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31日星期一

火蟻傳奇

全地球現在有六十億人,數字驚人,很多人也因此以為人類是最成功生物,其實不然。以多細胞生物來說,以往專家估計地球上大約有四、五百萬種,但近年發現在亞瑪遜森林內,隨便用煙薰一棵樹,跌下來的昆蟲中都有新品種,所以估計大約有八、九百萬種生物,其中九成是昆蟲。昆蟲品種多如天上繁星,其中為人們熟悉的有螞蟻。若以總重量計算,全世界的蟻加起來,比人類還要重,所以蟻才是世上最成功的生物。

在此不如談談蟻的特性。每一個蟻群都有不同的種類,包括有雄蟻、蟻后、工蟻和兵蟻,各司其職。雄蟻與蟻后在交配期時,會在空中進行求偶飛行,雄蟻交配後不久即死亡;蟻后交配後,則弄掉翅膀,開始產卵,建立新蟻群;工蟻專司築蟻窩、覓食和撫養幼蟲;兵蟻負責保護蟻窩,對抗敵人。另外,有些蟻本身只會產很少的卵,讓自己的卵當貴族,而專偷人家的卵,撫養長大,自小用荷爾蒙控制牠們,令牠們覺得勞動是應該的,於是努力工作。又,有一種蟻的殺性相當強,便是常見於熱帶地區的行軍蟻。行軍蟻在蟻后產卵時,會聚在一起,待卵產後便在附近狩獵,直到卵全孵化成幼蟲,便會找更好的生存環境。牠們在早上出發,朝同一方向行走,途中會破壞阻擋牠們的一切,無論多大的動物都不能倖免。另有一種非洲殺人蟻殺傷力同樣強大,可在極短時間內吃掉一頭牛。

蟻后本身會分泌出內激素訊號,指揮蟻群,但蟻群同樣可用內激素控制蟻后。一般人誤以為蟻后在蟻群中獨大,其實不然。在每一個蟻群中,工蟻往往有最多的話事權。蟻后盡量想多生雄蟻,飛出去跟別的蟻后交配,令自己的後代得以繁衍。但是,工蟻則想多生女兒,擴大族群,換句話說,雙方的利益發生衝突。只要看看蟻群中的子女比例,便知是誰主宰決定,必定是工蟻無疑。此外,蟻的群體性很強,例如要遷居到某處,都是由很多頭螞蟻看過,認為合適了,才會遷居。這決定不是由下而上,也不是由上而下,但總之是集體決定。

蟻的生活形態也十分有系統,會做很多人類才會做的事。首先,蟻有農業行為。切葉蟻將葉咬成一片片,運回蟻窩,然後加以咀嚼,目的是製成一種混合物,用來培育真菌,以供食用。這等於人類世界用肥料種植一樣,完全是種植,等於人類農業的肥料。其次,蟻有畜牧業。蟻會替蚜蟲建造居所,讓牠們在晚上睡覺,到清晨時便像抱嬰兒一樣,將牠們送到樹上,待牠們分泌蜜露,便將蜜露收集起來,運回蟻窩的蜜罐裏。這和人類世界飼養牛羊以擠奶,並無二致。

之所以要說蟻,當然是因近來火蟻(fire ant)殺入香港,令人聞之色變。「火蟻」意指被其叮咬後如火灼傷般疼痛感,其後會出現如灼傷般的水泡。火蟻來自南美亞瑪遜森林區,一直向北遷移,到美國南部為災很久,已有十二個州超過一億公畝的土地被火蟻所佔據,造成巨大經濟損失。火蟻的生命力極強橫,加上數目又多,用火燒燒不盡(因有一頭蟻逃掉,已可再繁殖),用水淹也不怕(可組成蟻球浮於水上漂流上岸)。事實上,隨便圈一百公尺的土地,只要有花草和泥土等,已有非常多的蟻窩。而火蟻懾人之處,在於牠殺傷力強大,咬嚙人特別痛。有些人對蟻酸有過敏症,被火蟻叮後,可能會因而休克,嚴重者甚至死亡。可是,火蟻只吃植物,在石屎森林中很難生存,所以對香港人的危害性很低。香港人實在不必太過驚恐。

最可笑的是特區政府想消滅火蟻,真是徒勞!美國擁有對付火蟻的豐富經驗,但都無法將之完全消滅,特區政府幹任何事都慢三拍,想殲滅火蟻,無異天方夜譚。尤其說要尤查內地進港的年花,簡直戇居!須知火蟻不一定由盆栽這單一途徑,才能進港,不要說雄蟻和蟻后在交配期間可以飛進香港,香港不是孤島,其它火蟻也可以在陸地爬行「入境」,難道香港可以在邊界設防,防止火蟻進入?

其實,由火蟻的問題倒可看出資訊自由的重要。廣東省若非延誤通報,或可阻止香港這場火蟻風暴,至少可早一步制訂對策。只選擇有利的資訊流通,掩飾不利的事實,直到事情越弄越糟才公報,一切都已太遲。沙士已是前車可鑑,奈何內地沒有吸取教訓,若繼續下去,只會導致越來越多災禍發生。何況,我不相信檢疫宜能杜蟻,有些人甚至可能籍此方便貪污,正如假的洋澄湖大閘蟹反而蓋有印章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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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24日星期一

蓋棺足以論定

趙紫陽逝世後,評論他的文章鋪天蓋地,大致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遵循北京官方路線,指趙在改革開放時作出重大貢獻,但八九年犯下嚴重錯誤;另一類則強調趙反對鎮壓八九民運,是共產黨員良心的象徵。雖然這些評論褒貶不一,但全部以偏概全,令我感到非常驚訝和費解。我認為在評述一位人物時,必須對其人的一生作整體研究,很多時要分階段,才能作出現實和客觀的評論。此外,每個人都有強處和弱處,有正面和反面,趙紫陽亦然,評論他時,不應被個人主觀感情所影響,一定要還他是一個「人」的基本元素,才能得到立體看法。

趙紫陽的一生,大致可分為五個階段:
(一)由參加共青團至解放戰爭勝利(1932-1949)、
(二)由中共立國至文革爆發(1949-1966)、
(三)文革十年浩劫時期(1966-1976)、
(四)改革開放時期(1976-1989),及
(五)八九年後的十五年幽囚(1989-2005)。
茲分階段論述之。

第一階段是趙紫陽加入共青團後的經歷。趙紫陽在1938年正式加入共產黨,經歷了抗日戰爭,雖然沒有加入軍隊,主要是在河南從事地方工作,是中共所謂的「抗戰幹部」(中共幹部可分多級,一是長征幹部,資歷最深,二是抗日幹部,參與抗日,下一級是解放幹部,即表示入黨後曾參與內戰,江澤民即為此級),當時肯定是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的熱血青年。及後趙紫陽當上河南地委,只算是中級幹部,詳細事跡無從知曉,但在抗日戰爭中,共黨得以成功進行游擊戰,拖延和阻撓了日軍,令他們不敢長驅直入,全靠地方工作做得好,得到人民支持,所以可肯定趙紫陽非常有功勞,但只是數以萬計有功勞地方幹部的其中一個而已。至於共產黨得以在國共內戰中取得勝利,主要是由於國民黨內部腐敗所致,趙紫陽的功勞極其量也跟抗日時差不多而已,並不顯著。

第二階段是中共立國後,趙紫陽主政廣東,上司是陶鑄。其實,對廣東人而言,陶鑄和趙紫陽抵步後,推行「反地方主義」運動,清洗廣東籍幹部,幾乎將他們連根拔起,手段非常殘忍。然後趙紫陽又在土改中執行極左路線,冤枉了大部分廣東地主和富農,並在三反五反期間迫害所有資本家,及在反右時期積極迫害知識份子,甚至去到大躍進,批鬥彭德懷,趙紫陽都是積極參與者,絕不手軟,否則不會如此官運亨通。當然,趙紫陽也是迫不得已而為之,因為當時共黨內部形勢極緊,稍有少許溫和意見的人如李銳和周小舟等,即被批鬥倒台。另一方面,趙紫陽也做了一件好事,就是當日大饑荒時,大量難民逃來香港,他命軍隊不要鎮壓,放一條生路,顯出他和其他人不同,有一點人道精神,但他始終是一個隨波逐流的左派。

第三階段是陶鑄上調北京倒台,趙紫陽當然倒霉,被打成「陶鑄走狗」,受多次批鬥。在文革的十年慘痛經歷中,趙紫陽的心路歷程發生了重大改變,雖然他的悔改不及陸定一和周揚般徹底,但他親身感受到在沒法制的政權內,人身安全和個人自由沒有保障,所有事假集體利益之名,對個人作無限制壓迫,人民生活困苦無比,因此他由極左轉為覺得有改革需要,開始關心人民生活。

第四階段是趙紫陽復出,主政四川。趙紫陽針對四川大饑荒的現實環境,用「包乾到戶」(大包乾)推行農業改革,這種務實策略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驅。自此,趙紫陽躋身中南海,先後遞升為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黨中央副主席和黨總書記,推行巿場經濟改革,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起了重大作用,可以說奠下中國經濟起飛的基礎。有人詬病趙紫陽的改革引起高通漲,干擾民生,令八九民運發生,價格不開放,巿場根本無法運作,價格改革雖痛苦,始終要經歷一次,否則不可能有近十多年的經濟起飛。

鄧小平曾說過:「天塌下來有胡趙頂著」,可見胡耀邦和趙紫陽之能幹。在思想開放方面,胡耀邦比趙紫陽優勝,更旗幟鮮明,全力維護知識份子和鼓勵開放思想,所以胡耀邦才會在87年倒台。有人說趙紫陽曾在背後說胡耀邦的壞話,是否確有其事,無從知曉,但無論如何,趙紫陽在胡耀邦倒台時沒為他說過一句好話,已是幫兇。其實,胡耀邦被拉下馬,趙紫陽又焉能獨存,他也深明此點,所以不希望接任胡耀邦總書記,奈何為勢所迫。

根據趙紫陽的訪問,他對改革的看法非常有限度,政治上內心始終是左派,反對抄襲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只是認為需要改革共產黨體系內的管理系統,實際只是一種鳥籠政治改革。然而,趙紫陽推行國企和價格改革,確實是劃時代,因此獲得佛利民(Milton Friedman)讚賞他是「社會主義國家最好的經濟學家」。的確,實行城巿經濟改革,由國有企業變成巿場導向,難如登天,若沒有當天的艱辛,一定不會發展成今天的中國。在改革的功勞方面,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都功不可沒。中國人有今天的生活水準,總策劃靠鄧小平,思想開放靠胡耀邦,經濟上靠趙紫陽(至於剛退下來的江澤民可說完全沒功勞,後面有大功的是朱鎔基)。

第五階段是八九民運後,趙紫陽被幽囚十五年,直到病逝。其實,早在戒嚴前夕,趙紫陽已失勢,當時面臨兩個抉擇,一是為了生命和財產安全,立即收聲,二是本著良心,表達自己對學生運動的看法。結果,趙紫陽選擇到天安門廣場探望絕食學生,明顯對抗鄧小平,那一刻危險無比,很可能付出生命代價,但他還是做了。這需要非常大的道德勇氣,亦是崇高人格的體現。對他這般堅守原則的人,我非常欽佩,因我自己無法辦到。

北京認為,趙紫陽和學生運動的發起有直接關係,所以對他展開調查,當時保守派想借此置他於死地,但一直調查到九月,都只是發現趙紫陽做了一些小動作,間接刺激了學生運動而已,如他說過贊成中國發展民主政制,對戈爾巴喬夫說所有事由鄧小平作主,自己沒份等,可是跟學生運動的發起實在不相干。然而,趙紫陽還是自此被軟禁。

趙紫陽在晚年徹底悔悟到一黨專政和獨裁的禍害。當日劉少奇身為國家主席,慘被批鬥,不准答辯。他拿了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出來,說縱然不當他是國家主席,身為共產黨黨員和中國公民,也有答辯的權利,怎可突然被罷免職位,又不開庭審訊,便拉他坐監?但他還是被關押,後來在獄中生病,也不准看醫生,最終慘被折磨而死。趙紫陽亦一樣,官至黨總書記,但沒經開庭審訊,便被幽禁十五年,結果他亦因此而覺悟,知道若不打破一黨專政,國家便會全無法律,唯有推行民主和法治,未來才會有希望。可惜趙紫陽看不到這一天,已撒手塵寰。

我們很多時只捕捉到歷史人物某一刻的影像。趙紫陽的影像,永遠是在芸芸學子的包圍下,拿著紅膠喇叭,形容焦慮,表達出無比的道德勇氣。歷史上有很多時是一刻的光輝,勝過主政多年的描繪。趙紫陽的從政生涯超過半世紀,但永遠不及89年般閃爍。

2005年1月17日星期一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特首的施政報告獲得一般人的好評,其實這現象並不罕見,在特首過去七年的任期內,每次的施政報告最初都博得讚賞,跟著評論漸多,每下愈況,巿民對施政報告反應,評價越來越差。今年的施政報告有兩部份新的內容,一是自我檢討,反省特區政府不足的地方,二是關於扶貧。特首擬定的具體政策,我不想評論,只想提出他的態度問題。特首常常自命以儒家思想治港,那他應該熟讀儒家思想其中一本最重要的書籍《中庸》。《中庸》的整套思想內容高舉「誠」字,所謂誠者,無他,不要自己騙自己而已。我會列舉例子,顯示這份施政報告如何缺乏「誠」。我不知道特首想欺騙自己,還是別人,但其實是沒有分別的,不少政治家最初都想欺騙人,結果發現人民眼睛是雪亮的,變成欺騙自己。

施政報告第三段總括香港過去一年的經濟成長,特首描繪了一幅美麗的圖畫,說多項經濟指標都出現雙位數字的實質增長,其中出口貿易在首十一個月實質增長了15%,服務輸出則在首三季增長了17%。無疑,這些數字都是千真萬確(我亦不信特首有膽在此場合胡亂吹噓),但這些並非最新的數字。在過去一星期,所有經濟研究機構公佈關於過去一季及未來一年的預測數字。這些機構指出由於美元反彈,出入口增長只得7-8%,實質國民所得增長只得4%。特首所舉的時間,和這些機構的計算期不同,所以不用在公佈的數字弄虛作假,但他明知有新的數字,卻避而不談,已經缺乏學術忠誠。表面上,這些新數字所顯示出來的香港經濟寫真圖,已跟特首口中所說的相去甚遠,更何況4%的實質國民所得增長會因人口數字的增加而抵銷(即05年平均國民所得應該沒甚增長),香港經濟怎會像施政報告所說般,「已經擺脫困境」?

施政報告的對當然教育情況是這樣描寫的:「教育制度變得更靈活與多元化,學生更愉快和有效地學習,教師隊伍的質素及專業精神都提高了。」事實上我們瞭解的情況卻截然相反,所有家長認為教育質素大不如前,怨聲載道,不惜傾家蕩產,將子女送入國際學校,用腳投票,用腳抗議。在母語教學政策下,升上中六的學生水準大幅下跌。教師則因為削資和縮班的問題,經常醞釀罷工,實際情況和描繪圖畫的差別何其大!由此可知,這份施政報告的檢討或是缺乏誠意,或是毫無自知之明,兩者必居其一。

至於在扶貧政策方面,施政報告說政府設立了「攜手扶弱基金」,其實只是舊調重彈,將2002年「社區投資共享基金」重新包裝,再推出罷了。今年特首說會拿1億8000萬元出來,將院舍宿位改成長期護理宿位,其實這筆錢並非新撥出來,是取消了許多的普通老人院舍宿位,改為護理宿位,根本沒有投放新資源。這些掩耳盜鈴的手法,不是自欺欺人又是甚麼?

當然,今年施政報告最重要的部分,是特首的自我檢討。可是,特首在整份施政報告的主語都是用「我們」,到底「我們」是誰?是否整個政府共18萬名公務員的系統?還是整體問責官員呢?但施政報告的第22段又對問責制作出肯定評價,「我們」豈非身份未明?其實,董建華只是迴避最根本的問題,犯錯的是他自己,卻偏要含糊其辭,這是缺乏誠意的又一明證。以前的皇帝下「罪己詔」,都是說「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自己一人負責,然後還要減膳,吃較少及較粗的食物。董建華的罪詔卻只是要卸責,意圖胡混過關。

其實,就董建華的個人責任問題而言,他的所謂「在制訂政策的時候,未做到凡事想巿民所想,急巿民所急…未能充分顧及社會的承受能力和政策本身可能引起的爭議,過急推出太多改革措施,加重了巿民的負擔」,這責任已很嚴重,卻還不止,原來還「缺乏危機和政治意識,缺乏應付政經轉變所需的經驗和才能」,實在令人憂慮。經驗可以從實踐中累積,意識也可隨著經驗的增長而提高,但才能並非短期內可學懂,例如一個人沒有打網球的才能,怎可能在短時間內精通,立即參加大滿貫賽事?董建華既沒有當特首的才能,無論如何不會突然擁有,何以不立即下台?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語出《大學》)!

2005年1月4日星期二

新年願望

踏入2005年,萬事有一番新氣象,但亦有晦暗艱澀的一面。前者是香港經濟正在好轉,在新一年應該也不會太差,年終迪士尼樂園建成,希望能令自由行人數再創高峰;在世界經濟方面,美國的經濟已成強弩之末,加息幅度有限,反而有可能減息;人民幣存在升值壓力;加上特區政府控制土地供應,房地產巿場穩中向好,整體來說,香港經濟呈現生機。後者則是香港的管治問題由始至終沒有解決,而要徹底為香港經濟開拓嶄新前途,其實,需在政治上作出重大改變。

假如是一個缺乏政治魅力的政府,根本不能帶領香港過渡新經濟局面,只能在實施種種新經濟政策時,令經濟反反覆覆。情況正如日本一樣,經濟時好時壞,前後已達十五年。可以這樣說,香港特區政府連提供基本的平穩管治都辦不到,不然在過去一、兩個月內,又豈會接二連三發生紅灣風波、西九龍計劃爭拗和領匯胎死腹中等大事,造成民怨沸騰,連胡錦濤也忍不住在隔岸向特區政府班子訓斥。若不能正本清源,令香港管治重上軌道,想香港長期復甦,無疑於天方夜譚。

香港社會充斥著種種矛盾。首先,貧富縣殊問題越來越嚴重,路人皆見。全港有超過一百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下,卻看不到他們有脫貧的可能,經濟復甦不會令他們受惠。此外,失業率維持6.7%,存在著失業大軍的壓力。在此經濟不好的時刻,港人更歧視新移民,鄙視他們來「爭飯吃」。另外,親中派和民主派互相攻訐,有如殺父深仇般,令社會存在很多戾氣。有人說香港將很多問題變得政治化,其實是源於管治失敗,特區政府不能充當仲裁人,協調各方利益,所以令問題越來越嚴重。另一個原因,當然是特區政府缺乏威信,人們沒有敬畏之心,見到利益所在,便互相搶奪,掀起風波。

令港人最感灰心失望的,是看到有政治改革的需要,卻看不到政治人材所在。香港政黨內的人,作為一位立法會議員,已經超越潛質,料子不足。香港嚴重缺乏政治人材,令到管治問題始終無法解決。

其實,香港不獨政治是這樣,連其他行業亦然,電影和流行曲等流行文化,全部缺乏創作人材。造成這種青面不接的局面,是由於教育政策的失敗所致。過去數年,皆是逆境,但在艱難環境下,我們希望有一部份人至少成長,發揮他們的潛能,「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的新年願望,是希望香港能有較多人材,為香港的未來發熱發亮。

真理越辯越明

聖誕節剛過了不久,一般人的概念都以為耶穌基督在12月25日出世,所以在當天慶祝聖誕節,但這其實是謬誤。《聖經》並沒有明確記載耶穌的誕生日,只說伯利恒牧羊童唱著歌,出外牧羊,看見天使,獲告知耶穌即將出世,於是去馬槽朝拜耶穌。事實上,伯利恒天氣寒冷,沒有牧羊童會在冬天帶羊出外吃草,只會把牠們圍在欄內,餵飼食物。至於將12月25日定為聖誕節,只是因為當天是羅馬的豐收節,早期基督徒用豐收節慶祝耶穌基督出世,容易為人接受。久而久之,世人便誤以為12月25日是耶穌出生的日子了。

另外,根據《聖經》記載,耶穌在死前被帶到希律王處,但希律王並沒有判處他有罪;之後耶穌再被帶到羅馬巡撫彼拉多處,情節發展就如電影《受難曲》所描述一樣。但是,以正史推斷,希律王是在公元前四年死;而據烏舍爾(James Ussher)的推算,耶穌出生的最早時間是在公元前四年,所以在耶穌死前,根本沒可能見過希律王。我說出這些事實,是因為世上很多被人們認為是天經地義的東西,都是錯誤的,真理需要辯解,而且越辯越明。

大多數人接收信息後,都視作天經地義,不作獨立思考,其實自己應該加以思索,想想所聽到的是否事實。中國人一直存有一個最大的弱點,就是傳統上的封建思維深深植根,對權威服從和膜拜。自古以來,中國人對聖人的說話絕對服從,一點都不能質疑,也不敢質疑。其實,歐洲中古時期都一樣,在此說說一個很著名的故事:在一所大寺院內,一群僧侶聚集,討論馬有多少夥牙齒。他們引經據典,連阿里士多德都搬出來了。終於,有一年青人按捺不住,說何不去馬槽,找馬匹來數數呢?結果眾僧侶拒絕這樣做,更將年青人趕走。

真正的科學精神的真諦,是要找尋證據,推翻自己的論點,而非找證據支持自己。舉例,你說世上的烏鴉都是黑色,不能只靠找很多黑色烏鴉來證明,只要找到一隻烏鴉不是黑色,你的整個理論便被推翻了。在社會科學領域上,任何假設和立論,都要看跟事實有否相反,而你能不能在你的理論內,合理地解釋相反的地方。若不能夠,便要修正你的理論。至於如何才能令思維更加趨於完善?便是容許不同的人發表不同的意見,挑戰你的能力。假如只將不利你的證據丟棄一旁,只是自欺欺人。在我的人生價值觀內,我向來認為言論自由最重要。我相信任何尊重生命的人,都會尊重此一原則,同時,這也是整個社會進步的關鍵。很可惜國內現在達不到此原則,而在香港,亦有被侵蝕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