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30日星期一

小班教學於事何補?

世上由常識或直觀得出的觀點,很多時都錯。舉例,在英國,有一條火車路,每星期只有一班次的火車經過。該火車路和一條很小的鄉間公路相連,成十字形,結果每一、兩年便有人從公路行到火車路相連處時被撞死。住在該處的人表示這樣太危險了,因為人們在公路上駕車時,很自然不會預計有火車來到;另一方面,火車路兩邊都長滿樹木,遮擋了人們視線,無法看清,不如在兩旁分別砍走一百碼樹,讓視野好一點。結果樹是砍了,但有沒有減少意外發生?沒有,照樣每一、兩年便有一人被火車撞死,因視野寬了,駕駛自然快了,因不小心而導致車禍。

再舉一例說明常識可以如何欺人。自我姨甥讀幼稚園開始,我姊姊每晚花四小時教他做功課,一直升上小學、中學,風雨不改。終於到我姨甥讀中三時,無論如何被迫溫習,都只是考二十多名。姊姊又生氣又沮喪,決定斬斷這十二年的習慣,不再晚晚當他的補習老師,亦不會迫他做功課,只是警告他若只考到第三十名,一定不會饒他。最後學期結束,姨甥照樣考第二十多名,沒啥進步或退歩。為何會這樣呢?是因為姊姊教得多,姨甥便倚賴多,沒有倚靠時,便要靠自己努力多一點,終於得到同樣的結果。

教育是社會發展之源,特區政府若不找出教育問題的癥結,無論花多少金錢,也不會有效果。看看美國,不斷將錢花在減少每班學生人數上,最後每班學生人數少了40%,然而學生成績完全沒有進步,原因是老師不會用心教導逐個學生,學生也因同班人數少了而鬆懈。

實現小班教學之所以突然成為教育界當然第一急務,其實只有一個目的,便是維持教師的職位,若果純粹為學生的利益觀點著想,根本可以有很多其它選擇。事實上,我認為香港整套教育制度徹底荒謬,原因有三:

第一.教育制度是「大量生產」(mass production),企圖以一套標準化的模式去強迫所有人接受,不理會接受的人的年紀、歲數、性別和興趣等。人有賢與不肖之分,孔子教學也是「因材施教」,怎可以像製餅般,只用一個模便算?用一套教學制度去對待所有人,其實犧牲了一些不適合這種方法的學生;

第二.教育資源極度錯配。人類是遺傳的生物,出世時腦部已有一套程式,在每個階段能夠學懂甚麼,學不懂甚麼,編排非常精細,例如人類在兩歲前不會有「我」的觀念,一定要到三歲或以後才學會。人類在十歲前學習最重要,能力亦最強。最荒謬是有些學校在中一至中五實施母語教學,到中六至中七再轉為英語教學,其時學生腦部學語言的能力已很弱,如何適應?奈何我們的教育制度違反人類生長學習知識的程式;

第三.教育制度和「大鑊飯」制度一樣,無論老師教導學生的成績如何,都是同一薪酬,根據年資攀升,這樣注定沒效率和失敗,好的老師因做事多,一定會被壞老師迫走,最終只害苦學生。特區政府想辦法解決以上三點問題,比實施小班教學有用多了。

2005年5月23日星期一

金管局涉嫌洩密

任志剛在上周三(18/5)實施強化聯匯措施,是一項重大的外匯制度改革,其底蘊根本是背離了聯繫匯率(事實上近數年來,任志剛的所作所為都是如此),實屬多餘。聯繫匯率一向不會有上下限,只有一個價,便是1美元兌7.8港元。
政府沒有責任在外匯巿場買賣外匯,維持匯價。匯價的維持應該在現金兌換基礎上,其運作架構是:假如港元跌得厲害,人們會用港元兌換美元;反過來說,假如港元升勢強勁,人們便會用美元兌換港元,這是真正的聯繫匯率機制。在此基礎上,港元匯價會自動調節,政府或金管局都不須特別去管理。可是,如果聯匯機制這麼容易便自然運作,便不需要如此龐大的金管局,亦不用年薪接近900萬的任局長,所以任局長一定要絞盡腦汁,將聯匯機制變得複雜,以證明自己的重要性。

在過去四年來,任志剛不斷擅自修改外匯機制,在外匯巿場接收美元或港元,結果令金管局持續賠錢,為甚麼呢?要知道當港元和美元出現重大息差時,人們會將錢存作美元,收取利息。當人們大量將美元轉成港元時,金管局便要不斷印製港元去接受美元存款,導致港紙的供應越來越多,拆息遠比美元為低。於是產生吐戥現象,人們將錢存在美國,然後借取港元,由於港元息率低,可藉此賺取一厘多息差,之後再將港元向金管局兌換成美元,再收取美元存款利息,可說完全沒有風險,但亦令金管局流血不止。

或者有人從政治層面考慮,認為港元是為了人民幣進一步放寬上下限,作出相應措施。我不想評論此政策是對或錯,只是單純綜觀整件事件的經過,覺得金管局或一些相關人士有涉嫌洩漏機密的嫌疑。回望任志剛在宣佈新措施前一星期(9/5-13/5),恒指由14085.09點跌至13866.81點,到5月17日時再開巿,恒指再跌至13667.03點,待任志剛在翌日宣佈了消息,立即平倉(13627.01點),但恒指已跌了四百多點。其間美國杜瓊斯指數上升,同時,巿道謠傳人民幣升值,即有更多游資進入香港,恒指怎會如此大幅度下跌?任志剛新政策的意義是保證港元不會升值,所以在他宣佈後第二天(19/5),果然有31億熱錢撤出香港。但是,當日恒指即反彈,收報13698.93點,如熟悉股票巿場,便會明白是有人事先知道消息,沽空股票或期指,待壞消息傳出後再補貨(巿場原則是如果消息重大,要事前毫無風聲,待公佈後,有壞消息便跌,有好消息便升。如果事前公共已經知情則相反),現在事實證明香港股巿走勢是走事先張揚的路線。每張期指每升跌一點價值50元,每500點便價值25,000元,以一張期指便跌500點便會斬倉計算,一萬張便價值2億5千萬,假如沽空十萬張期指,便總值25億,簡直是天文數字!這還不包括在股票、期權、備兌認股證和期貨外匯等等可以爭利的地方。當然,我不是調查機構,以上說法只是推測,但各位相信這是巧合嗎?有人曾作出這樣的辯解,說任志剛在5月6日出席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簡報會時的一番講話,已令人推測到金管局會有所行動,所以事先沽出股票或期指。但翻查任志剛當日的言論,只是說會研究在制度操作上,有否空間可優化外匯操作機制,令港美息率走勢可較為緊貼,十分空泛,又沒提及確切執行日期,誰能就這麼難掌握的事作出準確預測,在任志剛宣佈新政策前沽空期指謀利?其次,如果要就任志剛在5月6日發表講話作出反應,也應該是5月9日開巿後作出反應,但當天恒指升了51點,證明不是任志剛講話引起的反應,這辯解不能成立。

要查清楚是誰洩密,有兩個方法,一是盤問知道機密的人,包括來自特首辦、財政司、金管局和人民銀行,看這些人有沒有跟別人提過金管局即將強化聯匯措施的具體措施和日期,他自己又有沒有在股巿採取任何行動;二是甚麼人大幅度沽出股票或期指,而他平常沒有這樣做,或他的買賣數額遠較平時一般數額為大。事實上今次的事件嚴重有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我希望政府、金管局和證監作出一個明確的交代。

2005年5月17日星期二

從東九龍大塞車說起

上周一(9/5)一場大豪雨,多處塌棚倒樹,弄得整個東、西九龍交通嚴重擠塞。估計當日前後逾一百萬人被困車龍,假設每人損失兩小時,即是一百二十分鐘,總共一億二千萬分鐘,以平均每人每分鐘一元薪金計,共損失一億二千萬元。香港以往也經常發生大堵車,但經過多年來在基建方面投放大量資金後,近年情況已大為改善。幾個月前我去曼谷,發現巿區內任何地方都擠迫得令人難以置信,究竟每年浪費多少生產力,難以估計,而且問題已出現接近二十年,一直沒有改善。相比起來,香港的交通情況遠較曼谷為佳,但從今次交通大癱瘓事件,可以得到一些觀察。

首先,香港公務員系統的墮落程度暴露無遺。公務員的工作文化是根據規章辦事,優點是公務員行為不會逾軌,但缺點則是每一名公務員到最後都不負責任,互相推諉過失。其實,這要視乎領導人的基本態度如何。如果領導人賞罰分明,每遇到灰色地帶,會獎勵敢於變通的人,那麼公務員遇到灰色地帶時都會敢於辦事,不會一味循規蹈距,受制於規章,做事綁手綁腳,令政府癱痪。但是,假如領導人賞罰不分明,不獎勵有表現的人,那麼公務員便會採取防禦性態度,推卸工作,以免做多錯多,變成完全逃避責任,希望任何事都由第二個部門負責。上周一出現的情況正是如此。六個部門開會研究,卻沒有人採取行動解決問題。因為事件牽瓜扯蔓:交通堵塞,警方和運輸署要負責;棚架和樹木倒塌,是在政府土地上,又可推諉地政署;此外,棚架又牽涉屋宇署,樹木則和漁農署相干。聽說當日六個部門的人填表,竟有四十多份之多,六個部門要研究數小時才決定搬掉倒下的樹。這根本是怠工,態度消極。事實上,遇到這樣的特殊情況,如警方有勇氣,一看見便會權宜,立即將樹搬開,不會怕被人指責越權。

公務員系統之所以僵化如此,其實是董建華統治六年所得的惡果。在他的領導下,公務員覺得無所適從,所以以逃避責任為先。公務員天性正是如此,不理事件是否緊急,不會為巿民著想,將程序全部用來推卸給其他部門,完全體現人性最惡劣的一面。厚黑學已有說過這點,故事說某人中箭了,去看外科,醫生卻只鋸掉身體外面的箭尾。某人問餘下的一半箭頭怎麼辦?醫生說自己只負責外科,箭頭插在身體內,屬於內科,並非他的職責範圍,所以不負責。

但事件又有新的變化。上周三(11/5),廖秀冬滿面委曲,率領六個部門出來道歉,這很明顯是經過行政會議,曾蔭權拍板要她道歉,所以她非常無奈。本來,傳媒可以就此事罵很久,但廖秀冬適時道歉,便沒法再罵了。如果是一個商人,要不斷計算每宗生意是賺錢還是蝕錢;如果是一從政的人,便要不斷計算每做一件事對聲望的影響如何,最好是有所提高,不然也要將損害性減到最低。在這方面的解讀能力,曾蔭權明顯比董建華優勝得多。

2005年5月9日星期一

東隧加價問題

東隧加價,全城矚目,以為影響甚鉅,但經過數日得出來的結果,卻大出所有人意料之外。以昨晨(5/5)凌晨時分的汽車流量計,東隧減少逾20%,紅隧增加0.3%,西隧則增加2.4%,可見東隧的使用量減少了,但並未為紅隧和西隧製造壓力,世事之出人意表,往往如是。固然,內地五一黃金周未完結,來往中港兩地的貨櫃車司機仍未開始工作,但另一個原因是香港人應變能力高,預計會堵車子,於是紛紛另謀出路,不是提早出門,便是改乘地下鐵。香港人的敏感度和靈活度著實叫人擊節讚賞。

東隧加價激起極大民憤,原因是過去數年並沒有通貨膨脹,東隧又賺了不少錢,竟然還大幅加價。其實,這問題是經過仲裁決定,很多行業如判工、海事等,都有一套仲裁機制,雙方為了避免冗長的訴訟程序,都會在合約中訂明凡有爭拗,皆由仲裁決定,敗方其後還有一次訴訟機會,但若第二次訴訟輸了,便不能再進行法律訴訟。內地的中外合資亦有這套預設機制,由於外國人不相信內地法律,所以凡事都要經過仲裁。今次東隧在仲裁中勝出,主要原因是它以政府答應西隧的回報指標作理據。陳偉業提出申請司法覆核,作為一個第三者去入稟,法庭會否受理,也是疑問。若陳偉業入稟,理由是他也使用隧道,東隧加價影響他的利益,但香港巿民的利益已被政府代表,所以法庭受理與否,我很懷疑。

其實,關於隧道收費此問題,我已說了五年有多,多番指出現時的隊道收費架構完全不合理。東、西兩條隧道是私營,紅隧則是政府擁有,政府在政治壓力下,不能加價,結果最方便的紅隧,反而收費最平,車子當然盡量使用紅隧,造成經常塞車。西隧三線來回,但以盈利為宗旨,收費最貴,汽車流量自然不高,造成浪費。結果出現有隧道過份擁擠、有隧道過於疏落的情況。紅隧使用量超負荷,常常阻塞,浪費使用者的時間,亦即影響生產,影響香港的經濟。可是,這死結並不是不能解決的,只是在過去五年,政府完全沒有正視此問題而已。解決方法是可以將紅隧、東隧和西隧的收入組成一個同體,三隧將收入按照百分比分配,政府最多讓東、西隧所佔的回報高一、兩個百分點,然後按照三隧使用量來自由調動三隧價錢。基本上使用量最多的紅隧加價最多,變成收費最貴,使用量最低的西隧則減價,變成收費最平,目的是平均分擔三隧使用量,解決擠塞問題。只要巿民付出的整體隧道使用費不會多了,自然不會反對。在此收費架構下,堵車子情況必定有所改善,亦對整體經濟有利。可惜,特區政府沒有考慮此方案,結果在東隧問題上輸了仲裁,令東隧有理由加價。若然現在政府和東隧談判,會很不利,因對方必定要求分得更高的百分比,而且因為已加價,巿民負出的整體隧道費已增加了,更加不利。

香港有很多問題都不是不能解決,而是需要創作力方法去解決。一味裝模作樣辦事,徒然令問題日益嚴重,直到沒法挽救為止。

2005年5月5日星期四

連戰在做甚麼?

連戰此趟大陸之行,究竟在做甚麼?有甚麼意義?

各地傳媒對此事都作出盛大的報道,尤以香港和國內為然,原因是連戰此行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但此意義並非前瞻,而是回顧──提醒在過去八十年來,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恩恩怨怨,以及深具象徵性和歷史性的終結。

我們作為普通人,看歷史就像看戲般,喜歡每件事有開始、中變和結局。國共兩黨總共經過兩次合作、兩次內戰,甚至國民黨遷台後,鬥爭仍然不息,直到72年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兩黨的實際軍事敵對行動才正式終結。

上一次兩黨最高領袖見面,要追溯至1945年8月,即蔣介石和毛澤東在重慶的會面,充滿諷刺性的是該次是和平之旅。在美國的促成下,毛澤東飛往重慶,和蔣介石見面商談,避免在抗日後又發生內戰。毛澤東抵達重慶機場時,公開表示服從三民主義,又在會上高呼「蔣委員長萬歲」。六十年後的今天,兩黨領袖再見面,形勢已產生重大變化。莫說當日國民黨是中國的領袖,共產黨雖然只是在野黨,但尚有盤踞地,今天的國民黨算得是甚麼?不要說以台灣為根據地,根本連政權都丟了,嚴格說來,只是一無權無勢的政黨,沒有任何官式地位。然而,連戰訪大陸始終矚目,是因國民黨擁有約40%選票,可代表某程度的民意。北京通過《反分裂法》後,連戰只是一位在野黨的領袖(甚至是即將退位的落選黨領袖),但人們都希望他此行可以緩和兩岸間的緊張局勢,畢竟兩岸就算不是真的開火,在劍拔弩張的情況下,對內地、香港和台灣的經濟都有負面影響。

那麼,連戰訪大陸京,有沒有達到任何成果呢?這要視乎他去的目的是甚麼。如果他是為了結束歷史上未完成的一章,實在沒有必要在此時此刻去。他去南京總統府和謁孫中山陵,都不適當。國民對南京總統府的印象只有一個,便是共黨軍隊進入,扯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對中山陵的回憶則只有蔣介石辭去總統職位、倉皇辭廟的淒慘景象。所以,連戰去這兩處地方,是彰顯國民黨的恥辱。尤其連戰作為兩次總統候選人,兩次輸掉總統政權,簡單來說,是亡國之君。有感情的人都會問:連戰站在中山陵,有沒有多少的羞恥感?有何面目見中山先生於地下?連帶對他後來在北京說話的權成性都減少了。我明白連戰的思維是想突出孫中山,去尋求一凌駕國共兩黨的共通點,但是,在共產黨心中,孫中山並非國父,而是革命先驅者,象徵意義根本不同。

如果連戰此行的第二個目的,是代表台灣的支持民眾而去,那麼便要完成支持者心中的兩大願望,一是保持台灣目前的獨特地位、民主體系、台灣人的尊嚴及自由形式的生活,二是在不損前述條件的情況下,改善及緩和兩岸的關係,並促進兩岸經濟、貿易和交通的往來。因此,民意調查有超過40%的人支持連戰到訪大陸,希望減輕兩岸戰爭的危險,但亦有20%多的人反對,擔心台灣人的獨特生活形式和自由會被削弱。我十分明白連戰其實想在退任前做一件事,足以維繫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當然他還有另一項任務,即增進國民黨在台灣的支持。固然,這是作為黨領袖必須要做的事,但最重要是這是增進政治理念的好方法,亦是連戰急切要去北京的理由,亦是台灣人民希望他去的理由。其實,連戰應該直飛北京,和胡錦濤會面後,除了宣佈恢復平等協商、達成和平協議等之外,還要說出台灣人民擔心的事,即對民主自由的支持。假若他想提升自己的歷史地位,應該在人民大會堂要求北京改善民主、自由和法治,作為兩岸和平談判統一的先決條件,如他能這樣做,必能大書一筆,亦得到台灣人民的擁護,可惜他不是政治家。現在予人的感覺是他只說出北京喜歡的說話,其實對他和對北京的形象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