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25日星期二

政改的玄機

政改五號報告書中,表面民主,內裏充滿玄機。

選舉委員會成員由800人擴充至1600人,增加了一倍,其實當中絕大多數都是經過特區政府受命,在選特首時仍能控制他們。至於529名區議員中,大約有百餘人是民主派,另有百多名屬於無甚立場的人士,將全體區議會議員納入選舉委員會,在特首眼中,唯一分別是民主派最多可能爭取足夠的200人提名特首,僅此而已,但休想改變選舉結果。

至於在立法會方面,新增議席有十個,其中直選佔五個,因為採取比例代表制的關係,民主派最多爭得三席;而餘下的五席功能組別全歸區議會,民主派取得多少席,視乎採用哪種選舉制度,若在比例代表制下,民主派得兩至三席,已是最好的打算,但如採用單議席單票制,民主派由於人數少,可能輸得滿盤清光。

政府當然是充滿把握,才會提出這個政改方案。我認為特首和許仕仁已經和某些民主派人士談妥條件,便是他們答允不再「企硬」,改變普選立場;特首則提供台階,好讓他們下台。他們是誰呢?最大可能是劉千石、鄭經翰和譚香文等。但是,這絕對不能公開,蓋因答應改變立場的民主派人士,必會失去政治信任性,到時對特首又有何價值可言?因此,政改方案必須讓答應妥協的民主派人士稍作「企硬」姿態,然後經過一輪公開的商討,包括如民主派人士所願,取消委任區議員,到時民主派人士再行「轉軚」,巿民便會覺得容易接受,認為特區政府既然已作出讓步,民主派人士不再堅持,也有道理,到時要實施政改,便順理成章。我預計之後特首便會召開圓桌會議,講出以後的政治路線圖。換言之,現時的政改方案這並非中央底線,一定留了一手。買賣無論如何要經過討價還價,除非一早作出交易失敗的預算,但政改失敗不起。

此外,我預料特區政府會在2016年會實施全民普選,最遲不超過2020年,屆時民主派全面瓦解,變成和民建聯沒有分別。在全面普選後,立法會便會實行兩院制,特首可以利用功能組別來否決全面普選的議員,作為保險;至於特首選舉,則用提名委員會作為屏障,根本沒有失敗的可能。

其實,民主最大的意義在於可以踢人出局,政改五號報告書顯然做不到這點。有人說香港在殖民地時代也沒有民主,也十分繁榮,如果我們恢復舊制,採取沒有港英的港英式統治,振興香港,可行否?
不!原因有二:
一是在中國的急促經濟發展下,香港正處於危機,需要由一位強而有力的領導者帶領香港,作出重大的政經改革,而這需要政治共識,透過民主程序如提名、投票來建立,讓選出來的統治者戴著這頂公眾光環,壓服各界的利益團體,否則不可能實行任何改革;
二是自九十年代開始,香港出現了兩位人物,一是彭定康,二是黎智英,他們利用科技的高速發展,提供無窮資訊,令香港變成一個徹底開放的社會,人民聲音多、意見多,使威權政府難以存在,管治添加很大困難,根本無可能走回港英時代的統治模式。

2005年10月18日星期二

曾蔭權的打算

曾蔭權發表的首份施政報告,沒有提及實質的政策,而是著眼於改組行政架構,蓋因他明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首要任務是弄好管治班底,其餘一切都可容後再談。

整個施政報告最重要的一著棋是新增了八位非官守成員,加入行政會議。其中,張炳良用作裝飾,其餘七人大半是港英餘孽、假洋鬼子,和港英及香港財團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曾蔭權用回港英時代的精英,不用左派,便回歸鄧小平所說的,要用中間派統治香港,不能用左派。最大好處是這八人全沒有個人意見,只是跟著權勢走,到了零七年,原本行政會成員任期屆滿,有三、四人不再續任,便大功告成。

曾蔭權的第二著棋是矮化了十一局,將十一局變成司長屬下,不入行政會議,只是執行官。這種情況下有功由司長去領,有事則由局長承擔,換句話說,問責制名存實亡。

第三著棋是擴大改革特首辦,這跟蔣介石組織軍事委員會辦公室、毛澤東的毛辦一樣,透過此辦公室來進行直接指揮,處理政治事務,說穿了目的,便是建立由曾蔭權直接的命令和監察體系。事實上,行政會議改組後,共有十九位成員,人數眾多,難以議政。曾蔭權擴充曾辦,讓近曾人氏擁有大權,控制政治事務,並透過三司操控十一局,便可令香港現有各界利益緊密結合;然後再擴充原有的策略發展委員會,變成一支百人大軍,廣選各界人士加入,讓他們發表不同意見,表面上非常民主,實際只是一沒有主題的論壇。何況,香港何來有一百位有個人意見的領袖?如此一來,正如唐太宗所說,「天下英雄,盡入彀中矣!」即是說,行政會議變成人大,策略發展委員會擔演政協,最重要的,還是特首辦,及其主要助手,就是政務司長。

另外,雖然施政報告內沒有提及推薦黃仁龍接任律政司長一職,但已是公開的秘密,那末,為何北京屬意黃仁龍呢?要知道此君是李國能的徒弟,曾出任大律師公會執委,與四十五條關注組成員更私交甚篤,更有膽子不提名曾蔭權補選特首,無論如何也和北京格格不入。其實,這是北京改變治港策略的又一例證。我早已說過,自零三年七一大遊行後,北京對香港的政策作出了深切的反省和改動,只是絕大部分香港人(包括時事評論員)沒有察覺而已。九七過渡時期,首位要用的便是梁愛詩,因梁愛詩兩代忠良,本身可能是共產黨員,非常值得信任,當時意見是政法系統非常重要,非要由自己人把關不能辦。可是,由2002年開始實踐至今,北京發現單單倚靠梁愛詩,根本沒用──律政司和廉署中人都是臭味相投,一旦梁愛詩幹出像放過胡仙一般的行為,和他們想法背道而馳,便會向傳媒放風,對特區政府聲望造成重大打擊。梁愛詩孤立無援,尚且難以自保,更莫說捍衛親北京人士(反過來要中央指示董建華力保她),既然如此,何必還用梁愛詩?除非北京將律政司和廉署的一幫人全數撤掉,改由親信上馬,但到此地,香港還算不算是香港?會否嚇跑外國投資?此外,北京知道香港人團結一致作反的機會非常渺茫,倒不如順順香港人的意,讓黃仁龍接任律政司長,退一步海闊天空。

北京十分清楚,要管治香港,不能不靠十八萬公務員、知識份子和專業人士,既然這些香港人的意識形態和北京的一套不同,便不能強用北京的一套去施加在香港身上。因此,北京放手讓曾蔭權沿用舊港英思維人士管治香港,加上他表面上遷就主流民意,起碼不致令政府內部上下矛盾嚴重,好像治港七年的情況,政令難以貫徹,特區政府寸步難行,這也是目前唯一的辦法。

2005年10月10日星期一

文化項目該怎樣開始?

西九文娛藝術區全新方案終於出籠,果然不出我所料,政府為免開罪地產商,取消單一招標,雖然目前仍然維持興建天幕的建議,但我預料最終亦會取消,原因是政府會發現興建天幕並沒有意思;何況當初接納天幕,是為了單一招標,既然已沒有單一招標,何必實行這種無謂的堅持?

說穿西九全新方案,其實十分簡單,便是將工程還原成為地產項目,解決地產商的問題,另一方面由政府成立的西九管理局負責文藝事宜。我非常不贊成用公營方式去管理文化項目,從來政府每推出一項計劃,都有人作出相應對策,去討政府便宜。要真正培養文化,永遠從教育和地區開始做起。教育方面,先要大力提倡文化如藝術和體育,用來平衡整體教育,令後生一輩不致成為讀書工具;由於香港家長非常功利,所以大學應該撥出兩、三成學位,專門取錄整體學科及格,但在藝術、文化、體育和社會服務等有優秀表現的學生,便會立即引起香港家長的興趣,動力無邊(美國體育厲害,便因大學取錄體育好的學生)。至於地區方面,由政府花錢在十八區設立文化中心,讓這些文化中心津貼學校,找學生來排戲、組織小型音樂會和小型畫展等,漸漸培養出學生的興趣,讓文化植根,否則根本沒人看得懂,怎會去欣賞?正如每年的藝術節,派票也沒法得到迴響。

文化這回事,需要浸淫,而且講求傳統,如百老匯歌劇、維也納音樂等,都經過長時間的發展,急也急不來。一處地方要有真正的文化,必須和當地有有機的關係,香港歷史使然,長期漠視本土文化,精致文化又沒人懂得欣賞,強行去建設硬件如音樂院、劇院等有何用?我亦因此徹底反對西九計劃。假如政府真正有意發展文化,便應培養新一代香港孩子從小的興趣,然後栽培他們的審美觀,讓他們懂得分辯何謂好,何謂不好,提昇層次,便會漸漸改良本地文化,令社會整體素質向上調整,有所進步。

我預料立法會最終會否決天幕,但因本地文化藝術工作者和西九關注組盡力爭取,相信會通過政府撥300億去建設文化項目。不過,我始終認為政府花錢不得其所,徒然浪費。

2005年10月4日星期二

再談李敖

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終於結束,我將他的講話扼要分為內地及香港兩段,作一總結。

我已說過李敖本身只是一位文化份子,從來都不是和政府和威權對抗的人,因此,我明白他在內地為何發表那樣的講話,純是因為在內地的絕對獨裁政府下,秉承一貫的作風而已。我認為他講話中最引人發噱的一點,便是表面讚揚,內裏暗地嘲笑《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他叫人看看《憲法》,指裏面列舉了人民應有的各項自由,甚至比全世界任何國家所給的還多,只是人民會不會認真對待罷了。絃外之意,原來《憲法》並不是用來遵守,只不過是對外宣傳的一種工具。若人民拿著《憲法》跟共產黨辯論自由,共產黨當然要輸,但共產黨根本不會理會,「話不投機半句多」嘛。我屢次說過,任何國家可以制訂任何法律,但寫完後必須遵守,否則人民無法可遵循,欲做順民亦不可得。內地無論是任何條例,如建築條例和消防條例等,都訂得非常嚴厲,目的有二,一是任何時候也可抓著任何人的把柄,要進行逮捕工作也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二是方便收受賄賂。李敖明知如果明刀明槍罵共產黨,和自取滅亡沒有分別,而且也難以傳揚,所以表面上讚頌共產黨,共產黨便讓他傳播,如此便多人聽到了,結果他成功說出共產黨主義會滅亡、馬克思主義應丟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真假等等,換句話說,李敖的講話夾雜了一些私貨在內。

可是,我本來預期李敖會像當初在台灣一樣,以一些有代表性的文化界人物如胡秋原、徐復觀等作為批評目標,但他卻沒有這樣做。作為一位文化領域內的自由主義者,難得有機會踏足國內,侃侃而談,應該批評國內保守的文化界人物,共產黨不會因此而反面,惜李敖失了本色。

李敖在清華大學的講話,清楚反映出李敖心底內是一位民族主義份子。他說中共開漢唐以來所沒有的盛世,中國人民的生活質素大大改善。這我不反對,事實上客觀分析,目前中國的國勢是百多年來最強,只是中國作為廿一世紀的大國,誰敢來欺負?從來中國眼中最大的威脅──美國和俄羅斯(以前的蘇聯),都只是假想敵,美、俄都貴自珍重,明知和中國開戰,只會兩敗俱傷,怎會做出愚蠢之事?至於以人民生活水準來說,當然大大改善,尤其東南沿海城巿的人民更是富裕,但《聖經》有言,「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何況是廿一世紀自由主義盛行的今天?若內地人的人生安全、基本自由等都得到保障,才是真正的盛世。李敖著眼於民族主義,結果忽略了他一貫自命的自由主義。

至於李敖在香港質疑六十位立法會議員在港英時代不爭取民主,為何在九七後才爭取?這我非常反對,亦清楚暴露出他不懂得香港的問題。要知道自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在全世界的殖民地逐漸實行民主制度,唯獨香港例外,原因是北京不同意,加上當時的香港人難民心態極重,所以沒有爭取民主。但這一代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在八十年代已開始爭取民主,例如如八八直選希望實現港人民主治港,迄今已有差不過二十年的歷史,所以李敖的講法不對。

李敖亦不明白香港人這麼聰明,為何在要在政治上採取反抗態度,爭取民主?其實,主要原因是香港出現了很大的管治問題,而香港人除了爭取民主外,看不到其他可行的解決方法。香港人覺得經濟問題,源自管理危機,而要徹底解決管理危機,唯有選出一個能號召全民的政府,作出強而有力的轉變,改革經濟,不然香港只能沒落。以前的董建華不消說,新上場的曾蔭權唯恐奉承不周,加上如此質素的公務員班子,要香港翻身,無異於緣木求魚。大部份香港人覺得如果透過民主的程序,起碼能多向北京反映民意,而政府在人民授權下,起碼比較能大刀闊斧去做點事,如此才能振興香港。另外,香港的輿論領導和精英份子,大部份接受英國式教育出身,價值觀念和北京衝突,很難妥協。所以李敖的講話不能夠成立。

事實上,李敖在罵蔣介石、孫中山時我已不覺得有甚麼了不起,這趟文化之旅更清楚暴露底子,只是不知他回到台灣後,如何向不饒人的台灣人解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