掟蕉的藝術

立法會掟蕉事件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從社會政治角度出發的分析也有不少人寫過，因此，我嘗試換一個新角度去討論。

我們的人生其實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潛規則和儀態守則。簡單地舉一個例子，假如你剛認識了一個心儀的女孩，你不先約她逛街、吃飯、看戲，而直接要求與她上床，那麼，即使那女孩有多喜歡你，她都會覺得被侮辱，因為你沒有遵守男女交往的守則。同樣道理，若你與一個女孩子初次約會，便二話不說去抱她、吻她，她亦會覺得被冒犯，這也是因為你違反了既定的社交守則。

這些守則不單在人類社會中存在，事實上所有動物都有自己的一套守則。例如狼便有一套進食秩序守則，若有狼企圖「打尖」，牠必然會受到其他狼的攻擊。這已不是食物的問題，而是關乎禮儀的問題。

同樣，這次掟蕉事件在社會上帶來這麼大的震撼，就是因為違反了既定的禮儀。

很多社會既得利益者與保守份子都不能接受任何違反禮儀的行為，因此這次事件引來了他們的嚴厲批評，然而，這正正是他們要掟蕉的原因。

因為有這種因違反禮儀而引起的不滿，才能在社會上引起這麼大的反嚮；正因引起了這麼大的反響，才能將司政報告的討論焦點引到生果金的議題上，然後社會才留意到資產審查是否合理。

違反禮儀的行為不可經常使用，否則容易惹來反感。這種策略必須用在適當的時候、適當的議題，而掌握箇中巧妙之處，就是一種藝術。






蕭定一《專欄 (2-11-08)
非常蕉




最近香港人最喜歡的生果，想必是香蕉。從黃毓民立法會擲蕉，到李卓仁街頭被迫食蕉，城中熱門話題都與香蕉結下不解之緣。

在電視上看到曾蔭權宣佈要向民意低頭，決定提高生果金至一千元及取消生果金入息審查時，我首次感到議會抗爭的力量。從來，香港議會內的所謂抗爭都是軟弱無力的，大多只是「出口術」，實際行動欠奉。這次黃毓民和長毛、陳偉業嘗試實踐議會抗爭其實不過小試牛刀，卻足夠讓不了解甚麼是議會抗爭的人大開眼戒，甚至大驚小怪。

我跟毓民雖然政見不同，但我非常佩服他的氣節、骨氣與博學。處身非常時期，他有採取非常手段的勇氣和決斷力。香港現行的議會制度，是一個非民主的不公平制度，我們既然無法改變議會遊戲規則，就唯有用一些非常「招數」，去表達對某些極不合理政策的不滿，並嘗試推翻它。

像今次生果金入息及資產審查，只要稍為想想，都知道是多餘。我們要知道，某些社會福利是任何人都有資格去享受，不會因你是李嘉誠而被拒諸門外(當然，他會不會去領是另一回事)。而且，以政府之官僚，資產審查程序的成本肯定不止三百元，這種「慳小失大」的結果，連屋邨師奶都識，特首仍然「夠薑」提出，被擲蕉可算咎由自取。

因此，我對於擲蕉這行為是絕對支持的。同樣地，面對金融海嘯非常時期，政府亦要採取非常政策，方能挽救我們的經濟。

香港的希望 之一

香港的希望 之一
回歸之後，先是金融風暴，繼而沙士，兩番蹂躪之後再喘定，我們才經歷了兩年的好日子，正是好景不常，馬上又遇上了金融海嘯。

曾蔭權的民望跌至同董建華齊平。大多數香港人認為今日的生活水平比九七前更差。我們可以為這情況找出一萬個原因，但一萬個原因中，有一個共同的基礎：就是世界在變，這十年間變得尤其快，我們必須跟著變，方能適應這個劇變中的世界。

這世界在世紀之交時，經濟方面所經歷的最大變局，是中國的崛起。這個佔了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國家的經濟奇蹟性的增長，使世界的經濟布局出現結構性的變化，香港有沒有、能不能在政治上、經濟上作出相應的改轉變，去適應這個變化呢？答案是沒有，和不能。

因為在此同時，我們陷入了政治的困局之中。我們的政治困局是什麼呢？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的政制正處於一個注定成為悲劇的故事腳本中。繼董建華失敗之後，曾蔭權再次失敗，而我們走在這條長長的隧道之中，前路看不到任何光明的。事實上，只要對香港的政制和現實環境稍作理解，便明白香港已變成了無法有效管治的地方：政治上的完全無能，政府動輒得咎，要推行政策時，永遠有既得利益者出現阻撓，令到施政寸步難行。

香港的政治結構是行政主導，今日的特首的權力比昔日的港督還要大。但是這個特首的地位是怎樣得來的呢？他是由一個八百人的小圈子間接選舉出來的。由於傳媒效應，他在當選的一刻會能得到某些民意的支持，但這些支持，卻並不實在。他實質上缺乏了廣大市民的基礎，沒有提出過令到大部分市民同意的政綱，以保證他在執政時能排除別人的反對聲音。

政治任命官員拉雜成軍
在特首之下，有所謂的政治任命官員，包括三司十一局，以及現副局長和局長助理一大堆，加起來大概是三數十人。這三數十人是一班烏合之眾，由董建華時代開始，從來都是臨時拉攏成班，沒有共同的政治信念，也沒有並肩作戰的經驗。這種拉雜成軍的組合導致的結果，就是毫無團隊精神，還會為了將來政治權力而鬼打鬼。

結果，這羣政治任命的官員，完全受制於十六萬公務員及數萬公共機構的僱員。這三數十名官員進入政府體系裏，就等於將三數十隻雞丟進太平洋裏去，同魚蝦蟹一起生活。

負責日常執政的一直是公務員，這個現實亦是董建華的問責制崩潰的底因。董建華末期，他任命的非公務員出身的局長紛紛中箭下馬，已令問責制名存實亡。董規曾隨，曾蔭權新任命的，也幾乎清一色是公務員出身，如此一來，與過往公務員執政的制度又有何分別呢？

使用公務員亦有很大的問題。傳統上，香港的公務員只是命令執行者，決策階層是頂層的千多名英國官員和倫敦的相應機構。當這一班公務員失去政治指導之後，他們所做的事，就是盡量不做事，以避免出錯，尤其發現連特首也不保護他們，避免他們遭受立法會和輿論的攻擊。在這情況下，最佳的自保方法就是不做任何事，什麼也「扯牛皮」。

公務員機制之外，還有立法會。

立法會裏三十個由小圈子選出的功能組別議席不消說了，最大問題反而是直選議席。這三十個直選議員要面對選民的，凡有議題出現，站在選民的利益立場上，他們無法不窮追猛打。如果他們事事贊成政府，不替選民爭取，那麼他們下次選舉時的席位便十分危險。這解釋了一些親建制出身的議員諸如陳婉嫻、田北俊等，偶爾也要對抗政府，也解釋了民建聯、葉劉淑儀在出選時為何批評曾蔭權。

立會直選議員傳媒夾攻
立法會組成的結構，使得由香港六成選民選出的泛民議員在立法會裏長期只佔議會中少數，在泛民選民和泛民立法會議員間，造成極大的不公平感和挫折感，使立法會變成一個壓力團體。但這仍然不是絕對悲劇產生的主要原因。

絕對悲劇產生的主要原因，來自香港這一個開放社會，我們有七百萬不受管束的市民。香港人有主見，習慣享有自由，根本不會理會也不受政府所講的話所約束。另外，我們還有一班鯊魚群傳媒。鯊魚群在弱肉強食的定律下，只要嗅到丁點血腥的氣味，便會搶着群起攻擊，只有互鬥狠辣，方能夠生存，只要任何人稍有出錯，傳媒便會群起爭相攻擊，直至被分屍方休。

在這樣的政治局勢下，任何人當特首都是注定滅亡。更最大的問題是，正如文首所言，我們正處於一個急劇變動的時代，如果政府不能帶領社會，如果政府什麼也不做，我們又怎能去面對世界經濟環境的劇變，以及回歸以後的本地政治環境的質變呢？如果在香港要創立一個最終能夠執政的政黨，它必須結合到很多政治現實的因素。

自從回歸以來，我們遇到的最大變化就是中國的經濟力量崛起，很多人需要回內地做生意，甚至很多專業人士，如會計界，也需要靠核內地公司的賬目維生。而且在中國漸漸變得更繁榮和開明的情形之下，既聰明又現實的香港人有超過七成認為必須要與北京保持良好關係。

但是，因為香港人對北京的某些措施，和以往的政治運動有很大戒心，加上港英教育多年來的薰陶，同時又有九成的香港人希望保持自己的核心價值。這些核心價值包括了媒體的開放、言論自由、司法的獨立、人生安全的保障、對公權力，尤其是警權的抑制和出入口的徹底自由等。

道德真空=毒奶真兇？

中國人是一個非常有創造力的民族，曾經有人說過中國人應該集體拿一個諾貝爾化學獎，因為用孔雀石綠餵魚、以抗生素養大閘蟹、把三聚氰胺混入牛奶等，都是極具創作性的使用化學品的方法。

當然，事情發展至今，對中國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之前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去做的奧運及神州七號升空計劃所產生的宣傳性，幾乎都被毒奶粉事件完全掩蓋，這是絕對不值得的。因此，我們必須認真檢討為何在中國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在這裏，我只舉出最重要的兩個原因：

第一，是因為沒有新聞自由。如果媒體有獨立性，根本沒有人敢長時間如此大規模地去做後果如此嚴重的事件。理由很簡單，在傳媒的監察下，只要有一、兩個嬰兒出現問題，事情便會曝光。但現在他們覺得自己是受到官方包庇的，即使出事傳媒也不敢報導，因此才敢如此明目張膽。

第二，是人民缺乏資本主義道德教育。在四九年以前，跟中國人說話，話題很快便會拉到「禮義廉恥，忠信孝悌」等道德觀念之上。但現在卻沒有人再提這一套，這些道德字眼彷彿在中國詞類中消失了。現在的中國人失去了傳統的道德教育，卻也沒有受到資本主義道德教育，亦不相信共產主義的道德教育，在這個道德真空期裏，便變成甚麼也敢做，就好像在工業革命初期出現的赤裸裸的、惡劣的資本主義一樣。



估唔到今屆諾貝爾化學奬真係由華人奪得，唔通評審委員都睇過我嘅專欄？！
(圖為華裔科學家錢永健)

不老中生

香港有一個奇怪現象，就是香港的明星藝人都是很年輕的。TVB的藝員，只要稍為人氣低落，即使只有二十七、八歲，也會被安排去當「阿媽級」或「阿爸級」角色，但近年這個狀況卻有所改變。出現這個轉變的原因有數個，最重要的理由是人口年齡的老化。事實上，香港大部份人口都是來自二次大戰戰後嬰兒潮，之後香港的出生率便開始下降。而因為這一批戰後嬰兒逐漸開始老化，他們看到自己同年代的演員的演出自然會產生親切感。



從前我們時常會佩服荷里活電影可以起用「高齡」演員，如梅麗史翠普、奇連依士活，甚至福伯夏里遜福當主角，看他們的電影時，我們都會覺得他們老態盡現，但他們仍然可以獨當一面，這是香港電視電影業從未有過的現象。不過，由去年的《溏心風暴》開始，這些中老年的角色卻開始抬頭，而這絕對是合理的現象，因為他們的演技實在要比很多年輕演員都要好，他們的優勝之處，是那份經過時間、人生歷練沉澱而來的韻味。



當然，還有一個重大的半公開秘密，就是現在的保養、整容和keep fit的方法是遠遠比從前先進有效。以前四十多歲的女人已經像個「阿婆」，但看看現在的米雪，到了六十歲還是很有看頭，美艷非常。再看看夏雨，現在的他也好像年輕了十年，就因為他不久前做了植髮療程。擁有人生閱歷，又有不老的外貌，如此一來，年輕一輩如何抵擋這股「中生潮」？

李國章的愚見

在各方壓力下，李國章將私立幼稚園納入學券制制度之下，若在兩年內加入的話，仍可享用學券制，但這之後便不再有。

李國章的思維，主要是質疑為什麼政府要資助牟利機構？這是很多專業人士(如醫生、律師)常有的思想謬誤。事實上，錢並不是給了那些牟利機構，而是給了那些家長，然後由家長決定怎樣使用。現有的學券制之所以會惹來學券制之父佛利民反對，是因為此制度有兩點令人不解。

首先，同一個人同一對家長，若選擇每年學費不超過一萬八千元的半日制幼稚園，他們便可享用學券，即大約一萬四千元的津貼；但若選擇一所學費超過一萬八千元的話，便不會有。沒有人會明白，學費較昂貴的話不就會令家長陷入更艱難的經濟環境嗎？為什麼在更需要學券的情況下，反而不能獲得津助呢？是對他們選擇收費高幼稚園的懲罰嗎？

第二，天下沒有人比父母更緊張自己子女的教育，拿著政府給予的資助或學券去選擇時，他們不會因為那所幼稚園有叉燒飯送或有脫衣舞看，而是因為他們覺得那所學校能給予他們的子女最好的教育才會選擇該幼稚園。而學校怎樣運用那筆錢，則一般來說牟利機構會比非牟利機構更有效率，因為非牟利學校背後有龐大的慈善或宗教團體支持，有一定的官僚架構，亦不容易倒閉，而牟利即否。

現在的學券制度是不准資助用在可能較有效率的地方上，這簡直是貓捉老鼠，多管閒事。我曾經多次說過，巿場經濟和民主同樣是建基於自由主義，而自由主義則是尊重個人的抉擇。若你不相信人民有能力為自己子女選擇一所好的學校，你一樣不會相信他們能夠選出一個好特首。

陳馮富珍當選的啟示

陳馮富珍作為世界上處理沙士最惡劣、死人最多的地方公共衛生負責人，竟然能夠當選世衛總幹事，証明了中國外交無與倫比的勢力。

日本候選人的大敗(不入最後一輪)，更加是對日本敲響了警鐘。如果日本要在外交上繼續與中國對抗的話，她永遠只會落得慘敗的收場，永遠不能成為有強大影響 力的國家。最嚴重的問題是，美國到最後支持中國，亦即是說美國對日本的支持是有限度，是要以不觸怒中國為原則的。日本要倚靠美國，但美國卻不敢激怒中國， 因為在很多國際問題上，美國都需要中國的合作，更不用說在經濟上的嚴重互相依賴。

為何中國在外交上會有此優勢呢？

首先，是由於中國的革命傳統。由毛澤東開始，中國已經與第三世界國家作平等交往，而且亦不像日本般有資本主義的氣焰，能以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的立場出發，從而與非洲等國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誼。

第二，是現在中國富起來，亦花得起。日本要花錢，必須通過國會，但中國就不同了，只要胡主席一人點頭，就能動用一百億美金，錢使得疏爽痛快！

加上中國始終是戰略大國(十三億人口的核武大國)，舉足輕重，三個元素加起來，便將日本殺個遍甲不留。而其實這次陳馮富珍選就是要証明這點給日本人看。

林漢烈案背後的利益衝突

繼德福滅門慘案及張子強案之後，林漢烈案要在大陸開審同樣是令很多人大惑不解。因為這一件謀殺案分明是在香港發生，買兇的整個過程亦在香港進行，主兇和主要受害人也是香港人，只不過是犯人潛逃大陸而已，那麼何以要在大陸審而不在香港審訊呢？在此，我意圖為這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決定解釋一下。

首先，這種重要的案件不能在香港審理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那些疑犯是在大陸被拘捕的，案是在大陸被偵破的。照我估計，大陸的公安必定曾對疑犯嚴刑迫供，以獲得認罪的口供。一旦讓疑犯回到港進行審訊，便會完全脫離他們控制，疑兇必定會以此原因意圖推翻之前的口供，令大陸公安的形象嚴重受損，十分丟假。

而另外一個原因純粹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腹的揣測，就是聽說案中主要疑兇楊家安的家屬準備了三億人民幣用作疏通，這樣重大的利益當然是要留在大陸了。只要一判死緩，三億便袋袋平安。所以，案件絕對不能送回香港，反正香港法庭不能被疏通，損己而不利人，是天打雷劈的。

可笑之至

程翔最終被判監五年。

其實，說程翔是間碟，將他扣留了年多之後先作出審判，整過審訊的過程是秘密的，本來這種法治已是可笑得很，而結果，連判他五年這個刑期都是很可笑，都是歪曲法律。

因為根據中國刑法，間碟罪一成立，最低的刑罰是判監8至10年。那程翔為什麼要判五年呢？為什麼判決要拖延這麼久才宣佈呢？很明顯，是因為政治局決定了要判他五年，但法院卻想不到如何解釋這個判決。搜盡枯腸之後，終於想到因「自首」減刑這個可笑的藉口。
何謂「自首」？根據中國《六法全書》，要符合下列三種情況才可作「自首」論。

• 第一，必須在犯罪事實未被發現之前。即是說，你殺了人或偷了錢這個事實是未被任何第三者知道；

• 第二， 你不是主要嫌疑人；

• 第三， 當然是絕對不能在被拘捕之後；

因為自首是可以減刑的，所以必須符合以上三個條件。否則，每個認為自己無法脫罪的人，到最後關頭都會自首。在拘捕之後態度良好，充其量只可算作認罪，而不是自首。舉一個例，一個人殺了人，事情被另一個人目擊，兇手逃走了，而目擊者不單也離開了，更沒有報警。這情況下，因為有人遇害這個事實已被第三者知道，所以就算之後兇手往自首，都不會被接受。

若說程翔被拘捕之後主動交待事實就是自首的話，那麼大部份被拘捕的人都自了首，何況我看程翔根本沒有認罪呢！

四個 “I”的問題

在微觀經濟的層面，我們很多時採用其他組織形式來處理問題，最明顯的就是發作在家庭和公司。家庭內部主要是一種集體經濟，資源分配都是指令式的。而在公司則是等級式的，即是說，大概要做多少工作，便會分配到多少的利益，權利分配在加入公司的時候已經說好。所以從來在任何的一個經濟體系裏，巿場因素永遠只是小部份。

但最重要的是，在最高、最宏觀的層次，你不能不用巿場的。
我曾經說過一個「旅行推銷員的計算」的理論，例如推銷員要到三個地點，怎樣才最快完成旅程呢？如果數點有限的話，任何人都可以很快地計算出來。但每多一點，便會幾何級地增多計算。

同樣道理，在只有四個人的家庭裏，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四四六六拆掂它」，或在公司裏，則是由可見的工作表現釐定，你勤奮能幹，自然升職加薪，否則立即炒魷，這種形式的交易成本相對於巿場絕對便宜。但當人數變多，要將每個人的需求、心理狀態和內部知識等因素去綜合計算，基本上是沒可能做到的。同樣，如果有一間公司是太過龐大的話，即使有再多資金，也是沒可能成功運作的。世上是沒可能有一間一千萬人的公司存在，因為公司人數膨漲至某一點時，內部的資訊運算回饋之繁複，會令公司自動崩潰，破產收場，無可挽救。

同樣，為何有一些事我們一定要由政府去做呢？因為這樣的交易成本是最低的，政府法院可以隨意決定法例、政策、判決，使交易時不用考慮到不常見的處境而大量節省交易成本。但當運用政府機能去做從事操作行為，便一定要非常小心，因為有四個問題是永遠無法解決。這便是所謂的四個“I”，可以解釋為何政府做事永遠沒效率。

四個“I”分別是「Information」、「Incentive」、「Investment」和「Innovation」。

海耶克所說的集中在第一個“I” – Information上。他說，資訊很多時不能夠集中，是因為那個人本身都不知道自己有那些資訊。例如一個做餅師傅不能告訴你，造餅時要搓多少下麵團，因為他們也是憑感覺去做。這就是所謂的 “Intrinsic Knowledge”，連當時人都是全憑感覺去做，這種資訊根本無法集中。而且事實上亦無法將所有人的資訊集中處理。大家試想想，在資訊傳遞的過程中，每報導或轉述一次，當中必然會產生誤失，就算是最好意圖的人都不會準確。層層報導之後，那個資訊已變得非常不準確。舉個例子，工廠某職員要做這個月的預算，為了保護自己，一定會將成本算高一點，預計生意額卻要保守一點，若經手的每個人都為自己做一點點修改，資訊到最後就會被扭曲得面目全非。而社會主義的崩壞，正是這一個問題已經無法化解。

而最多人知道的是第二點，Incentive。
每個人都明白，沒有誘因是無法令一個搏拼工作的。若分配的公式已經固定，做多做少結果都係一樣，那又如何可令人勤力、自動自覺去工作呢？

第三是Investment。
因為第一點的扭曲，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巿場的真實情況，你的投資往往是錯誤的。

第四點是Innovation。
現實世界中，是不停有公司被淘汰和倒閉的，但正因為現實是這樣殘酷，便要不斷想出一些新方法來求生，因此才會有創新。如果沒這種壓力，創新便會大幅度減緩。如果你在政府工作，工作的部門永遠不會倒閉，最保險的做法當然是依循舊有的方法去做。所以說，創新是迫出來的。

以上問題，幾乎是無可致辯的事，可惜某些左派的人仍然看不通，為何政府做事會如此昂貴和沒效率，而計劃經濟為何一定失敗。大幻者終身不解。

先發制人的謬誤

無論是美國攻打伊拉克還是最近以色列攻打黎巴嫩，所持的理論都是「先發制人」。即是說，假如對方是有敵意、準備向你動武的話，首先向對方動武是合理的。

這個邏輯是完全不能夠成立的。
首先，因為對方到底是想動武，還是只是對你懷有敵視，當時的真正想法只存在於當事人心裏，其他人是永遠無法知道。而兩種心態表現出來的態度卻是一樣的。所以很多時候，最終你極有可能會誤打了一個原本只是對你懷有敵意、根本沒有想過要對你動武的人。這樣做嚴重破壞和平。

舉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當年日本攻打中國，主要的理由是要迫中國人放棄排日，要中國政府立即解散所有反日團體，不要再舉行反日活動。因為站在日本的立場，若中國裏有這麼多人反日的話，終有一天會威脅到已經佔領了的華北，或者是已建立的傀儡政府清州國，更不要說還有朝鮮了。其實大家都知道，中國民間雖然有反日情緒，但要主動去攻打日本還是天荒夜談。至於有士兵失蹤、被殺，即是現在以色列運用的藉口，更是日本人常用的。好像濟南事變，藉口日本軍人被殺；九一八事變，指瀋陽鐵路被毀；七七盧溝橋事變中，指有士兵失蹤等，例子俯拾即是。如何構成開戰理由，實在是自由心証，世上亦因此多了許多戰爭。

第二，就是所謂的不可避免性，認為形勢至此雙方開戰是無可避免的，所以要先發制人，這從歷史上亦可証明是錯誤的。感覺到不可避免性最嚴重的應該就是 1950年代的美蘇關係，但歷史告訴大家結果如何。因為這個世界的變化難以估計，在歷史上這種情況是屢見不鮮的。於十九世紀，英法的對立是相當嚴重的，但英國和法國結果都是沒打過仗，反而最後聯手攻打德國。形勢瞬息萬變，很多事是最初無法預料的。冷戰時期美蘇對立如此激烈，若當時美國先發制人攻打蘇聯，可以想像血流成河的慘烈戰況，人類的傷亡可能數以億計，現在已經証明所謂不可避免只是鏡花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