於結束，我將他的講話扼要分為內地及香港兩段，作一總結。

我已說過李敖本身只是一位文化份子，從來都不是和政府和威權對抗的人，因此，我明白他在內地為何發表那樣的講話，純是因為在內地的絕對獨裁政府下，秉承一貫的作風而已。我認為他講話中最引人發噱的一點，便是表面讚揚，內裏暗地嘲笑《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他叫人看看《憲法》，指裏面列舉了人民應有的各項自由，甚至比全世界任何國家所給的還多，只是人民會不會認真對待罷了。絃外之意，原來《憲法》並不是用來遵守，只不過是對外宣傳的一種工具。若人民拿著《憲法》跟共產黨辯論自由，共產黨當然要輸，但共產黨根本不會理會，「話不投機半句多」嘛。我屢次說過，任何國家可以制訂任何法律，但寫完後必須遵守，否則人民無法可遵循，欲做順民亦不可得。內地無論是任何條例，如建築條例和消防條例等，都訂得非常嚴厲，目的有二，一是任何時候也可抓著任何人的把柄，要進行逮捕工作也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二是方便收受賄賂。李敖明知如果明刀明槍罵共產黨，和自取滅亡沒有分別，而且也難以傳揚，所以表面上讚頌共產黨，共產黨便讓他傳播，如此便多人聽到了，結果他成功說出共產黨主義會滅亡、馬克思主義應丟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真假等等，換句話說，李敖的講話夾雜了一些私貨在內。

可是，我本來預期李敖會像當初在台灣一樣，以一些有代表性的文化界人物如胡秋原、徐復觀等作為批評目標，但他卻沒有這樣做。作為一位文化領域內的自由主義者，難得有機會踏足國內，侃侃而談，應該批評國內保守的文化界人物，共產黨不會因此而反面，惜李敖失了本色。

李敖在清華大學的講話，清楚反映出李敖心底內是一位民族主義份子。他說中共開漢唐以來所沒有的盛世，中國人民的生活質素大大改善。這我不反對，事實上客觀分析，目前中國的國勢是百多年來最強，只是中國作為廿一世紀的大國，誰敢來欺負？從來中國眼中最大的威脅──美國和俄羅斯（以前的蘇聯），都只是假想敵，美、俄都貴自珍重，明知和中國開戰，只會兩敗俱傷，怎會做出愚蠢之事？至於以人民生活水準來說，當然大大改善，尤其東南沿海城巿的人民更是富裕，但《聖經》有言，「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何況是廿一世紀自由主義盛行的今天？若內地人的人生安全、基本自由等都得到保障，才是真正的盛世。李敖著眼於民族主義，結果忽略了他一貫自命的自由主義。

至於李敖在香港質疑六十位立法會議員在港英時代不爭取民主，為何在九七後才爭取？這我非常反對，亦清楚暴露出他不懂得香港的問題。要知道自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在全世界的殖民地逐漸實行民主制度，唯獨香港例外，原因是北京不同意，加上當時的香港人難民心態極重，所以沒有爭取民主。但這一代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在八十年代已開始爭取民主，例如如八八直選希望實現港人民主治港，迄今已有差不過二十年的歷史，所以李敖的講法不對。

李敖亦不明白香港人這麼聰明，為何在要在政治上採取反抗態度，爭取民主？其實，主要原因是香港出現了很大的管治問題，而香港人除了爭取民主外，看不到其他可行的解決方法。香港人覺得經濟問題，源自管理危機，而要徹底解決管理危機，唯有選出一個能號召全民的政府，作出強而有力的轉變，改革經濟，不然香港只能沒落。以前的董建華不消說，新上場的曾蔭權唯恐奉承不周，加上如此質素的公務員班子，要香港翻身，無異於緣木求魚。大部份香港人覺得如果透過民主的程序，起碼能多向北京反映民意，而政府在人民授權下，起碼比較能大刀闊斧去做點事，如此才能振興香港。另外，香港的輿論領導和精英份子，大部份接受英國式教育出身，價值觀念和北京衝突，很難妥協。所以李敖的講話不能夠成立。

事實上，李敖在罵蔣介石、孫中山時我已不覺得有甚麼了不起，這趟文化之旅更清楚暴露底子，只是不知他回到台灣後，如何向不饒人的台灣人解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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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學時代，正值李敖發起「中西文化論戰」，看過了不少他的作品，非常精彩，可是後來他寫的文章已失去往昔光采，或許「自古英雄如美人，不許人間見白頭」，成名者的悲哀大抵如此。但無論如何，李敖在１９３５年出生於哈爾濱，在建國之年遠赴台灣，以古稀之年首次離台，到內地發表演說，以他的背景，當然引起兩岸三地的舉目注視；又會考慮他近來和鳳凰電視台關係密切，或多或少涉及利益所在，更令人引頸以待，看李敖的演說能否堅持自己的信念和風格。另外，李敖號稱是一自由主義者（liberalist），我亦然，我要聽他在共產黨的統治大地上，如何談論自由主義。

在此先略略介紹自由主義（liberalism）。自由主義誕生了二、三百年，經歷多次波幅，先後和保守主義、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衝突，結果到了現代廣泛籠罩全世界，皆因箇中所代表的理念令人覺得無可批駁，包括：尊重個人自由、尊重生命、政府不應凌駕人民之上、不相信集權政府、不相信急促的社會改造等。又，自由主義者一定相信自由巿場經濟。李敖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演說，先後兩次談到自由主義，其實都強調兩點，一是「反求諸己」，解放自己的心靈；二是「反求諸憲法」，「這裏是我的國家，我要使他自由」。李敖沒有用學理式的方法去說自由主義，而是採取玩世不恭的態度，雖然敏感，也只是輕觸中國大陸的神經。

其實，這也李敖一貫的作風。李敖在最早期寫「中西文化論戰」，批判的人物如余秋雨、徐復觀等，並非當權者，那時李敖雖然年少氣盛，但也不敢擺明車馬反國民黨。只是他的攻擊文化基礎動搖了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所以才會坐牢。後來國民黨威權政府放鬆統治手腕，他才寫考據和歷史文章，把蔣介石罵得一塌胡塗，又斥孫中山是漢奸。由此可知，李敖並非是那種敢於挑戰威權政府的人物，隨著威權政府的壓力越小，他的攻擊也越辛辣。他對國民黨是這樣，同樣他現在在內地對共產黨亦然。他不是一個革命者，只是在文化領域上敢於發動挑戰罷了。

李敖今次在內地的談話也和以前截然不同，過去他會找一種象徵式的文化狠批，今次他沒有，甚至還盛讚共產黨盛世勝漢、唐。這也難怪，李敖多年居於台灣，對內地根本缺乏實際的認識，不太了解國情，要狠批也無從批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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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年，迪士尼拍板興建，我曾作出嚴厲抨擊，認為特區政府喪權辱國！在我有生之年，未曾見過這麼愚蠢的成交：特區政府投資了２３０億港元，卻只有５７％的股權，而迪士尼公司雖然只投資了２３億港元，竟佔有餘下的４３％股權，投資比例和股權佔有率遠遠不乎合比例；更離譜的是特區政府的股權多為沒有投票權的B 股，即沒有迪士尼樂園的行政管理權，而這重大權益正是在迪士尼公司手中，因此，無論遊人次數如何，迪士尼公司也可憑著經營權收取龐大的管理費。此外，迪士尼公司可決定買入貨的價錢，舉例，內地製造一頂米奇老鼠帽子，成本只需三毛，迪士尼公司以多少錢買入作貨源，然後放在樂園出售，完全由自己決定，不用向特區政府或任何人交代。有特區政府幫忙製造這麼便宜的協議，我估計迪士尼公司只需兩、三年便回本。何況，迪士尼公司為了節省金錢，只以很細小的地方建成全球最小的樂園，而以大部份地方興建酒店，收取龐大的利潤。試看東京、巴黎等地方，有哪一處與迪士尼的協議是這樣的？特區政府和迪士尼的協議比租界更為屈辱，還不是喪權辱國！

香港迪士尼公園已正式開幕，雖然門票銷售情況不理想，但不會成為無底深澤，只是特區政府投資的２４０億很難回本罷了。其實，迪士尼門券的銷情已遠比我預期中好，事緣當年決定興建時，並未有自由行，以我對主題公園的相當認識來說，迪士尼樂園注定失敗。要知道一塊地方要興建像迪士尼般的主題公園，原理上需要有３０００萬人口，但香港只得６８０萬人口，根本無法滿足需求。幸好現在有自由行，填補了部份入場人次，最終迪士尼銷情會否像我當初估計般慘淡，已經未必，可是我可以肯定迪士尼樂園說預計首年有５６０萬人次入場，是不可能的，平日若有８０００人入場，已經非常令人欣慰，假如沒有自由行，門券銷情必定非常慘淡。然而，迪士尼公司看到管理費和賣紀念品的可觀收入，只管自己回本便可，懶理特區政府死活。

事實上，迪士尼樂園的遊戲只適合小孩子遊玩，年青人已經覺得不夠刺激，更遑論成年人了。若果當初特區政府不是盲目追求名牌，根本可以興建一個比較適合不同年紀的人的樂園，配上一些出名、受歡迎又較便宜的主題人物便可，如Hello Kitty，何苦仰仗迪士尼的「施捨」？又或者改以２３０億的一半金錢──１１５億投資改建海洋公園，結果已經不得了，我相信每分錢都可以花得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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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里娜襲擊美國，令新奧爾良變成一座鬼城，哀鴻遍野。雖然，卡特里娜貴為五級颶風，具有絕大殺傷力，但美國作為超級大國，無論如何不應有這麼多人傷亡。美國官方最新消息指出死亡人數不會超過早前估計的一萬人，卻又何如？數字肯定遠比九一一事件為多。災難固然令人感到悲傷，但探究背後原因，避免下次再發生同樣的悲劇，才更具意義。

新奧爾良大災難的第一個原因，是全球暖化，造成許多極端天氣。以前，美國東岸絕少會刮巨風，因此房子的設計及建築材料不能抵禦百多哩的風速，面對最高風速達１４５哩的卡特里娜時，當然脆弱不堪。

其次，新奧爾良的地理形勢非常特殊，她處於水平線下，一邊是潘澤澄湖，另一邊則是密西西比河，依靠兩邊堤壩阻隔洪水而建城。可是經過多年，兩邊堤壩已變得殘舊，因而崩潰，水淹該城。其實，美國在戰後的大部份基建都沒有翻新，埋伏了很多危機，天氣惡劣時便將問題暴露出來。

何況，新奧爾良南部的法國區路面狹窄，蓋有很多舊式矮房子，現代化不足，所以這些建築在面對卡特里娜時，完全變成「零抵抗力」。

三是政治制度。雖說天災難救，但以美國通訊之發達程度，何以不能通知人民疏散？當地政治領導人的憂難意識不足，警覺性又低，沒有預早考慮兩面堤壩崩潰，難辭其咎（事實上，中國目前也面對同樣危機：黃河又叫「懸河」，意思是像懸掛在天上般，全靠堤壩防洪。可是，黃河的沉積物越來越多，堤壩越建越高，又沒有好好維修，實在非常危險，一旦決堤，災難絕對比新奧爾良嚴重）。更令舉世矚目的是巿政府來不及釋放囚犯，為免他們被淹死，於是決定大開監獄之門，結果他們到處打劫及強姦，令新奧爾良變成人間地獄。

四是社會習性。住在新奧爾良巿中心的都是黑人，社會地位低微，非常貧窮。他們貪圖社會福利，所以聚集在大城巿，可是教育程度不足，資訊又蒙蔽，根本沒有意識或能力撤走，所以死守家園，結果真的死掉。

另外有些身體有病、不良於行的孤獨老人，坐在家中等待死亡降臨；就連警察也有很多因執勤而淹死。

卡特里娜狠狠地摑了美國一巴掌，令美國暴露出嚴重弱點。但必須要有這些警惕，美國才會採取措施，正視全球暖化這個嚴峻問題，等於當日若非有珍珠港事件，美國便不會決心去攻打納粹黨，早日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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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已久，曾蔭權終於成功得到北京首肯，邀請全體六十位立法會議員北上。對北京來說，「破冰之旅」第一步屬試探性，當然不是去北京，而是去廣東，但此舉總算兌現了曾蔭權競逐特首時許下帶領全體議員訪京的承諾，相信已令曾蔭權在巿民心目中加分。

其實，早在八、九個月前，我已說過北京改變了對香港的政策，即不再將民主派當做敵我矛盾或人民內部矛盾去處理，「破冰之旅」的動機更十分明顯，即對民主派越是寬鬆，港人對民主派的支持便越低，迫得越緊，民主派的反彈反而越厲害。假如民主派人士在廣東沒有弄出亂子，令領導人在國際傳媒前難堪，北京便會進一步放寬政策，可能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訪京。

北上名單中最危險的人物當然是長毛。事實上，我認為長毛早在當選立法會議員後，已要想清楚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劃分清楚他在建制內和建制外的角色？本來他在建制外抗爭，進了建制內後如何自處？假如馴服如建制，巿民根本不需要長毛，但若他仍奉行以往建制外的做法，又不容於建制內，所以他必須想清楚。他不能夠將建制外的鬥爭方式搬到建制內，因為結果只會被趕走；亦不能同時扮演建制內和建制外的角色，即同時是街頭鬥士，但又做立法會議員，在過去的一年任期，此已證明沒有效果。因此，今次「破冰之旅」，是長毛最大的考驗，他必須準備拿捏分寸，做到既抗爭，又不會從此被禁止回內地，走回舊路，這是平衡的掌握，政治智慧的表現。

民主派其他人士又如何？民主黨早已是一盤散沙，絕對沒有作為。至於四十五條關注組，本來有希望成為新一代龍頭，可是除了吳藹儀的政治理念稍為清晰外，大部分成員對政治的認識不足，也不夠強硬，余若薇更是曇花一現。

事實上，民主派自爭取零七、零八普選開始，便沒有一份完善的行動議程，例如如何爭取普選？爭取的限期是何時？若過了限期仍未能成功爭取，會有甚麼行動？現在民主派爭取是爭取過了，但不獲批准便算數，這和民建聯有甚麼大分別？沒有政治綱領協調民主派選舉，不講清楚政治立場，只不過是分贓活動，喊一切口號都只是為了爭取當選。當今民主派內沒有人具備真實權力和動機去領導全體成員去行動，又缺乏明確的政治理念，北上廣東省能有甚麼作為？民主派會和民建聯一樣，溫和理性地跟內地官員談話，社會政策也沒有大分別，最終民主派會漸漸跟著北京的路線走下去，和民建聯的政治分野越來越模糊。

過去兩年，北京高層領導人花了很多時間去處理香港問題，添煩添亂，結果發現根本不需要，有解放軍在特區駐紮，港人根本不能作反。胡錦濤拉了董建華下台後，又允許全體立法會議員北上，完全下江澤民和上海幫的面子，證明以前北京對香港的政策一塌胡塗，無故將大部分港人打成敵我矛盾。北京明白香港是一高透明度的社會，不能和大多數香港人作對，否則很難管治。可惜，在北京對特區的心理理解得越透徹的同時，民主派對自身的立場卻越來越迷糊，再如此下去，特區的民主前途堪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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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白米、漂白蘑菇、假白飯魚、致命豬肉、毒鰻、毒淡水魚……來自內地林林總總的「美食」，組合成一張矚目驚心的高危名單，令人不得不小心挑選食物，然而防不勝防，現在竟說傳統補身中藥如人蔘、田七等亦可能含有致癌物質！原來，內地自開放後，工業急促發展，令土壤產生變化，含有很多金屬，令種植出來的中藥也變質。

造成今天「無毒不在」的局面，小部份原因是源自無知。例如，內地人用抗生毒餵飼豬隻，短視地認為可減少豬的疾病，容易養活，長遠卻令豬隻產生抗體，衍生出惡毒病菌。其實，在歷史上因無知而引起中毒的事件屢見不鮮，如商朝時，商王喜愛用青銅器盛載暖酒來喝，不少結果中鉛毒而死；又如不少皇帝服用了道士所提煉的丹藥，以為可以延長壽命，甚至長生不死，結果反因吸收了丹藥內所含的重金屬而一命嗚呼。

但更大的原因是內地人完全沒有道德規範。現代世界複雜無比，無論是任何一個政府，都無法將人們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事用法律完全列出來，很多時需要依靠傳統和道德規範。中國人無可否認非常聰明，但目前國內很多人卻壓根兒沒有道德規範，結果便會唯利是圖，為了盡快發達，甚麼都敢嘗試去做。為了令食物的顏色漂亮一點，他們特地花功夫染色；為了令動物較易養活和捕捉，於是想出種種不可思議的方法。舉例，我曾在內地吃蒸魚頭雲，那是用一尾叫「仙骨大頭魚」的魚所做的，該魚的頭特別大，身體卻很小，非常好吃。我問老闆這尾魚的來歷，老闆說是中國人發明的，要在魚的小時候挑斷它的某些神經，令它變成白痴，魚頭便特別大；又如中國人養鴕鳥，有鑑於鴕鳥在小時候很易因斷腳而死亡，便利用跌打用藥餵飼牠們，籍以提高鴕鳥的存活率。內地人的種種行為，都是利用聰明才智蓄意去做的，總之成功便繼續照辦煮碗去做，懶理有甚麼後遺症！我們在近十多年來享用了便宜的食物，現在終於自食其果。

目前，特區政府每發現一種食物有問題，便急急去解決，其實，這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要徹底解決有毒食品，必須由北京出手，並從兩個角度出發：
（一）釐定產權問題，並建立法院的威信，一旦發生產權上的爭拗，便由法院裁定，如此產品出現問題時才可以追究責任誰屬；
（二）灌輸正確的公民教育，提昇人們自我規範的道德意識。

由於內地人一切皆向錢看，造成嚴重的環境破壞，環保已成為當前急務。歷史上很多文明都因破壞生態環境而滅亡，最明顯的一個例子便是復活島，該處人民砍伐樹木製造巨型石像，祈求神靈保佑，終於令水土流失、人口銳減，直至毀滅；又如吳哥窟全盛時有１００萬人，也因過份破壞水土和森林而滅亡；馬雅文化亦然，兩河文化發源地現在已成為沙漠。既然環保問題已迫在眉睫，我們能節省的，便應盡量節省，例如可以用油電兩用車代替電油車輛，關掉無須用的電器等。生活簡約一點，環境便好一點，否則只會加速人類的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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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繞過立法會，以行政命令批准執法機關的秘密監察，還冠冕堂皇地說此舉可令行動更具規範化及透明度，簡直是顛倒是非，混淆視聽！

須知任何搜捕行動，都應遵從一定的程序，保障當事人的利益。假如透過不合程序的竊聽，將某君逮捕入獄，那與用刀叉食人肉何異！其實，遇到這種情況，一定要依照合法程序，將整件案件抽絲剝繭，細心分析，否則警方隨時可以利用未經批准的秘密監察，逮捕受懷疑的人，就算後來發現他們是無辜的，也已令他們遭受一場無妄之災。

且讓我們參考美國的法例。美國的規定是非常嚴厲的，假如警方懷疑一輛車上載有屍體，而要截停該車輛，首先必須具有合理的理由，如超速或不小心駕駛等；當警方一截停了車子，便必須馬上看見屍體，或殺人凶器，才可以之作為呈堂證供，否則後來就算真的在車上搜到屍體或殺人凶器，都不能以之作證。為何如此？因為美國政府認為，若不是以此來制止警方，警方便可以濫用職權，一旦和甚麼人有仇，便能蓄意截停他的車子，看他有否犯法，甚至在他的車上製造假證據，結果只會令巿民受到侵擾，或製造冤獄。

另外再舉一宗美國的案例。有一次，警方將在某人倒掉的垃圾中發現罪證，向他提出控告，但結果法官不接受這些垃圾作為呈堂證供，原因是警方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搜尋垃圾，侵犯了某人的私隱。美國政府認為，如果容許侵犯私隱的東西呈堂作證，警方便會不時侵犯巿民的私隱，希望找到罪證出來，如此良民便會受到騷擾。為了顧全大部份人的利益，絕不能做這種事。

其實，竊聽和搜查根本沒有任何分別。普通法對居民非常重視，稱之為人的堡壘，所以，警方除非是依法申請搜查令，才可入屋搜查，否則不能任意妄為。至於要成功申請搜查令，則要有足夠的理由去防止罪案發生，或懷疑某人犯罪，或懷疑屋內是犯罪地點，不可任意申請。竊聽的原則和搜查沒有兩樣，為甚麼不需要像搜令般，先進行申請？如此和侵犯個人私隱有甚麼分別？

何況，竊聽隨時容許警方逮捕某人，然後隨意捏造罪證，構成某人入罪，對巿民極之不公平，亦令他們缺乏人身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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