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3日星期四

政改路線圖的問題

特區政府推出政改方案後,雖然遇到各種聲音,但始終不願落實普選時間表,只是強調會逐歩實行政改路線圖。現在有部份民主派人士提出將政改事實付諸公投,政府初時當然難以接受,因此許仕仁明確指出香港未必需要公投。其實,公投除了要視乎政府的立場外,還在乎以下兩點考慮。
第一.民主派議員是不是願意接受政改方案?本來公投決定是最民主的做法,但民主派內部有人認為,倘若一旦在公投輸了,便是被迫接受政改方案,屆時無論是提出07、08雙普選,或是2012雙普選,都沒有意思,那麼民主派應如何自處?所以頗多顧忌,處於兩難(其實,依我看來,就算公投輸了也不打緊,起碼開了先例,真正讓公投存在,以後但凡特區政府遇上重大決策,都很難解釋為何不用公投作最後決定。這是民主的操作機制,不能死守輸打贏要的蠢思維)。
第二.假如分開五區,在五區分別挑選出五名民主派議員,由他們辭職,和非民主派中人摻在一起選舉,便和公投無異。但民主派中,有沒有議員願意犧牲小我,完成大我?頗有疑問!

自我上次撰文談論政改後,再經過這個星期的觀察,我對我的看法更有把握。我屢次說過,自03年7.1大遊行後,北京徹底檢討了對香港的政策,大約用了一年時間,在這之前只是採取臨時措施,在第二次7.1後逐步改變政策,思想改變之大,完全超出港人預計範圍。民主派一直堅執自己的一套思維,沒有考慮北京的轉變,只能夠「夢裏打拳空費力,水中撈月枉勞心」,不切實際。整個政改方案,儼如一個緊密編好的劇本,整體佈局是特區政府早已計劃好妥協餘地,並和其中數位值得信任的民主派議員談妥條件,由他們提出要更改的地方,包括取消委任區議員、路線圖和時間表,而等民主派初步全體「企硬」之後,由「轉軚」者力爭若干條件,因此他們雖然最終「轉軚」,不比其他蒙在鼓裏的民主派議員般「企硬」到底,但因爭取到巿民所想,反而成了英雄,立下大功。他們亦因此容易號召群眾,呼籲巿民接受修改後的政改方案。

另一點更令我相信自己的想法是因為曾蔭權擴大策略發展委員會至一百人,商討未來的普選路線圖,明顯心目中已有全盤打算。我預計特區政府最快會在2016年實施雙普選。實施雙普選之難,不在乎北京意向,在於香港大商家的想法也。大商家所怕者,當然是普選結果會削弱他們的利益,北京如何將兩者平衡呢?便是預設了兩重保障。首先,將選舉委員會轉成提名委員會,由委員會推舉三、四名人選出來,讓全民普選行政長官;由於《基本法》第45條列明有提名委員會,如此香港巿民便較願意接受。其次,特區政府早前放風,打算將六十席立法會議席全部轉成直選,另外設立等同上議院的功能院。上議院(功能)權力雖不及下議院(直選議席),但握著否決權,等於在議會買了一重保險。北京唯一值得擔心的,只是到時預算案可能難以在下議院通過,但我認為只要設定重要議案由兩院聯合投票的機制,在總數一百二十席取得穩定多數,便不會被人捏著咽喉。

北京實在已全盤看透,明白瓦解民主派最好的方法是給予民主(當然是鳥籠式民主),一旦給予了基本民主,民主派要爭取的目標頓然消失,存在價值便蕩然無存。

2005年10月25日星期二

政改的玄機

政改五號報告書中,表面民主,內裏充滿玄機。

選舉委員會成員由800人擴充至1600人,增加了一倍,其實當中絕大多數都是經過特區政府受命,在選特首時仍能控制他們。至於529名區議員中,大約有百餘人是民主派,另有百多名屬於無甚立場的人士,將全體區議會議員納入選舉委員會,在特首眼中,唯一分別是民主派最多可能爭取足夠的200人提名特首,僅此而已,但休想改變選舉結果。

至於在立法會方面,新增議席有十個,其中直選佔五個,因為採取比例代表制的關係,民主派最多爭得三席;而餘下的五席功能組別全歸區議會,民主派取得多少席,視乎採用哪種選舉制度,若在比例代表制下,民主派得兩至三席,已是最好的打算,但如採用單議席單票制,民主派由於人數少,可能輸得滿盤清光。

政府當然是充滿把握,才會提出這個政改方案。我認為特首和許仕仁已經和某些民主派人士談妥條件,便是他們答允不再「企硬」,改變普選立場;特首則提供台階,好讓他們下台。他們是誰呢?最大可能是劉千石、鄭經翰和譚香文等。但是,這絕對不能公開,蓋因答應改變立場的民主派人士,必會失去政治信任性,到時對特首又有何價值可言?因此,政改方案必須讓答應妥協的民主派人士稍作「企硬」姿態,然後經過一輪公開的商討,包括如民主派人士所願,取消委任區議員,到時民主派人士再行「轉軚」,巿民便會覺得容易接受,認為特區政府既然已作出讓步,民主派人士不再堅持,也有道理,到時要實施政改,便順理成章。我預計之後特首便會召開圓桌會議,講出以後的政治路線圖。換言之,現時的政改方案這並非中央底線,一定留了一手。買賣無論如何要經過討價還價,除非一早作出交易失敗的預算,但政改失敗不起。

此外,我預料特區政府會在2016年會實施全民普選,最遲不超過2020年,屆時民主派全面瓦解,變成和民建聯沒有分別。在全面普選後,立法會便會實行兩院制,特首可以利用功能組別來否決全面普選的議員,作為保險;至於特首選舉,則用提名委員會作為屏障,根本沒有失敗的可能。

其實,民主最大的意義在於可以踢人出局,政改五號報告書顯然做不到這點。有人說香港在殖民地時代也沒有民主,也十分繁榮,如果我們恢復舊制,採取沒有港英的港英式統治,振興香港,可行否?
不!原因有二:
一是在中國的急促經濟發展下,香港正處於危機,需要由一位強而有力的領導者帶領香港,作出重大的政經改革,而這需要政治共識,透過民主程序如提名、投票來建立,讓選出來的統治者戴著這頂公眾光環,壓服各界的利益團體,否則不可能實行任何改革;
二是自九十年代開始,香港出現了兩位人物,一是彭定康,二是黎智英,他們利用科技的高速發展,提供無窮資訊,令香港變成一個徹底開放的社會,人民聲音多、意見多,使威權政府難以存在,管治添加很大困難,根本無可能走回港英時代的統治模式。

2005年10月18日星期二

曾蔭權的打算

曾蔭權發表的首份施政報告,沒有提及實質的政策,而是著眼於改組行政架構,蓋因他明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首要任務是弄好管治班底,其餘一切都可容後再談。

整個施政報告最重要的一著棋是新增了八位非官守成員,加入行政會議。其中,張炳良用作裝飾,其餘七人大半是港英餘孽、假洋鬼子,和港英及香港財團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曾蔭權用回港英時代的精英,不用左派,便回歸鄧小平所說的,要用中間派統治香港,不能用左派。最大好處是這八人全沒有個人意見,只是跟著權勢走,到了零七年,原本行政會成員任期屆滿,有三、四人不再續任,便大功告成。

曾蔭權的第二著棋是矮化了十一局,將十一局變成司長屬下,不入行政會議,只是執行官。這種情況下有功由司長去領,有事則由局長承擔,換句話說,問責制名存實亡。

第三著棋是擴大改革特首辦,這跟蔣介石組織軍事委員會辦公室、毛澤東的毛辦一樣,透過此辦公室來進行直接指揮,處理政治事務,說穿了目的,便是建立由曾蔭權直接的命令和監察體系。事實上,行政會議改組後,共有十九位成員,人數眾多,難以議政。曾蔭權擴充曾辦,讓近曾人氏擁有大權,控制政治事務,並透過三司操控十一局,便可令香港現有各界利益緊密結合;然後再擴充原有的策略發展委員會,變成一支百人大軍,廣選各界人士加入,讓他們發表不同意見,表面上非常民主,實際只是一沒有主題的論壇。何況,香港何來有一百位有個人意見的領袖?如此一來,正如唐太宗所說,「天下英雄,盡入彀中矣!」即是說,行政會議變成人大,策略發展委員會擔演政協,最重要的,還是特首辦,及其主要助手,就是政務司長。

另外,雖然施政報告內沒有提及推薦黃仁龍接任律政司長一職,但已是公開的秘密,那末,為何北京屬意黃仁龍呢?要知道此君是李國能的徒弟,曾出任大律師公會執委,與四十五條關注組成員更私交甚篤,更有膽子不提名曾蔭權補選特首,無論如何也和北京格格不入。其實,這是北京改變治港策略的又一例證。我早已說過,自零三年七一大遊行後,北京對香港的政策作出了深切的反省和改動,只是絕大部分香港人(包括時事評論員)沒有察覺而已。九七過渡時期,首位要用的便是梁愛詩,因梁愛詩兩代忠良,本身可能是共產黨員,非常值得信任,當時意見是政法系統非常重要,非要由自己人把關不能辦。可是,由2002年開始實踐至今,北京發現單單倚靠梁愛詩,根本沒用──律政司和廉署中人都是臭味相投,一旦梁愛詩幹出像放過胡仙一般的行為,和他們想法背道而馳,便會向傳媒放風,對特區政府聲望造成重大打擊。梁愛詩孤立無援,尚且難以自保,更莫說捍衛親北京人士(反過來要中央指示董建華力保她),既然如此,何必還用梁愛詩?除非北京將律政司和廉署的一幫人全數撤掉,改由親信上馬,但到此地,香港還算不算是香港?會否嚇跑外國投資?此外,北京知道香港人團結一致作反的機會非常渺茫,倒不如順順香港人的意,讓黃仁龍接任律政司長,退一步海闊天空。

北京十分清楚,要管治香港,不能不靠十八萬公務員、知識份子和專業人士,既然這些香港人的意識形態和北京的一套不同,便不能強用北京的一套去施加在香港身上。因此,北京放手讓曾蔭權沿用舊港英思維人士管治香港,加上他表面上遷就主流民意,起碼不致令政府內部上下矛盾嚴重,好像治港七年的情況,政令難以貫徹,特區政府寸步難行,這也是目前唯一的辦法。

2005年10月10日星期一

文化項目該怎樣開始?

西九文娛藝術區全新方案終於出籠,果然不出我所料,政府為免開罪地產商,取消單一招標,雖然目前仍然維持興建天幕的建議,但我預料最終亦會取消,原因是政府會發現興建天幕並沒有意思;何況當初接納天幕,是為了單一招標,既然已沒有單一招標,何必實行這種無謂的堅持?

說穿西九全新方案,其實十分簡單,便是將工程還原成為地產項目,解決地產商的問題,另一方面由政府成立的西九管理局負責文藝事宜。我非常不贊成用公營方式去管理文化項目,從來政府每推出一項計劃,都有人作出相應對策,去討政府便宜。要真正培養文化,永遠從教育和地區開始做起。教育方面,先要大力提倡文化如藝術和體育,用來平衡整體教育,令後生一輩不致成為讀書工具;由於香港家長非常功利,所以大學應該撥出兩、三成學位,專門取錄整體學科及格,但在藝術、文化、體育和社會服務等有優秀表現的學生,便會立即引起香港家長的興趣,動力無邊(美國體育厲害,便因大學取錄體育好的學生)。至於地區方面,由政府花錢在十八區設立文化中心,讓這些文化中心津貼學校,找學生來排戲、組織小型音樂會和小型畫展等,漸漸培養出學生的興趣,讓文化植根,否則根本沒人看得懂,怎會去欣賞?正如每年的藝術節,派票也沒法得到迴響。

文化這回事,需要浸淫,而且講求傳統,如百老匯歌劇、維也納音樂等,都經過長時間的發展,急也急不來。一處地方要有真正的文化,必須和當地有有機的關係,香港歷史使然,長期漠視本土文化,精致文化又沒人懂得欣賞,強行去建設硬件如音樂院、劇院等有何用?我亦因此徹底反對西九計劃。假如政府真正有意發展文化,便應培養新一代香港孩子從小的興趣,然後栽培他們的審美觀,讓他們懂得分辯何謂好,何謂不好,提昇層次,便會漸漸改良本地文化,令社會整體素質向上調整,有所進步。

我預料立法會最終會否決天幕,但因本地文化藝術工作者和西九關注組盡力爭取,相信會通過政府撥300億去建設文化項目。不過,我始終認為政府花錢不得其所,徒然浪費。

2005年10月4日星期二

再談李敖

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終於結束,我將他的講話扼要分為內地及香港兩段,作一總結。

我已說過李敖本身只是一位文化份子,從來都不是和政府和威權對抗的人,因此,我明白他在內地為何發表那樣的講話,純是因為在內地的絕對獨裁政府下,秉承一貫的作風而已。我認為他講話中最引人發噱的一點,便是表面讚揚,內裏暗地嘲笑《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他叫人看看《憲法》,指裏面列舉了人民應有的各項自由,甚至比全世界任何國家所給的還多,只是人民會不會認真對待罷了。絃外之意,原來《憲法》並不是用來遵守,只不過是對外宣傳的一種工具。若人民拿著《憲法》跟共產黨辯論自由,共產黨當然要輸,但共產黨根本不會理會,「話不投機半句多」嘛。我屢次說過,任何國家可以制訂任何法律,但寫完後必須遵守,否則人民無法可遵循,欲做順民亦不可得。內地無論是任何條例,如建築條例和消防條例等,都訂得非常嚴厲,目的有二,一是任何時候也可抓著任何人的把柄,要進行逮捕工作也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二是方便收受賄賂。李敖明知如果明刀明槍罵共產黨,和自取滅亡沒有分別,而且也難以傳揚,所以表面上讚頌共產黨,共產黨便讓他傳播,如此便多人聽到了,結果他成功說出共產黨主義會滅亡、馬克思主義應丟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真假等等,換句話說,李敖的講話夾雜了一些私貨在內。

可是,我本來預期李敖會像當初在台灣一樣,以一些有代表性的文化界人物如胡秋原、徐復觀等作為批評目標,但他卻沒有這樣做。作為一位文化領域內的自由主義者,難得有機會踏足國內,侃侃而談,應該批評國內保守的文化界人物,共產黨不會因此而反面,惜李敖失了本色。

李敖在清華大學的講話,清楚反映出李敖心底內是一位民族主義份子。他說中共開漢唐以來所沒有的盛世,中國人民的生活質素大大改善。這我不反對,事實上客觀分析,目前中國的國勢是百多年來最強,只是中國作為廿一世紀的大國,誰敢來欺負?從來中國眼中最大的威脅──美國和俄羅斯(以前的蘇聯),都只是假想敵,美、俄都貴自珍重,明知和中國開戰,只會兩敗俱傷,怎會做出愚蠢之事?至於以人民生活水準來說,當然大大改善,尤其東南沿海城巿的人民更是富裕,但《聖經》有言,「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何況是廿一世紀自由主義盛行的今天?若內地人的人生安全、基本自由等都得到保障,才是真正的盛世。李敖著眼於民族主義,結果忽略了他一貫自命的自由主義。

至於李敖在香港質疑六十位立法會議員在港英時代不爭取民主,為何在九七後才爭取?這我非常反對,亦清楚暴露出他不懂得香港的問題。要知道自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在全世界的殖民地逐漸實行民主制度,唯獨香港例外,原因是北京不同意,加上當時的香港人難民心態極重,所以沒有爭取民主。但這一代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在八十年代已開始爭取民主,例如如八八直選希望實現港人民主治港,迄今已有差不過二十年的歷史,所以李敖的講法不對。

李敖亦不明白香港人這麼聰明,為何在要在政治上採取反抗態度,爭取民主?其實,主要原因是香港出現了很大的管治問題,而香港人除了爭取民主外,看不到其他可行的解決方法。香港人覺得經濟問題,源自管理危機,而要徹底解決管理危機,唯有選出一個能號召全民的政府,作出強而有力的轉變,改革經濟,不然香港只能沒落。以前的董建華不消說,新上場的曾蔭權唯恐奉承不周,加上如此質素的公務員班子,要香港翻身,無異於緣木求魚。大部份香港人覺得如果透過民主的程序,起碼能多向北京反映民意,而政府在人民授權下,起碼比較能大刀闊斧去做點事,如此才能振興香港。另外,香港的輿論領導和精英份子,大部份接受英國式教育出身,價值觀念和北京衝突,很難妥協。所以李敖的講話不能夠成立。

事實上,李敖在罵蔣介石、孫中山時我已不覺得有甚麼了不起,這趟文化之旅更清楚暴露底子,只是不知他回到台灣後,如何向不饒人的台灣人解畫。

2005年9月26日星期一

李敖的談話

我在中學時代,正值李敖發起「中西文化論戰」,看過了不少他的作品,非常精彩,可是後來他寫的文章已失去往昔光采,或許「自古英雄如美人,不許人間見白頭」,成名者的悲哀大抵如此。但無論如何,李敖在1935年出生於哈爾濱,在建國之年遠赴台灣,以古稀之年首次離台,到內地發表演說,以他的背景,當然引起兩岸三地的舉目注視;又會考慮他近來和鳳凰電視台關係密切,或多或少涉及利益所在,更令人引頸以待,看李敖的演說能否堅持自己的信念和風格。另外,李敖號稱是一自由主義者(liberalist),我亦然,我要聽他在共產黨的統治大地上,如何談論自由主義。

在此先略略介紹自由主義(liberalism)。自由主義誕生了二、三百年,經歷多次波幅,先後和保守主義、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衝突,結果到了現代廣泛籠罩全世界,皆因箇中所代表的理念令人覺得無可批駁,包括:尊重個人自由、尊重生命、政府不應凌駕人民之上、不相信集權政府、不相信急促的社會改造等。又,自由主義者一定相信自由巿場經濟。李敖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演說,先後兩次談到自由主義,其實都強調兩點,一是「反求諸己」,解放自己的心靈;二是「反求諸憲法」,「這裏是我的國家,我要使他自由」。李敖沒有用學理式的方法去說自由主義,而是採取玩世不恭的態度,雖然敏感,也只是輕觸中國大陸的神經。

其實,這也李敖一貫的作風。李敖在最早期寫「中西文化論戰」,批判的人物如余秋雨、徐復觀等,並非當權者,那時李敖雖然年少氣盛,但也不敢擺明車馬反國民黨。只是他的攻擊文化基礎動搖了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所以才會坐牢。後來國民黨威權政府放鬆統治手腕,他才寫考據和歷史文章,把蔣介石罵得一塌胡塗,又斥孫中山是漢奸。由此可知,李敖並非是那種敢於挑戰威權政府的人物,隨著威權政府的壓力越小,他的攻擊也越辛辣。他對國民黨是這樣,同樣他現在在內地對共產黨亦然。他不是一個革命者,只是在文化領域上敢於發動挑戰罷了。

李敖今次在內地的談話也和以前截然不同,過去他會找一種象徵式的文化狠批,今次他沒有,甚至還盛讚共產黨盛世勝漢、唐。這也難怪,李敖多年居於台灣,對內地根本缺乏實際的認識,不太了解國情,要狠批也無從批起。

2005年9月21日星期三

和路迪士尼的算盤

99年,迪士尼拍板興建,我曾作出嚴厲抨擊,認為特區政府喪權辱國!在我有生之年,未曾見過這麼愚蠢的成交:特區政府投資了230億港元,卻只有57%的股權,而迪士尼公司雖然只投資了23億港元,竟佔有餘下的43%股權,投資比例和股權佔有率遠遠不乎合比例;更離譜的是特區政府的股權多為沒有投票權的B 股,即沒有迪士尼樂園的行政管理權,而這重大權益正是在迪士尼公司手中,因此,無論遊人次數如何,迪士尼公司也可憑著經營權收取龐大的管理費。此外,迪士尼公司可決定買入貨的價錢,舉例,內地製造一頂米奇老鼠帽子,成本只需三毛,迪士尼公司以多少錢買入作貨源,然後放在樂園出售,完全由自己決定,不用向特區政府或任何人交代。有特區政府幫忙製造這麼便宜的協議,我估計迪士尼公司只需兩、三年便回本。何況,迪士尼公司為了節省金錢,只以很細小的地方建成全球最小的樂園,而以大部份地方興建酒店,收取龐大的利潤。試看東京、巴黎等地方,有哪一處與迪士尼的協議是這樣的?特區政府和迪士尼的協議比租界更為屈辱,還不是喪權辱國!

香港迪士尼公園已正式開幕,雖然門票銷售情況不理想,但不會成為無底深澤,只是特區政府投資的240億很難回本罷了。其實,迪士尼門券的銷情已遠比我預期中好,事緣當年決定興建時,並未有自由行,以我對主題公園的相當認識來說,迪士尼樂園注定失敗。要知道一塊地方要興建像迪士尼般的主題公園,原理上需要有3000萬人口,但香港只得680萬人口,根本無法滿足需求。幸好現在有自由行,填補了部份入場人次,最終迪士尼銷情會否像我當初估計般慘淡,已經未必,可是我可以肯定迪士尼樂園說預計首年有560萬人次入場,是不可能的,平日若有8000人入場,已經非常令人欣慰,假如沒有自由行,門券銷情必定非常慘淡。然而,迪士尼公司看到管理費和賣紀念品的可觀收入,只管自己回本便可,懶理特區政府死活。

事實上,迪士尼樂園的遊戲只適合小孩子遊玩,年青人已經覺得不夠刺激,更遑論成年人了。若果當初特區政府不是盲目追求名牌,根本可以興建一個比較適合不同年紀的人的樂園,配上一些出名、受歡迎又較便宜的主題人物便可,如Hello Kitty,何苦仰仗迪士尼的「施捨」?又或者改以230億的一半金錢──115億投資改建海洋公園,結果已經不得了,我相信每分錢都可以花得有價值。

2005年9月13日星期二

新奧爾良的悲劇

卡特里娜襲擊美國,令新奧爾良變成一座鬼城,哀鴻遍野。雖然,卡特里娜貴為五級颶風,具有絕大殺傷力,但美國作為超級大國,無論如何不應有這麼多人傷亡。美國官方最新消息指出死亡人數不會超過早前估計的一萬人,卻又何如?數字肯定遠比九一一事件為多。災難固然令人感到悲傷,但探究背後原因,避免下次再發生同樣的悲劇,才更具意義。

新奧爾良大災難的第一個原因,是全球暖化,造成許多極端天氣。以前,美國東岸絕少會刮巨風,因此房子的設計及建築材料不能抵禦百多哩的風速,面對最高風速達145哩的卡特里娜時,當然脆弱不堪。

其次,新奧爾良的地理形勢非常特殊,她處於水平線下,一邊是潘澤澄湖,另一邊則是密西西比河,依靠兩邊堤壩阻隔洪水而建城。可是經過多年,兩邊堤壩已變得殘舊,因而崩潰,水淹該城。其實,美國在戰後的大部份基建都沒有翻新,埋伏了很多危機,天氣惡劣時便將問題暴露出來。

何況,新奧爾良南部的法國區路面狹窄,蓋有很多舊式矮房子,現代化不足,所以這些建築在面對卡特里娜時,完全變成「零抵抗力」。

三是政治制度。雖說天災難救,但以美國通訊之發達程度,何以不能通知人民疏散?當地政治領導人的憂難意識不足,警覺性又低,沒有預早考慮兩面堤壩崩潰,難辭其咎(事實上,中國目前也面對同樣危機:黃河又叫「懸河」,意思是像懸掛在天上般,全靠堤壩防洪。可是,黃河的沉積物越來越多,堤壩越建越高,又沒有好好維修,實在非常危險,一旦決堤,災難絕對比新奧爾良嚴重)。更令舉世矚目的是巿政府來不及釋放囚犯,為免他們被淹死,於是決定大開監獄之門,結果他們到處打劫及強姦,令新奧爾良變成人間地獄。

四是社會習性。住在新奧爾良巿中心的都是黑人,社會地位低微,非常貧窮。他們貪圖社會福利,所以聚集在大城巿,可是教育程度不足,資訊又蒙蔽,根本沒有意識或能力撤走,所以死守家園,結果真的死掉。

另外有些身體有病、不良於行的孤獨老人,坐在家中等待死亡降臨;就連警察也有很多因執勤而淹死。

卡特里娜狠狠地摑了美國一巴掌,令美國暴露出嚴重弱點。但必須要有這些警惕,美國才會採取措施,正視全球暖化這個嚴峻問題,等於當日若非有珍珠港事件,美國便不會決心去攻打納粹黨,早日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

2005年9月7日星期三

民主派人士北上之旅

期待已久,曾蔭權終於成功得到北京首肯,邀請全體六十位立法會議員北上。對北京來說,「破冰之旅」第一步屬試探性,當然不是去北京,而是去廣東,但此舉總算兌現了曾蔭權競逐特首時許下帶領全體議員訪京的承諾,相信已令曾蔭權在巿民心目中加分。

其實,早在八、九個月前,我已說過北京改變了對香港的政策,即不再將民主派當做敵我矛盾或人民內部矛盾去處理,「破冰之旅」的動機更十分明顯,即對民主派越是寬鬆,港人對民主派的支持便越低,迫得越緊,民主派的反彈反而越厲害。假如民主派人士在廣東沒有弄出亂子,令領導人在國際傳媒前難堪,北京便會進一步放寬政策,可能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訪京。

北上名單中最危險的人物當然是長毛。事實上,我認為長毛早在當選立法會議員後,已要想清楚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劃分清楚他在建制內和建制外的角色?本來他在建制外抗爭,進了建制內後如何自處?假如馴服如建制,巿民根本不需要長毛,但若他仍奉行以往建制外的做法,又不容於建制內,所以他必須想清楚。他不能夠將建制外的鬥爭方式搬到建制內,因為結果只會被趕走;亦不能同時扮演建制內和建制外的角色,即同時是街頭鬥士,但又做立法會議員,在過去的一年任期,此已證明沒有效果。因此,今次「破冰之旅」,是長毛最大的考驗,他必須準備拿捏分寸,做到既抗爭,又不會從此被禁止回內地,走回舊路,這是平衡的掌握,政治智慧的表現。

民主派其他人士又如何?民主黨早已是一盤散沙,絕對沒有作為。至於四十五條關注組,本來有希望成為新一代龍頭,可是除了吳藹儀的政治理念稍為清晰外,大部分成員對政治的認識不足,也不夠強硬,余若薇更是曇花一現。

事實上,民主派自爭取零七、零八普選開始,便沒有一份完善的行動議程,例如如何爭取普選?爭取的限期是何時?若過了限期仍未能成功爭取,會有甚麼行動?現在民主派爭取是爭取過了,但不獲批准便算數,這和民建聯有甚麼大分別?沒有政治綱領協調民主派選舉,不講清楚政治立場,只不過是分贓活動,喊一切口號都只是為了爭取當選。當今民主派內沒有人具備真實權力和動機去領導全體成員去行動,又缺乏明確的政治理念,北上廣東省能有甚麼作為?民主派會和民建聯一樣,溫和理性地跟內地官員談話,社會政策也沒有大分別,最終民主派會漸漸跟著北京的路線走下去,和民建聯的政治分野越來越模糊。

過去兩年,北京高層領導人花了很多時間去處理香港問題,添煩添亂,結果發現根本不需要,有解放軍在特區駐紮,港人根本不能作反。胡錦濤拉了董建華下台後,又允許全體立法會議員北上,完全下江澤民和上海幫的面子,證明以前北京對香港的政策一塌胡塗,無故將大部分港人打成敵我矛盾。北京明白香港是一高透明度的社會,不能和大多數香港人作對,否則很難管治。可惜,在北京對特區的心理理解得越透徹的同時,民主派對自身的立場卻越來越迷糊,再如此下去,特區的民主前途堪虞。

2005年8月30日星期二

更簡約生活

漂白米、漂白蘑菇、假白飯魚、致命豬肉、毒鰻、毒淡水魚……來自內地林林總總的「美食」,組合成一張矚目驚心的高危名單,令人不得不小心挑選食物,然而防不勝防,現在竟說傳統補身中藥如人蔘、田七等亦可能含有致癌物質!原來,內地自開放後,工業急促發展,令土壤產生變化,含有很多金屬,令種植出來的中藥也變質。

造成今天「無毒不在」的局面,小部份原因是源自無知。例如,內地人用抗生毒餵飼豬隻,短視地認為可減少豬的疾病,容易養活,長遠卻令豬隻產生抗體,衍生出惡毒病菌。其實,在歷史上因無知而引起中毒的事件屢見不鮮,如商朝時,商王喜愛用青銅器盛載暖酒來喝,不少結果中鉛毒而死;又如不少皇帝服用了道士所提煉的丹藥,以為可以延長壽命,甚至長生不死,結果反因吸收了丹藥內所含的重金屬而一命嗚呼。

但更大的原因是內地人完全沒有道德規範。現代世界複雜無比,無論是任何一個政府,都無法將人們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事用法律完全列出來,很多時需要依靠傳統和道德規範。中國人無可否認非常聰明,但目前國內很多人卻壓根兒沒有道德規範,結果便會唯利是圖,為了盡快發達,甚麼都敢嘗試去做。為了令食物的顏色漂亮一點,他們特地花功夫染色;為了令動物較易養活和捕捉,於是想出種種不可思議的方法。舉例,我曾在內地吃蒸魚頭雲,那是用一尾叫「仙骨大頭魚」的魚所做的,該魚的頭特別大,身體卻很小,非常好吃。我問老闆這尾魚的來歷,老闆說是中國人發明的,要在魚的小時候挑斷它的某些神經,令它變成白痴,魚頭便特別大;又如中國人養鴕鳥,有鑑於鴕鳥在小時候很易因斷腳而死亡,便利用跌打用藥餵飼牠們,籍以提高鴕鳥的存活率。內地人的種種行為,都是利用聰明才智蓄意去做的,總之成功便繼續照辦煮碗去做,懶理有甚麼後遺症!我們在近十多年來享用了便宜的食物,現在終於自食其果。

目前,特區政府每發現一種食物有問題,便急急去解決,其實,這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要徹底解決有毒食品,必須由北京出手,並從兩個角度出發:
(一)釐定產權問題,並建立法院的威信,一旦發生產權上的爭拗,便由法院裁定,如此產品出現問題時才可以追究責任誰屬;
(二)灌輸正確的公民教育,提昇人們自我規範的道德意識。

由於內地人一切皆向錢看,造成嚴重的環境破壞,環保已成為當前急務。歷史上很多文明都因破壞生態環境而滅亡,最明顯的一個例子便是復活島,該處人民砍伐樹木製造巨型石像,祈求神靈保佑,終於令水土流失、人口銳減,直至毀滅;又如吳哥窟全盛時有100萬人,也因過份破壞水土和森林而滅亡;馬雅文化亦然,兩河文化發源地現在已成為沙漠。既然環保問題已迫在眉睫,我們能節省的,便應盡量節省,例如可以用油電兩用車代替電油車輛,關掉無須用的電器等。生活簡約一點,環境便好一點,否則只會加速人類的毀滅。

2005年8月22日星期一

竊聽的原則

曾蔭權繞過立法會,以行政命令批准執法機關的秘密監察,還冠冕堂皇地說此舉可令行動更具規範化及透明度,簡直是顛倒是非,混淆視聽!

須知任何搜捕行動,都應遵從一定的程序,保障當事人的利益。假如透過不合程序的竊聽,將某君逮捕入獄,那與用刀叉食人肉何異!其實,遇到這種情況,一定要依照合法程序,將整件案件抽絲剝繭,細心分析,否則警方隨時可以利用未經批准的秘密監察,逮捕受懷疑的人,就算後來發現他們是無辜的,也已令他們遭受一場無妄之災。

且讓我們參考美國的法例。美國的規定是非常嚴厲的,假如警方懷疑一輛車上載有屍體,而要截停該車輛,首先必須具有合理的理由,如超速或不小心駕駛等;當警方一截停了車子,便必須馬上看見屍體,或殺人凶器,才可以之作為呈堂證供,否則後來就算真的在車上搜到屍體或殺人凶器,都不能以之作證。為何如此?因為美國政府認為,若不是以此來制止警方,警方便可以濫用職權,一旦和甚麼人有仇,便能蓄意截停他的車子,看他有否犯法,甚至在他的車上製造假證據,結果只會令巿民受到侵擾,或製造冤獄。

另外再舉一宗美國的案例。有一次,警方將在某人倒掉的垃圾中發現罪證,向他提出控告,但結果法官不接受這些垃圾作為呈堂證供,原因是警方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搜尋垃圾,侵犯了某人的私隱。美國政府認為,如果容許侵犯私隱的東西呈堂作證,警方便會不時侵犯巿民的私隱,希望找到罪證出來,如此良民便會受到騷擾。為了顧全大部份人的利益,絕不能做這種事。

其實,竊聽和搜查根本沒有任何分別。普通法對居民非常重視,稱之為人的堡壘,所以,警方除非是依法申請搜查令,才可入屋搜查,否則不能任意妄為。至於要成功申請搜查令,則要有足夠的理由去防止罪案發生,或懷疑某人犯罪,或懷疑屋內是犯罪地點,不可任意申請。竊聽的原則和搜查沒有兩樣,為甚麼不需要像搜令般,先進行申請?如此和侵犯個人私隱有甚麼分別?

何況,竊聽隨時容許警方逮捕某人,然後隨意捏造罪證,構成某人入罪,對巿民極之不公平,亦令他們缺乏人身保障。

2005年8月15日星期一

程翔事件的我見

公眾對於程翔事件所知道的資訊非常少,要作出評論,非常困難,問題是世上大多數字都不會公開足夠資訊,公眾唯有在局限條件之下,對事情作出比較合理的推斷。

我看過一本書,載錄FBI講述心理分析員如何追蹤連環殺手,書內引用了一句名言,大意是指去捉妖怪的人,也要提防自己變成妖怪。我曾經說過很多遍,歷史上北京政府是地下政黨,因此有被迫害情意結和陰謀情意結,這是我們沒法理解的。如果按照現有的資料來看,加上坊間對程翔的評論,北京很明顯認為程翔是間諜。為了找到理由支持程翔貪錢,於是便找來黃偉這個女人。更確實的證據則是台灣確實曾經付錢給程翔,程翔也可能分了一些錢給陸健華。於是,北京便在心中將這些證據串連起來,編了整個故事,認定程翔為了供養黃偉這位情婦而貪錢,導致泥足深陷,做了間諜。

另外,北京也不相信稿費值得這麼多錢;加上囚禁程翔一段日子之後,程翔終於受不了,承認為台灣作間諜,他們便覺得證據確鑿,確認程翔是間諜。

當然,我的看法和北京截然相反。固然,程翔非常愛國,絕不會支持台獨,但我有一個很強力的理由可以推斷程翔不是間諜。若程翔早已替台灣寫普通資料,如領導人的講話和會議紀錄等,而台灣一叫他做間諜,他只要暗中通知北京,便絕對沒危險,北京方面也一定會叫他繼續做,藉以套取台灣的情報網的資料,以及假程翔之手,發放假消息給台灣。果真如此,程翔吃兩家茶禮,盡收中、台兩邊的錢,而且一定立大功,絕不會坐牢,豈不妙哉?憑這點已可推斷程翔不是間諜。

現在北京主要指控程翔竊取了江澤民的講話,好笑的是江的講話怎會是要害的國家機密?另一點重大的反證則是程翔是共產黨陣營的叛徒,最為共產黨討厭;任何人都知道和他接觸,必須非常小心提防。做間諜其中一項最重要的條件,便是那人必須不被別人提防,程翔犯了種種「死穴」,台灣又怎會如此愚蠢,找他當間諜?

北京可能會憑程翔招供這一點,認定程翔罪證如山。其實,要一個人認罪非常容易。在此,我說說一宗很著名的案件。在美國,有一位女孩看心理醫生,心理醫生引導她想像一些畫面出來,女孩越想越多幻象,想到父親在小時候如何強姦她、非禮她、虐待她,結果事件揭發後,父親被逮捕了。父親本為教會人士,除了警察之外,每天都有教會中人勸父親認罪,後來父親認了,更扯出原來暗中是邪教信徒等等。正當大家都以為父親有罪的時候,事件卻有驚人發現:原來女孩是處女,所有供證(父女兩人)全都是幻覺的產品!事實上,人類本能對於事實和想像難以區分,在連續逼問下,意志薄的人就會產生幻覺,進而自誣。就像程翔一樣,將他關久了,要他認甚麼也行。

2005年8月9日星期二

民主運動的困難

許仕仁在上周四(4/8)訪京,相信特區政府會在曾蔭權發表政制報告之前,推出一份政改方案。據悉,此份方案的內容大意是擴大特首選舉委員會,同時將零八立法會選舉議席增加十席,五席是地區直選,五席是功能組別。

泛民主派對政改方案會作何反應呢?其實,民主黨已經日落西山,尤其按照近期的走勢,下屆選舉難免大敗。現時民望最高的是四十五條關注組,但她最大的問題在於沒有真正的權力去領導別人,她自己本身亦不想領導其他人,因為恐怕成為龍頭後,變成被攻擊的對象。此外,四十五條關注組的一眾律師們,除了吳藹儀擁有廣泛的學識外,其餘只是精研法律,不像美國的政客般,雖然大多是律師出身,但他們是先修畢一個學位,再去讀法律,知識領域自然廣闊。看湯家驊回答問題,知識狹隘,如此很難領導政治運動。因此,民主運動在失去了民主黨這位老大哥領袖之後,群龍無首,欠缺凝聚力,猶如一盤散沙。

有人認為北京政府不願意賦予香港民主改革,有三大理由:

  • (一)假若讓特區人民選舉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大多數,結果在關鍵性時刻和中央政府對著幹,怎麼辦?例如再發生六四事件,行政長官讉責中央,中央豈不要出動解放軍拘捕他?結果便將香港的繁榮毀於一旦;

  • (二)最怕民選出來的行政長官或特區政府受外國勢力暗中唆擺;

  • (三)恐怕香港成為國內模倣象徵。


  • 其實,我覺得頭兩點的恐懼完全不需要。現在北京政府實行的是技術官僚的統治,特區政府會從既定的政策走,我不相信有人具有領袖魅力或視野去將國策大幅度扭轉,如此很難造成大型戲劇性衝突。何況,根據民意調查,香港雖然有60-70%的人支持民主,但亦有同樣數目的人認為特區政府應和北京政府改善關係,因此我覺得恐懼無必要存在。至於第三點理由,我覺得並不成立,因為北京相信她能操控國內情況。

    從來鬥爭有兩種方法,一是「all or nothing」,一是一步步爭取進逼。民主黨上年在選舉中說要「all or nothing」,堅持爭取零七、零八普選,便不能轉,否則道德破產。至於一步步進逼,則要不斷向北京施加壓力,但泛民主派中沒人這樣做,特區政府人民亦缺乏這種熱誠和鬥心。香港民主運動的進程,實在舉步維艱。

    2005年8月2日星期二

    人民幣的升跌機制

    人民幣放棄以美元作為聯繫匯率,改為與一籃子貨幣掛鈎,但箇中機制原來很多人不甚清楚,容我解釋一下。

    過去,人民幣與美元掛鈎,匯率固定,兌換價十分清楚,但自從脫鈎後,改以一籃子貨幣參考,人民幣變成浮動匯率,每日均可升可跌。然而,一籃子貨幣只是讓人民幣作為參考,因此人民幣的匯價並無綁束性作用。中國當局會考慮一籃子貨幣升跌多少,來決定如何入巿,干預人民幣的匯價,這就是北京所聲稱的有管理的浮動。再者,現行機制並非完全是可升可跌的機制,而是一套有漲跌平板的可跌機制,幅度下限是0.3%。舉例,假設一個月約有20個交易日,人民幣每天都漲停板,一個月便可升值6%,兩個月便升值12%。中國當局會視乎國際巿場的反應來決定人民幣升值多少,但最後關鍵,當然是視乎政治和經濟壓力如何。

    這種漲跌停板的機制會帶來甚麼影響呢?短期來說,在股巿方面,恒指會在本周開始下調二、三百點,跌至14500點左右。本來,恒指應該在上周已開始調整,但因為上周四是期指(28/7)結算日,必須熬過這次結算,然後才讓股巿下調,但之後一定會再升。

    另一方面,此機制將一步步把人民幣推向萬劫不復的境地。要知道,國際炒家對人民幣一直虎視眈眈,伺機炒作。他們有兩種渠道可以買到人民幣:第一.現在中國的外貿盈餘是700億美元,再加上每年約40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經常帳及支本帳加起來,大約是1100億美元,背景是萬多億美元的貿易來往帳,在這龐大的數目中,很容易加入水份,這樣便可以直接用美元兌人民幣。假如情況持續發生,中國當局便要不斷印製人民幣,結果造成通貨膨脹;二是中國人民銀行開盤接受人們買賣人民幣,期貨不交收盤,國際炒家一定會以此累積一定的人民幣資本。當他們累積一定數目的人民幣了,便會作出大手沽售,賺取暴利。假設中國人民銀行受了兩萬億美元賭注,一旦輸10%,已經是2000億美元,後果不堪設想。

    中國當局指人民幣升值多少,要視乎外貿的承受程度。我已曾說過,縱使人民幣升值15%,仍有大量外貿盈餘,而且可使用的錢多了,並淘汰最低級的產品,幾乎有百利而無一害。以現時人民幣的升勢來看,一年後約為1美元兌7.745人民幣,能達到如此大的差額,是因買盤非常強勁,在此兌換價下仍有機會賺錢,但這亦進一步凸顯人民幣潛伏的危機。

    2005年7月25日星期一

    人民幣短期將會再升值

    誠如溫家寶所言,人民幣終於在「出其不意」的時候升值。其實,我認為升幅只有2%,不應該叫升值,應該叫做改制,由與單一美元掛鈎改為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浮動匯率。這樣做有正反兩面,好處是更能反映中國的外貿系數,壞處則有二:

    • 一是可能經常虧蝕,因為貨幣經常會貶值,例如歐羅跌了,便會連累中國在歐羅方面的外匯儲備蝕錢;
    • 二是貨幣的強弱比較模糊,原因是貨幣之間會互相升跌,不像計算和美元掛鈎一般清楚。


    人民幣與美元脫鈎,也對美元構成壓力: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高達7100億美金,其中九成外匯放在美國,人民幣升值後,會流走多少?如果對美元構成壓力,那此舉在美國眼中跟挑釁無疑,此話怎講?例如中國賣掉國庫債券,以前會將盈餘全放在美國,現在則將盈餘調走一半,便對美元的利率和匯率構成壓力,美元若因此下跌,即人民幣對美元進一步升值,同時也對港元的聯繫匯率造成極大衝擊。

    目前港元和美元掛鈎,人民幣則與一籃子貨幣掛鈎,如美元近期的強勢因此而逆轉,稍為下跌,而香港最大的貿易夥伴是中國,兩者若表現背馳,人們便會猜測港元會否改與一籃子貨幣掛鈎,對聯繫匯率造成極大考驗。

    短線來說,人民幣升值2%,極為愚蠢,顯示拍板決定的胡錦濤和溫家寶不懂得國際貨幣巿場,溫家寶不是趙紫陽般的經濟專家。其實,人民幣升值,一定要一步到位,既然改制,不如乾脆一次升值10%-15%。現在分段進行升值,將會帶來嚴重的惡果,一來美國一定不願意,二來國際巿場看好人民幣會再有升幅,將會投入數以萬億計的錢進一步狙擊人民幣,如果屆時人民幣再升值10%,便要賠錢,輸幅以千億計,根本輸不起!佛利民(Milton Friedman)說斬狗尾不能分段斬,一次過便要斬下去;索羅斯(George Soros)表示貨幣不能動搖,一動搖便會狂升得過份。事實上,人民幣必定如索羅斯所言,一直升幅,超越不合理的境界,然後再慢慢下跌回正常水平。

    2005年7月18日星期一

    談學券制

    香港教育水準每下愈況,實施學券制(voucher),能否力挽狂瀾於既倒?

    要談學券制,必先認識學券制。學券制自大經濟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提出伊始,已有五十年,並分為兩種模式:一是佛利民模式,一是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模式。兩者的分別處甚多,大致來說,佛利民高舉自由巿場模式,認為學券制應該:(一)全民適用;(二)所有家長均獲發學券;(三)可在任何達到最低標準的公立或私立學校使用;(四)學券的價值要足夠支付高質素教育的成本;(五)准取學校收取學券以外的「補貼」學費;(六)學生可隨意選擇心儀的學校,反之亦然。至於詹克斯式,則加入了社會政策元素在內,例如學校如有教育空缺,便有責任接收學生、低收入家庭會獲發一張補償學券,以免出現因經濟、宗教和種族因素而形成的障礙等。

    全球主要有五個地方實施學券制,包括智利、英格蘭(採用佛利民模式)、哥倫比亞、美國密爾沃基和克利夫蘭(採用詹克斯模式)。結果很清楚,如在1980年最先推行學券制的智利,經過八年實踐之後,公立學校的學生持續轉到私校就讀,前者學生下跌了19%,後者的收生比率則增加33%,而且學生的成績較優勝。可是,在政治壓力之下,政府不斷撥款給公立學校,令公立學校的營運開支越來越高。

    至於美國,實行學券制的結果也與智利不遑多讓,缺點只是有些財政不穩的學校或會藉參加計劃從中取利、由於制度自小一開始實施,有些高班學生未能受惠等,這些弊處都可以輕易改善,學券制的優點實在顯而易見。

    我經常都說,有些人苦練三十年功夫,一旦真正實戰時,完全無法發揮,只會使出咬人和扯頭髮等人類本能招數。香港很多經濟學家平時侃侃而談,當真正要評估現實問題時,便完全忘記基本經濟功夫,和盲拳沒有分別。需求曲線(demand curve)是經濟學的金科玉律,不可能被動搖,否則整套經濟學可宣告死亡。需求曲線是指當價錢越高時,需求便越低,反之,當價錢越低時,需求便越大。香港出生率連年下降,對學校的需求只會減少,不會增加(不然也不會有殺校等事件出現),根據需求曲線的定律,學費因此一定下降(現在教育成本不斷上升是官僚制度干擾巿場運作的結果)。何況,如果實行學券制,一定主張開放供應,最低限度開放牟利團體辦學,如智利便出現大量牟利團體辦學,打破學術的壟斷。我們可以請內地或非聯邦的教師,以質素一競高下,如此一來,同一學校成本,一定比現時的「大鑊飯」(即教師無論表現如何,薪酬一樣,純粹視乎年資加薪)制度產生更高的效率。向來經營任何生意,例如食肆,都是以食物質素、服務水準、衛生情況和價錢來決定孰優孰劣,優者大排長龍,劣者黯然倒閉,怎像香港學校般獲政府配給學生,無論教學質素、學生成績和學校環境如何,都無需承受倒閉之苦。教師薪金一致,無獎勵懲罰,如何鼓勵他們努力工作?這是香港教育日走下坡的真正關鍵。目前教統局的五千多名官僚為證明自己的生存價值,不斷增加新的監管和改革,結果教師要用大量時間應付教統局,生產力焉能不低下?不實施學券制挽救下一代,更待何時?

    2005年7月11日星期一

    世界何來更安全?

    上周四(7/7)下午三時多,我正在公司工作,突見香港股巿大跌,正不明所以,原來是倫敦發生大爆炸。事後,歐洲阿蓋德承認責任,目的當然是為了向英國政府報復。事實上,英國一直緊隨美國政策,而倫敦又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一直是阿蓋德份子的目標。雖然,比起九一一事件,此次襲擊的規模非常小,但倫敦剛奪得2012奧運主辦權,國人歡喜若狂,首相貝理雅還信誓旦旦說會加強保安,令恐怖份子無機可乘,阿蓋達卻窺準時機發動襲擊,簡直是重摑了英國一巴掌。

    是次襲擊也顯示了阿爾德組織仍有一定的能力。其實當日我甫聽到貝理雅的說話,已經發笑,不知道他有何把握?須知恐怖份子非常難預防,所謂攻者一點,守者萬里。英帝國遺跡把倫敦變成一個人口混雜的城巿,有來自北非、巴基斯坦和西印度等地方的膚色人種,亦有很多回教徒,恐怖份子容易躲藏。加上英國人口老化,引入很多來自上述地方的廉價勞工,自然更容易受襲擊。

    再者,回教是一個最頑強的宗教,只有蠶食別人的地盤,從來不會被別人蠶食。回教相信只有一位上帝,不能容忍其他「神」的存在,而且教徒要為上帝奮勇,征服世界各地的異教徒,也就是所謂「聖戰」(Jihad)。由於回教的意識形態,英、美等國要派人滲透入其恐怖組織,非常困難,難以預防恐怖襲擊。

    何況,回教相信殉教者死後會升上天堂,獲上帝分派72處女服侍,因此教徒不惜使用自殺式襲擊,以求死後享樂。發動自殺式襲擊者無後顧之憂,要防備他們,根本困難無比。

    布殊說出兵阿富汗後再戰伊拉克,意圖掃平恐怖份子,世界便會變成一個更安全的地方,現在證明根本不切實際。伊拉克人大多是什葉派教徒,反對美國駐軍當地。美軍不撤走,只會與當地民眾不斷發生衝突,但駐軍費用是天文數字,始終非撤走不可。假若到時伊拉克人民選出一位原教旨主義者,反美行動一定更加激烈,國際安全也會受到更大威脅。

    另外,美國在以巴問題上偏袒以色列,又支持沙地阿拉伯的獨裁政府駐軍回教聖地,令阿拉伯人非常不滿,進一步威脅國際安全。

    更甚的是,目前全球基督教徒約佔20億,回教徒則約有13億,其中有些國家的信徒數字尤其「勢均力敵」,如肯雅和尼日利亞,基督徒各回教徒分別各佔當地人口的四成信徒,變成很容易內戰,非常危險。要世界和平,似乎遙遙無期。

    2005年7月4日星期一

    七一人數的反省

    七一剛過,遊行人數銳減至2.1萬人。其實,直到6月30日,我都認為今年遊行人數約有10萬人,結果大錯特錯。從中我得到兩點教訓,首先是世事難以預測,其次更嚴重,即我雖然已經非常小心,由客觀理性告訴自己遊行人數會大幅度下跌,但仍然難免被主觀意願影響了判斷。

    2003年七一大遊行能夠凝聚五十萬人參加,主要動力有二:一是廿三條即將立法,許多人覺得原本享有的自由會被剝奪,危機迫在眉捷。這些人當中包括很多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他們大多對社會事務感到冷漠,結果也被迫採取行動,企圖力挽狂瀾;二是經過沙士大災難後,本已壞透的政府更凸顯其顢頇無能,導致人命損傷慘重,人民生活水準下降,令人覺得忍無可忍,上街疾呼對現存政權的不滿。其實,綜觀歷史,古往今來能夠引起民眾大規模上街的,不外乎是統治集團崩壞,民不聊生,而統治者在當前幹了一件愚行或暴行,激發人民遊行。最近的顏色革命如菲律賓民眾要求阿羅約夫人下台,即是一例。假如沒有大的政治風波,人民生活又沒有甚麼不好,要求民眾上街遊行,無異於緣木求魚。

    很多民主派人士不明白為何民調經常有六、七成以上的人支持民主政制和普選,可是到正式上街遊行時,只得很少人參與呢?這牽涉成本問題,要人們付出多少代價。人們接受民調,純粹花少許時間講電話;投票不記名,只須上街到投票站,代價亦少;但上街遊行反對政府,除了要付出時間及勞力外,還要擔心被政府知道後秋後算帳。雖然,這疑慮很多時根本不成立,只是人們過於擔憂,但人們心中很易便存有恐懼。以我自己作例證,很多人叫我不要參加七一遊行,恐怕有後果,可想而知無形威嚇力有多大。要人們為了抽象模糊的概念付出代價,本就不易,所以遊行人數這麼少。

    但凡發動每一個政治運動,永遠不能夠僵硬,要有完善的策略準備,兼顧進、退、攻、守。自董建華下台後,民主派所做的事百無一是,令群眾難以認同,例如普選先有二五之爭,對群眾沒有意義;領匯事件大失民心;李永達參與特首補選,更令很多人覺得民主派觀念混亂,對爭取普選沒有一套清晰的概念。至於大肆宣揚和明光社的論戰,以同志走在遊行隊伍前頭,及製造一萬支彩虹旗,當然亦將一部份不贊同的人士趕走。最後,天主教、基督教和教協也紛紛退出,其實大勢已去。及後,民陣自己欺騙自己說人數不重要,若不重要,便不需七一大遊行,參與四五行動和前線的經常性示威便可。奈何民主派做事僵硬而欠缺指導,因此,短期內它的前途一片黯淡。

    2005年6月27日星期一

    歧視與反歧視

    民間人權陣線堅決以同志團體和基層婦女組織代表帶領今年的「七.一」遊行,引起參加團體之一的明光社的強烈反對。根據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在《明報》撰寫的文章所述,反對理由是「雖然民陣強調大會的訴求仍然是爭取普選和反對官商勾結,但無論其主觀意願如何,同志團體的訴求都會成為新聞界另一個採訪焦點,亦會容易給人一種印象,參與遊行的人都是支持(最少是不反對)同志團體的訴求。當同志團體的橫額、標語和旗幟緊隨大會的橫額之後,使極具爭議的性傾向歧視立法問題,成為了遊行的第三個主題,間接效果形同騎劫了遊行。」

    我的一貫立場是尊重人性尊嚴,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但我亦是自由主義份子,不相信凡事都應管治和立法,因為在反歧視立法時,容易管制了人身自由。其實,在這世界上,歧視無所不在,無所不存。所謂歧視也者,是一種思維方法。我們不能仔細理解每一個人,所以將不同的人分類,一見某些人便有大概印象,將之籠統歸類。這種將人的標籤方法,是人類的自然思維方法之一,沒法禁絕。

    若以種種不同的歧視情況來說,我認為最常見的是歧視貌醜的人。一個人若擁有不俗的外貌,無論是工作、交朋友和談戀愛,都遠較貌醜的人有利。那麼,是否要立法反歧視貌醜?若然,那每個人上街都要戴面罩、僱主聘請員工時不准看樣貌、談戀愛也不可知對方的樣子,直到結婚才有分曉。因此,除非是因為歷史原因,某類人士的權益被踐踏得很厲害,迫不得已才要立法矯枉。舉例,美國南部黑人長久以來受盡歧視,尤其受到三K黨(Ku Klux Klan)的打擊與摧殘,迫使聯邦政府不得不通過《民權法案》,制止他們的行動。

    真的要反歧視的話,應該先由政府做起。首先,不能在法律上對任何人有任何歧視,其次,政府在行為上也不能將人分類。然而,假如硬性規定私人企業或個人行為都要遵守這兩條原則,便變成干預人身自由,更麻煩的是難以證實。例如,《殘疾歧視條例》目的是保障殘疾人士,結果某僱主解僱某傷殘員工,是因為歧視?該員工工作乏力?還是他經常告假?只有該僱主知道。凡是涉及人心判斷的法例,實在太麻煩,可免則免。等於《性別歧視條例》,完全荒謬,假如一個老闆決心聘請男員工,礙於此條例,不敢在報章廣告註明性別,結果男女求職者紛紛寄出求職信,徒然令老闆和女求職者浪費功夫。又如某僱主一心要解僱某女職員,恰巧該女職員懷孕了,便不能解僱她,否則勞工處馬上會控告該僱主,用政府的金錢和他打官司。這些立法和干擾,往往引起雙方對簿公堂,耗用大量公帑,得不償失。

    其實,同性戀是自然行為,很多動物如羊、馬、豬和黑猩猩都是同性戀,若是病態,牠們早已絕種。中國從來沒有歧視同性戀的傳統,以前大部份士大夫都是雙性戀,中國歷史上也從來沒立法要禁制同性戀。至於香港,我不覺得歧視同性戀的情況嚴重,據我所知的某些專業人士,很多都是同性戀者,如大法官、大律師、服裝設計師和藝人等。香港人對他們的態度並沒有歧視,只要自身不受騷擾便行了。

    我一向痛恨明光社,今次他們又對民陣的遊行安排大發議論,卻沒有實際的建議,真是令我倍感厭煩。同性戀者當然有權參與民主運動,走在前頭,至於如何解決令人誤會遊行支持反性傾向歧視的問題,方法有二:一是找多些不同的弱勢團體帶領遊行,令傳媒焦點不至於集中在反性別歧視問題上;二是由民陣要求婦女團體和同志團體答應一定要抑制,不喊自己團體的口號,而齊喊大隊「爭取普選」和「反對官商勾結」的口號。

    2005年6月20日星期一

    不提名曾蔭權的選委

    曾蔭權以714票的絕對性壓倒姿態,成為香港總舵主,絲毫沒有驚喜,令人感興趣的反而是不願意提名他的選委,究竟含示甚麼原因及動機。

    先說三司十一局中,范徐麗泰沒有表態,但她老是假裝清高、不偏不倚,所以撇開她不談。至於李國章、何志平及唐英年,都簽了支持曾蔭權的同意書,既然如此,為何不來一招順水人情,乾脆提名呢?理論上,他們留任局長便應該提名,但這數人的政治姿態顯然是表明可隨時不幹,只看曾蔭權如何對待自己。何況,他們其實都是有野心做特首的人,無論如何不服曾蔭權,所以簽同意書已是容忍極限,要衝破心理障礙,假惺惺去提名,怎樣也辦不到。

    另外有些沒提名的選委,是身份模糊不清,例如像前政協委員如林貝聿嘉、徐四民和莊世平等,又如前區議員葉國忠、郭必錚和侯瑞培等,因資格備受質疑,所以索性不提名,以防遭人非議。其實一旦發生爭拗,就算不計他們的提名,曾蔭權也已獲得超過一百票了,訴諸司法覆核也沒用,不如避免尷尬情況發生。

    忠貞民主派中,有51人支持李永達,他們來自何方呢?其中有21人是立法會議員,其他主要來自教育界、法律界和高教界等。最糟糕的是一直支持民主派的社福界棄甲倒戈,只有一票不提名曾蔭權。蓋因他們最初說會諮詢業界的意見,看看究竟提名或支持誰,結果鍾庭耀所進行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約有六成的人支持或提名曾蔭權,而他們亦模倣美國選總統的手法,得到一州多數票,即得到全州選舉人票,導致李永達在此界別的提名全軍覆沒。本來,社福界一向維護民主,為何會發生這樣的結果?其實,只要有機會北上工作的功能組別,便會傾向提名曾蔭權。曾蔭權曾承諾會為社工透過透過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取得專業認可在內地工作、爭取殘疾人士入諮詢組織等,在如此強大利誘下,社福界選委又豈會漠視不顧?

    至於21名投票給詹培忠的選委又是誰呢?雖然詹培忠只願公開其中一人是隸屬宗教界的選委胡棣周,但在796名選委中,只有10人沒有提名,所以已可大概知道誰投票支持詹培忠。這包括政協中人如韋基舜、莊世平、楊光和李東海等,均有兩點聯合特色:(一)左派履歷深厚,不怕被人說他們不愛國;(二)已上了年紀,拼了也不怕!他們堅決支持階級立場,痛恨港英餘孽繼續騎在人民頭上。

    今次的特首補選投票反映了某些人並不是妄想扭轉甚麼局面,而是表達對曾蔭權的真正不滿。

    2005年6月14日星期二

    再談小班教學

    自從我寫了〈小班教學於事何補?〉一文後,引起熱烈討論,今次我再談對小班教學的看法,順道也說說如何真正改善香港學生水準的意見。

    有人說小班教學有成效與否,在於使用舊式教學法(lock step method),還是新式教學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其實,以美國將每班學生人數減少了40%、卻對學生成績沒有幫助的事實,已證明問題的癥結不在於採用哪一種教學方法。本來,我也對此摸不著頭腦,後來我明白了。我是編劇出身,認識很多同行,見過很多這樣的情況:編劇要寫劇本,限期不定,有時是一星期,有時是一個月。按理,一個月的時間較多,應該可以炮製出比較好的劇本,但實際卻不然,一個月和一個星期的作品質素,許多時候都沒有太大的差別,原因是很多編劇賴到限期前最後數天,才開始動筆,當然草草了事,甚至未能如期完成,想盡藉口抵賴,例如說颱風來了,將劇本吹出街外(以前電腦未普遍嘛),一番心血付諸流水!等如縱然實施小班教學,許多老師覺得正好不用那麼辛苦,懶惰起來,不會刻意去照顧學生,同時,學生又會比較鬆弛,結果對改善成績完全沒有幫助。

    真正能夠提升教學質素的方法,還是採用學券制。部份專業教育人士指學券制會將負擔轉至學生身上,令較貧窮的學生無法負擔學費。他們不是無知幼稚,便是為保飯碗而妖言惑眾。在買賣機制之下,越是競爭,售價便越便宜。以電訊巿場作例子便知道了:政府在98年取消香港電訊的國際電話專營權,開放了電訊巿場,讓其他電訊公司自由競爭,造就通話費急促下降,遠比以前便宜。假如轉用學券制後,政府不規管整體教學方法,各學校便各施各法,以兩大元素競爭:質素和價錢。無論是採用小班教學,還是大班教學,總之讓每個學生按自己的品味選擇,取代現在的「大鑊飯」教育供應系統,成效肯定明顯,教育經費也遠比現在便宜。

    另外,要挽救香港學生的英文水準,必須能夠冷靜地反省現在的教學模式。我的意思不是多花錢去聘請外藉英語教師,或增加英文課,而是要徹底改變香港學生學英語的年齡。普遍來說,香港學生在幼稚園學少許英語,小學學多一點,中學再加重英文課,結果懂得說英語嗎?證據顯示是不會。這不是香港學生的錯,試看台灣和日本已不斷企圖加強國民的英語水準,但90%以上的人仍無法說英語。以歐美以外地方計,真正能夠說英語的人士,都是他們住的地方強行將英語轉做第一語言,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和以前的香港。事實上,我已談過人類腦部有固定的程式,規定甚麼時候可學懂甚麼。以學語言為例,十歲前最佳,十多歲後要改口音已很難,在十七、八歲後,則基本上連文法都不能學懂(長大後能夠學會別處語言的,除非是搬去該地方,跟當地人每天說個不休),因此我非常反對母語教學,完全違反人類學語言的天性。我認為,只要香港學生自幼時起便接受中、英文訓練,一定可以把雙語學好。

    2005年6月7日星期二

    法治何以舉步難行?

    人道精神、言論自由、民主、和平…這些價值觀念,是近代文明的精華,但真要計算起來,它們的價值並不等同,有先後之別、輕重之分,如人道精神和和平,代表尊重人的性命和尊嚴,所以凌駕所有觀念之上;然後是言論自由,蓋它乃人類社會進步之母,假如加以箝制,人們不會有創新的意見,必定窒礙社會的發展。至於對普通人來說,有一樣更重要的東西,便是法治。法治是人身安全的保障,和言論自由一樣,是民主的基石。假如沒有法治,人民的生命、財產和安全便沒法得到保障,誰敢投反對黨一票?沒有言論自由,就不敢表達內心真正的意見,縱然有一人一票的普選,也沒有民主可言。這些道理並不奧秘,問題是知易行難。

    法律早在中國出現,不要說商代已設有監獄形式,春秋戰國時期的法家,便是成文法的先驅,其後每朝皆修制法律,見諸明文,如《漢律》、《唐律》、《明律》、《清律》等。現在的中共領導人口口聲聲說要「以法治國」,根據的當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奈何其中有可能是惡法,和真正的法理不同,根本不能達到真正法治的境界,也就是所謂「Rule of law」和「Ruled by law」的分別。比如真正的法治必須以公平為原則,違反該原則的則是惡法。二千年前的法家,起碼也認識到立了該法後,立法者本身都要遵從,不能以綁束自己為由,獲得豁免,如《管子.法經》云:「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這也是法律權威所在。可是,內地的法制做到這點嗎?

    再者,內地在改革開放前,沒有法律,開放後不斷訂立法例,結果越寫越多,有人甚至說中國不是沒有法律,而是太多,十分混亂。問題是制定多少條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付諸實行。試試隨便拿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法例和相關刑法問胡錦濤,如:人民未經法律程序可以被扣留多久?恐怕他已沒法回答。因為目前在全中國,不知有多少人被逾期扣留,了無限期。至於《憲法》內規定扣留了人民後要通知其家屬,內地執法者當然也沒有遵守。總之,國內並不根據法律程序而扣留的人數甚多,粗略估計,單是港人已有數百,全中國人民想必以萬計。

    另外,內地有很多人被冠以形形色色的罪名,加以另類囚禁,例如「雙規」、「勞改」、「收容教育」等,農村又有各類「學習班」,將農民困在一場所內,名為學習,實際上迫他們繳款,不從者便困在房中狂毆。又如以趙紫陽作例子,他並沒有經過法律審訊程序,便被扣留十五年,一直至死,這又是哪門子以法治國?根本視法律如無物!作為蟻民的我,一直對內地法制感到不滿,看到程翔事件,觸及我有感而發。我不介意內地到底有多少條法律,只希望有一條法律確實執行,就是人身保護令,只要做到這一條,中國法律已不至於落後如斯,中國人民也會安全得多。有這條法例,人民縱然被逮捕,也有訴諸法律的可能,否則可以做甚麼呢?

    2005年5月30日星期一

    小班教學於事何補?

    世上由常識或直觀得出的觀點,很多時都錯。舉例,在英國,有一條火車路,每星期只有一班次的火車經過。該火車路和一條很小的鄉間公路相連,成十字形,結果每一、兩年便有人從公路行到火車路相連處時被撞死。住在該處的人表示這樣太危險了,因為人們在公路上駕車時,很自然不會預計有火車來到;另一方面,火車路兩邊都長滿樹木,遮擋了人們視線,無法看清,不如在兩旁分別砍走一百碼樹,讓視野好一點。結果樹是砍了,但有沒有減少意外發生?沒有,照樣每一、兩年便有一人被火車撞死,因視野寬了,駕駛自然快了,因不小心而導致車禍。

    再舉一例說明常識可以如何欺人。自我姨甥讀幼稚園開始,我姊姊每晚花四小時教他做功課,一直升上小學、中學,風雨不改。終於到我姨甥讀中三時,無論如何被迫溫習,都只是考二十多名。姊姊又生氣又沮喪,決定斬斷這十二年的習慣,不再晚晚當他的補習老師,亦不會迫他做功課,只是警告他若只考到第三十名,一定不會饒他。最後學期結束,姨甥照樣考第二十多名,沒啥進步或退歩。為何會這樣呢?是因為姊姊教得多,姨甥便倚賴多,沒有倚靠時,便要靠自己努力多一點,終於得到同樣的結果。

    教育是社會發展之源,特區政府若不找出教育問題的癥結,無論花多少金錢,也不會有效果。看看美國,不斷將錢花在減少每班學生人數上,最後每班學生人數少了40%,然而學生成績完全沒有進步,原因是老師不會用心教導逐個學生,學生也因同班人數少了而鬆懈。

    實現小班教學之所以突然成為教育界當然第一急務,其實只有一個目的,便是維持教師的職位,若果純粹為學生的利益觀點著想,根本可以有很多其它選擇。事實上,我認為香港整套教育制度徹底荒謬,原因有三:

    第一.教育制度是「大量生產」(mass production),企圖以一套標準化的模式去強迫所有人接受,不理會接受的人的年紀、歲數、性別和興趣等。人有賢與不肖之分,孔子教學也是「因材施教」,怎可以像製餅般,只用一個模便算?用一套教學制度去對待所有人,其實犧牲了一些不適合這種方法的學生;

    第二.教育資源極度錯配。人類是遺傳的生物,出世時腦部已有一套程式,在每個階段能夠學懂甚麼,學不懂甚麼,編排非常精細,例如人類在兩歲前不會有「我」的觀念,一定要到三歲或以後才學會。人類在十歲前學習最重要,能力亦最強。最荒謬是有些學校在中一至中五實施母語教學,到中六至中七再轉為英語教學,其時學生腦部學語言的能力已很弱,如何適應?奈何我們的教育制度違反人類生長學習知識的程式;

    第三.教育制度和「大鑊飯」制度一樣,無論老師教導學生的成績如何,都是同一薪酬,根據年資攀升,這樣注定沒效率和失敗,好的老師因做事多,一定會被壞老師迫走,最終只害苦學生。特區政府想辦法解決以上三點問題,比實施小班教學有用多了。

    2005年5月23日星期一

    金管局涉嫌洩密

    任志剛在上周三(18/5)實施強化聯匯措施,是一項重大的外匯制度改革,其底蘊根本是背離了聯繫匯率(事實上近數年來,任志剛的所作所為都是如此),實屬多餘。聯繫匯率一向不會有上下限,只有一個價,便是1美元兌7.8港元。
    政府沒有責任在外匯巿場買賣外匯,維持匯價。匯價的維持應該在現金兌換基礎上,其運作架構是:假如港元跌得厲害,人們會用港元兌換美元;反過來說,假如港元升勢強勁,人們便會用美元兌換港元,這是真正的聯繫匯率機制。在此基礎上,港元匯價會自動調節,政府或金管局都不須特別去管理。可是,如果聯匯機制這麼容易便自然運作,便不需要如此龐大的金管局,亦不用年薪接近900萬的任局長,所以任局長一定要絞盡腦汁,將聯匯機制變得複雜,以證明自己的重要性。

    在過去四年來,任志剛不斷擅自修改外匯機制,在外匯巿場接收美元或港元,結果令金管局持續賠錢,為甚麼呢?要知道當港元和美元出現重大息差時,人們會將錢存作美元,收取利息。當人們大量將美元轉成港元時,金管局便要不斷印製港元去接受美元存款,導致港紙的供應越來越多,拆息遠比美元為低。於是產生吐戥現象,人們將錢存在美國,然後借取港元,由於港元息率低,可藉此賺取一厘多息差,之後再將港元向金管局兌換成美元,再收取美元存款利息,可說完全沒有風險,但亦令金管局流血不止。

    或者有人從政治層面考慮,認為港元是為了人民幣進一步放寬上下限,作出相應措施。我不想評論此政策是對或錯,只是單純綜觀整件事件的經過,覺得金管局或一些相關人士有涉嫌洩漏機密的嫌疑。回望任志剛在宣佈新措施前一星期(9/5-13/5),恒指由14085.09點跌至13866.81點,到5月17日時再開巿,恒指再跌至13667.03點,待任志剛在翌日宣佈了消息,立即平倉(13627.01點),但恒指已跌了四百多點。其間美國杜瓊斯指數上升,同時,巿道謠傳人民幣升值,即有更多游資進入香港,恒指怎會如此大幅度下跌?任志剛新政策的意義是保證港元不會升值,所以在他宣佈後第二天(19/5),果然有31億熱錢撤出香港。但是,當日恒指即反彈,收報13698.93點,如熟悉股票巿場,便會明白是有人事先知道消息,沽空股票或期指,待壞消息傳出後再補貨(巿場原則是如果消息重大,要事前毫無風聲,待公佈後,有壞消息便跌,有好消息便升。如果事前公共已經知情則相反),現在事實證明香港股巿走勢是走事先張揚的路線。每張期指每升跌一點價值50元,每500點便價值25,000元,以一張期指便跌500點便會斬倉計算,一萬張便價值2億5千萬,假如沽空十萬張期指,便總值25億,簡直是天文數字!這還不包括在股票、期權、備兌認股證和期貨外匯等等可以爭利的地方。當然,我不是調查機構,以上說法只是推測,但各位相信這是巧合嗎?有人曾作出這樣的辯解,說任志剛在5月6日出席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簡報會時的一番講話,已令人推測到金管局會有所行動,所以事先沽出股票或期指。但翻查任志剛當日的言論,只是說會研究在制度操作上,有否空間可優化外匯操作機制,令港美息率走勢可較為緊貼,十分空泛,又沒提及確切執行日期,誰能就這麼難掌握的事作出準確預測,在任志剛宣佈新政策前沽空期指謀利?其次,如果要就任志剛在5月6日發表講話作出反應,也應該是5月9日開巿後作出反應,但當天恒指升了51點,證明不是任志剛講話引起的反應,這辯解不能成立。

    要查清楚是誰洩密,有兩個方法,一是盤問知道機密的人,包括來自特首辦、財政司、金管局和人民銀行,看這些人有沒有跟別人提過金管局即將強化聯匯措施的具體措施和日期,他自己又有沒有在股巿採取任何行動;二是甚麼人大幅度沽出股票或期指,而他平常沒有這樣做,或他的買賣數額遠較平時一般數額為大。事實上今次的事件嚴重有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我希望政府、金管局和證監作出一個明確的交代。

    2005年5月17日星期二

    從東九龍大塞車說起

    上周一(9/5)一場大豪雨,多處塌棚倒樹,弄得整個東、西九龍交通嚴重擠塞。估計當日前後逾一百萬人被困車龍,假設每人損失兩小時,即是一百二十分鐘,總共一億二千萬分鐘,以平均每人每分鐘一元薪金計,共損失一億二千萬元。香港以往也經常發生大堵車,但經過多年來在基建方面投放大量資金後,近年情況已大為改善。幾個月前我去曼谷,發現巿區內任何地方都擠迫得令人難以置信,究竟每年浪費多少生產力,難以估計,而且問題已出現接近二十年,一直沒有改善。相比起來,香港的交通情況遠較曼谷為佳,但從今次交通大癱瘓事件,可以得到一些觀察。

    首先,香港公務員系統的墮落程度暴露無遺。公務員的工作文化是根據規章辦事,優點是公務員行為不會逾軌,但缺點則是每一名公務員到最後都不負責任,互相推諉過失。其實,這要視乎領導人的基本態度如何。如果領導人賞罰分明,每遇到灰色地帶,會獎勵敢於變通的人,那麼公務員遇到灰色地帶時都會敢於辦事,不會一味循規蹈距,受制於規章,做事綁手綁腳,令政府癱痪。但是,假如領導人賞罰不分明,不獎勵有表現的人,那麼公務員便會採取防禦性態度,推卸工作,以免做多錯多,變成完全逃避責任,希望任何事都由第二個部門負責。上周一出現的情況正是如此。六個部門開會研究,卻沒有人採取行動解決問題。因為事件牽瓜扯蔓:交通堵塞,警方和運輸署要負責;棚架和樹木倒塌,是在政府土地上,又可推諉地政署;此外,棚架又牽涉屋宇署,樹木則和漁農署相干。聽說當日六個部門的人填表,竟有四十多份之多,六個部門要研究數小時才決定搬掉倒下的樹。這根本是怠工,態度消極。事實上,遇到這樣的特殊情況,如警方有勇氣,一看見便會權宜,立即將樹搬開,不會怕被人指責越權。

    公務員系統之所以僵化如此,其實是董建華統治六年所得的惡果。在他的領導下,公務員覺得無所適從,所以以逃避責任為先。公務員天性正是如此,不理事件是否緊急,不會為巿民著想,將程序全部用來推卸給其他部門,完全體現人性最惡劣的一面。厚黑學已有說過這點,故事說某人中箭了,去看外科,醫生卻只鋸掉身體外面的箭尾。某人問餘下的一半箭頭怎麼辦?醫生說自己只負責外科,箭頭插在身體內,屬於內科,並非他的職責範圍,所以不負責。

    但事件又有新的變化。上周三(11/5),廖秀冬滿面委曲,率領六個部門出來道歉,這很明顯是經過行政會議,曾蔭權拍板要她道歉,所以她非常無奈。本來,傳媒可以就此事罵很久,但廖秀冬適時道歉,便沒法再罵了。如果是一個商人,要不斷計算每宗生意是賺錢還是蝕錢;如果是一從政的人,便要不斷計算每做一件事對聲望的影響如何,最好是有所提高,不然也要將損害性減到最低。在這方面的解讀能力,曾蔭權明顯比董建華優勝得多。

    2005年5月9日星期一

    東隧加價問題

    東隧加價,全城矚目,以為影響甚鉅,但經過數日得出來的結果,卻大出所有人意料之外。以昨晨(5/5)凌晨時分的汽車流量計,東隧減少逾20%,紅隧增加0.3%,西隧則增加2.4%,可見東隧的使用量減少了,但並未為紅隧和西隧製造壓力,世事之出人意表,往往如是。固然,內地五一黃金周未完結,來往中港兩地的貨櫃車司機仍未開始工作,但另一個原因是香港人應變能力高,預計會堵車子,於是紛紛另謀出路,不是提早出門,便是改乘地下鐵。香港人的敏感度和靈活度著實叫人擊節讚賞。

    東隧加價激起極大民憤,原因是過去數年並沒有通貨膨脹,東隧又賺了不少錢,竟然還大幅加價。其實,這問題是經過仲裁決定,很多行業如判工、海事等,都有一套仲裁機制,雙方為了避免冗長的訴訟程序,都會在合約中訂明凡有爭拗,皆由仲裁決定,敗方其後還有一次訴訟機會,但若第二次訴訟輸了,便不能再進行法律訴訟。內地的中外合資亦有這套預設機制,由於外國人不相信內地法律,所以凡事都要經過仲裁。今次東隧在仲裁中勝出,主要原因是它以政府答應西隧的回報指標作理據。陳偉業提出申請司法覆核,作為一個第三者去入稟,法庭會否受理,也是疑問。若陳偉業入稟,理由是他也使用隧道,東隧加價影響他的利益,但香港巿民的利益已被政府代表,所以法庭受理與否,我很懷疑。

    其實,關於隧道收費此問題,我已說了五年有多,多番指出現時的隊道收費架構完全不合理。東、西兩條隧道是私營,紅隧則是政府擁有,政府在政治壓力下,不能加價,結果最方便的紅隧,反而收費最平,車子當然盡量使用紅隧,造成經常塞車。西隧三線來回,但以盈利為宗旨,收費最貴,汽車流量自然不高,造成浪費。結果出現有隧道過份擁擠、有隧道過於疏落的情況。紅隧使用量超負荷,常常阻塞,浪費使用者的時間,亦即影響生產,影響香港的經濟。可是,這死結並不是不能解決的,只是在過去五年,政府完全沒有正視此問題而已。解決方法是可以將紅隧、東隧和西隧的收入組成一個同體,三隧將收入按照百分比分配,政府最多讓東、西隧所佔的回報高一、兩個百分點,然後按照三隧使用量來自由調動三隧價錢。基本上使用量最多的紅隧加價最多,變成收費最貴,使用量最低的西隧則減價,變成收費最平,目的是平均分擔三隧使用量,解決擠塞問題。只要巿民付出的整體隧道使用費不會多了,自然不會反對。在此收費架構下,堵車子情況必定有所改善,亦對整體經濟有利。可惜,特區政府沒有考慮此方案,結果在東隧問題上輸了仲裁,令東隧有理由加價。若然現在政府和東隧談判,會很不利,因對方必定要求分得更高的百分比,而且因為已加價,巿民負出的整體隧道費已增加了,更加不利。

    香港有很多問題都不是不能解決,而是需要創作力方法去解決。一味裝模作樣辦事,徒然令問題日益嚴重,直到沒法挽救為止。

    2005年5月5日星期四

    連戰在做甚麼?

    連戰此趟大陸之行,究竟在做甚麼?有甚麼意義?

    各地傳媒對此事都作出盛大的報道,尤以香港和國內為然,原因是連戰此行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但此意義並非前瞻,而是回顧──提醒在過去八十年來,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恩恩怨怨,以及深具象徵性和歷史性的終結。

    我們作為普通人,看歷史就像看戲般,喜歡每件事有開始、中變和結局。國共兩黨總共經過兩次合作、兩次內戰,甚至國民黨遷台後,鬥爭仍然不息,直到72年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兩黨的實際軍事敵對行動才正式終結。

    上一次兩黨最高領袖見面,要追溯至1945年8月,即蔣介石和毛澤東在重慶的會面,充滿諷刺性的是該次是和平之旅。在美國的促成下,毛澤東飛往重慶,和蔣介石見面商談,避免在抗日後又發生內戰。毛澤東抵達重慶機場時,公開表示服從三民主義,又在會上高呼「蔣委員長萬歲」。六十年後的今天,兩黨領袖再見面,形勢已產生重大變化。莫說當日國民黨是中國的領袖,共產黨雖然只是在野黨,但尚有盤踞地,今天的國民黨算得是甚麼?不要說以台灣為根據地,根本連政權都丟了,嚴格說來,只是一無權無勢的政黨,沒有任何官式地位。然而,連戰訪大陸始終矚目,是因國民黨擁有約40%選票,可代表某程度的民意。北京通過《反分裂法》後,連戰只是一位在野黨的領袖(甚至是即將退位的落選黨領袖),但人們都希望他此行可以緩和兩岸間的緊張局勢,畢竟兩岸就算不是真的開火,在劍拔弩張的情況下,對內地、香港和台灣的經濟都有負面影響。

    那麼,連戰訪大陸京,有沒有達到任何成果呢?這要視乎他去的目的是甚麼。如果他是為了結束歷史上未完成的一章,實在沒有必要在此時此刻去。他去南京總統府和謁孫中山陵,都不適當。國民對南京總統府的印象只有一個,便是共黨軍隊進入,扯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對中山陵的回憶則只有蔣介石辭去總統職位、倉皇辭廟的淒慘景象。所以,連戰去這兩處地方,是彰顯國民黨的恥辱。尤其連戰作為兩次總統候選人,兩次輸掉總統政權,簡單來說,是亡國之君。有感情的人都會問:連戰站在中山陵,有沒有多少的羞恥感?有何面目見中山先生於地下?連帶對他後來在北京說話的權成性都減少了。我明白連戰的思維是想突出孫中山,去尋求一凌駕國共兩黨的共通點,但是,在共產黨心中,孫中山並非國父,而是革命先驅者,象徵意義根本不同。

    如果連戰此行的第二個目的,是代表台灣的支持民眾而去,那麼便要完成支持者心中的兩大願望,一是保持台灣目前的獨特地位、民主體系、台灣人的尊嚴及自由形式的生活,二是在不損前述條件的情況下,改善及緩和兩岸的關係,並促進兩岸經濟、貿易和交通的往來。因此,民意調查有超過40%的人支持連戰到訪大陸,希望減輕兩岸戰爭的危險,但亦有20%多的人反對,擔心台灣人的獨特生活形式和自由會被削弱。我十分明白連戰其實想在退任前做一件事,足以維繫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當然他還有另一項任務,即增進國民黨在台灣的支持。固然,這是作為黨領袖必須要做的事,但最重要是這是增進政治理念的好方法,亦是連戰急切要去北京的理由,亦是台灣人民希望他去的理由。其實,連戰應該直飛北京,和胡錦濤會面後,除了宣佈恢復平等協商、達成和平協議等之外,還要說出台灣人民擔心的事,即對民主自由的支持。假若他想提升自己的歷史地位,應該在人民大會堂要求北京改善民主、自由和法治,作為兩岸和平談判統一的先決條件,如他能這樣做,必能大書一筆,亦得到台灣人民的擁護,可惜他不是政治家。現在予人的感覺是他只說出北京喜歡的說話,其實對他和對北京的形象都不好。

    2005年4月25日星期一

    中日關係老鼠拉龜

    中、日兩國最近發生重大磨擦,表面上看來來勢洶洶,其實不足為患,原因是雙方都不能夠為難及奈何對方。

    先從軍事方面討論。以海軍方面而言,中國缺乏遠洋艦隊,不及日本;但在空軍方面,中國則佔有優勢。日本空軍數目不多,雖然擁有最尖端的戰機,可是中國也有,而且以中國空軍數目之龐大,很容易便可將日本戰機全數擊落。何況,單是中程導彈,已可從中國發射到日本,更莫說中國擁有長程導彈了,因此,假如兩國真的要開戰,根本完全不需要考慮,之所以迄至目前仍然只作口舌之爭,只因雙方沒有用武條件而已。

    日本的軍事力量不足以攻打中國,中國則鑑於日本本身是一大國,而且是海島,難以進攻,更大障礙則是《美日安保條約》,打日本等於進攻美國。美國絕不容許中國向日本挑釁,反過來說,美國表面上對中國有相當的不友善,只是虛張聲勢,事實上對中國這樣的一個大國,非常忌憚。早在五十多年前,中、美兩國在韓戰交鋒,美國竟然落在下風,美國遠東軍隊總司令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不服輸,建議直接轟炸中國大城巿。總統杜魯門說誰建議向中國開戰,都是瘋子,即撤麥克阿瑟的職位。其實自二次大戰後,美國已經避免捲入中國內戰巿場,因對著這樣的一個地大人多的國家,介入其內戰,難以想像。美國欺負小國是可以,但對著大國,要付出慘重傷亡代價,當然不在考慮之列。尤其美國曾在韓戰和越戰中付出慘痛代價,知道若和中國開戰,國內民眾必定大力反對,更不會胡來。

    既然中、日兩國在軍事上奈何不了對方,外交方面又如何?中國擁有龐大人口,日本則以強勁的經濟實力見稱,所以除了南韓之外,大部份亞洲國家對中、日兩國衝突都噤若寒蟬,不敢得罪,不堅決表示支持哪一方。美國亦然。更何況,中國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有否決權,最近和歐盟及俄國的關係也發展得不錯。日本則仗著美國暗中支持,有條件在外交上向中國挑釁。所以,兩國在外交上的力量,也是對峙局面,勢均力敵。

    那末,經濟方面又如何?很多中國人支持罷買日貨,這是不明白經濟原理。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買家用五元去買一個蘋果,一定是覺得值得才買,如買家覺得值七元,買了便賺兩元;對賣家來說,蘋果價值是三元,賣得五元,便賺了二元。如此交易雙方皆得利潤,若不做此買賣,雙方都得不到利潤。中國人買日本貨品,不是因同情或愛上日本,而是覺得該產品最有價值,若然不買它,而去買較貴或不耐用的貨品,便造成經濟損失。若然只是小損失,還可接受,但中國是日本最大外貿對手國家,日本則是中國第二大貿易對手國家(第一是美國),所以對兩國來說,相互交易關乎整體經濟枯榮,誰敢輕舉妄動。何況,中日雙方經濟互保性很好,日本購買很多中國的貨品,包括蔬菜、成衣、原料及各式各樣廉價產品。另一方面,中國向日本購買的東西也很多,如汽車、高級合成原料及電子元件,如手錶元件和 DVD的激光閱讀器等。大部份中國工廠在生產手錶和DVD機時,不是從日本便是從台灣買入。假如真的要抵制日貨,大部份中國工廠都要停工,捐失何其大!我認為既然中、日雙方不能夠收服對方,不如作罷!早日修好方為上策。

    2005年4月18日星期一

    南京大屠殺的真相

    最近中、日兩國鬧得沸沸揚揚,固然東海油田的開發和管理權,以及釣魚島主權問題,都是爭拗的原因,但日本竄改教科書則是爆發的藥引。而點燃這藥引的部份,則是關於「南京大屠殺」事件。

    在戰後審訊戰犯時,國際戰犯法庭對日軍的殺人數字沒有唯一判決,由十萬至三十萬不等,但日軍在侵華期間,曾經屠殺相當多的中國平民,強姦大量的中國婦女,毋庸爭議。日軍在戰犯法庭作供時,從不承認這些是有組織的罪行,這亦是近來日本右翼團體持以篡改教科書的理由。事實上,在日本的正式公文中,真的不見得有這些命令。當然,想深一層,日軍未必敢明目張膽將這種命令寫在公文上,縱容士兵胡作非為,單靠口頭命令,也可達到同樣的效果。

    問題是日本士兵在攻打上海時,軍紀仍然不錯,假如他們是有意識的話,為何要在南京幹出連串暴行?軍紀墮落一至於斯?有人說南京軍民頑抗,令日軍傷亡慘重,所以日軍要大殺軍民洩憤。我不認同這種說法。在淞滬戰役時,中國軍隊死傷枕藉,之後已不能夠再組織有效的抵抗,但另一方面,日軍傷亡也極為慘重,以十萬計,因此當時日本大本營已打算撤軍。孰料日軍有兩個司團不聽命令,繼續追擊中國軍隊,並報告說中國軍隊已喪失抵抗力。到了11月28日,日本大本營決定全線追擊。當時,中國軍隊精華喪失殆盡,日本一從南京進軍,南京不能守,已是人所共知。固然,古往今來,六朝建都南京,蓋因其地理形勢龍盤虎踞,前有長江,後有石頭山,在古代絕對是一易守難攻的地方。可是,到了抗日戰爭時,日本海軍有壓倒性優勢,可從水陸兩路夾攻,南京以往的地理優勢蕩然無存,變成無險可守。當時,大部份南京居民已經逃走,只餘下少數人留下來。國民黨政府對於防守南京與否,曾作激烈爭辯,但南京是首都,又是國父陸墓所在,假如放棄不守,恐怕全中國人都不會原諒蔣介石。所以,唐生智自願留守。

    為防日軍沿長江攻擊南京,唐生智封守長江路線。餘下來唐生智能實際能動用的南京守衛軍,只得三個司,約有五、六萬人,於是他決定堅守三個城門。然而,中國軍隊只戰了三天,即由12月10日至12月12日,前線潰軍已紛紛逃入南京城,衝潰自己防線,南京根本不能守。蔣介石恐怕唐生智投降日本,會對自己的政權構成威脅,因此要他立即撤退。因此,唐生智是灑淚離開南京的。

    日軍在攻打南京城時只有七千多人傷亡,數目遠較淞滬戰役時為少,所以我認為若以此作為南京大屠殺的藉口,無論如何也說不通。

    那末,背後原因到底是甚麼?若從中國人的陰謀論來看,日軍是要鎮懾其他人。古往今來,戰爭盡皆如此,不投降便屠城,日軍亦然,想藉南京大屠殺來摧毀中國人抵抗的意志。這可能是原因,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日軍失控。歷史學家找到三個理由去支持這個說法:一.日軍違反當初計劃,攻打南京,預備軍糧當然不足。而中國軍隊採用焦土政策,將南京附近的農作物燒毀,令日軍無法補給軍糧(據說日軍攻入南京城後,三天只吃過一棵白菜),在饑餓的驅使下,當然搶奪東西;二.日軍常用軍力只得三十萬人,攻陷上海後陸續加兵,到攻打南京時,七成是預備役士兵,即業餘軍人。預備役士兵一來年紀較大,二來軍紀當然欠佳,最容易發生搶奪、強姦、胡亂殺人這些事故;三.當時很多中國潰軍逃入南京城,將軍服和兵器等亂丟在城內。日人崇尚武士道精神,最看不起俘虜,認為要虐待至死,所以發生這些暴行。他們不特對中國俘虜是如此,對後來的英、美俘虜也虐待得很厲害。

    無論如何,中日近來發生的衝突,關於歷史部份的爭拗只佔少部份原因,主要是因美國為了台灣問題,暗地在背後為日本撐腰,藉以箝制中國。至於爭奪東海資源,中、日兩國都非常重視,為了利益,兩國衝突才這麼嚴重。然而,今時今日,中、日無論在經濟和軍事上的實力都非七十年前可比,假如說日本今天敢正式挑釁中國,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2005年4月11日星期一

    「教宗」傳奇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廣義基督教分為基督教、天主教及東正教,但其實基督教的派系並不是如此簡單。在早期的中東、非洲等地方,還有第二支基督教派,叫做「一性教」,主張基督只有一性──即神性,沒有人性(中國人較熟悉的景教便是一性教的一支),但此教派已式微。其他尚有如埃塞俄比亞教會,已有二千年歷史。

    天主教的起源是這樣的:耶穌死後,眾門徒延承傳道的責任,到處進行地下傳教,各地都有負責人。其中,耶穌將主要責任交給聖彼得(即聖伯多祿),而他又是羅馬的第一任主教,所以羅馬成為各地主教之首,逐漸建立「教宗」地位。相傳聖伯多祿殉教,葬在聖伯多祿大教堂現址下面。而保羅又在羅馬殉教,所以羅馬天主教號稱正宗。

    由基督、聖伯多祿以降,薪火相傳,從未斷絕。到君士坦丁大帝時,於313年將基督教定為羅馬國教,因為當時羅馬是羅馬帝國的首都,更凸顯教宗地位。後來,君士坦丁大帝將首都東遷往君士坦丁堡,即現今的伊士坦堡,羅馬遂分為東、西羅馬帝國。後來東羅馬帝國領袖要同時兼任天主教首領,跟羅馬天主教教廷產生分裂,造成了東正教的出現。雙方不論在語言和文化等都有分歧,例如東正教不容許畫聖容,天主教則可;東羅馬皇帝是東正教的領袖,不用透過羅馬教廷才取得救贖,但天主教堅決反對等。現今,大部份東歐國家都信奉東正教,其中又分為兩系,即希臘東正教及斯拉夫東正教。

    至於新教,則是中世紀後期馬丁路德反出教會,指出教會十大罪惡,認為每個人都可透過《聖經》直接和神溝通及贖罪,不用透過羅馬教會,但新教派系眾多,不能統一。至於其他教會,有的創立時間比較遲,有的已衰弱消失,結果二千年來,一脈相傳最強的教會,就是天主教會。今時今日,全球的天主教會教徒大約有十億人,最多教眾是在拉丁美洲,不在歐洲,而在非洲和亞洲的數目都相當厲害。

    如果要在全世界選出一個人對推翻東歐共產黨領導作出最大貢獻的,便是剛逝世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之前的455年,「教宗」都是意大利人擔任,但他以波蘭人的身份打破此局面。當年他當選教宗後,教會和共黨紛爭不息,互不上下。由於民意關係,迫得波蘭共黨政府准許他在1979年重回故土。當時,全波蘭有4000萬人,竟有1500萬人湧上街爭睹他的風采。若望保祿二世叫波蘭人珍惜傳統,不用恐懼任何事物,一番說話當堂令波蘭人振奮,敢於和共黨對抗。華里沙(Lech Walesa)曾表示他為了推翻共黨政權,一直找人合作,但找了很久,總共也找不到十個;當若望保祿二世上任教宗不到一年,即助他找到千萬人支持。最終,波蘭共黨政權被推翻,同時亦是打破東歐局面的缺口,令整個東歐鐵幕崩潰。

    現在教宗死了,全球超過二百多名元首及國家政要前去梵帝崗出席喪禮。台灣和梵帝崗存在外交關係,總統陳水扁理所當然前去拜祭,又可和各領袖見面,令北京政府暴跳如雷。北京和梵帝崗始終不能建立邦交,原因是中國主教到底由誰有權任命?向誰負責?北京認為絕不能由外人任命或外國機構負責,但教廷一直堅持任命權,而且絕不容許表面由梵帝崗任命,實際要聽命於北京,或依北京的意思行事,破壞本身任命主教的傳統制度。然而,現在和台灣保持外交關係的國家,約有七成是天主教國家,一旦台北和梵帝崗斷交,恐會產生骨牌效應。為了台獨問題,北京應仔細思量是否害怕主教向梵帝崗負責。

    2005年4月4日星期一

    民主派參選特首,有可與不可

    董建華突然下台,不特大出所有政界人士的意料之外,更令泛民主派人士頓失奮鬥目標,不知所措。泛民主派正苦惱是否派人參與補選特首?本來,一度有說聲望最高的余若薇將會參選,但她已表明不會。之後,忽然跑出了一個劉慧卿,說有意思參加,於是風起雲湧,有意競逐者紛紛湧現。事實上,劉慧卿有意出戰較奇怪,她一向杯葛所有小圈子選舉,反對選舉委員會、功能組別等,特首選舉是小圈子之尤,為何反而有興趣?

    我對劉慧卿或泛民主派改變重大原則與否,並沒有支持或反對,只是,無論任何人有意角逐,都應該注意兩點。首先,他必須要有一套能夠自圓其說的說法,清楚解釋現在形勢有變,所以作出此重大改變,而又可說服支持者。其次,他一定要回答一個問題:在此次選舉中,原本任何泛民主派人士都沒機會當選,甚至連獲得一百票提名都很勉強,為何要參加?作用是甚麼?我相信典型答案是透過參加這小圈子選舉,來凸顯選舉制度的荒謬性。

    如何可凸顯其荒謬性呢?為何參選可凸顯此荒謬性?他必須做到以下這點:在正式提名前,所有泛民主派準候選人要能提出一套跟現在的執政者有清楚分別的政網,然後整個民主派又要有足夠的動員能力舉行很多選舉論壇,讓準候選人能夠充份將政網和理念告知民眾。接著,要透過一套初選的機制,選出泛民主派的代表參選人物。這要讓廣大巿民參與初選,證實他得到相當多的巿民支持。再進一步便是爭取到百名提名人,及透過正式選舉論壇跟曾蔭權就政網和廣泛民生議題進行辯論。他必須能夠擊敗曾蔭權,令到他的民意支持率比曾蔭權高,結果到選舉委員會正式投票時反而以大比數敗給曾蔭權,這樣他便能凸顯選舉的荒謬性。相反,假如民主派候選人的政網是抄襲而成,巿民較相信曾蔭權,民調結果跟選舉委員會的投票結果差不多,便反而凸顯選舉制度的合理性。因此,任何有意角逐的人士,請自問有沒有這樣的能力,量力而為。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認為現在很多人只為下次選舉爭取曝光,根本不知自己的所作所為,對特區民主前途帶來的負面影響。

    沒有創新的參選政網,對各種政治民生都沒考慮的人,不要妄想可以「是否支持普選?」一條問題橫行各大小論壇,爭取民意。曾蔭權會循例以《基本法》中所註明的「循序漸進」作為答案,毫無難度。

    2005年3月29日星期二

    因道德之名

    我在上星期四(25/3)寫了一封投訴信給廣管局,全文如下:

    「本人是變靚D纖體美容有限公司(上巿編號:8079)的顧問,我們曾多次製作纖體節目,在電視台播放,及在電台賣廣告,可惜每次都被不同的電視台或電台引用 貴局所制訂的〈電視通用業務守則〉內的〈廣告標準〉第6章21條g(iii),禁止本公司邀請肥人在節目中亮相,又不准本公司在節目或廣告內提及「肥人」和「減肥」等字眼。根據 貴局制訂的上述條例,只是訂明「這類廣告不得以過分肥胖人士為對象,或援引過往事例,顯示有人在使用宣傳的產品或服務後,由過分肥胖或看似過分肥胖而至體重減輕,變得纖瘦」,並無指明禁止肥人出鏡和使用這些用詞。我希望 貴局能明確指出,此等限制是否在條例限制之內,如果答案為肯定的話,我需要嚴正提出上述條例本身為不合理,理由有二點:

    (一) 本公司邀請肥人亮相電視節目,會給予合理報酬給他們,但礙於 貴局的無理條例,令他們無法賺取這份酬勞,這是歧視肥人的表現,同時也違反本港人權法及〈國際人權公約〉對就業保障的規定。
    (二) 上述條例禁止任何產品及服務聲稱曾使人減輕體重,我不明白假如有事實證明確實如是(如F.D.A及本港使用的減肥藥物,均經過大量科學驗證和臨床測試證明成效),為何不可在廣告說明?

    我認為上述條例已嚴重影響資訊自由原則,而制訂此等條例實屬不合情理,超越 貴局的合理職權範圍,希望你們迅速檢討及修訂上述守則,否則為維持社會公義,我不排除將事件公告全港,及向法庭申請司法覆核,以決定上述守則的法理問題。

    祈覆!」

    事情起因由來已久。早在兩、三年前,已有一位經營纖體公司的朋友告訴我,想用一位略肥的人在電視賣廣告,但無線電視台以違反〈廣告守則〉為由,不予批准。去年,肥媽跟我擔任顧問的纖體公司「變靚D」簽約,擔任代言人。肥媽本來在廣告中說覺得自己肥都很漂亮,但如果減掉七、八十磅,健康是不是會好些呢?可是又被電視台以同樣理由拒絕播放。

    其實,在過去數年,電視台及電台詮釋廣管局條例(投訴信中所引),以為凡是纖體美容公司的廣告,只要任何人的體重超過標準BMI(超過25),都不准出鏡,我已深感不滿。最近,變靚D舉辦「尋找全港最肥男女」招募大賽,這是一項社會運動,目的是引起公眾關注肥胖對健康的威脅。肥胖嚴重影響健康,已是醫學界所公認的,而且有各國調查數據支持,並不是纖體公司為宣傳而胡謅的謊言。廣告設計是一大肥人黑影,任何人只要找到全港最肥男女,便有獎賞。可是,無線電視、亞洲電視和有線電視以違反電檢條例為由,拒絕刊登此廣告,令我非常氣憤,所以我寫信給廣管局,提出嚴正質問。

    我在招募大肥人廣告中沒說使用甚麼產品達到減肥效果,又沒有說肥人不好看,為何肥人不可以出鏡?表面上,廣管局的條例是保障肥人不受歧視,但撕破其偽裝的外衣,其實是他們自己歧視。剝奪肥人出鏡的權利,等於剝奪肥人部份工作的權利,我想問這對肥人公平嗎?

    近年來,廣管局的清規戒律越來越多,越來越嚴厲,比起我廿年多全力在電視台工作時,簡直不可同日而語。當年我拍《大丈夫》有部份暴力和黑社會橋段,可以在黃金時段播放,現在則絕不容許。更甚至是現時連吸煙鏡頭都不許在黃金時段播出,理由是小孩子看了,會模倣學習。那麼,我想問是不是任何犯罪行為都不得在電視劇集內出現(事實又不然)?描繪給我們的小孩看的是一個沒有罪惡的社會?如小孩誤信世界真的沒罪惡,等於一出世,便將之放入無菌室,一走出這保護罩便會因完全沒有抵抗力而死亡。

    我們需要一個開放的社會,需要充份言論和資訊自由。何況,清規戒律越多,創作思維的限制便越大,令創作領域一潭死水,還談甚麼創意工業?可是,很多所謂維護道德的機構,如明光社,常常高舉道德旗幟,反對一切褻瀆心靈的東西。他們不知道現實世界有罪惡,藝術便有罪惡,脫離了生活現實的,便不是藝術。遮掩所有負面的東西,只會令下一輩更愚昧無知,更難以生存,更沒有創作性。道德啊,道德,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2005年3月21日星期一

    政策大轉變

    近日,北京對香港的政策作出了重大的修正,顯而易見,很可惜在香港的芸芸政論家當中,竟沒人能指出這一點,作出仔細分析。

    這政策改變的先聲,是北京領導人多番提出香港求「和諧」和「團結」,現在終於付諸實際行動,即接受董建華辭職,及指派曾蔭權做繼任特首。這些行動其實都具備實際重大含意。

    假如套用中共術語,自從回歸以來,北京對港執行的統治政策,是將所有民主派人士及支持民主派的人士當成敵人;把北京政府和特區政府之間的矛盾,當成敵我矛盾處理。具體點來說,即北京不准大部分民主派議員踏入中國大陸一步;董建華拒絕和民主派人士會晤、對話,讓親中輿論借機會描繪他們為漢奸、賣國賊;甚至打算通過廿三條,以便對香港異己的聲音作出任何鎮壓;及拖延全民普選行政長官等。可是,現實證明這些都是全不需要。

    從各種民意調查中,可以知道香港絕大部份的人都支持中國統一(雖然有大概
    15%的死硬派反共人士,但始終佔少數),亦有接近七成人明白北京和香港之間的關係非常重要,所以主張改善跟北京的關係。在如此強大的民意基礎上,無論是任何人,只要幹出任何損害北京跟香港關係的事情,對他都會非常不利。香港人不會支持任何跟外國有關係的人掌握香港政權。在立法會選舉,少數人因比例代表制獲得成功,並不代表多數民意。

    胡溫經過過去數年治港政策的實驗,採取比較現實的態度,事實證明對特區的很多防範都不必要,尤其體會到若採取嚴厲態度對付民主派頭面人物,會促使他們反彈,令他們得到更多支持;反之,越採取寬鬆態度,他們的民意基礎便越萎縮。在零三年七.一大遊行後,北京對港政策採取兩種路線,一是強硬,一是寬鬆,結果在去年的立法會選舉反映出實施寬鬆路線較有利。在江澤民退下來後,胡溫掌全權,一改全左路線,所以,他們才會充許董建華下台,及在芸芸候選人中選出曾蔭權做繼任特首。若胡溫仍然採取極左政策,以曾蔭權「港英餘孽」的身份,根本絕無機會。早前民建聯等左派不明白為何北京接納曾蔭權,全因他們沒有洞悉政策已改之故。

    北京覺得在現有政策架構下,國家主權得到保障,加上有解放軍在港,以及在立法會支持北京的人佔大多數,任何人擔任特首一職,都不能逆北京之意而行,所以最關心的是特首有沒有能力管治好香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體現,便是指揮公務員系統。香港的公務員系統十分龐大,多達三十二萬人,其中十八萬人在政府工作,十四萬人在公營機構辦事,要香港管治成功,公務員系統當然重要,特首有辦法管治好他們,比懂得迎合極左及北京路線重要。另外,特首能力的體現還包括照顧整體民意。香港是一個高度透明的多元化社會,社會上存在很多意見,任何事都幾乎無法隱瞞。若罔顧民意,或不明白如何安撫各界的意見,只會焦頭爛額。

    北京明白不論是對民意評估、政府自我包裝方法、應付傳媒、跟部份民主派人士和解等等,都需要一套政治技巧,缺乏此種技巧的人,絕對不能做特首;但縱然找到一位具備這些技巧的人,都需要整體配套政策配合。現在北京用曾蔭權,起碼不用像過去兩年般為港憂心忡忡,覺得需要花掉很多精神去予以幫助。北京不想對香港作出更多干預,而是希望可以集中精神去處理國內、澳門及台灣的問題。如有一個人可以好好地處理香港的所有問題,不管他是誰,其實北京都無所懼。最好是香港經濟復甦,對中國作出貢獻,而北京又不用花精神去管,這才是一國兩制的精神所在。

    2005年3月14日星期一

    再論繼任特首年期問題

    董建華終於正式辭職,全港歡騰。曾蔭權接任行政長官職位,基本上已成事實,只差在還未正式由選舉委員會投票選出、中央任命而已。以目前來說,7月進行補選,最大問題是找誰出來和曾蔭權陪跑,彰顯民主風範,情況就如1948年蔣介石競選總統,找了居正陪跑一樣。

    在曾蔭權署任行政長官期間,預料三司十一局將會繼續留任,方便7月選舉順利進行。有政治評論家說,如果人大釋法,曾蔭權繼任特首只得兩年年期,豈不是很快又要選另一人做特首?這是完全錯誤的看法,假如曾蔭權在這兩年沒有犯大錯,而中央又沒有表明不滿意,曾蔭權絕對可以平穩過渡,正如董建華在02年時競逐連任一樣。

    上星期我寫了一篇〈繼任特首年期的問題〉,指繼任特首應該只能做董建華辭職後餘下的任期,也就是兩年,引來讀者熱烈討論,有人堅持應做五年才對。因此,我今次撰寫此文,進一步剖析我的看法。

    對此繼任特首的年期問題,主要應該從兩方面去思考:
    一.法理上的判斷;
    二.長期政治利益的考慮。

    先說法理上的考慮如何。我看過很多美國最高法院法官的判詞,當他們接觸到這麼高層次的問題,不單單依據法理,更會輔以邏輯及常識,作出判決。我對繼任特首年期的考慮亦然,始終認為五年不合理。首先,撇開選舉委員會是否民主不談,假如現任特首辭職,經選舉委員會補選後,繼任特首又做五年,那麼行政長官便變相可以決定選舉時間表。舉例,現任特首的民望高,他視之為武器,做了三年後便刻意辭職,好讓半年後補選,以眾望所歸的姿態重新登位,再做五年,便十分便宜,更甚者,他可以不斷以此招數延長當位年期。

    至於奉行議會制度的國家,假如首長辭職,繼任人則可從頭開展任期,而不是做原本首長餘下的任期,原因他只是行政首腦,而非國家元首,另有一國家元首穩定國家。另一方面,議會制度有兩大特色:
    (一)首長通常不是三軍統帥,不能獨攬大權;
    (二)假如首長辭職,不用改選議會,因執政黨有權換黨魁,或改執政聯盟,如此便不用將整個議會改選。

    以長期政治利益的考慮來說,全世界的國家元首兼行政元首的選舉期都是固定的,以加強選舉制度的肯定性。例如,美國總統選舉規定在第幾年的第幾個星期的第幾天,歷二百多年而不改,令大選具有權威性。可是,特區行政長官的選舉日期不斷更改,特首的上任日期也變化萬千,令選舉變得兒戲,特首地位亦不能得到重視。

    此外,特區政府行政長官的選舉制度除了有小圈子的特色外,還凸顯了另一點更荒謬的事實:選舉委員會到底有多長命?2000年選出來的選舉委員會,有甚麼權力決定一位做到2010年的行政長官?莫說以他們在2000年當選來說,到現在已完全脫離民意;假如一位行政長官做了四年多後,發現民望處於深淵,立即辭職,是否由同一個選舉委員會再選繼任人出來,再做多五年?那麼,這選舉委員會的權力豈非長達十年?只要贏得一次選舉就可以當權十年?可見這套制度是不可能和不合理的。因此,繼任特首的年期應該是兩年。

    2005年3月7日星期一

    繼任特首年期的問題

    在著名的政治諷刺小說《一九八四》內,有一段情節是這樣描寫的:大洋國本來跟歐亞國開戰,和東亞國結盟。大洋國人民開集會,談論跟東亞國人民的關係如何友好,歐亞國人民怎樣可憎。突然,他們聽到領袖「老大哥」宣佈和歐亞國聯盟,跟東亞國開戰,即轉旗易幟,大談跟歐亞國一直是朋友,東亞國向來是仇人。這是諷刺人們如何盲目追隨政府意向,而不說真心說話。其實,這種事在現實世界固然經常發生,但若為了短期利益,不講原則,也會造成立場飄忽,結果公信力破產。

    董建華辭職(相信已成事實吧?),有些人認為違反《基本法》。根據《基本法》第五十二條,行政長官在三種情況下必須辭職,一是「因嚴重疾病或其他原因無力履行職務」;二是「因兩次拒絕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而解散立法會,重選的立法會仍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所爭議的原案,而行政長官仍拒絕簽署」;三是「因立法會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而解散立法會,重選的立法會繼續拒絕通過所爭議的原案」。那些人指出,董建華並沒有發生上述三種情況,因此不應該辭職。這是錯誤的看法,因特首只是在此三種情況下「必須」辭職,在其他情況下,則可作個人去留決定,有權在任何時候辭職。

    另外,《基本法》第五十三條說「行政長官缺位時,應在六個月內依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產生新的行政長官。行政長官缺位期間的職務代理,依照上款規定辦理。」這條只道出新的行政長官的產生期限,卻沒說明其任期,應該是做五年?還是只完成原任特首的任期便可?很多人根據第四十六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任期五年,可連任一次」,指出繼任特首應該做滿五年。可是,這條明顯只是說明在一般情況下新行政長官的任期,卻不是指在補選的情況下的任期。不知道參與《基本法》起草的人,為何疏忽大意至此?實在應該在五十三條聲明清楚。現在沒寫明,等於缺文,即兩種解釋均可。我認為最佳方法,莫如訴諸慣例和原則應怎樣做。

    以北京政府來說,由國家主席,以至總理、地區首長,選舉方法寫得十分清楚,若不能做滿任期,便由繼任人選做滿任期為止。再看看其他國家的實例,行政首長的產生方法可分為兩種,一是總統制,一是議會制。前者即兼任國家元首和行政首長,後者則是多數派領袖出任行政元首,但卻非國家或地區元首。按照英國議會制度,解散議會後再重新選舉,議會的任期是足屆,即最多五年。這種做法的實際效果是執政黨可選擇在最有利的時間解散議會,進行選舉,因為唯有議會內的多數才能行使行政權力。但選出的議會領袖可在執政期間更換,而不用再透過任何選舉。例如,罷免黨魁,根本不用重新選舉,議會可繼續做至任期屆滿為止,新任黨魁亦是做足該屆剩下的年數。

    另一方面,在全世界實行總統制的國家,沒有一處地方在補選後讓新總統再做足新一任任期,因為假如這樣做的話,總統便有權選擇選舉時間表,對他有利時便辭職。例如,該總統現在的聲望高,但任期只餘下兩年,他便趁此時退位,然後再競逐補選,當選後又做五年,又或形勢對他屬意的接班人有利,也可以這樣做,
    這便完全不合理。總統是集大權於一身的人物,既是國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腦,若沒有制肘,便很易成為獨裁者,所以這辦法為舉世所不取。

    部分民主派人士想繼任特首做滿五年任期,其實徒然出於短期政治考慮,這原則完全不可取,應該只能做董建華辭職後餘下的任期。

    2005年2月28日星期一

    人口問題及性別失衡

    曾蔭權「最好生三個」言論一出,立即引起人口問題及性別失衡的廣泛討論。其實,我早在八年前已提出性別失衡的問題,當時,大批國內女子湧到香港的夜總會謀生,香港男人則紛紛北上「包二奶」,種種跡象顯示香港男女比例將會嚴重失衡,我預期九七回歸後,此問題只會成尾大不掉之勢,如今果然。

    從經濟學來說,國內女孩有無限量供應,等如美國常使出的殺手鐧──傾銷,導致巿場供求全面失衡。事實上,這問題並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二次大戰後,國內局勢動盪,香港則是移民城巿,以及在74-80年實施抵壘政策(只要能成功避過拘捕而進入香港市區範圍的內地移民,皆被接納為香港合法居民),吸引大量國內同胞湧入。男性因體格及力量關係,離鄉別井,較女性容易,來港者當然也以男性居多,所以香港男女比例長期維持在110比100之間,沒有男性回內地娶妻。而由於香港是殖民地,男性受到英式教育的影響,大多對女性相當尊重,斟茶遞水、替女性挽東西,無微不至,令到香港男性成為「名牌」,很多亞洲女性夢寐以求的理想對象。

    另一方面,香港女性亦同時被男性寵壞,自覺「矜貴」,高人一等。香港女性有一普遍傾向:丈夫掙錢,妻子任職家庭主婦,待丈夫拿錢回來給家用,妻子會覺得自己是獨立人士,丈夫需尊重自己的尊嚴。妻子不會服侍丈夫,不受丈夫的氣,和西方一樣。有些女性會工作,但在付錢關頭,西方女性的獨立尊嚴性如AA制便蕩然無存,由得伴侶付錢。香港女性掙的錢都是私己,花的都是丈夫或男友的錢,可說是兼得東、西方女性的好處。

    可是,自八十年代起,政府取消抵壘政策,人口增長相應回落;加上香港男性逐漸見識到國內女子的溫馴委婉、善解人意,跟香港女性相比,判若霄壤,所以陸續北望神州。香港女性失去優勢,又不肯放下尊嚴,競爭力越來越弱,變成「滯銷」,結果演變成今天男女失衡的局面。

    至於人口問題又如何?很多生物如龍蝦、蟹、錦鯉等,一生便是五十多萬卵,這是亂石投林政策,人類的生育數目則少得多,採用精兵政策,即花費巨大精神、心力去帶大兒女。根據人口學,在二十世紀初年,歐、美地方人士平均歲數為四十一歲,中國人平均只有三十歲,原因是當時醫學不發達,嬰兒死亡率極高,絕症也多,加上食物不足,導致早死。在我父親那代,總有一至兩名兒女養不大,所以,絕大多數人起碼生八至十名兒女,作為保險措施。到我那一代,也大多有六至七名兒女。

    曾蔭權提出「最好生三個」,顯示他雖然研究人口政策逾數載,仍然完全不懂人口學。在鄉下耕田的年代,多一個小孩子並非負擔,因小孩在三、四歲時,便能幫忙下田,除廢草、放牛、捉害蟲等,藉此種多點糧食,養活自己。到我的那一代,多一個小孩也只是多一雙筷子而已,父母從來不理我們,養育小孩的成本極低。但是,當經濟發展到某程度,養小孩的成本便越來越高,例如,現今在香港生小孩,由出生到讀大學,起碼要花費五百萬元,當中包括提供衣、食、住、行、接受一流的教育、學習興趣班、病了看醫生、到外國讀書等。試問普通香港家庭,如何負擔得起?何況,科學及醫學發展一日千里,人類的壽命越來越長,還需要生那麼多子女嗎?很多發達國家早已發現經濟好導致生育低的問題,法國、新加坡等鼓勵生育多年,但完全沒用。曾司長想扭轉乾坤,未免太異想天開。

    不過,問題並不是不可解決的,唯一方法是靠新移民。美國便是以此維持國力。早在99年,人大就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進行第一次釋法,有些港人沒長遠眼光,以為會增加競爭,變相削減就業機會,這是片面看法。其實,新移民湧入,意味會帶來其他需要,同時製造就業,例如為新移民提供教育等。曾蔭權鼓勵生育,只是廢話,若不能接納新移民,恐怕香港會步日本後塵,出生率持續下降,人口則不斷老化。我估計在2500年,連最後一個日本人也會死掉。一位處理人口政策的主要官員,連人口學的基本常識都沒有,惹人發笑,亦令人感到悲哀。

    2005年2月21日星期一

    古往今來貪污腐化之最

    中國歷史上參與貪污者多不勝數,但要數最有名的,有兩個人,一是嚴嵩,一是和坤。嚴嵩是明世宗時首輔,其義子趙文華從江南刮搜了很多寶物回來,準備呈獻給嚴府上下的人。趙文華在宜興訂造了一具溺壺,上刻「男文華跪獻」五字,準備呈獻給嚴嵩,讓義父每次「排毒」時,看到他的名字,都會記得他。另外,趙文華找到一頂金絲帳,摺起來可以捏在手中,張開來足可籠罩一張雙人大床,手工巧奪天工,打算送給嚴嵩親生兒子嚴世蕃。所有贈品都要先由嚴家世僕嚴年記錄,才能呈獻,不幸趙文華忘記了買東西送給嚴年,令嚴年懷恨在心,刻意將溺壺戮了一個沙眼,讓嚴嵩使用時狼狽不堪,因而懷恨文華;另外,他又收起金絲帳,只在禮簿上記錄「赤金七兩」,令嚴世蕃以為文華出手甚低,不悅。由此可見嚴家的貪污腐化程度。後來嚴嵩被抄家,明人輯錄了《天水冰山錄》,紀錄其財產,以現在的金額計算,大概高達兩、三百億。

    至於和珅,乃清乾隆時的大學士,其抄家紀錄有詳細保存。他的個人財產等於清國庫十多年之數,放諸現代,我估計大約值兩、三千億。以個人貪污所得來說,相信和珅破了古往今來的紀錄。但若以整個政權的貪污百份比、普及程度及總銀碼來說,我相信當代北京政府絕對稱霸,難覓對手。

    國內幹部的貪污程度非常嚴重,除了個人貪污,還有集體貪污。所謂集體貪污,即有很多陋規收入(包括逮捕罪犯、掃黃、農村收地和道路收費等),撥入小金庫,然後由整個機構一起攤分。縱然是最廉潔的幹部,就算沒個人貪污,也無可避免地涉及集體貪污。這情況就如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當時廉政公署還未成立,每間差館都有人專收公數,然後館內每一個人的桌上都會放了大信封,根據級數來分錢,亦即是說,整間差館集體貪污。我記得曾經有一位巴基斯坦藉的警察拒絕貪污,收到大信封後去舉報,結果即被革職。他不忿地繼續上訴,打了十多年官司,直到廉署成立,才上訴得值。當時的巿政亦有相同情況。

    目前內地任何部門都進行集體貪污。我相信高級的領導人可以依靠國家供應,是廉潔的,但他們的子女就難說,經常被人利用來經商,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貪污。至於下級官員的薪金,根本入不敷支。以一包特級香煙來說,約值二百元,假如一日抽兩包,一個月已要萬多元,以他們每月約二千元的薪金來計算,完全無法負擔,怎能不貪污?正如《紅樓夢》所說,「東府裏除了那兩頭石獅子乾淨,只怕連貓狗都不乾淨!」以4000萬幹部來說,會不會有少於1%,即是40萬人不貪污?我相信不會了。

    至於銀碼方面,我不能肯定有沒有人所貪的錢比和珅多,但國內拉的貪官,有不少是省長級或人大副委員長級的,如陳希同和成克杰等,而且這只是冰山一角。根據國家審計署公佈,去年全國違規使用的資金高達16000億元。至於在過去十年逃到美加的貪官,約有七、八千人,帶走的現金是12000億,以整體銀碼之大及普及性而論,史上首見。若非下層人民勞動,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有7-8%,危機肯定爆發。

    我最近看《中國農民調查報告》一書,才知在過去十年內,有一億人享有優質生活,二、三億人的生活指數有所增長,但八億農民的生活水準嚴重下降,而造成貧富懸殊的原因,都源於貪官對農民的無窮剝削。這令我想起明朝時,有一位胡員外有一幅《百鳥歸巢圖》,叫廣東第一狀元倫文敘在畫上題詩,結果倫文敘在畫上寫上:「天生一隻又一隻,三四五六七八隻;鳳凰何少鳥何多,啄盡人間千萬石。」所謂「天生一隻又一隻」即是兩隻,「三四五六七八隻」就是三乘四加五乘六加七乘八,剛好是九十八,合共一百隻鳥。「鳳凰何少鳥何多,啄盡人間千萬石」,即是以鳥比喻世上實在有太多的貪官污吏,吃盡人民的糧食。目前的中國正是如此,但這是制度使然,若沒有獨立的法治基礎,以及給予人民合理的待遇,如此情況永遠不會改善。

    2005年1月31日星期一

    火蟻傳奇

    全地球現在有六十億人,數字驚人,很多人也因此以為人類是最成功生物,其實不然。以多細胞生物來說,以往專家估計地球上大約有四、五百萬種,但近年發現在亞瑪遜森林內,隨便用煙薰一棵樹,跌下來的昆蟲中都有新品種,所以估計大約有八、九百萬種生物,其中九成是昆蟲。昆蟲品種多如天上繁星,其中為人們熟悉的有螞蟻。若以總重量計算,全世界的蟻加起來,比人類還要重,所以蟻才是世上最成功的生物。

    在此不如談談蟻的特性。每一個蟻群都有不同的種類,包括有雄蟻、蟻后、工蟻和兵蟻,各司其職。雄蟻與蟻后在交配期時,會在空中進行求偶飛行,雄蟻交配後不久即死亡;蟻后交配後,則弄掉翅膀,開始產卵,建立新蟻群;工蟻專司築蟻窩、覓食和撫養幼蟲;兵蟻負責保護蟻窩,對抗敵人。另外,有些蟻本身只會產很少的卵,讓自己的卵當貴族,而專偷人家的卵,撫養長大,自小用荷爾蒙控制牠們,令牠們覺得勞動是應該的,於是努力工作。又,有一種蟻的殺性相當強,便是常見於熱帶地區的行軍蟻。行軍蟻在蟻后產卵時,會聚在一起,待卵產後便在附近狩獵,直到卵全孵化成幼蟲,便會找更好的生存環境。牠們在早上出發,朝同一方向行走,途中會破壞阻擋牠們的一切,無論多大的動物都不能倖免。另有一種非洲殺人蟻殺傷力同樣強大,可在極短時間內吃掉一頭牛。

    蟻后本身會分泌出內激素訊號,指揮蟻群,但蟻群同樣可用內激素控制蟻后。一般人誤以為蟻后在蟻群中獨大,其實不然。在每一個蟻群中,工蟻往往有最多的話事權。蟻后盡量想多生雄蟻,飛出去跟別的蟻后交配,令自己的後代得以繁衍。但是,工蟻則想多生女兒,擴大族群,換句話說,雙方的利益發生衝突。只要看看蟻群中的子女比例,便知是誰主宰決定,必定是工蟻無疑。此外,蟻的群體性很強,例如要遷居到某處,都是由很多頭螞蟻看過,認為合適了,才會遷居。這決定不是由下而上,也不是由上而下,但總之是集體決定。

    蟻的生活形態也十分有系統,會做很多人類才會做的事。首先,蟻有農業行為。切葉蟻將葉咬成一片片,運回蟻窩,然後加以咀嚼,目的是製成一種混合物,用來培育真菌,以供食用。這等於人類世界用肥料種植一樣,完全是種植,等於人類農業的肥料。其次,蟻有畜牧業。蟻會替蚜蟲建造居所,讓牠們在晚上睡覺,到清晨時便像抱嬰兒一樣,將牠們送到樹上,待牠們分泌蜜露,便將蜜露收集起來,運回蟻窩的蜜罐裏。這和人類世界飼養牛羊以擠奶,並無二致。

    之所以要說蟻,當然是因近來火蟻(fire ant)殺入香港,令人聞之色變。「火蟻」意指被其叮咬後如火灼傷般疼痛感,其後會出現如灼傷般的水泡。火蟻來自南美亞瑪遜森林區,一直向北遷移,到美國南部為災很久,已有十二個州超過一億公畝的土地被火蟻所佔據,造成巨大經濟損失。火蟻的生命力極強橫,加上數目又多,用火燒燒不盡(因有一頭蟻逃掉,已可再繁殖),用水淹也不怕(可組成蟻球浮於水上漂流上岸)。事實上,隨便圈一百公尺的土地,只要有花草和泥土等,已有非常多的蟻窩。而火蟻懾人之處,在於牠殺傷力強大,咬嚙人特別痛。有些人對蟻酸有過敏症,被火蟻叮後,可能會因而休克,嚴重者甚至死亡。可是,火蟻只吃植物,在石屎森林中很難生存,所以對香港人的危害性很低。香港人實在不必太過驚恐。

    最可笑的是特區政府想消滅火蟻,真是徒勞!美國擁有對付火蟻的豐富經驗,但都無法將之完全消滅,特區政府幹任何事都慢三拍,想殲滅火蟻,無異天方夜譚。尤其說要尤查內地進港的年花,簡直戇居!須知火蟻不一定由盆栽這單一途徑,才能進港,不要說雄蟻和蟻后在交配期間可以飛進香港,香港不是孤島,其它火蟻也可以在陸地爬行「入境」,難道香港可以在邊界設防,防止火蟻進入?

    其實,由火蟻的問題倒可看出資訊自由的重要。廣東省若非延誤通報,或可阻止香港這場火蟻風暴,至少可早一步制訂對策。只選擇有利的資訊流通,掩飾不利的事實,直到事情越弄越糟才公報,一切都已太遲。沙士已是前車可鑑,奈何內地沒有吸取教訓,若繼續下去,只會導致越來越多災禍發生。何況,我不相信檢疫宜能杜蟻,有些人甚至可能籍此方便貪污,正如假的洋澄湖大閘蟹反而蓋有印章一樣。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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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1月24日星期一

    蓋棺足以論定

    趙紫陽逝世後,評論他的文章鋪天蓋地,大致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遵循北京官方路線,指趙在改革開放時作出重大貢獻,但八九年犯下嚴重錯誤;另一類則強調趙反對鎮壓八九民運,是共產黨員良心的象徵。雖然這些評論褒貶不一,但全部以偏概全,令我感到非常驚訝和費解。我認為在評述一位人物時,必須對其人的一生作整體研究,很多時要分階段,才能作出現實和客觀的評論。此外,每個人都有強處和弱處,有正面和反面,趙紫陽亦然,評論他時,不應被個人主觀感情所影響,一定要還他是一個「人」的基本元素,才能得到立體看法。

    趙紫陽的一生,大致可分為五個階段:
    (一)由參加共青團至解放戰爭勝利(1932-1949)、
    (二)由中共立國至文革爆發(1949-1966)、
    (三)文革十年浩劫時期(1966-1976)、
    (四)改革開放時期(1976-1989),及
    (五)八九年後的十五年幽囚(1989-2005)。
    茲分階段論述之。

    第一階段是趙紫陽加入共青團後的經歷。趙紫陽在1938年正式加入共產黨,經歷了抗日戰爭,雖然沒有加入軍隊,主要是在河南從事地方工作,是中共所謂的「抗戰幹部」(中共幹部可分多級,一是長征幹部,資歷最深,二是抗日幹部,參與抗日,下一級是解放幹部,即表示入黨後曾參與內戰,江澤民即為此級),當時肯定是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的熱血青年。及後趙紫陽當上河南地委,只算是中級幹部,詳細事跡無從知曉,但在抗日戰爭中,共黨得以成功進行游擊戰,拖延和阻撓了日軍,令他們不敢長驅直入,全靠地方工作做得好,得到人民支持,所以可肯定趙紫陽非常有功勞,但只是數以萬計有功勞地方幹部的其中一個而已。至於共產黨得以在國共內戰中取得勝利,主要是由於國民黨內部腐敗所致,趙紫陽的功勞極其量也跟抗日時差不多而已,並不顯著。

    第二階段是中共立國後,趙紫陽主政廣東,上司是陶鑄。其實,對廣東人而言,陶鑄和趙紫陽抵步後,推行「反地方主義」運動,清洗廣東籍幹部,幾乎將他們連根拔起,手段非常殘忍。然後趙紫陽又在土改中執行極左路線,冤枉了大部分廣東地主和富農,並在三反五反期間迫害所有資本家,及在反右時期積極迫害知識份子,甚至去到大躍進,批鬥彭德懷,趙紫陽都是積極參與者,絕不手軟,否則不會如此官運亨通。當然,趙紫陽也是迫不得已而為之,因為當時共黨內部形勢極緊,稍有少許溫和意見的人如李銳和周小舟等,即被批鬥倒台。另一方面,趙紫陽也做了一件好事,就是當日大饑荒時,大量難民逃來香港,他命軍隊不要鎮壓,放一條生路,顯出他和其他人不同,有一點人道精神,但他始終是一個隨波逐流的左派。

    第三階段是陶鑄上調北京倒台,趙紫陽當然倒霉,被打成「陶鑄走狗」,受多次批鬥。在文革的十年慘痛經歷中,趙紫陽的心路歷程發生了重大改變,雖然他的悔改不及陸定一和周揚般徹底,但他親身感受到在沒法制的政權內,人身安全和個人自由沒有保障,所有事假集體利益之名,對個人作無限制壓迫,人民生活困苦無比,因此他由極左轉為覺得有改革需要,開始關心人民生活。

    第四階段是趙紫陽復出,主政四川。趙紫陽針對四川大饑荒的現實環境,用「包乾到戶」(大包乾)推行農業改革,這種務實策略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驅。自此,趙紫陽躋身中南海,先後遞升為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黨中央副主席和黨總書記,推行巿場經濟改革,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起了重大作用,可以說奠下中國經濟起飛的基礎。有人詬病趙紫陽的改革引起高通漲,干擾民生,令八九民運發生,價格不開放,巿場根本無法運作,價格改革雖痛苦,始終要經歷一次,否則不可能有近十多年的經濟起飛。

    鄧小平曾說過:「天塌下來有胡趙頂著」,可見胡耀邦和趙紫陽之能幹。在思想開放方面,胡耀邦比趙紫陽優勝,更旗幟鮮明,全力維護知識份子和鼓勵開放思想,所以胡耀邦才會在87年倒台。有人說趙紫陽曾在背後說胡耀邦的壞話,是否確有其事,無從知曉,但無論如何,趙紫陽在胡耀邦倒台時沒為他說過一句好話,已是幫兇。其實,胡耀邦被拉下馬,趙紫陽又焉能獨存,他也深明此點,所以不希望接任胡耀邦總書記,奈何為勢所迫。

    根據趙紫陽的訪問,他對改革的看法非常有限度,政治上內心始終是左派,反對抄襲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只是認為需要改革共產黨體系內的管理系統,實際只是一種鳥籠政治改革。然而,趙紫陽推行國企和價格改革,確實是劃時代,因此獲得佛利民(Milton Friedman)讚賞他是「社會主義國家最好的經濟學家」。的確,實行城巿經濟改革,由國有企業變成巿場導向,難如登天,若沒有當天的艱辛,一定不會發展成今天的中國。在改革的功勞方面,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都功不可沒。中國人有今天的生活水準,總策劃靠鄧小平,思想開放靠胡耀邦,經濟上靠趙紫陽(至於剛退下來的江澤民可說完全沒功勞,後面有大功的是朱鎔基)。

    第五階段是八九民運後,趙紫陽被幽囚十五年,直到病逝。其實,早在戒嚴前夕,趙紫陽已失勢,當時面臨兩個抉擇,一是為了生命和財產安全,立即收聲,二是本著良心,表達自己對學生運動的看法。結果,趙紫陽選擇到天安門廣場探望絕食學生,明顯對抗鄧小平,那一刻危險無比,很可能付出生命代價,但他還是做了。這需要非常大的道德勇氣,亦是崇高人格的體現。對他這般堅守原則的人,我非常欽佩,因我自己無法辦到。

    北京認為,趙紫陽和學生運動的發起有直接關係,所以對他展開調查,當時保守派想借此置他於死地,但一直調查到九月,都只是發現趙紫陽做了一些小動作,間接刺激了學生運動而已,如他說過贊成中國發展民主政制,對戈爾巴喬夫說所有事由鄧小平作主,自己沒份等,可是跟學生運動的發起實在不相干。然而,趙紫陽還是自此被軟禁。

    趙紫陽在晚年徹底悔悟到一黨專政和獨裁的禍害。當日劉少奇身為國家主席,慘被批鬥,不准答辯。他拿了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出來,說縱然不當他是國家主席,身為共產黨黨員和中國公民,也有答辯的權利,怎可突然被罷免職位,又不開庭審訊,便拉他坐監?但他還是被關押,後來在獄中生病,也不准看醫生,最終慘被折磨而死。趙紫陽亦一樣,官至黨總書記,但沒經開庭審訊,便被幽禁十五年,結果他亦因此而覺悟,知道若不打破一黨專政,國家便會全無法律,唯有推行民主和法治,未來才會有希望。可惜趙紫陽看不到這一天,已撒手塵寰。

    我們很多時只捕捉到歷史人物某一刻的影像。趙紫陽的影像,永遠是在芸芸學子的包圍下,拿著紅膠喇叭,形容焦慮,表達出無比的道德勇氣。歷史上有很多時是一刻的光輝,勝過主政多年的描繪。趙紫陽的從政生涯超過半世紀,但永遠不及89年般閃爍。

    2005年1月17日星期一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特首的施政報告獲得一般人的好評,其實這現象並不罕見,在特首過去七年的任期內,每次的施政報告最初都博得讚賞,跟著評論漸多,每下愈況,巿民對施政報告反應,評價越來越差。今年的施政報告有兩部份新的內容,一是自我檢討,反省特區政府不足的地方,二是關於扶貧。特首擬定的具體政策,我不想評論,只想提出他的態度問題。特首常常自命以儒家思想治港,那他應該熟讀儒家思想其中一本最重要的書籍《中庸》。《中庸》的整套思想內容高舉「誠」字,所謂誠者,無他,不要自己騙自己而已。我會列舉例子,顯示這份施政報告如何缺乏「誠」。我不知道特首想欺騙自己,還是別人,但其實是沒有分別的,不少政治家最初都想欺騙人,結果發現人民眼睛是雪亮的,變成欺騙自己。

    施政報告第三段總括香港過去一年的經濟成長,特首描繪了一幅美麗的圖畫,說多項經濟指標都出現雙位數字的實質增長,其中出口貿易在首十一個月實質增長了15%,服務輸出則在首三季增長了17%。無疑,這些數字都是千真萬確(我亦不信特首有膽在此場合胡亂吹噓),但這些並非最新的數字。在過去一星期,所有經濟研究機構公佈關於過去一季及未來一年的預測數字。這些機構指出由於美元反彈,出入口增長只得7-8%,實質國民所得增長只得4%。特首所舉的時間,和這些機構的計算期不同,所以不用在公佈的數字弄虛作假,但他明知有新的數字,卻避而不談,已經缺乏學術忠誠。表面上,這些新數字所顯示出來的香港經濟寫真圖,已跟特首口中所說的相去甚遠,更何況4%的實質國民所得增長會因人口數字的增加而抵銷(即05年平均國民所得應該沒甚增長),香港經濟怎會像施政報告所說般,「已經擺脫困境」?

    施政報告的對當然教育情況是這樣描寫的:「教育制度變得更靈活與多元化,學生更愉快和有效地學習,教師隊伍的質素及專業精神都提高了。」事實上我們瞭解的情況卻截然相反,所有家長認為教育質素大不如前,怨聲載道,不惜傾家蕩產,將子女送入國際學校,用腳投票,用腳抗議。在母語教學政策下,升上中六的學生水準大幅下跌。教師則因為削資和縮班的問題,經常醞釀罷工,實際情況和描繪圖畫的差別何其大!由此可知,這份施政報告的檢討或是缺乏誠意,或是毫無自知之明,兩者必居其一。

    至於在扶貧政策方面,施政報告說政府設立了「攜手扶弱基金」,其實只是舊調重彈,將2002年「社區投資共享基金」重新包裝,再推出罷了。今年特首說會拿1億8000萬元出來,將院舍宿位改成長期護理宿位,其實這筆錢並非新撥出來,是取消了許多的普通老人院舍宿位,改為護理宿位,根本沒有投放新資源。這些掩耳盜鈴的手法,不是自欺欺人又是甚麼?

    當然,今年施政報告最重要的部分,是特首的自我檢討。可是,特首在整份施政報告的主語都是用「我們」,到底「我們」是誰?是否整個政府共18萬名公務員的系統?還是整體問責官員呢?但施政報告的第22段又對問責制作出肯定評價,「我們」豈非身份未明?其實,董建華只是迴避最根本的問題,犯錯的是他自己,卻偏要含糊其辭,這是缺乏誠意的又一明證。以前的皇帝下「罪己詔」,都是說「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自己一人負責,然後還要減膳,吃較少及較粗的食物。董建華的罪詔卻只是要卸責,意圖胡混過關。

    其實,就董建華的個人責任問題而言,他的所謂「在制訂政策的時候,未做到凡事想巿民所想,急巿民所急…未能充分顧及社會的承受能力和政策本身可能引起的爭議,過急推出太多改革措施,加重了巿民的負擔」,這責任已很嚴重,卻還不止,原來還「缺乏危機和政治意識,缺乏應付政經轉變所需的經驗和才能」,實在令人憂慮。經驗可以從實踐中累積,意識也可隨著經驗的增長而提高,但才能並非短期內可學懂,例如一個人沒有打網球的才能,怎可能在短時間內精通,立即參加大滿貫賽事?董建華既沒有當特首的才能,無論如何不會突然擁有,何以不立即下台?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語出《大學》)!

    2005年1月4日星期二

    新年願望

    踏入2005年,萬事有一番新氣象,但亦有晦暗艱澀的一面。前者是香港經濟正在好轉,在新一年應該也不會太差,年終迪士尼樂園建成,希望能令自由行人數再創高峰;在世界經濟方面,美國的經濟已成強弩之末,加息幅度有限,反而有可能減息;人民幣存在升值壓力;加上特區政府控制土地供應,房地產巿場穩中向好,整體來說,香港經濟呈現生機。後者則是香港的管治問題由始至終沒有解決,而要徹底為香港經濟開拓嶄新前途,其實,需在政治上作出重大改變。

    假如是一個缺乏政治魅力的政府,根本不能帶領香港過渡新經濟局面,只能在實施種種新經濟政策時,令經濟反反覆覆。情況正如日本一樣,經濟時好時壞,前後已達十五年。可以這樣說,香港特區政府連提供基本的平穩管治都辦不到,不然在過去一、兩個月內,又豈會接二連三發生紅灣風波、西九龍計劃爭拗和領匯胎死腹中等大事,造成民怨沸騰,連胡錦濤也忍不住在隔岸向特區政府班子訓斥。若不能正本清源,令香港管治重上軌道,想香港長期復甦,無疑於天方夜譚。

    香港社會充斥著種種矛盾。首先,貧富縣殊問題越來越嚴重,路人皆見。全港有超過一百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下,卻看不到他們有脫貧的可能,經濟復甦不會令他們受惠。此外,失業率維持6.7%,存在著失業大軍的壓力。在此經濟不好的時刻,港人更歧視新移民,鄙視他們來「爭飯吃」。另外,親中派和民主派互相攻訐,有如殺父深仇般,令社會存在很多戾氣。有人說香港將很多問題變得政治化,其實是源於管治失敗,特區政府不能充當仲裁人,協調各方利益,所以令問題越來越嚴重。另一個原因,當然是特區政府缺乏威信,人們沒有敬畏之心,見到利益所在,便互相搶奪,掀起風波。

    令港人最感灰心失望的,是看到有政治改革的需要,卻看不到政治人材所在。香港政黨內的人,作為一位立法會議員,已經超越潛質,料子不足。香港嚴重缺乏政治人材,令到管治問題始終無法解決。

    其實,香港不獨政治是這樣,連其他行業亦然,電影和流行曲等流行文化,全部缺乏創作人材。造成這種青面不接的局面,是由於教育政策的失敗所致。過去數年,皆是逆境,但在艱難環境下,我們希望有一部份人至少成長,發揮他們的潛能,「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的新年願望,是希望香港能有較多人材,為香港的未來發熱發亮。

    真理越辯越明

    聖誕節剛過了不久,一般人的概念都以為耶穌基督在12月25日出世,所以在當天慶祝聖誕節,但這其實是謬誤。《聖經》並沒有明確記載耶穌的誕生日,只說伯利恒牧羊童唱著歌,出外牧羊,看見天使,獲告知耶穌即將出世,於是去馬槽朝拜耶穌。事實上,伯利恒天氣寒冷,沒有牧羊童會在冬天帶羊出外吃草,只會把牠們圍在欄內,餵飼食物。至於將12月25日定為聖誕節,只是因為當天是羅馬的豐收節,早期基督徒用豐收節慶祝耶穌基督出世,容易為人接受。久而久之,世人便誤以為12月25日是耶穌出生的日子了。

    另外,根據《聖經》記載,耶穌在死前被帶到希律王處,但希律王並沒有判處他有罪;之後耶穌再被帶到羅馬巡撫彼拉多處,情節發展就如電影《受難曲》所描述一樣。但是,以正史推斷,希律王是在公元前四年死;而據烏舍爾(James Ussher)的推算,耶穌出生的最早時間是在公元前四年,所以在耶穌死前,根本沒可能見過希律王。我說出這些事實,是因為世上很多被人們認為是天經地義的東西,都是錯誤的,真理需要辯解,而且越辯越明。

    大多數人接收信息後,都視作天經地義,不作獨立思考,其實自己應該加以思索,想想所聽到的是否事實。中國人一直存有一個最大的弱點,就是傳統上的封建思維深深植根,對權威服從和膜拜。自古以來,中國人對聖人的說話絕對服從,一點都不能質疑,也不敢質疑。其實,歐洲中古時期都一樣,在此說說一個很著名的故事:在一所大寺院內,一群僧侶聚集,討論馬有多少夥牙齒。他們引經據典,連阿里士多德都搬出來了。終於,有一年青人按捺不住,說何不去馬槽,找馬匹來數數呢?結果眾僧侶拒絕這樣做,更將年青人趕走。

    真正的科學精神的真諦,是要找尋證據,推翻自己的論點,而非找證據支持自己。舉例,你說世上的烏鴉都是黑色,不能只靠找很多黑色烏鴉來證明,只要找到一隻烏鴉不是黑色,你的整個理論便被推翻了。在社會科學領域上,任何假設和立論,都要看跟事實有否相反,而你能不能在你的理論內,合理地解釋相反的地方。若不能夠,便要修正你的理論。至於如何才能令思維更加趨於完善?便是容許不同的人發表不同的意見,挑戰你的能力。假如只將不利你的證據丟棄一旁,只是自欺欺人。在我的人生價值觀內,我向來認為言論自由最重要。我相信任何尊重生命的人,都會尊重此一原則,同時,這也是整個社會進步的關鍵。很可惜國內現在達不到此原則,而在香港,亦有被侵蝕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