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4日星期一

2010年北京的盤算 (一)

2010年北京提出的政改方案,基本上只是原文照搬05年的方案,而特首選舉方案,更是連05年的方案也不如,不僅選舉委員會人數只增至1,200人,而且區議員能進入選舉委員會的名額比05年方案更少. 在這情況下,可以估計北京對此方案能被通過並不樂觀,香港政改問題將再次陷入僵局。雖然如此,北京卻不可自己先提出一個讓步的方案,因為只要一作讓步,即表示有討價還價的空間,在再商議的過程中,泛民將會如何「還價」,北京無法預計,底線恐怕不知要退到哪裏。然而北京決定提出退步方案是要面臨沉重政治代價的。不僅香港人對特區政府和北京的仇恨感會因此大增,令管治更加困難,甚至北京的國際聲譽也會因此大受影響。

曾有內部消息指出,若這個方案已經是北京能給予香港的最好的政改方案,而這個方案在立法會被否決,曾蔭權是會為此辭任行政長官一職。甚至傳出范徐麗泰已著手組織班子,準備暫代特首職位。形勢發展至此,要了解整個局勢,必須同時檢視香港泛民政治版圖的變化。香港的政治版圖,是世間少有地分裂成兩個幾乎完整的版塊─「泛民」與「建制派」(或稱保皇黨)。兩個版塊的界線是從何時劃定的呢?答案是,從六四開始。凡是繼續反對六四鎮壓的全被稱為泛民,餘下的則被歸類為建制派。

整個泛民取得香港六成的選票,但事實上在立法會內他們卻是少數派。泛民的歷史責任是為香港爭取民主,然而轉眼十三年,香港民主毫無寸進。在這個長久的爭取民主的過程中,卻造就出一班泛民建制派。
這泛民建制派只會按照一向的老黃曆辦事,例如對六四悼念等慣常提出的抗議性議題,象徵性地於立法會發言或提出議案,宣傳爭取民主。但既然他們在立法會內是少數,他們所有提出的議案都不會被通過。而在立法會外,他們遵循的路線是司徒華傳授下來的三招─示威遊行、靜坐抗議、輪班絕食。在比例代表制之下,全靠這三招,他們已穩定地連任立法會議員接近二十年。

2011年1月23日星期日

北京對特首的態度 (二)

民主派跟政府的對抗不能夠越演越烈,最低限度要柔化部份民主派的反對聲音,否則對香港僅存的和諧有害。因此,香港只有幾類人士是需要堅決抵制的,反共、裏通外國,支持藏獨疆獨等分裂國家的人,這三類份子絕必須排除在特首選舉機制之外。

另一方面,北京對香港政改問題的想法也影響特首人選的取態。當日基本法清楚列明回歸後十年,特首及立法會選舉上可以進行普選。設計是建基於十年後香港市民的人心應已歸向的假設上,而在中英雙方外交部互換的七封函件中,亦已訂明如果香港要實行普選,只需香港人同意,無須事先獲得中央批准。當日姬鵬飛向人大介紹香港基本法,說法亦相當一致。

然而,及至2004年後北京卻赫然發現事情根本未如設計般發展,香港人並沒有歸向中央,若當時實行普選的話,結果只有一個,就是泛民主派勝出,控制立法會和行政長官。若泛民掌握了立法會和行政長官權力,從北京的立場出發,便會有兩點需要考慮:

2011年1月21日星期五

北京對特首的態度 (一)

北京對特首人選的取態可分成幾個不同的時期。
第一個時期,北京希望任用一個能夠與港英行政會議銜接,同時又能絕對信任的人作為特首。而這個人最好有一定的國際關係,以具備足夠的魄力推展香港一國兩制的事務,因此當時北京選擇了董建華。當年北京曾透過霍英東挽救過董建華的家族企業,北京對董家有救命之恩,絕對能夠信任,加上董建華和其父親董浩在國際上有點聲譽,實在是合資格的人選。

然而這個計算結果卻弄得焦頭爛額,情況之糟糕相信無須我再多說。而噩運的巔峰是在2003年出現沙士和推出23條的時期,導致五十萬人上街。 這時北京便發現,若特首不能獲得公務員的支持是難以執政的,因為任何一個政府,都要透過一個工具才能執政,而那個工具就是龐大的官僚架構。香港的公務員架構在當年曾達十八萬公務員,再加上醫管局、教育等公營機構,人數更超過三十萬。若這一班人維續與政府作對,政令根本不出禮賓府。例如當年董建華決定不起訴胡仙,內部便會立即有人向傳媒發放風聲,沒有一個政策能夠完整地推行。於是北京在這時作出了一個重大的思維改變,決定轉為選用港英餘孽,尤其是有公務員背景的人。因此,當時選擇了曾蔭權擔任特首,而這個轉變,亦反映了當時北京權力的變化,轉為由曾慶紅主持香港小組。

曾慶紅是一個較為實際以及靈活度較高的人,他完全明白當時香港的情況,於是為對特首人選訂下兩個必要條件:
第一,必須能與公務員對話;
第二,要能夠與香港的民主派對話。

2011年1月2日星期日

社會財富被嚴重扭曲

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港英政府為了穩定民心,拍板興建「玫瑰園」。「玫瑰園」落實興建,自然會有一班外籍人士來港工作,我認為高質素的樓宇需求必須會增加,於是花了一整個下午的時間,說服好友麥當雄「瞓身」買入豪宅。當時樓宇按揭可達九成,麥當雄聽我所言,一口氣買入5個豪宅單位,賺了近億利潤。


利潤比生產更高

自樓市復甦開始,我已開始參與炒樓,當年杏花邨、黃埔花園排隊買籌等等,我親眼目睹樓價由每呎500元飆升至高峰期過萬元。樓價的浪潮在1986年至1994年增長得最快。
香港整個住居發展過程,其中一個嚴重問題是政府在純住宅市場的參與極高,接近四成。政府無緣無故自製了40%的樓宇供應,但同時土地的最終供應、賣地、補地價等又掌握在政府的手中。當年我認為應買豪宅,是因為看到政府為了減少中半山的人口負荷,而將中半山土地的容積率(Plot Ratio)由九降至五,重建舊宅無助增加供應,相反只會日益減少。
在負利率環境、樓宇供應受限制、社會財富積聚等因素下,截至1997年,香港樓市經歷了接連10年的飆升狂潮,樓價跳升近10倍。樓價狂飆,令社會財富被嚴重扭曲。即是說,在嚴重通脹的情況下,人們發現囤積居奇能賺取的利潤比生產更高,當然會一窩蜂去將有生產力的事變成無生產力。這並不是香港人特別貪心,而是在這樣的經濟情況下,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果。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口若懸河
蕭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