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理浩徹底解決房屋問題

除了社會問題，香港的樓宇買賣還有技術性的問題。以前買賣樓宇並沒有分層拆契這回事，即是要買，便要買一個街道號碼，買下整幢大廈，然後分層出租，因此涉及的金額相對較高，非一般市民能夠負擔。
直至霍英東發明拆契制度，是他第一個想到將大廈的樓契分層拆開出售，亦是他發明分期付款買樓方法，因此霍英東是香港首個因地產致富的人。後來因為暴動，星光行受到港英政府運用政治手段壓迫，被迫出賣，才從此不沾手地產。
記憶所及，我小時候的香港新樓宇不多，加上租務管制政策，住屋租金加幅不能太大。當時一個單位的租金大約百多元，包租變得有利可圖，租務管制最終最大的得益者是第一班二房東。香港之所以是今日的香港，不得不提一個雄才偉略的港督──麥理浩，是他提出「十年建屋計劃」、「居者有其屋計劃」及開發「衛星城市」等政策，徹底解決了香港的房屋問題。
麥理浩一方面改變過去香港政府對房屋建設的態度，興建更多設施及環境較佳的公屋，並拆建舊有較簡陋的屋邨，提升市民住屋質素。另一方面，他着手清拆木屋區，讓居民先遷入臨屋，再逐步安排上樓。然後他再放鬆私人樓宇重建規範，推出「私人機構參與發展計劃」，分期取消租務管制。另外，推出「居者有其屋計劃」，資助負擔不起私人樓宇而又想進一步改善環境的市民購買公營房屋。麥理浩就是意圖利用這一籃子的措施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當中開發衛星城市是最關鍵的。


公屋誘餌建衛星城市

以前住在市區的人口比現在多得多。麥理浩就利用公屋來作誘餌，將原來在市區的人口遷移到當時仍然相當偏遠的衛星城市。不過，當時的政府其實並沒有足夠的資金去建構幾個衛星城市，那麼衛星城市是如何在有限的預算下建成的呢？且留待明日再詳細討論。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口若懸河
蕭若元

港英房屋政策見步行步

香港的房地產問題，要從1945年說起。香港在日治時期，因糧食短缺，城市人口大幅減少。戰後人口由鄉村回流城市，而由於不少樓宇在戰爭期間被破壞，所以雖然當時租金不高，卻要負責重修舊樓房。


限制了舊區重建步伐

直至內戰日趨激烈，大量移民湧入香港，人口由原來的不足100萬，激增至超過200萬，居住空間嚴重不足。記得50年代跟父母到灣仔探親，親眼所見，一家八口擠在一張床，並非粵語片內的誇張情節。由於人口急速膨脹，住屋嚴重不足，大大小小的木屋區應運而生。若港英政府當時懂得稍稍放鬆土地的建屋條例，私人樓宇供應會自然解決房屋不足的問題。可是，當時港英政府並沒有選擇此途，而是實施租賃管制，一開始使走上錯誤的道路。因為租賃管制與限制拆卸舊樓同時實行，而結果是限制了舊區重建的步伐，令舊區土地無法加入市場供應。
木屋區的問題一直未有解決，直至韓戰之後，香港的局面穩定下來，香港政府便開始興建公屋，意圖疏導木屋區居民。最初期的公屋只有最基本的設備，大家看過《獅子山下》，都會對那些每層只有一個共用的衛浴間、廚房設在屋外的公屋一定印象深刻。不過，在重建受限制，私人樓宇供應無法滿足需求的情況下，政府有必要去疏導市民對居住質素的追求。


木屋區治安環境惡劣

木屋區最大的問題，是治安環境惡劣，打劫、非禮、賭毒等罪惡無日無之，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乘着1953年石硤尾火災之時機，政府開始興建徙置區及公屋。這對解決香港市民住屋問題有一定幫助。
之後，政府逐步放鬆舊區重建的限制，只要有合理賠償，便可以清拆重建。於是市面上漸漸出現新建樓宇。事實上，當南來難民開始在香港落地生根，住屋不足變成長期問題去處理，香港政府當時的房屋政策不過是見步行步，只求盡量穩定社會。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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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縮調節經濟 苦煞香港人

幾乎所有負責任的國家，都是採用一次性貶值來對付幣值過高情況，並沒有所謂一跌到底的道理。貶值會否令該地方的貨幣崩潰，要看那地方究竟外債負擔、經濟實力和外匯儲備的情況。一個經濟健全、外匯儲備充足、外債不多的地方，貶值對他們的經濟不會有致命的影響，實際例子有英國、新加坡和台灣。


只是官僚怕揹黑鍋

現在全球正處於通貨緊縮的時期，即使貶值幅度大如印尼，通脹也不過是每年十多個百分點。通貨膨脹不足懼，貶值會引致暴跌是一派胡言。香港外匯儲備充足，大部份港元都在香港人手上，除非不在香港做生意，否則就需要持有港元，沒甚麼要怕。
當日（1998年）我曾打賭，若按照我的方法去做真的出了亂子，我就從中銀頂樓跳下來。
最荒謬的是，世上沒有兩種物資的相對價值是永恒不變的，何況香港的經濟環境和因素如失業率、通脹率等，都與美國截然不同，強行將港元美元縛在一起，只會令香港的經濟循環大亂，是完全沒有必要的。繼續維持聯繫匯率只有一個理由，就是那一班官僚怕揹黑鍋，不願冒任何風險，寧願少做少錯，不做不錯。聯繫匯率始終是香港一個非常大的潛在問題。


狗尾巴要一次斬斷

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說得不錯，既然要解決港元幣值過高的問題，就不可以諸多顧慮，就要將「狗尾巴」一次過斬斷。一次過大幅貶值對一般市民影響不大，因為在貨幣貶值的同時，物價會同時降低。現在透過通縮調節經濟，分開多年去進行，這樣做就等如逐寸逐寸去斬狗的尾巴，簡直就是在凌遲香港人。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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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若元

小艇綁航母無端入大海

90年代，中國的生產力逐漸趕上香港，直至1998年金融風暴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購買力評價（PPP）計算，因為聯繫匯率的關係，港元比它應處的水平貴了約三至四成。當時香港沒有選擇解除聯繫匯率，反而試圖用通貨收縮的方法去解決問題。結果花了7年時間，總共通縮了約20%。
那時我問雷鼎嗚，歷史上有沒有一個地方曾嘗試長期利用收縮通貨來調整價格結構呢？答案是沒有，香港是第一個。


社會節奏被擾亂

所有國家面對這個問題，都是採用一次性貶值的方法。為甚麼需要一次性貶值呢？事實上，香港在1997年時的幣供應是三萬八千多億，但銀行卻不進行借貸活動，總借貸量跌至2萬億，即是說通縮達1萬8,000億。在如此惡劣的通貨收縮環境下，若要靠耐用品及薪酬下跌來調整經濟，會產生甚麼後果呢？
首先，物價與薪酬並非所有人同步下調，先減的人生活會變得十分困苦。其次，減價並非說減便減，必須通過一些社會機關如工會、法律、公務員的阻力，方能成功減價。反而一次過貨幣貶值，大家就沒辦法吭聲。而且某些公營事業到最終也沒有減價。整過社會的節奏被擾亂了，但物價卻仍然比應有水平為高。意圖用通貨收縮調節經濟，只會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


巨浪淹死艇中人

反對貶值的人所持的理論是恐怕港元會暴跌，一發不可收拾，但會否出現這情形就要看該貨幣的實際狀況。有些外債纍纍，完全沒有外匯儲備的國家，貨幣當然有機會因大幅貶值而崩潰。但港元又有甚麼會崩潰的理由呢？
任志剛說，港元就像一隻小艇，要與航空母艦縛在一起，才不致會於大海中翻沉。但我說，正因為小艇無緣無故與航空母艦縛了在一起，它才會在大海。本來，小艇就不會在大海。大海是美元市場，只有在美元龐大的體系中，才要迎接滔天巨浪。將小艇牢牢縛在航空母艦上，小艇雖然不會沉沒，巨浪卻會淹死艇裏的人。因此，聯繫匯率實在是一個非常愚笨的方法。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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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隨美種下禍根

芝加哥貨幣學派認為我們不應利用財政管理去調節經濟，而是利用金融體系作出調節。因為他們發現若運用財政管理手段調節經濟程序太多，收效太遲，往往減得稅來，經濟已經復甦，每次都與實際經濟環境出現時差。反而美國的公開市場操作系統的效率卻異常迅速，效果立竿見影。
美國的公開市場操作系統是怎樣的呢？1980年之後，美國作出了重大的經濟政策轉變。在此之前，由於資訊及電腦科技的限制，因此美國聯邦儲備局無法獲得全面的數據，掌握美元流通量。於是美國聯邦儲備局並非直接調節貨幣，而是意圖透過利率的波動，調節貨幣的供應量。可是這個方法實際上是沒有效的。因為銀行與聯邦儲備局直接拆借的金額只佔市場極少比例，聯邦基金利率影響力不大。直至1980年以後，美國聯邦儲備局有能力準確掌握全國美元的流通情況，堅決改以債券買賣控制銀根的手法，問題才得以解決。在需要收縮銀根時，政府會拋出債券，將錢收回聯邦儲備局，不再借出市場，減少現金流量；相反，需要放鬆銀根時，政府就買入債券，將現金注入市場。結果，這政策修復了通貨膨脹，造成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繁榮。


保護財富不被負利率蠶食

香港因為實行聯繫匯率而要跟隨美國的貨幣政策，於是便產生了第一個大問題。香港的樓價飊升得最瘋狂的時候，大約是在1988至1993年期間。當時香港經濟因為加工工業北移，注入國內龐大的勞動力，所以發展得非常蓬勃。當時香港工人薪金不斷躍升，失業率只有不足1%，然而美國當時的失業率卻達到5-6%。在這情況下，香港跟隨美國的貨幣政策的結果，就是出現高通脹，繼而出現負利率。而在負利率的遊戲規則下，借錢是可以賺錢的，誰持現金而不買耐用品的話，那個人神經肯定有問題，加上為了保護財富不會被負利率蠶食，市民自然會選擇去買樓，形成泡沫經濟，種下日後的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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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匯率不必政府勞心

香港經濟其中一個主要問題的根源是聯繫匯率。香港的匯率曾經歷幾次重大的變化。首先，是與英鎊掛，採用固定匯率，這個做法與聯繫匯率的做法分別不大。後來英鎊嚴重貶值，1972年港幣改與美元掛，兩年後開始改用浮動匯率，一用便是十多年。直至1983年10月15日，香港正式實施聯繫匯率。傳聞鄧小平在決定要收回香港之後，曾與全港最有影響力的幾位富商在北京見面，游說他們支持，更謠傳其中一位富豪在見面後，立即打長途電話回港沽售港元。


不需要中央銀行參與

1983年9月，港元匯率兩日間共貶值了13%，跌至9.60港元兌1美元的低位，市民紛紛湧到超級市場搶購由白米以至廁紙等貨品。記得那天我正與朋友在假日酒店吃飯，大家收到這個消息，無不面如死灰。當時我做入口生意，港元貶值對我們影響極大。為了停止任由港元貶值，現在被稱為「聯繫匯率之父」的祈連活（John　Greenwood）向當時的財政司彭勵治建議實行固定聯繫匯率的構思，3星期後，正式宣布香港實行聯繫匯率，從此7.8港元兌1美元。為何是1美元兌7.8港元呢？傳聞這個數字是財政司在浴缸內決定的，沒有特別原因和解釋。


可完全自動兌換運作

聯繫匯率基本上是一套貨幣發行局機制。為甚麼包括費利民在內的自由經濟學者都認為香港應該繼續採用聯繫匯率呢？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因為他們不信任政府。貨幣發行局制度的其中一個好處是不需要中央銀行參與，政府在此制度中完全無權。此發行制度的原理是當發鈔銀行需要印發港元時，銀行必須先將等額的美元存入貨幣發行局，取得存款證後，方可印鈔，因此香港的外匯儲備的存款部份是銀行存於貨幣發行局的外匯。這筆款項滾存的利息則成為外匯基金一項豐厚收益，但這筆收益卻沒有計算入政府盈餘內，現任特區政府的實質盈餘為12,000億港元。
聯繫匯率這一套貨幣發行局機制的優美之處，在於它是一套可以完全自動兌換運作的系統，不需要中央銀行、不需要任志剛、更不需要如此龐大的管理機構。只要背離了7.8的兌換率，自動對沖系統便會啟動。即是說，假如港元上升，銀行自然會拿港元去換美元再印港元；相反，若港元下跌，銀行又會去提取美元沽售換取港元，這套對沖系統自然會將差距收緊。因此任志剛發明的那些操作方法全都是多餘的，只會造成越來越多的漏洞。（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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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如輪轉開拓繁榮前路

港珠澳大橋的興建，主要目的是增進香港與珠三角西部的物流發展。香港與珠三角的交流以貨流為主，着眼點應在如何協助增加兩地貨流量，而思考這個問題，就不得不同時考慮到香港貨櫃碼頭等配套設施的發展，否則交通再便利，亦沒有甚麼意義。


坐待別人從後趕上

立法會上曾有議員提出質疑，若香港貨櫃碼頭處理費一直比中國其他地方高出數百美元，香港又如何防止貨流轉到其他港口呢？因此，若要達到增加香港貨流量，最簡單的做法，是增加貨櫃泊位，提高行業之間的競爭，使貨運處理費用下調，吸引更多貨物選擇經香港轉口，使物流業得以拋離新加坡等地對手。然後再開放空權，令空運貨物也集中香港轉口，這才是香港繁榮之路。然而特區政府卻一直不敢觸碰這個話題，原因令人費解！
事實上，若從香港民眾的利益着想，面對中國經濟起飛，特區政府除了要增進中港之間的交通，同時亦須加強香港內部處理物流的能力，以增加香港的競爭能力。而董建華足以挫骨揚灰的地方，是在他掌權期間，沒有推行任何上述政策，坐待別人從後趕上。


明白中港互利關係


回歸之後，香港哪一方面的交通流量增長得最快呢？正是中港之間的交通。但在董建華管治期間拍板的2,000億基建項目之中，又有哪些是為促進中港之間交通而設的呢？
要做稱職的特首，必須明白中港之間的實際互利關係，然後利用香港的獨立自主性，對內號召群眾，領導香港走出一條長遠的路。（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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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思想重實用輕求真

中國文化思想講求實用性的根源，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我們不能說這個目的是錯的，因為人是一種社會性動物，必須要維持一定的秩序，社會才不致產生混亂。但這樣做卻其實等同於共產主義，因為它原理上是一種等級主義。所謂「三綱五常」等觀念，就是將所有人際關係分成了不同等級，以維持一種固定的關係。然後以這些關係，作為分派利益的準則，從而維持社會的樞紐脈搏。
這種思想最大的問題是將人固定在一個社會位置上，要求每個人都恰如其分地做社會裏其中一顆螺絲釘，不停去演好社會需要他扮演的角色。我們甚少聽見外國人會說做人很難，只有中國人會這樣說，因為只有中國社會會不斷要求我們扮演一個好兒子、好父親、好丈夫、好臣子等等，來配合社會的需要。中國社會不能容忍一些思想脫離主流、特立獨行的人存在。
中國文化思維的不客觀及欠缺邏輯的特色早已滲透在整個中國語言及文化之中。各家各派思想即使各有不同，本應亦可以互相討論，但孟子卻攻訐墨子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中間的討論根本無邏輯可言，一下子便跳到結論去。在春秋戰國之前，本來亦曾有人嘗試探討物質和宇宙是甚麼等希臘式哲學問題，然而往後中國的所有學問卻變成以為當時社會服務為目標，完全困在倫理道德之中，不鼓勵獨立思考和創造性。


中文用字極其含糊

維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說我們的思維無法脫離我們的語言和文字，但問題是中文基本上是一種極其含糊的文字。中文沒有單數眾數，沒有主動被動，也沒有時態之分，每個字可以包含許多不同的意義，接收者往往需要猜量當中表達的意思，因此不夠準確。中文是一種詩的文學，如果要用中文來寫科學性、要求意思精準的文章，是有一定的難度的。
二千年多年來，中國只有人為維護道德倫理而死，卻沒有人為維護真理而死。即是說，大家會為對國王盡忠、為丈夫守節而死的人鼓掌，卻未有聽聞有人為堅持一加一等於二而抗爭到底。中國人沒有這種真理而死的傳統，西方人求真的那一份執在中國人身上是不存在的。而中國重實用輕思想的特性，是與香港人和現代文明思維有衝突的。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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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價值不同 京港難對話

由於核心價值觀的不同，香港與北京一直無法信任對方。在缺乏相同的語言和思維水平的情況下，香港與北京自然難以對話。
自秦始皇統一天下開始，中國人普遍相信一元社會，追求思想一統，認為若思想不能統一便會招致社會不穩。然而受到近代社會思想的影響，香港人卻傾向相信多元開放社會。一個追求創意和科學精神的社會，無可避免地會同時追求多元開放的空間，因為無論我們同意與否，他人的言論都會刺激我們去思考問題。若杜絕異於主流的言論，將少數人的想法窒息於萌芽時期，社會文化便永遠停滯不前。
香港與北京的第二點重大分歧，是中國文化中沒有求真的精神。中國文化是一種實用文化，對於未知的事物，往往採取迴避的態度。春秋戰國學術家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中國人從來不會去思考物質到最終會是甚麼等問題。除春秋戰國之前有一些純學術的研究外，往後中國出現的所謂學問，絕大部份都是經世致用，要求立即對社會產生效果，不會純粹為思考而思考。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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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需要冷靜 港人最具條件

若不以選舉方法選出特區行政長官，而是由北京指派一個人來管理香港，北京會選擇一個怎麼樣的人呢？這個人的其中一個才能必然是與北京關係良好，很懂得擦阿爺的鞋。一個擅長擦鞋的人，是否能同時擁有足夠的政治能力管治好香港呢？這就是董建華的問題。


香港法治基礎穩固

另一方面，北京又憑甚麼去判斷哪個人有足夠的政治能力去管治香港呢？中國的社會體系與香港有極大的不同，情況就好像要一個乒乓球教練去選擇國家足球隊球員一樣，是十分荒謬的事。中國那一套權力、社會和政治架構，根本就像活在另一個世界一樣，活在另一個世界的人，憑甚麼為我們挑選一個人來玩我們的遊戲，並且可以玩得好呢？誰可以知道香港人需要一個怎樣的特首，知道得比香港人本身更多呢？北京憑甚麼認為他的判斷比香港人的判斷好呢？
有些人常說香港的民主時機未成熟，但我卻認為香港是所有華人社會裏時機最成熟的地方。民主要建基於法治，而香港的法治基礎是最穩固的。香港的人民質素，在斯文文明方面，也是遠遠拋離台灣和國內的人民。
又有人認為，香港會有50萬人上街要求董建華下台是香港的短處，其實，這正是證明香港人有資格發展民主的長處。真正能長遠地發展民主的民族，是一個冷靜和會妥協的民族。因為在大家決定政策時，可能會出現51對49的情況，此時大家就需要作出一定的妥協。輸的一方要接受自己的失敗，勝出的一方亦要懂得顧及對方的感受，作出某些妥協。好像美國一些重要的任命，都必須民主共和兩黨一致通過，當中有着妥協的藝術。要令民主變得穩固，需要的是一個冷靜，而不是勇於去革命的民族。而香港人就有這樣的條件。


文明方法更替政權

在學習民主的過程中，可能會選出一些不太好的人，也可能會制訂出不太合適的政策，但這是必須經歷的過程和代價。有些人懂得如何管治，是因為他們有機會去嘗試管治。若永不開放政權，讓人民有機會參與，就永遠不會有懂得管治的人才。而民主最可貴的地方，是人民可以利用文明的方法，去把不恰當的管治者趕下台，透過不斷的和平更替，使社會不斷進步。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人類文明進步源於開放社會

為甚麼香港應該民主？為甚麼民主、雙普選是香港的出路呢？
近年香港經濟一直反覆，貧富懸殊非常嚴重，香港人一直引以為傲的幾大經濟支柱不少都出現了問題。
好像香港貨櫃碼頭的處理貨運量已經由全球首位退下來，上海和深圳開始迎頭趕上。如果我們再不大幅度作出社會經濟上的改革，香港的情況便會反覆偏弱，難以起死回生，回復高度繁榮。
為何民主是香港唯一的出路呢？正如我之前曾說過，香港在彭定康的管治和黎智英的傳媒文化影響下，已完完全全變成一個開放社會。香港人每人都有自己的主意。
在這樣開放的社會下，無論甚麼政策都總有人有意見，怎樣也無法滿足所有人的要求。
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兩個方法，一是推行高度獨裁威權政府，以權力威嚇市民，令他們不敢發表意見。但這樣做卻等同將香港原來的開放社會打破，所付出的代價是非常沉重的。


容許個人不同意見

開放社會，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根源。人類文明的進步，就是容許個人擁有不同的意見，達致社會開放，資訊得以流通。
即使某些人的意見是大部份人都認為是錯的，我們也不應抹殺他們表達意見的自由。而且，誰有資格去判斷一件事是對還是錯呢？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美國攻打伊拉克是對還是錯？所有說法都不過是某人在某時某地的判斷而已，最終真正的對錯是永遠無法有定論的。因此結果只能是權力最大的人說了算，其他人不准說相反的說話。
有人會質疑，資本社會裏擁有的所謂言論自由也是虛假的。這其實亦不盡然。無可否認，報館老闆固然掌握了報章的立場，然而不同報館的老闆的立場都有所不同，而且為了競爭銷路，自然會發展出多元化的言論，不能與政府統一思維的做法相提並論 。在言論自由的環境下，市民可以選擇以出版地下報、派發宣傳單張等各種方式去傳揚自己的見解，但如果在一個統制思想的政權下，卻會連這些自由也沒有。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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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新移民對港貢獻大

若奉行純粹的自由經濟，實在是難免走上貧富懸殊之路。有優勢的人只會贏得更加多，有知識的人幾乎佔了所有的便宜，因為知識的威力是無限的。記得當年佳視正式開台前一星期仍然無法順利播出，到最後關頭，唯有請麗的的總工程師出手相助。麗的總工程師到場視察，一下子就發現問題所在，但他卻沒有即時指出，反而佯裝檢查一番。因為他知道若太輕鬆便將問題解決，佳視便不會感激他，於是他便假裝困難，然後乘他人不覺偷偷按一下按鈕，問題立即解決。原來問題只是漏按一顆按鈕而已。從上述例子可見，掌握知識與否是天壤之別。誰掌握了竅門，知識的力量可令他的工作效率以十倍、百倍、千倍超越他人。


須與內地融為一體

在這情況下，香港首先會出現嚴重的貧富懸殊，其次是面臨與東南亞同樣的命運。因為香港要真正回歸中國，商品、服務和人口必須能與國內無牽制地相互遷移，才是真正的融為一體。若在中間設立關口，香港除了地理位置上較接近外，與其他東南亞國家有何分別呢？香港要擺脫與東南亞國家相同的命運，就必須打開胸襟，在商品和人口的流通上與中國真正地融為一體，不能自外於中國。
可能有人會問，融為一體之後，香港還憑甚麼可比國內優勝呢？答案就是只要堅持維護法治、外匯自由、資訊自由和人身安全等，香港自然就有其優勝與國內的附加價值。若流通是無障礙的話，相信大部份的國內企業都會將總行設在香港。
回看香港的歷史，不少人都因為短視而對新移民作出極大的歧視，這樣做絕對是錯的。美國今日的國力之所以能夠維持，完全是靠新移民。香港歷史上幾次的經濟起飛，都是在大量新移民湧入香港之後出現的，因為經濟的產出是靠人力資源的投入。新移民投入的人力資源對香港經濟發展的貢獻往往大於對香港資源的消耗。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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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若元

香港核心價值擁抱言論自由

董建華從來沒有做過一件事去維護香港的言論自由、沒有做過一件事去令香港的法治更加穩固，也從來沒有做過一件事，令香港人的人身自由更得到保障。而這些卻全是香港精英份子所堅持的核心價值，因此香港的精英份子對董建華的管治一直不信服。


不斷削弱香港優勢

香港的知識份子在港英政府的教育及西方文化影響之下，大部份是自由主義者，擁抱言論自由、法治與人身自由等核心價值。而在他們眼中，認為董建華及北京政府卻正在不斷削弱香港原有的優勢 （當然我也是這樣認為）。
香港的優勢 ─「一國兩制」究竟是甚麼？所謂的兩制，不僅是經濟制度上的兩制，香港與國內的最大分野是在法律政制之不同。不將香港最強的地方突出，反而將之削弱，即失其所強者弱。在經濟上，我們需要與國內混同，但同時我們必須維持香港現有的一套核心觀念。因這一套核心觀念並非英美的專利，它是人類文明經過千萬年的摸索所得出、認為是最合理的一套普世價值觀，而這一套價值觀也是21世紀的世界所急需要的。
若言論自由、人身自由和法治被窒礙，人便會失去創造性。若果人失去了創造性，又如何能夠走向知識型社會呢？在威權社會下，人的創造力很自然會被抑壓，以香港和新加坡為例，新加坡人往往較香港人少獨立的主意。
面對中國的崛興，香港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知道經濟需要轉型，卻不知道該轉甚麼型。中國人民知識水平正高速提升，國內的勞工開始能夠掌握香港的技術，因此香港的製造業漸漸轉移到成本較低的國內地區，香港變成了一個中間人，市民慢慢轉投服務性行業。然而服務性行業的問題是薪酬兩極化情況十分嚴重。需要大量專門知識的專業人士，如律師、醫生等的薪金不斷上漲，但知識需求較低的職位，如快餐店職員、清潔等的薪金卻一直徘徊於低水平。香港的堅尼系數於1975年左右最低，之後一直攀升至今，貧富懸殊日益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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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來潮管治 社會無所適從

以往港英政府的任何重大政策，基本上都要有超過香港八成人支持才會推行。例如千多億的新機場計劃就反覆思量了近30年，還有母語教學政策，咨詢了近9年亦沒有強制執行。若不能從思想上說服香港人，港英政府是絕對不會強行推行重大政策的。因為政策能否順利推行，並不單純在於政策是對還是錯，也在於市民是否支持和接受。因此，只要有一小撮人堅決反對，港英政府便寧願擱置不幹。例如強積金計劃咨詢了這麼多年，若不是最後連資本家也首肯，港英政府是絕不會冒險實行，因為她知道若社會上有一個階層堅決反對，那一項政策是注定失敗的。
另一個港英政府管治的特點，是她的政策是長遠而具高透明度的。土地政策、教育政策等，都有超過20年的規劃，而且轉變是緩慢和循序漸進的。香港人能預期未來的發展，並按照其步伐作出調節及部署。大家要知道遊戲規則，遊戲才能玩下去。而像中國人般的心血來潮式管治，只會令整個香港社會無所適從。


須與管治機器有共同語言

可是，董建華完全拋棄了港英政府的管治模式，只要是他認為是正確的政策便去推行，當然會撞板。而北京亦看通了這一點。北京知道管治者是不能與他的管治機器有思維上的重大衝突，否則根本無法指揮機器。為何商人治港現在會徹底被否定？為何土共治港會被徹底否定？北京明白到管治者與管治機器必須有一套共同的語言。也許那些高級公務員十分討厭曾蔭權，但至少曾蔭權與他們之間有一套共同語言，發生問題時仍然有商量解決的可能。相反，與董建華對話，對他們來說就好像跟外星人溝通一樣。
北京了解到合適的管治者不能像董建華般赤手空拳走入管治系統，也必須與管治系統有共同的語言，於是在2005年決定將問題糾正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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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主步入成熟階段

台灣「五都」選舉結果與大家所預期相若，國民黨在最後關頭保3成功，拿下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3都市長，然而在總得票率上卻比民進黨低5.33%，卻算是國民黨小敗。


民進黨恢復執政指日可待

在這次選舉過程中，我們留意到統獨問題似乎已經不再成問題。除台南地區仍有一些省籍的爭議之外，雙方陣營已甚少就統獨問題進行討論或爭辯。蔡英文的選舉廣告以令台灣的民主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為主題，拋棄了舊有的包袱，大家作一次政綱的較量。可以說，現階段台灣的民主已踏入了成熟的階段。所謂成熟的階段，就是最終須要發展成兩黨制，而不能是多黨制。如果太多政黨有實力競爭的話，政黨的政綱便會越走越激烈。政綱越走越激烈的結果是，輸的不能接受自己的失敗，在這情況下，民主將不能夠存在。
相反，如果是兩黨制的話，在博奕的原則下，兩黨都會慢慢對中央靠攏，希望盡量取得超過一半的選票。在這情況下，兩黨的面目會越來越接近，直至兩黨背對背靠定，再難分得清兩黨政策的分別。在這個走勢下，兩黨的政策均會越趨溫和。同時，他們對選舉的輸贏亦不會看得太重，即使由對方執政，衝突也不會太大。能夠接受失敗，其實就是一個民主社會政權能順利交替的重要因素。
今次選舉結果似乎反映馬英九將要面對一些危機。事實上，「五都」的選民人數佔台灣選民總數超過一半，而在今次選舉中，國民黨的整體得票竟然比民進黨為少，這實在是危險的徵兆。不過，現在台灣的經濟似乎是在改善中，而由於與中國的經濟來往變得頻密，未來兩年亦應該會進一步改善，加上馬英九多少仍有在位的因素，形勢亦未致於最壞。但無論下次總統選舉國民黨是贏還是輸，我認為民進黨的態度能變成今日的模樣，他們恢復執政的機會是指日可待的。
然而，哪一個政黨執政對台灣來說現在已不重要。在民主政制真正成熟的地方，政黨是需要不斷輪替的，千萬不能讓一個政黨執政太久。若讓同一個政黨執政太久，如台灣或新加坡，政黨最終會完全控制了政治上中立的公務員，然後用利益分配作交換，控制地方勢力。若發展成這個狀況，民主政制已可謂全面失敗，一是變成獨裁，一是變成一套貪污腐化的分權制度。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口若懸河
蕭若元

戰事若升級美韓必須先發制人

韓國總統李明博決定接受前國防部長金泰榮呈辭，並由國家安全顧問李熙元接任，此人為軍人出身，這項任命表示必要時會採用武力還擊。接下來，美韓在朝鮮半島西部海域舉行為期4天的聯合軍事演習。


朝鮮再打 美韓別無選擇

回說事件的開端，朝鮮指是韓國星期一在延坪島附近海面進行軍事演習，演習的炮彈射落在朝鮮海域，平壤多次提出抗議警告，韓國方面未予理睬，這才導致炮擊的開始。
問題是，朝鮮與韓國在海面上的邊界是不同的，雙方從未就此邊界達成共識，對韓國來說，炮彈是落在自己的海域。但無論如何，韓國的炮彈只是落在海面上，而朝鮮的炮彈卻是向民居發射，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李明博以強硬著稱，若不對事件作出反應，對他的民望會有非常大的打擊。
若朝鮮敢向韓國再作攻擊，結果只有一個。攻擊一展開，美韓便會毫不猶疑地還擊，攻擊朝鮮的前沿炮站。若朝鮮敢再將戰事升級的話，美韓就別無選擇，必須先發制人，全面摧毀朝鮮所有疑似核子和導彈設施，以及攻擊金氏父子，進行「斬首行動」。這種在第二次伊拉克戰爭時已出現的戰術名為「震盪與威懾」（shock & awe）。美國現時有一定的戰爭形式，首先以隱形戰機炸毀雷達設備，解除敵方偵察能力。然後派B2重型轟炸機，炸毀所有機場、指揮中心等要塞，目標是非常準確的。接着便到巡航導彈低空攻擊，彈如雨下。最後作飽和式攻擊，務求片甲不留。當然，要炸毀地穴內的導彈設施有一定難度，但因為朝鮮聲稱擁有核武，就只有不惜一切要摧毀任何朝鮮使用核武的可能。朝鮮前沿炮站與首爾距離非常接近，首爾絕對在朝鮮炮彈的射程範圍內。以首爾的人口密度，萬一進行轟炸，造成的傷亡是災難性的。


金氏父子裝瘋 不會過火

要知道金氏父子數十年來的訛詐手段都是在邊緣徘徊，絕不會過火。事實上他們不是瘋的，最多不過是裝瘋而已。而且中國必然會阻止朝鮮再作任何危險動作，因為身為韓國的第一貿易夥伴，若韓國的外貿因戰爭中斷，最受影響的會是中國。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口若懸河
蕭若元

打擊炒樓措施不公義

今次港府推出的打壓樓市措施主要可分為兩種，第一種就是針對短期炒賣的額外印花稅，這項額外印花稅其實是一種懲罰短期買賣的定額稅項，得出的結果是短期內需求減少。短線買家在市場上約佔一成左右，措施推出之後，這類買家自然會立即卻步，而他們的態度對市場上其他買家造成一定的心理影響，因此近日樓市出現的淡靜，就是心理影響為主；然而抑壓了現在的需求，也等如抑制了未來兩年的供應，因為可預見現時會買樓的人都打算長線持有，不會在短期放售；而且在抑制了需求的同時，也打擊了地產商的心理，令他們減慢供應樓宇的速度，最終就令供應減低。

增加成本及影響套現

第二種措施是降低按揭比率，這同樣會降低需求，因為原本夠錢買樓的邊緣買家頓時負擔不起，買樓計劃需要擱置。這類邊緣用家不幸地受此措施所懲罰，若樓價因為流動資金充斥，未有如預期一樣下跌，而是停頓一段短時期後再上升，這一班買家便更加上車無期；特區政府是令他們無法置業的始作俑者，他們對政府的仇恨可以預知。

這些措施將樓宇供求問題的責任推卸到炒家身上，責罰炒家是捨本逐末的方法；炒家反映了市場的需求和令市場交投更活躍，增加市場效率，無論長期或短期，都對樓宇供應沒有影響，惟他們卻永遠成為代罪羔羊，為人所責備。而且這些措施帶有其不公平性，舉例說有一個人買了一間樓，不久後他或他的家人得了重病要賣樓籌措醫藥費，他便馬上要損失 15%；又例如政府打擊措施推出後，不幸地經濟大勢出現逆轉，部份原本打算長期擁有的投資者無法繼續負擔的話，他們的損失就要比原來的再加15%，而那些可以運用BVI公司買賣樓宇的人卻不受影響。這些措施都是一些不公義的制度，專門欺壓中小型投資者。

朝鮮領導人不是傻瓜

今次南北韓炮戰事件，是自韓戰停火以來最嚴重的事件之一，因為這次造成了平民的傷亡，炮火亦炸毀了一些平民房屋。從前無論朝鮮如何張牙舞爪，其實從來都不過是虛張聲勢，擺擺姿態，但今次卻是來真的，出手打了韓國一拳。韓國不是沒有還擊的可能，萬一韓國還手，戰火便會升級至不可控制的程度，因為韓國總統李明博向以對朝鮮政權強硬著稱。李明博甚至稱會考慮攻擊朝鮮火箭基地，以防朝鮮再作同類型行動。

南北韓沒有開戰本錢

但經過一日的發展，局勢已變得明朗。首先，雙方的「後台」都非常擔心，恐怕南北韓真的開戰，因此中美兩國必定會力勸雙方克制。而雙方其實亦沒有開戰的本錢。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是付不起戰爭的代價的。尤其是現在的世界已非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世界，現時國際貿易佔國家經濟的比重相當高。中斷國際貿易，對國家經濟會造成致命的傷害。若南北韓開戰，單是船隻的保險已足以癱瘓貿易往來，靠外維生的南韓如何承受得起呢？而且韓國的最大貿易夥伴是中國和美國，因此這場仗韓國是不能打的。

而朝鮮就更不能打了。首先，最近有傳聞說朝鮮因為糧食不足，連軍隊也吃不飽。事實上，韓國人和朝鮮人本來是同一個種族，只因政治原因分割成兩個國家。然而經過五十多年的分隔後，由於朝鮮人長期營長不良，有統計竟發現朝鮮男女比韓國男女平均矮3吋。因此在體質上，朝鮮軍隊已遜於南韓。第二，缺乏燃料。戰爭中，戰機與坦克車會消耗大量燃料，在資源上朝鮮亦難以負擔。第三，缺乏零件。自從蘇聯崩潰之後，朝鮮所擁有的俄製軍用設備已無維修零件更換，要由其他機械中拆出需要的零件進行維修。第四，朝鮮一向以擁有核武作為威迫其他國家的工具，倘若認真打起來，美國便會憂慮朝鮮最終會真的使用核武。這樣，美國無法不先下手為強，對朝鮮進行全面轟炸，首當其衝的必然是核武設施及金氏父子。而且，若戰爭帶來不良後果，金正日政權便有機會被推翻。如此危險的事，對他們來說，是絕對不能做的。

中國一定確保不失控

這件事背後的真正原因，就是朝鮮希望得到國際經濟援助及重開六方會談。然而自天安艦事件之後，無論他如何「扭計」，甚至向世界展示千計濃縮鈾離心機，顯示製造核武能力，亦得不到國際回應。李明博亦表明要愎恢六方會談，朝鮮必須落實非核化承諾，但核武是朝鮮命根，他又怎會放棄呢？因此唯有將行動推向更激進階段，攻擊南韓平民。雖然如此，朝鮮領導人並不是傻瓜，加上中國一定會確保朝鮮不會失控，所以他們做事還是會有一定的分寸。

趙連海事件說明新聞自由重要

在近期芸芸維權事件中，以趙連海事件變化最為波瀾曲折。在趙連海宣判後，第一個變化是一班港區人大聯署為趙連海求情，然後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也出來炮轟中央處理不當，這些事情在香港左派行列中是非常罕見的。他們的計算大概是認為這事件與國家主權及領導無關，在這些事情上多少有些發言權，而且一位受害者變成被告，實在是太離譜了。
接下來，趙連海開始絕食，他的代表律師也自此無法與他接觸，無法得悉如何替他上訴。然後趙連海的家人亦對外表示封口，不再接受記者訪問，而背後當然就是有人在此期間向趙連海及其家人施加壓力。似乎北京高層有人認為處理策略需要調整，並認為不能再讓事件繼續發酵，以免與劉曉波事件結合。畢竟事件的事態並沒有挑戰北京的統治權，並不值得將事情鬧大，一切仍有妥協的空間。


不能讓事件繼續發酵
終於真相在上訴期過後揭開。首先，兩位代表律師收到趙連海解除二人辯護律師職務的字條，同時趙連海家人亦向代表律師發出解除委託聲明。然後法院宣布趙連海判刑後認罪服判，不再上訴，並申請保外就醫。相信保外就醫的申請很快會獲得批准，事情暫告一段落。
站在人道立場，趙連海能早日回家與家人團聚，實在應感到欣慰。在巨大的壓力下，他作出某程度的妥協是人之常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從法律角度看，事情卻非常可笑。


作出妥協乃人之常情
以往最惡劣的案件，也未嘗意圖阻止被告上訴。上訴是憲法給予人民的權利。今次所謂保外就醫，實在令人啼笑皆非，實情就是要放人，不過是要找一個下台階。
趙連海事件是給國內人民一個很好的示範，說明了新聞自由的重要性。事件得以發展至今，完全是因為香港傳媒的廣泛報道，從而獲得輿論的支持，最終令北京作出讓步。對於保護個人生命、財產和自由，沒有甚麼比擁有自由的傳媒更重要。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口若懸河
蕭若元

武漢警民衝突 揭示治國難題

前些日子，湖北省武漢市黃坡區後湖村發生了一宗嚴重警民衝突事件。事緣隨着近年武漢房地產不斷開發，有人想到購入後湖村內一塊濕地，進行基本的地基工程後，再透過中間人介紹投資者合作在該土地建屋，或自住或轉售。幾年下來，竟然發展成一個近9萬平方米的建設產業鏈，投資總額高達4,500萬人民幣。然而，武漢市政府卻突然宣布這是違章建築。16日晚上發動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拆違行動，城管局總共動員了二千多人及26輛鏟車進行這次集中強拆行動，9萬多平方米的房屋轉瞬間夷平。

居民頓時一無所有

房屋被強行清拆，從報道圖片看出，居民連搬走家器財物的機會都沒有，可說是傾家蕩產。被強拆的住戶及業主當然會質疑，這個建房項目已進行了兩三年，市政府對賣地以及興建房屋一直知情，為甚麼到現在才提出違規之說呢？

其中一名受強拆影響的龔姓男子，他早年喪妻，除了一個兒子之外，全部財產就只有那一間房子和一輛越野車，於是他把心一橫，駕駛車子衝向城管局的執法人員，當場撞倒11人，其中3人重傷，8人輕傷。而據聞此男子最後被城管人員當場毆斃。

這類事件在國內不斷發生。明顯地，今次是有人在最初收受了利益而對事件「隻眼開隻眼閉」，否則那塊地不會賣出，工程也不能展開。現在那幅土地更值錢了，於是便要把它收回以便再出售。武漢副秘書長更表示會嚴懲犯事者，堅決執行，繼續拆遷。

其實，一個地方無論是否違規建築，當它建築至某個程度和有一定歷史的時候，要進行清拆，就必須要加以安置和賠償。香港的木屋區就是一個好例子。而這次強拆卻是一聲令下，便在兩日內拆得一乾二淨，使居民頓時一無所有，無形中將他們推向極端、歇斯底里。網民對此事的反應普遍是傾向同情被強拆者，有人甚至將龔姓男子比作能與楊佳看齊的英雄，遺憾的是他沒有依照國內撞倒人意外的慣例，倒車再輾過那些城管人員，確保被撞者死亡。

穿制服都令人討厭

這亦等如三聚氰胺案，溫家寶曾答應民眾兩件事。首先，政府會負擔事件受害者日後的所有醫療費用，可是最近報章上卻不時有結石寶寶為了治療孩子的病而傾盡家財的報道，請問溫爺爺的保證何在呢？其次，他亦保證會嚴查到底。結果質管總局負責人已經復出，受害人趙連海卻要坐牢。

而最令人不安的是網民對事件的反應。在他們眼中，穿制服的都是討厭的，總之把他們殺死是活該的。試問在這種情緒籠罩下，國家如何能管治下去呢？

管治權威建立需時

香港的問題是我們正面對一個經濟上的大困局，而這個困局是因為中國經濟的崛起而產生的。由於這個經濟上的大困局，我們需要一個能有效帶領社會轉變的、有管治能力的政府，而並非一個繼續蕭規曹隨的政府，才能夠應付這個劇變的局面。


一旦建立　人民反抗心消失

反觀香港的管治問題，自董建華上台後，好像一切都不能稱心如意，到底問題出在哪裏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以先看看以前香港的管治是怎樣的。其實香港在1970年前和1970年後的管治形式是不同的。簡單來說，1970年後香港的政府續漸變成一個較開明、較顧及民意的政府。雖然沒有開放民主，但在鎮壓人民方面則大幅減少。而1970年以前，港英政府仍然是一個相當獨裁的威權政府。記得我在1981年拍攝一部名為《女媧行動》的電影，內容提到港英政府及港督時，我們仍是有許多顧忌的。當時大部份香港人對港英政權是有一定程度的恐懼。
問題是，為甚麼港英政府能夠順利管治香港，特區政府管治卻出現嚴重問題呢？
首先，政府的存在，是靠威信的存在。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權力論》（Power: A New Social Analysis）指出，第一代政府通常是靠赤裸裸的權力奪得的。然而奪得政權後，卻不能馬上順利管治天下。要人民慢慢接受新的政府，需要一定的時間，因此政權的壽命不能太短。但是，當有人當上皇帝，其他人會不服氣，心想自己也許亦有機會。以中國為例，國祚較長的朝代只有數個，而短的卻有百多個。通常這些朝代會在第一代或第二代便亡國，因為短短三四十年並不足以建立管治的權威。管治權威只要一建立，人民便會連反抗的心也消失，直至政權衰亡。


皇帝二代　成朝代興亡關鍵

但中國朝代管治的瓶頸通常出現在第二代，因為若政權是以武力戰爭奪得的話，在威權未確立之前，將會不斷面對挑戰，再強的將領和軍隊都不能永遠戰無不勝。即使真有人能戰無不勝，又能否保證他的下一代有同樣能力呢？第二代若幸運地同樣擁有過人才華，就能有足夠時間累積建立管治威信，第三代便不需要太出眾。例如秦朝二世而亡；漢朝在呂后之後的關鍵時間出了一個漢文帝，因此得以維持；唐朝唐高宗之後湊巧出了唐太宗、高宗、武后等多個出色的人物；宋太祖之後有宋太宗；清朝入關之後其實曾面臨危機，卻在順治後出了康熙，他的管治長達61年，威權就從此確立。即使至清末年宣統時期，皇帝要下令撤換省總督巡撫，誰也不敢抗命。皇帝要革袁世凱的職，當時北洋六鎮軍隊都是袁世凱的嫡系部下，他亦要漏夜逃命到天津。
港英政府與特區政府最大的分別，是港英政府已花了一百四十多年來建立威權，香港人自小已接受了他們的管治權威。（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口若懸河
蕭若元

陳志雲不應接受復職

無綫電視業務總經理陳志雲最近突然獲得復職。無綫電視在聲明中指出陳志雲復職後所處理的事務將與案件無關，也就是說陳志雲將不再處理任何藝人管理及選角安排的工作，因此認為可以恢復他的職權。


記憶中幾乎全無先例

這件事的處理實在是非常奇怪，記憶之中幾乎全無先例。遇上有員工因貪污作弊被檢控，檢控期間，即使是私人公司尚且需要避嫌，在上市公司更是沒有不被停職的。尤其無綫電視並非普通的上市公司，它是法定的公營機構之一。事實上，復職的決定牽涉到幾個問題。
首先，陳志雲現時是保釋外出期間。法官在決定是否批准保釋時通常會考慮兩個因素。第一，被告有沒有潛逃的可能，我相信陳志雲是沒有的。第二，他會否在保釋期間騷擾證人，影響案件的審理。法官一般會在批准保釋的同時提醒被告人不可與證人有任何接觸。陳志雲涉嫌犯案的場所正是TVB，許多TVB職員在將來都有機會成為證人，作為業務總經理，陳志雲在工作期間，沒可能完全避免與潛在的證人會面，而若他與證人提及任何有關案件的事情，更會構成妨礙司法公正。


須提防妨礙司法公正

這樣不但對案件的進行不利，對陳志雲個人也是有害的。若有人加以指證，那麼貪污案未成，陳志雲便要先為妨礙司法公正下獄。陳志雲若是夠聰明的話，根本不應接受這個復職的決定，因為實在是難以日夜提防自己不去對任何人提及案件。
（本文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口若懸河
蕭若元

上海沖天火災之二:上海消防延誤累死人

今次上海公寓大火起火地點在大廈外牆，火勢容易沿牆外棚架向上延展，但同時只要關上窗戶，在大廈外牆發生的火警亦不是太容易能蔓延至室內。現時的高架雲梯最高高度可達100米，理論上應能應付樓高28層的樓宇救援工作。若同樣的火警發生在香港，消防署應會派出十多輛高架雲梯車，四面八方向大廈射水撲救。
雖然有關當局聲稱今次出動了逾百消防車，但從火警現場的片段中，卻發現今次參與救災的高架雲梯消防車極少，即使有高架雲梯車，車子卻無法靠近起火大廈。這一點我實在不明白，因為按照一般消防條例，高架雲梯不能靠近的地方是絕對不容許興建大廈的。
而且，或許是由於滅火經驗不足，尤其是對高架雲梯的操作不熟悉，結果在二十多分鐘後決定出動直升機加入灌救。然而直升機在大樓之間飛行有一定的危險性，而且直升機在火災中大多是用來協助救人，救火的作用其實不太大。


上海報道等閒處之

事件導致嚴重傷亡的關鍵原因，我相信是在於消防人員抵達現場出現延誤。香港的標準要求是在任何地點發生火警，消防員都必須在6分鐘內抵達現場，因為十多分鐘的延誤已足以致命。
如果這樣嚴重的火災發生在香港，翌日報章必定會全面哀悼，但上海報章報道卻仍然是等閒處之，繼續報道上海形勢一片大好，他們真的可謂處變不驚，莊敬自持。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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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若元

上海沖天火災之一: 數香港傷亡嚴重火災

上海市靜安區發生的沖天大火，截至下筆之時，死亡人數已增至53人，超過100人受傷。自從1868年香港消防隊正式成立以來，造成最少30人死亡的香港火災中，死亡人數最多的是 1918年跑馬地馬場大火，約600死；第二多人死亡的是1947年西安號客船大火，約200死；第三多人死亡的是1948年西環永安公司倉庫大火，造成 145死；第四多人死亡的是1906年漢口輪貨船大火，有111人死；第五多人死亡的是1957年廣東道木樓大火，造成58死18傷；第六多人死亡的是 1939年旺角工場大火，51死28傷；第七多人死亡的是1962年元州街唐樓大火，44死；第八多人死亡的是1920年西環南華公司倉庫大火，有43 死；第九多人死亡的是1934年西環煤氣鼓爆炸大火，造成42死46傷；第十多人死亡的是1996年嘉利大廈五級火，41死80傷；第十一多人死亡的是 1971年珍寶海鮮舫四級火，34死10傷。

嘉利大廈屬舊式商廈

打從70年代以後，香港造成重大傷亡的火災只有嘉利大廈大火，不過嘉利大廈屬於一個例外的情況，因為它是一幢商業大廈，而且是一幢有數十年樓齡的舊式商業大廈。我們要知道，住宅樓宇與商業樓宇是不同的，住宅樓宇地積比率是8，商業樓宇則是15，商業大廈的密度比住宅高，加上樓齡高的商業大廈雜物多，時有走火通道被阻塞的情況，令火舌蔓延的易燃物品比住宅多得多，而且新建大廈規定須設隔火層，因此我們很難想像一幢住宅會發生像今次上海公寓大火般嚴重的火災。
上海沖天火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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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若懸河
蕭若元

林黛玉與薛寶釵二合一

昨天從新《紅樓夢》電視劇開始談到林黛玉與薛寶釵兩個人物。首先我們要知道，那些說林黛玉是竺紅玉等說法實在是虛妄至極。事實上整部《紅樓夢》中創作性成份最大的兩個人物，正是林黛玉與薛寶釵。

兩個角色可能會有一些其他人物的影子，然而最後兩個角色發展出的愛情線則絕大部份是原創的，因為我們看得出作者在故事發展的過程中不斷作出修改，彷彿是情節自己有了生命一樣，使故事不由自主地偏離原來的構想，最後主線無可挽回地由賈府的盛衰轉成她們與賈寶玉之間的愛情，而兩個角色亦獲得了生命，連曹雪芹亦不知如何處理才好。

兩人其實是一體兩面
受了《紅樓夢》第120回的影響，有些人排斥薛寶釵，也有些人排斥林黛玉，認為她太小器，但兩人其實是一體兩面的。無論在「金陵十二釵正冊」和「新製紅樓夢十二支」中，曹雪芹都刻意將兩人放在同一「冊」或「曲」中，有別於其他人各自佔一「冊」或「曲」的安排。例如「紅樓夢」第一曲《終身誤》的第三、四句，「空對着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雪」是薛寶釵、「林」就是林黛玉。曹雪芹永遠平等對待二人，在第二支《枉凝眉》中也是一樣，開首一句就「一個是閬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而且這種安排並非偶然，在後面幾句就說得更清楚。在外形上，一個燕瘦一個環肥；在性格上，一個是口角犀利得近乎刻薄，一個寬宏大量，溫柔敦厚，從來不願令人難堪，所以金陵十二釵正冊第一幅劈頭就說「可嘆停機德，誰憐詠絮才」，第一句寫薛寶釵的德行，緊接第二句寫林黛玉之才華。而唯恐怕兩人分了先後，曹雪芹立即在第三、四句將林黛玉放在前面：「玉帶林中掛，金簪雪裏埋。」

最後40回情節難理解
在首80回中，曹雪芹以獅子搏兔之力描寫黛玉之才，也同樣用獅子搏兔之力寫薛寶釵之德，因此到最後40回，讀者難以理解薛寶釵為何會突然謀奪了林黛玉嫁給寶玉的機會。這個情節基本上是不成立的，也似乎不是作者的原意，至於為甚麼最後會有這樣的改變，則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

億元製作電視劇錯漏百出

最近看了兩齣內地電視劇新《三國》及新《紅樓夢》，兩者均是大型製作，前者更號稱投資一億五千萬拍攝，我認為值得談談。
先說新《三國》。此劇製作非常龐大，劇中所有場景包括戰爭場面都比舊有製作浩大。然而我不明白，既然有這樣龐大的製作，為甚麼劇中那些由虛擬特技營造出來的古裝城閣畫面都是空無一人的，仿如一座座巨大的古代建築模型，了無真實感。
若以戲論戲，今次飾演劉關張的三個演員的表現遠遠及不上之前一齣，而且中段節奏相當沉悶。此劇劇情不是完全跟隨原著，因此它把劇名改為《三國》而不用《三國演義》，但我認為此劇的骨幹基本上仍然是《三國演義》，只是加入了一些自創情節。


撈亂朝代用典 貽笑大方

當然，最多人談論的是戲中曹操一角。老實說，我認為也是做得不夠好，那種奸雄的本色演得不夠內歛。在人物設定方面，編劇有對戲中某些角色作出一些補救，使之比原著更加完善。例如魯肅就設定得比原著聰明，有時能看穿周瑜和孔明的想法，不會永遠被二人玩弄於股掌。
劇中出現一些很可笑的情況。要知道，現代人常用的成語許多都是在很晚的時代才出現，一不小心出現在戲中對白就會令人覺得時代不對。許多我們以為十分普通的說話，其實都是源自成語，例如「酒逢知己千杯少」、「請君入甕」都是唐朝時的典故。
又例如「樂不思蜀」是劉後主的典故，出自劇中人口中就令人感到可笑，其可笑程度可與《赤壁》中有人對周瑜和孔明說你倆真是「一時瑜亮」媲美。
而新《紅樓夢》就更奇怪了。新《紅樓夢》的劇本原理上依足原著，因此劇中常利用旁白引述原著文字，然而卻忘了將對白口語化，結果變成半文半白，讓觀眾聽起來非常不舒服。
另外，戲中人的選角令人非常懷疑，戲中的林黛玉竟比薛寶釵胖，是令人難以想像的錯誤。在〈枉凝眉〉一曲中說：「一個是閬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一個枉自嗟呀，一個空勞牽掛；一個是水中月，一個是鏡中花。」林黛玉與薛寶釵在曹雪芹的構想中是一個女人完美的兩面，因此一個是環肥（寶釵），一個是燕瘦（黛玉），現在的情況是倒過來。戲中的賈寶玉亦沒有貴氣，劉姥姥亦太老太胖。要知道，現代的窮人是沒錢減肥所以會胖，而古時的窮人缺乏有營養的食物，是沒理由會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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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若懸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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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通脹其實不嚴重

中國的通貨膨脹問題和加息的可能令內地股市終於大跌。雖然10月中國的通脹率升至4.4%，超越了3%的警戒線，但原則上不算十分嚴重。對於中國通脹問題，一直令我疑惑的並非中國的通脹為甚麼會如此嚴重，而是何以中國沒有通脹。
大家都知道，通脹其實是一種貨幣現象。去年中國的貨幣供應量增加了九萬多億，今年增加了約7萬億，單是今年已增加了19%。設若內地今年的經濟增長是10%，那麼理論上內地就應該有9%通脹，但事實上卻沒有；這不是偶然的情況，而是過去30年皆如此。將貨幣供應量扣減經濟增長量所得出來的數字，長期遠超通貨膨脹率。


農業生產力增長緩慢

出現這種現象的其中一個解釋，是中國某些項目的經濟生產力在以極速增長，因此抵銷了通貨膨脹。舉例說，內地生產的工業產品是漲不了價的，在現時所謂的通貨膨脹中，真正漲價的幾乎都是農產品，如蒜、蘋果和糖等等。相反，電子產品如DVD機、電視機等不但沒有加價，價格還不斷下跌。事實上，就是某些東西的價格不停下跌，抵銷了原來應有的通脹。
內地經濟出現了一種匪夷所思的現象，就是工業產品長期生產過剩，產能超越需求極多；基本上，鋼鐵的生產能力超過全國需求量的60%。這種生產過剩的情況並非出現於某一兩項產品上，而是所有產品皆如此；出現產能過剩的產品自然不能漲價，只有那些生產力無法透過大量投資而快速增長的東西才有漲價潛力，而農產品就是其中之一。
越是生產力增長緩慢的東西，它的價格就增長得越快。農產品的增長力尤其緩慢，是因為農業與城市正在互相爭奪勞動人口；若農產品的價格不夠高，勞動人口便會選擇到工廠或城市打工。於是農村的勞動力便會減少，使農產品生產減少；農產品生產越下降，農產品價格就越需要加價，造成惡性循環。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口若懸河
蕭若元

受害人坐牢非常離譜

溫家寶和胡錦濤常將「以法治國」4字掛在嘴邊，我真想問問他們，在說這些話的時候內心有沒有半點慚愧？
中國公民的自由是由憲法第35條所保障，無論北京政府如何制訂法律，無論如何去判決，就算劉曉波罪有應得，我卻真的想不通她有甚麼藉口可以去限制劉霞的人身自由。自從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至今，劉霞基本上可以說是「人間蒸發」了，沒有人能與她聯絡得上。即使劉曉波有罪，劉霞又有甚麼罪呢？現在所做的完全是為了制止她與傳媒接觸，這於法又有何所據呢？是否因為劉曉波的罪，而要劉霞連坐呢？好像自從滿清被推翻以來，法律裏已沒有親屬連坐這一條。


劉霞長期軟禁難理解

又有人說，這樣做是因為政府懷疑她會與外國傳媒溝通。原來與外國傳媒溝通是會犯罪的嗎？即使是有罪，也要等到事情真的發生後再拘捕她。現在劉霞為何要長期在軟禁狀態，實在令人難以理解。我真的希望愛民如子、憂國憂民的總理溫家寶，在到外國探訪時可以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引發我談及以上話題的是11月10日發生的一件非常離譜的事 ─ 為毒奶粉兒童爭取權益的趙連海，因尋釁滋事罪在被拘留一年後，正式被判刑兩年半。他的罪名是指他曾經糾集一班毒奶粉受害者到法院意圖上訴。
他所「糾集」的受害者不過是為數十多人，若這樣也算是尋釁滋事的話，世上還有甚麼事不算是尋釁滋事的呢？而且他還是循法要求上訴的呢！每天在網絡上都有中國各地民眾聚集與公安對峙的新聞，那麼他們是否全都犯了尋釁滋事罪？他們是否全都要被拘捕呢？
若有人被商舖欺騙，他找來十數人一起到店舖理論索償，他又是否尋釁滋事呢？糾集十數記者到法院採訪是尋釁滋事，即是說召開記者會本身也構成尋釁滋事。於是受害人變成了被告人，造三聚氰氨奶粉的人無罪，而受害人卻要坐牢。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口若懸河
蕭若元

小班教學無助提升質素

星期日教協又再舉行示威，結果教協聲稱有1,000人參加，而警方數字則是800人。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家長當然會覺得小班教學較現行制度好，然而，若有其他方案選擇，家長的想法就未必一樣。


美國實驗證明無用

教育資源永遠有一定制限，究竟有限度的資源應如何運用呢？綜觀歷史，哪些地方會推行小班教學呢？答案是出生人口減少的地方。小班教學是其中一項最多人進行研究的教育議題。十多年前，一位哈佛大學教授綜合了幾百份研究報告內容，最後得出一個總結，就是小班教學對提升教學水準並無幫助。其後，在美國又有人利用分組對比方法進行了一個小班教學實驗，結果他們發現在小班教學中最後受惠的是少數族裔學生，然而大部份益處只發生於首年實行小班教學的時期，實驗中同樣顯示持續的小班教學對提升教學水平沒有幫助。
簡單來說，若要小班教學制度能對學生產生正面效果，則不僅是每班人數多少的問題，而是要同時將教學方法改變。若老師授課方式不變，班房內有30人抑或是40人，每個學生的得益是沒有分別的。老實說，社會科學研究結果往往會受到外來因素影響而難以百分百準確無偏頗，但鐵證如山的是，美國在過去數十年因為出生率下降而減少每班人數卻成績每況愈下的事實。


最大得益的是教協

香港小學在三四年前已轉行小班教學，用在每個學生身上的教育資源增加了三成，但試問誰可保證10年後的學生會比10年前的學生更優秀？如果你認為由小班教學培育出來的學生的平均成績可比10年前優異一至兩成的話，我只能說你是天真得可怕。現實是現在的教育水平不斷下降，如不從思維和做法開始改變的話，這是無可挽救的事。小班教學的唯一目的，就是維持現有教職位的數量。而維持教職位最大得益的是教協，因為教協是一個以教職員人數徵收會費的工會。
要達到小班教學的效果，其實另有一個非常簡單的方法，就是即時遣散九成教統局職員，大幅減少現時教師要做的無謂行政工作，老師能自然能抽出更多時間來關注學生。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口若懸河
蕭若元

社民連欠政治解讀能力

星期日舉行的社民連特別會員大會倒閣失敗，其中一個爭拗最大的議題是區選的策略。結果，幾乎全體一致認為應退出協調。退出協調，其意義在於使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參選任何一個選區。但在實際選舉策略上，在自由參選任何一區的前題下，亦有很多種部署的方法。
其中一個方法是名義上退出協調，實際上根據協調出來的結果去參選。即是說社民連會員去參選的選區，全部都是原本會分配給他們的地區，不會與其他泛民候選人互相競爭。


須應付民主黨反擊

第二個方法是自由報名法，也就是現在社民連打算採取的方法。所謂自由報名法，就是社民連會員可自由選擇到任何選區參選，結果當然是絕大部份人會選擇到原本分配到的區域參選，因為這樣能避免兩面作戰，無需同時面對泛民和建制派的對手。然而由於是自由報名，所以社民連不能排除會有少數會員會刻意挑戰民主黨大頭目的選區，與泛民對壘的可能。如此一來，社民連同樣不能排除民主黨反過來派人到原本屬於自己的地區參選。簡單來說，自由報名法是為無法，是完全不負責任的決策。
由於社民連沒辦法避免有會員狙擊民主黨，社民連必須為應付民主黨反擊做些準備，因此第三個方法就是盡量利用退出協調後的自由度，去勝算最高的地區參選。不要協調下分配到的「餅仔」，而是要就全港所有區域的形勢作綜合考慮。然後黨領導層要派出成員，身先士卒與民主黨頭目競選，作為政治上的表態。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地區工作上，社民連永遠無法超越民建聯、工聯會，甚至民主黨。社民連唯一優勝於其他政黨的，就只有在政改上的取態，因此在五區公投投票率高的地方才有勝出的機會。若不作強而有力的政治表態，社民連又何以能表達出與民主黨、民協在政治取態上的分別呢？如果沒有這個分別，社民連又憑甚麼能夠勝出呢？
上述問題都牽涉對政治解讀的能力，可是對不起，現在社民連的領導層完全沒有這種閱讀能力。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口若懸河
蕭若元

Wine．Beer．Spirit

中文「酒」字，基本上概括了所有酒精類物品，但在英語世界，酒主要分成三大類：Wine、Beer和Spirit。Wine，嚴格來說必須是由葡萄釀造的酒。從歷史遺蹟可見，葡萄酒最早出現於約8,000年前的伊朗和阿塞拜疆一帶。Wine一字轉化自拉丁文的Vine，意思是葡萄藤；葡萄以外其他生果酒則統稱為Fruit Wine。

穀物釀成醉人液

而 Beer亦有非常長久的歷史。約五六千年前古埃及工人日常喝的飲料就是Beer麥酒，它甚至會作為工人薪俸的一部份。大部份Beer是由大麥釀製而成，不過小麥釀酒製的也算是Beer。古代的啤酒其實沒有汽也沒有泡，有汽和泡的啤酒是19世紀以後才出現的產物。另外，古時的啤酒也不苦。現代的啤酒苦是因為加入了槐花，一來為它增添啤酒特殊的味道，二來為防腐保存。除麥酒之外，亦有其他穀物酒。中國最流行的穀物酒是米酒，也有用高粱、粟米等穀物釀造的酒。用多種穀物混合釀製的稱為「雜釀」，例如五糧液，就是用5種穀物釀造而成，另外茅台酒也是雜釀。

其他酒精類飲品則統稱Spirit，主要由澱粉質轉化，例如伏特加就是用馬鈴薯釀成，冧酒是以蔗糖釀成。

葡萄在酒精飲料中有極特殊的地位，因為它的化學成份非常適合用來釀酒，只需遇上酵母，即會自然轉化成酒。

國酒明代始稱烈

中國人喝酒有所謂「黃白紛呈」，意思是黃酒與白酒同桌而飲。中國人口中的黃酒，通常是指未經蒸濾的米酒，白酒則指經過蒸濾的米酒。若非經過蒸濾，酒的酒精含量一般不會超過百分之二十，而中國人大概是在明朝才發明蒸濾法來提升酒精含量。因此古時的人喝很多酒也不會醉，《水滸傳》中武松打虎前喝的「三碗不過崗」是明朝以後才可能有的烈酒，之前的酒，3碗根本不足以令慣飲者醉倒。酒帶來的禍害很多，但全世界除了回教及印度某些地方之外，卻沒有地方禁酒。除非該地方有禁酒的傳統，否則喝醉的傳統一形成便無法禁止，因為禁酒會惹來極大的反抗，而且越禁人們就越喜歡喝。結果，酒成為所有文藝作品、藝術創作中不可解的部份，雖然它其實是首席毒物。

斷送一生惟有 破除萬事無過

在北宋詞人黃庭堅的《西江月》開首兩句「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中，其實隱藏了一個字，讓他人猜謎，而謎底就是「酒」。使用毒品這種行為在地球上其實已有數十萬年的歷史。所謂毒品，大概可分為兩大類：鎮靜劑和興奮劑。前者可麻木感覺、抑制反應，後者可令人進入亢奮狀態。在大自然，許多植物中都含有產生吸毒效果的物質，因此幾乎所有原始部落，甚至猿猴、猩猩等動物都有食用某種植物，以尋求吸毒效果的行為。「酒」也是只需將生果或穀物經過一段時間的放置、發酵，便會自然而成。現在我們口中所說的酒，一般是指由澱粉質發酵而成的乙醇。

兩性對酒精反應各有不同

最近英國有一位科學家根據16項檢查，包括9項為對服用者的影響及7項為對社會及他人的影響，從而對酒精及所有已知的毒品危害進行檢測。結果發現，酒精遺害最大。事實上，兩性對酒精的反應各有不同。男性喝酒時會比女性分泌出較多的多巴胺（Dopamine），從而到更多快樂的感覺，因此男性酗酒的機會較女性高出幾倍。相反，女性喝酒後情慾亢奮的幅度會比男性大，因為喝酒會令腎上腺素及睾丸酮激增，只不過由於男性兩者長期均處於高的水平，因此懂得控制高漲的情慾，而女性則會在酒後變得較平常放蕩，所以男人喜歡灌女人喝酒是不無道理的。而且一般情況下，女人的酒量絕對是輸給男人的，其中一個簡單的原因是男性體形較大。酒精進入身體後會散布至全身每個組織，若體形較大，自然可分散酒精的影響。而且女性的脂肪比例比男性高，由於脂肪細胞不能吸水，即使體重相等，女性可吸收的酒精也比男性少。

美國禁酒促成黑手黨崛起

事實上，哪些毒品會被禁與其帶來的遺害的大小沒有必然的關係。長久以來，由於喝酒的人數極多，所以管治者根本不敢去禁酒。相反，大部份地方也禁的大麻，在遺害檢測中的排名甚至比香煙為低。該種毒品是否應該被禁，其考慮因素往往是有多少人吸食，吸食的人是否可以欺負。的確，有某些宗教，如回教，是禁酒的，但實際上卻不可禁絕，有錢人照樣可以到不禁酒的地方喝酒。1920年美國大禁酒令的實行，是美國黑手黨崛起的最重要原因，因它可以販賣私酒，而且政府越禁市民便越喜歡喝。基本上酒是一種最主要的社交途徑，因為人需要在某些時刻與社群融合為一，當大家一同進入同一境界時，便會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隔膜，放下日常對人的戒備，就是社群凝聚力最高的時刻。所以俗語有云「酒越飲越厚（交情），賭越賭越薄」。

電視劇犯上嚴重錯誤

帝后稱號有一套相當複雜的系統，很多人也搞不清楚。帝后大臣死後的稱號叫「諡號」，這是對他一生的評價。我們最常見的是大臣的諡號，當中的用字有極嚴格的規定，例如必須為翰林院出身或曾任大學士的人才可用「文」字。


慈禧諡號共25字

歷代大臣中，最尊貴的諡號就是「文正」，須經皇帝特旨方能使用。清朝只有湯斌、劉統勳、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等8名大臣有此榮譽，而死後立即被封為「文正」的就只有曾國藩和道光時期的丞相曹振鏞，雖然不少人認為曹振鏞不文不正。除此以外，其他大學士能夠得到的最高等級的諡號是「文忠」，而在大臣死後，大學士能為他向皇帝建議的諡號，最高級的也只能是「文忠」，例如李鴻章的諡號就是「文忠」。另外，因開邊定土而立功的，亦有一個非常罕有的諡號叫「文襄」，例如左宗棠就諡「文襄」。
至於太后的封號亦一樣繁複。首先，在封立太后時會被賜予一個「尊號」，例如「慈禧」。而後來在慈禧與太后之間加上的，則稱為「徽號」。通常遇到年節時，皇帝都會在太后及太皇太后原有的徽號上再加新字，並按字數計算每年在生日時可獲之交進銀，每多一字可多獲一萬両銀，以慈禧徽號最終為「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為例，就即是每年有十六萬両。及至死後，則會加封諡號，慈禧的諡號就是「孝欽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配天興聖顯皇后」，共25字。


每字有標準解釋

封號通常不會直稱太后，而改用「顯皇后」。「孝」後的字眼，則由大臣共同選出一個最適合代表此人的字，每字都有標準的解釋，而「欽」字，根據《鴻稱通用》的解釋，意指很有威儀的人。「天」與「聖」則是太后專用的字眼，「天」字前的字眼代表與上任皇帝的關係，「聖」字前的字眼則代表與現任皇帝的關係。「配天」即指慈禧並非上任皇帝之元配，「興聖」則表示慈禧為現任皇帝之生母。
因此幾乎所有關於清代的電視劇都在皇后的稱號上犯了嚴重的錯誤，例如順治的母親、康熙的祖母孝莊皇后，「孝莊」是諡號，她本人在生時是不可能以孝莊來自稱的。至於皇帝的稱號就更為複雜，要留待日後再詳談。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口若懸河
蕭若元

劉慧卿 又玩這種把戲

日前特區正式公布，將參與新增區議會功能組別的候選人提名門檻設在15人。猶記得在政改方案通過當天，劉慧卿在立法會議事堂內清楚說過，她希望新增的區議員功能組別提名門檻最好設在10 人，若日後門檻太高，社會普遍認為這是一個騙局、只「益」某些政黨的話，她會馬上引咎下台，辭去立法會職位，並不會再參選。現在只有4個政黨手握15席以上，社會上許多聲音都認為這設定偏袒某幾個政黨，但相信劉慧卿會一如以往，迅速將自己說過的話忘記，這種把戲她已玩過不止一次。


何俊仁再開出空頭支票

另一方面，何俊仁聲稱政府現時的建議「大體上符合」曾蔭權與民主黨之間的協議，也就是說，原來這些細節，他們一直是同意的。現時，擁有15個區議會議席的泛民政黨只有兩個－－民主黨和民協。而由於建制派如民建聯、工聯會等將會投入大量的資源去從事地區工作及參加日後的區議會選舉，因此來屆民協極有可能不會再取得15席。從何俊仁的言論可見，他對這個結果不僅早已了然於胸，亦如此期待。

為了安撫大家，他每次都會立即開出另一張空頭支票，今次他就承諾他個人會向民主黨區議員呼籲，容許提名其他黨外的民主派人士競逐超級區議員。不過，為了替將來不兌現承諾留下退路，何俊人不忘強調「一切須待黨員大會作最終決定」。即使承諾會兌現，民主黨會提名的「其他」民主派人士，恐怕亦不離馮檢基與湯家驊兩人。


泛民難取足提名選特首

更荒謬的是，政府建議新增區議員選委用全票制選出代，令建制派有望全取所有議席，泛民一票也沒有。這並非今日才發現的問題，當日的政改討論中，已有不少人提出這方面的質疑。

結果泛民根本無法在特首選舉中取得150個選委提名。試問在區議員選委改用比例代表制如此簡單的保證也沒有的情況下，就貿然對特首選舉議案投贊成票的人，有何面目再去面對香港人？

內地海關嚴厲徵稅 中港雙方均有損害

內地海關最近宣布嚴厲執行進境旅客行李物品徵稅規定，內地居民凡攜帶總值超過5,000元人民幣（下同）之個人自用物品進境，即要徵稅。非內地居民包括香港人免稅額更少，只有2,000元。此消息傳出後，立即令中港旅客人心惶惶，此因為大部份人身上的物品，都應該超過這個總值，而且有20種商品項目即使不是全新、證明自用亦要徵稅，稅款由百分之十至五十不等，例如他們近日抽查到一個價值70,000元的名貴手袋，就估計被徵稅7,000至萬多元，化妝品稅款更高達百分之五十。這使旅遊熱點靠做遊客生意的店舖大為恐慌，自由黨甚至去信溫家寶表達對這事件的關注。


遏止水貨客螞蟻搬家

但現實是如何執法呢？沒有人知道。即使致電深圳海關查詢，他們的答案亦不一致，有人說自用不須抽稅，有人則說自用也要抽稅。基本上整件事情是源於遏止水貨客以「螞蟻搬家」方式大量運送iPad、iPhone入境。這可能與受到內地電訊商或相關商號投訴有關，不得不執行一些打擊措施。然而這又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就是既然iPhone要徵稅，那麼其他高科技電話又是否要抽稅呢？當其他高端電子產品要收稅的話，一切奢侈品就沒理由不抽了。
這些出入境申報條例其實一直存在，不過已沒有奉行二十多年。
現時每日經各口岸回內地的港人約有20萬人次，而內地人來港則有約10萬人次，即使只抽百分之一作檢查，海關都會變得擁擠不堪，令民怨沸騰。香港人每年在內地消費超過300億，比自由行在港消費總額為多，內地對旅客行李物品徵稅，對中港雙方都有損害。不過我相信這次與內地其他嚴打措施一樣，也是程咬金三板斧—三招了，然後無聲無息地自動取消，不再執行。

口若懸河
蕭若元

准許三妻四妾 打造「代母港」

繼四叔利用高科技方法一索得三男孫之後，本周三立法會議員林健鋒又獻新猷，認為香港可以將這種服務發揚光大，修改法例容許商業代母在港經營，打造香港成為「代母港」，但在推行時必須注意不可讓北方佳麗壟斷代母行業。

對於林健鋒的建議我有少許修改，就是既然容許商業代母存在，那是否也應該容許利用自然方法令代母成孕呢？

因為這樣的話，起碼雙方在過程中會較為愉快。甚至我認為可以看看是否應該恢復《大清律例》，准許納妾呢？因為以往妾在某程度上是一個生孩子的工具，只要將妾改為代母即可。

港女不願生孩子

不過有一點我不太想得通，就是如何能防止北方佳麗壟斷代母行業。香港的女性連生育自己的小孩子也不願意，現時香港是世上生育率最低的城市之一，每個女性平均只生0.86個小孩，又怎會願意花上一年時間去代其他人生孩子呢？要預防北方佳麗壟斷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五湖四海地輸入代母，即使代母來自非洲或印度也沒關係，因為只要卵子來自中國人，生出來的孩子仍然是純種中國人。

這做法唯一的障礙，是不可與這些代母採用自然方法成孕，而且要另外想辦法籌募卵子。

蘇花公路落後非常

台灣蘇花公路坍塌，事件中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從報道片段可見，蘇花作為台灣其中一條主要幹線公路，竟然是恍如原始的山路般簡陋。在暴風雨期間出現坍塌，有時固然難以避免，然而在非受地震影響下，一條公路會在多個地點同時發生坍塌，則公共設施質素實在很有問題，這條公路實在極之危險。要興建一條沿山而建的公路，必須做好兩邊護土牆及防撞欄杆的建設，但工程造價卻非常昂貴，因此近代多以隧道代替沿山公路。而從蘇花公路的情況來看，台灣這類公共設施實在非常落後。

國內網民竟幸災樂禍

國內同胞在海外遇難，大家都予以深切同情，然而接着卻出現了很奇怪的事。在傳媒揭露遇難旅行團原來有一半團友為珠海地稅局人員以公費旅遊後，我發現國內網站留言反應幸災樂禍者竟佔了多數，例如「珠海納稅人目前情緒穩定」、「孩子們，快複習，去珠海考公務員」，甚至「死吧！要死多點」。

遇難的其實不過是中下級公務員，應不至如此仇恨，即使死了也不放過，但實際上民情卻是如此。

國內人民對整個官僚系統的仇恨到達這個程度，其實已非常險峻。好像之前廣西梧州暴亂，兩個公安被打死，網民貼出照片，市民的反應竟是高興不已。

超級議席選舉其實無得揀

香港特區政府已正式提出新增區議會功能組別候選人須為現任民選區議員，並將提名人數由10人增至15人。我們知道，這方案是必然會獲得通過的，因為政改是大是大非的議題，西環「吹雞」，保皇黨當然要熱烈支持。而且，這方案對誰最有利呢？誰握有最多的區議會議席呢？答案就是民建聯和工聯會。其他扮獨立的區議員，其實也是受西環指使的。
政改的是與非至此已非常清楚。香港現在有多少政團能擁有15個區議會議席呢？答案只有4個：民主黨、民協、民建聯和工聯會。民協下一屆恐怕不會再有15席了，因為當區議員議席變得如此重要時，其他政黨如民建聯、工聯會等，必然會投入更多經費去競選，民協手上的議席最易成為競爭目標，何況民協在西九還會受到社民連的夾擊呢！


增加民主成份成笑話

如此一來，情況就更妙了。有資格參與角逐的只剩下3個政團，而這3個政團會提名多少個候選人？若3者按香港選民比例協調提名5位候選人，即民主黨3個、民建聯和工聯會各一個的話，就會變成等額選舉，連選也省了。倘若他們堅持這樣做，是沒有人能夠制止的。不過這樣做又未免太難看了，改為民主黨提名3個，民建聯和工聯會分別提名兩個，會不會好一點？民建聯與工聯會配票機制可靠，結果其實等同等額選舉。這是我們早已預言的結果，這就是民主黨所謂的「增加民主成份」。
我曾說個一個笑話–有天我問我太太：「為甚麼結婚21年來，我從來沒有其他女人可以選擇？」我太太說：「不對，你可以有3個選擇。第一，是平時的我；第二，是不穿衣服的我；第三，是穿蕭雙雙校服的我。你選哪一個？」最後，我唯有選擇平時的她，因為至少沒有這麼惡心。而他們所講的「民主成份」，也大概如此。

口若懸河
蕭若元

看中國反日情緒

內地連續3星期出現反日示威活動，據日本放送協會報道，在過去數天，有超過10個中國城市有市民號召反日示威。在此，我想與大家分享一下內地反日情緒的問題。

日本曾侵略中國而且不肯認錯，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對此我們是應該鍥而不捨地追究下去的，但在不停聲討的期間，我們必須明白絕不應影響到現實政治。

身處在21世紀，20世紀、甚至19世紀的思維模式和手段已不再合用。在19世紀，人們每每會使用武力威嚇他人。20世紀中期之前，大型戰爭仍有機會發生。及至20世紀中業之後，所有的戰爭其實都只是小型戰爭。美國攻打伊拉克，伊拉克實在是沒有甚麼抵抗能力的。美國是絕對不會向大國如中國、俄羅斯開戰，甚至連伊朗也不會考慮。

自從20世紀中業以來，席捲世界的3大思想分別是「民主」、「自由經濟」及「和平主義」。

「和平主義」，就是我們絕不能接受利用戰爭去解決任何爭端。國內群眾受到愛國主義的教育，卻沒有同時受到近代文明的教育，「殺掉所有日本人」、「將日本人趕出地球」等示威標語口號，只會令中華民族蒙羞。

（本文內容不代表本報立場）

口若懸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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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真正威力 年輕人難想像

文章下筆時為22日下午3時，看情況颱風「鮎魚」是不會吹襲香港的了，否則它本來應是有史以來吹襲香港的最強颱風，因為它的中心風速可高達200公里。

相信大家都有不少關於颱風的童年回憶。記得在我年輕的時代，每遇颱風，市面的氣氛都比現在緊張得多。我想這是因為當年建築物的質素相對較差，許多房屋都有漏水的情況，玻璃窗也並非鋁造，不夠堅固，要用面盤去盛滲漏的水滴。木屋區情形就更淒慘，擔心一片屋頂隨時會被捲走。近年颱風已甚少在香港造成嚴重傷亡，除了因為建築物變得紮實，也因為現時的預警系統比以前進步，新一代也許不能想像颱風原來能造成嚴重破壞。

丙午風災曾殺5%港人

香港歷史上最嚴重的風災，是1906年的丙午風災。由掛起3號風至改掛10號風球，只歷時個多小時，完全沒防備的時間。因此那次風災造成1.5萬人死亡，而當時香港人口只有32萬，死亡人數達人口的5%，即等如現在的香港死了35萬人，這個是我們無法想像的數字。從歷史圖片可見，當時海上布滿屍體，要用木筏打撈上岸。繼此之後，1937年的丁丑風災也造成近1.1萬人死亡。而戰後最嚴重的風災應是1962年的溫黛，造成183人死亡，我相信這也是這一代人回憶中最嚴重的一次。

當然，颱風在孟加拉至今仍然造成嚴重傷亡，主因是孟加拉大部份地方低於水平線，巨浪的破壞力極強。現時預測風暴的技術已不可同日而喻。1906年時只能靠風向、濕度和氣壓等去估計；戰後則改用雷達，準確度已大大提升；時至今日，有衛星和超級電腦幫助，颱風對我們已無任何懸念可言。

幫助重病患者政府有責

基本上我們可以從3個層面去處理香港的醫療保險問題。首先，小病應該由私人醫療處理，甚至連保險也不需要。其次，中型疾病可以保險的方式去處理，不過如何防止濫用，則是另一個大問題，容後再作詳細討論。第三，政府其實無法避逃照顧嚴重病患者的責任，外國的醫療制度亦有這個發展的趨勢，因為這是道德風險最低的方法，沒有人會因為想去騙化療療程而去偽裝患上癌症。既然病人如此不幸患上重病，政府就只能負上照顧他們的責任，然後靠處理大量病人將成本減低。

應允英聯邦醫生來港執業

另外，增加醫生及醫護人員供應亦是非常重要，最低限度要恢復1997年以前聯邦醫生可在港執業的制度；或是利用新科技，准許各地合資格的醫生作遙距診症；又或是容許國內達到某種資格的醫生來港執業；更可如董建華曾提出、卻多年來未有推行的建議，建設一所大型的中西醫結合的教學醫院，部份病人用中醫方法去診治，也是節省成本的好方法。

最後，如果政府想鼓勵市民儲蓄，我認為最有效的方法，是市民可按照不同年齡，將不同金額的保健費存入政府的戶口，市民存兩元，政府即會給他補貼一元，而存款可以交易所買賣基金（ETF）等行政費用較低的方法投資。當有需要時，市民可提取自己的存款，供自己治病，而在自願的情況下，更可挪用這筆款項供家人治病，形成聯合互保的效果。這個計劃的好處是，若你在生時沒有使用過這筆存款，可在死後將款項轉移給自己的子女，這樣不但可使供款者不會亂用供款，也能增加市民的保健意識及誘因。這是一種混合的制度，道德風險亦是最小的。

自願醫保吸引力存疑

過去10年，香港特區政府不斷為醫療融資計劃作出諮詢，心底裏其實是想推行強制性供款，然後用私人保險的方法運作，不過每次都遭到市民極大反對。主要原因是現在香港的公共醫療基本上是免費的，精明的香港人又怎會忽然願意付錢？
香港的醫療體系是由甚麼構成的呢？其中約55%是公共醫療，45%是私營醫療。小病如傷風咳嗽，大部份人都會光顧私家醫生，大病則會到公立醫院，因為到公立醫院看小病是須要輪候的，輪候所付出的時間代價，往往大於私家醫生所收的一兩百元診金。若身患重疾，到私家醫院的治療費用則非常之昂貴，極少香港人能負擔得起，只有選擇公共醫療服務。因此，最難處理的是反而是一些慢性疾病，如白內障，去私家醫院太昂貴，到公共醫院又因為供不應求而需要長期輪候，令病人非常痛苦。


政府未說出實際補貼方法
特區政府碰過無數次壁之後，終於得出今次這套自願性供款計劃。這個供款計劃的特色是毫無儲蓄成份，由政府定立標準保單，然後市民可以因應個人需要增加個別選項。首先我們要問的是，目前市面上的保險公司有數以千計的醫療保險產品，在自願意性基礎下，為甚麼要買政府這個保險呢？政府會說，它這個保險計劃是有很多好處的，例如它會保障一些私營保險不肯保障的人、病症和服務。然而增加保障範圍，無可避免會導致賠償額大增，結果就是保單保費上調，甚至變得比私營保險的保費還要昂貴。在這情況下，市民為甚麼要買較貴的保單呢？原因是它能得到政府的補貼。但是政府卻沒有說出實際補貼的方法。
作為消費者，有甚麼原因會驅使你去買一件你原本不打算買的貨品呢？其中一個原因是減價，而減價在香港醫療保險上就是指政府補貼。假設原本你是不買保險的，現在你買，是因為政府補貼你四成。但政府是不會肯明文註明會津貼四成的，因為它不能知道將會有多少人買，也不知道保單有多大，若最後有300萬人買，而且是買最豪華的計劃，津貼四成就不得了。反過來，政府為求控制成本，可規定補貼20億，平均攤分給所有受保人，這樣的話，如購買保險的人數眾多，補貼就是杯水車薪，使計劃變得毫無吸引力。若政府就如何補貼沒有一個明確表示，是很難使市民參與這個醫療保險計劃。

需求增加致服務收費飛升
上述的都不過是計劃中的一小撮問題，還有其他更多問題需要解決。例如香港的醫生和護士的人數大致是固定的，是不會突然大幅增加的。若有大量人口因為買了保險，而從公共醫院移往私家醫院求診，對私家醫院服務需求自然會增加。在需求增加，而供應不能增加的情況下，只有一個結果，就是服務收費飛升。醫療服務價格上升，令保險賠償額大增，造成保費不斷上漲的惡性循環。台灣和新加坡的情況就是如此，保費在短時間內飆升兩三倍。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口若懸河
蕭若元

醫療保險引致成本失控

全世界的公共醫療是用甚麼方式運作的呢？基本上可分為3種。第一，是政府運用稅收支付全部公共醫療開支，市民使用醫療服務，只須付出極低、甚至毋須付出代價；第二，是靠保險形式實行，這類保險多是強制性的，亦即是每位市民都要繳付一定的保費，在需要時向保險索償；第三，私營，使用者須自付醫療費用，而醫生和醫院亦可自行釐訂收費，政府限制極少。以上3種形式，本上可概括所有國家的公共醫療服務，當然有很多時是3種方法不同比重的混合體，而3種形式各自都有導致醫療成本不斷上升的原因。


公帑支援形式導致濫用

首先，若採取第一種方案，由於使用者只須付出極小的代價，結果必然導致濫用，將需求無限量放大，情況就如以往香港的急症室，不少人因不想輪候街症而使用急症室，最後服務追不上需求，引致醫療水平下跌。於是政府有兩種方法對付濫用：第一，是設定嚴格程序，規範服務內容，這是加拿大所用的方法；第二種就是凡是不會即時致命的疾病，都採取輪候方法處理，這是香港所用的方法。若採取第一種形式限制供應，許多時就不能應付千變萬化的社會現實情況，引致經常出現嚴重的醫療失誤。若採取第二種方法，則慢性疾病患者須經歷漫長的等待，如白內障就可能要等上兩三年。在這情況下，使用者需要付出時間，也要承擔病情在等候期間惡化的風險，這其實是另一種社會代價。簡單來說，這一種形式會在需求者身上產生道德風險。
其次，若採取醫療保險形式，唯一的好處是當你身患危疾，醫療費用可能令你傾家蕩產時，你的風險會由其他人分擔，因此它亦是一種相當受歡迎的制度。然而它所產生的道德風險比第一種更嚴重，因為買了的人固然會盡量使用保險服務，供應服務的人（如醫院、化驗所）亦會鼓勵你用盡服務，甚至連保險從業員，也會教你如何取得最多的服務。當服務需求、賠償和保費形成惡性循環時，醫療成本便不能不失控。


用者自付形式最有效率

第三種形式原則上是最有效率的，不過當你有非常嚴重的疾病時，很多人會傾家蕩產或求醫無門。而它唯一的缺點，是醫療系統收費缺乏透明度，使用者在使用前無法知道實際的收費，在此情況下，使用者就無法找尋最有經濟效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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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行醫診金必大幅下調

香港醫療負擔越來越沉重，原因與大部份發達國家一樣，是由於人口老化所致。而香港的人口老化問題，比任何一個地方都嚴重。其次，是由於醫療技術進步，一些從前無藥可救的絕症也有治療的方法。雖然有些方法，如治療癌症的標靶療法，每月費用動輒以十萬計，有些人寧願死了算數。上述原因是顯然易見的，但問題卻另一些較隱藏的原因，其中有兩個最重要。

九七回歸後採排外手段

首先，是醫療人士的專業壟斷。凡是由就業人士監管的發牌制行業，就會有不斷要求更嚴格的傾向，令獲得牌照變得越來越困難。舉例說，假如洗頭剪髮要有牌（不是說笑，美國有些地方真的如此），漸漸地就會有五花八門的要求。最初可能要懂皮膚、頭髮的學理，然後可能要懂一點化學，以判斷適合的洗髮露，進而最好有電工牌，以免在使用風筒、電髮卷等電器時弄傷顧客……最後，洗頭剪髮便會變成非常昂貴的服務。香港醫療就是這樣的一回事。

要當上專科醫生，不得不花上十數年時間，投資成本如此高昂，收費必然會高昂。而實際上，應付普通病症是不需花這麼長時間去讀的。醫療最重要一環是能易於獲得。中國人民健康的大躍進，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文革時期推行赤腳醫生，訓練三數個月便要下鄉行醫。原來沒有醫生的鄉村，只需一個懂得基本衛生和治療的人，就足以令死亡率大跌。

九七前，英聯邦醫生只須在港註冊即可執業。但香港自從九七回歸後，忽然對專業人士採取一種非常排外的手段。現時，所有在外國讀醫科的人，要回港執業，必須重新考試，即使你有諾貝爾醫學獎，也不能幸免。

名醫由月球人變星球人

相信許多人都知道，醫生在投資方面通常十分愚蠢，不少名醫生金融海嘯後因投資失利血本無歸。於是自此之後，他們更勤力去「劏」人，以補償損失。據聞香港最頂尖的醫生已由「月球人」變了「星球人」，由每個月賺「一球」（100萬的俗稱），變成一個星期賺「一球」。我相信，香港專科醫生的收入是美國專科醫生的數倍。大家認為這合理嗎？擁有先進國家專業資格的人，為甚麼不可在香港執業呢？為甚麼不好好利用國內達到一定水準的專科醫生？僅是開放上述兩點，已可令香港醫療成本大跌。何況以現今科技已做到天涯若比鄰，為甚麼不准外國醫生遙距診症呢？醫生更可透過聊天室與病人交談，跟進情況。如此一來，診金必定大幅下調，這豈不是廣大香港市民的福音？當然，這亦是香港醫生的末日。

製播分家放生藝員 電視市場可得平衡

除廣管局嚴重失職、立法會廣播事務委員會視若無睹之外，另一件更不可解的事情，是受害人竟然對他自己的損失和法律權益毫不重視。根據《廣管條例》，因為反競爭行為而造成的損失是可以索償的，亞視、有線和now，在原則上是可以向無電視索取以億計賠償的，但他們沒有這樣做。有人說，這是因為電視圈很小，他們的職員恐怕有朝一日會轉職無，因此不敢向公司建議興訟（雖然勝數極高）。

確保電視業有充份競爭

現時我們要面對的問題是甚麼呢？電視數碼化後，香港大概可容納20至30個電視台，因此多發3個電視牌照看來事在必行。發牌後雖然會增加市場競爭，但幾間新電視台卻需要一段較長時間才可與無拉成較接近的均勢。而根據《廣播條例》，廣管局是有權隨時頒布任何新的條例，來促使有競爭性的電視市場形成。正如在電訊業引入競爭之後，電訊管理局曾經對香港電訊或電訊盈科的行動作出了許多限制。如要在短期內令香港電視業有充份競爭，令香港重新成為文化創意之都的話，就必須引入一些新的條例，以確保競爭市場出現。而這些所謂新條例其實並不新奇，它們在不少國家已經實行，尤其其中的4類條例，廣管局可優先考慮。

電視台不可擁長約藝員

第一，電視台不准擁有長約藝員，電視台聘請藝員工作，均須以部頭或節目作為單位。電視台更加不應同時是藝員的經理人，抽佣剝削藝員在電視台以外的工作收入。事實上，世界各地，如日本或國內的演員，大部份都不屬任何電視台旗下合約藝員，可以自由出現於不同的電視台節目及活動。

第二，製播分家。許多國家都規定，電視台只是播放渠道，本身不應製作電視劇或其他綜藝性節目。如果香港電視台需要外購節目，就自然會有大量製作公司出現，為電視台提供外購節目。在有供求和競爭的環境下，香港的創意文化產業必可如火鳳凰般重生。

第三，均衡節目。無論政府和民間都屢次提出電視台應有均衡的節目類型，但廣管局卻從無任何強制措施，令節目類型比較均衡。除令觀眾有較多選擇外，這也是立即令電視市場較有競爭性的方法。舉例說，限制所有電視台在每晚4個小時的黃金時段內，必須播放劇集、綜合性節目、新聞及紀錄片各一小時，不准只播劇集。那樣，不同電視台就可以透過節目的編排，在同一時段為觀眾提供不同選擇，從而形成競爭。

第四，頻譜拍賣。現時毋須付出一分一毫，就可長期霸佔最有利的發射位置和最多人收看的慣性頻譜。其實頻譜和發射位置理應作定期拍賣，有利位置價高者得，這才是公平。

均衡市場有利創意文化

可以想像，只要推行這4項措施，我們便會得到一個比較均衡的電視市場。這樣無論對電視觀眾，對幕前幕後的創作人來說，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這些都是再明白不過的道理。我們期望立法會議員和各界人士能敦促廣管局向這個方向走，這樣則香港幸甚，香港觀眾幸甚，香港創意文化幸甚。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口若懸河
蕭若元

無線明目張膽違法 廣管局竟視而不見

無線電視如何利用支配優勢地位，採取非競爭手法欺壓對手，在之前發布的公開信和亞洲電視向廣管局的投訴信中已講得十分清楚，在此不贅。但我必須提醒大家兩件事：首先，電視並非一個自由競爭的行業，大氣電波是社會的罕有資源，所以政府是有責任去提供一個具競爭性的環境。
正如電訊業，政府就曾透過立法，限制當時壟斷香港電訊市場的電訊盈科，製造更有競爭性的市場環境；第二，自2002年香港《廣播條例》作出修訂以後，其中13至15條已清楚指出，在電視節目服務市場處於支配優勢的持牌人，不得濫用其支配優勢，從事廣管局認為目的在於防止、扭曲，或在相當程度上限制電視節目服務市場競爭的行為，亦不得從事該局認為會有如此效果的行為。而無線電視違反了上述的禁止反競爭條例，是非常明顯的。


限制歌星到他台演出


在2003年之前，無線電視這種反競爭行為，只可說是違反了商業道德，然而在《廣播例條》修訂之後，這基本上是一種違法行為，而且是一種無可抗辯的違法行為。《廣管條例》第13條的目的，是防止有人做出限制電視節目服務市場競爭的行為。第14條則明確指出在電視節目市場處於支配優勢的持牌人，不得濫用其支配優勢。
無線電視擁有市場百分之九十以上收視率，明顯就是有支配優勢的持牌人。那怎樣才是濫用支配優勢呢？條例中已有許多清楚的界定，例如第13條2（(b）指出，防止或限制向競爭者提供貨品或服務的行為，廣管局可視作濫用支配優勢行為。
也就是說，如果無線電視不准某些與他們有業務來往的人，向競爭者提供同樣的服務，就是濫用其支配性地位。以往無線電視以每年參與演出至少一個節目、每次酬金100元，與本港大部份歌星訂約，並清楚訂明這只屬服務提供，而非僱傭合約。然而合約卻同時限制他們向其他電視台提供同樣的服務，這無疑是違反了《廣管條例》第13條2（b）。
2003年《廣播條例》修訂至今，這種明目張膽、毫無疑問的違法行為，廣管局卻一直視而不見。雖然有不少電視藝員曾提出這個問題，但廣管局仍是漠不關心，這簡直是對香港法律的極大嘲笑。而同樣，立法會議員沒有注視這種現象，亦屬嚴重失職。


要求立法會介入調查


當然，無線電視違反禁止反競爭行為條例的行為多不勝數，各種違例例子，在亞洲電視的投訴信中已寫得很清楚。如今廣管局已公布指控表面證據成立，預備展開全面調查。可是廣管局的調查是閉門的，因此我在此要求立法會行使權力及特權條例，去調查這一公然違法，以及廣管局失職的事件。無線電視過去曾經聘請過萬員工，只要立法會展開公開聆訊，傳召這些員工作證的話，真相必然會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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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若懸河
蕭若元

無線欺壓對手 創意人才凋零

天下苦秦暴政久矣。
港人苦TVB霸權欺壓久矣。
香港自從佳視倒閉之後，大氣電波一直只有兩間電視台，而無線電視經常佔據超過百分之九十的收視率。無線電視能佔據絕大部份收視，並非因為節目質素超群，而是在於它首先啟播，獨家佔用大氣電波超過5年，造成了慣性收視，亦累積了許多廣告客戶及藝人。除此以外，無線電視還擁有播放上的優勢，因為它優先選擇了有利的頻道和發射位置。後來麗的及佳視加入競爭，無線電視就利用這些資源和優勢來壓倒其他電視台。其他電視台不是沒曾投入大量資金或奮鬥過，但這些攻勢是難以持續的，因為無線電視早已擁有廣告收入及有關人力資源，基本上是以戰養戰，而其他電視台則要不斷自掏腰包投資。

港文化地位蕩然無存

無線擁有上述的先天優勢，而三十多年來它不斷使用各種競爭行為欺壓對手。其中一例就是模仿對手。1978年，當時的晚上8至9時段，無線本來是播放單元性節目的，及後麗的推出創作武俠劇《天蠶變》大受歡迎，無線立即腰斬所有單元劇，推出《楚留香》。無線電視恃它固有的優勢，模仿對方的節目，最後戰勝對方，這種行逕在過去三十多年來發生過無數次。經過十多年的爭持，結果亞視落得股東不停更換，弱勢紛呈，強弱更形懸殊。
大氣電波裏只有兩個電視台，而強弱如此懸殊，會得出甚麼結果呢？結果就是電視界再不注重創作，因為無線電視無論做甚麼也能贏，以致大部份權力掌握在一班行政官僚手上。香港許多從事創意文化的人才，均是在電視業競爭之中培育而成，例如幾乎所有香港電影人都是電視台出身。當電視界競爭消失，香港創意文化人才的生產亦中斷，無論幕前幕後也是如此。於是，由於人才青黃不接，香港於80年代華語社會的普及文化領導地位，至今已蕩然無存。

口若懸河
蕭若元

溫家寶求名當求萬古名

溫家寶過去半年的言行，例如高舉胡耀邦、大談政制及戶籍改革等，都引起了各界極大的疑問，同時，這些言論也在國內成為了敏感詞，許多時候都不會被報道。我們不禁心生疑問，到底他為甚麼要發表這些言論？這些言論又有甚麼作用呢？


將自己聲譽全押上


從溫家寶在布魯塞爾中所說的話中，答案已顯然而見。他說，民主潮流「順者昌，逆者亡」，他又說，對於政治改革，他的態度是「風雨不變，至死不改」。把話說得如此斬釘截鐵，顯示他這次已將自己的全部聲譽押上了。我們且看看他的考慮。
過去數年，溫家寶做了許多親民的事，使他在民間得到相當高的聲譽，而且他餘下的任期只有一年多，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前提下，他有信心沒有人會因為這年半任期迫他辭職，導致政局產生大動盪。加上以他的年紀，已沒有機會連任，這一刻，他可說已沒有甚麼可以失去，他如今所爭的，是歷史如何記載他。於是他開始不停運用他的政治聲望，號召政治改革和民主。他先不斷高舉鄧小平，強調鄧小平主張政制改革，後再高舉胡耀邦，稱胡耀邦是最民主的共產黨領導人，而他則是上繼鄧小平胡耀邦之道統，下開千年民主之局。影響他最大的應該是蔣經國。即使推動民主不能在他的任期內得到成果，只要有朝一日成功，歷史會記載第一個堅定不移提出推行民主之人，就是他溫家寶。他，將會成為中國民主之父。相比擔任總理的10年功績，這更為重要，溫家寶向來都是以歷史角度去思考的。


再沒有退卻的餘地


猶記得溫家寶訪港時曾說：「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相信在他心中，想必更會想起蔣經國書房中的一對對聯 ──「求名當求萬古名，計利當計天下利」。至此他已全部押上了，再沒有退卻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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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市問題不是居住問題

新一份《施政報告》公布在即，當中必然有回應樓市問題的措施出台。可預期這些措施不離復建居屋、上調豪宅印花稅，甚至限制部份港鐵上蓋物業只准香港居民購買及取消投資香港移民以物業為投資項目等。
香港的樓宇問題到底問題在哪？香港整體房屋數目其實已超越香港整體家庭數目，五六十年代，香港所面對的房屋短缺問題，在90年代後早已不再存在。現在我們面對的並非居住問題，雖然每年都會因為生活質素提升、新家庭形成而出現新樓宇需求，但香港整體社會對樓市不公平的呼聲，並非因港人沒有足夠的房屋居住，而是因樓宇升值，使香港社會形成了兩個截然分明的階級 ─ 有樓和沒有樓。樓宇持續升值，令有樓人士的財富不停增加，而沒有樓的人就發現自己只有眼睜睜看着別人的財富升值的份兒。


太劇烈升跌對樓市沒好處


簡而言之，香港樓宇問題包含了兩個主要的元素：1.貧富懸殊日益嚴重；2.資產泡沫問題。1997年，董建華將問題當作住屋環境問題處理，結果造成樓價大幅下跌，最後黯然下台。明顯地，董生是斷錯症兼下錯藥。要解決香港樓市問題，首先必須保持平穩的供應，太劇烈的升跌對樓市沒有好處。第二，是要紓緩香港貧富懸殊現象，而此一現象，很大程度是由於香港經濟轉型造成。
香港的堅尼系數在1974年前一直逐年下降，直至1974年突然逆轉，上升至今。其逆轉的真正原因，是由於製造業職位流出香港引起。當香港經濟大部份由服務性行業構成時，市民收入的分歧便會越來越嚴重，因為服務性行業是截然分成兩種的：有些知識成份含量極重，如大律師、投資銀行等，從事這類行業的人收入十分豐厚；另一方面有些知識成份卻極低，如清潔、快餐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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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老師飯碗 教協犧牲學生利益

香港論政水準之低劣經常令我驚訝，例如就小班教學問題的討論，便可以說是粗疏無比。在小班教學議題上，論政者只圍繞着幾個問題討論。第一，是人口減少應否殺校；第二，是孫明揚提出的應否縮班問題；第三，是應否將每班的人數減少，即是小班教學問題。

甚麼是殺校呢？一間學校收不到學生，只有兩個可能的原因：第一，是地點不適合，舉例東平洲有一間學校，但島上根本沒有人居住，自然沒有學生。第二，沒有人肯選擇這所學校。當學額供大於求，學生能被分配到選擇意願較高的學校，這樣當然就會有些學校收生不足。我想問，若沒有學生願意選擇那所學校，那麼這所學校又是否應該繼續存在？

所謂縮班也者，就是同一校網內每所學校都減一班，即使好的、多人選擇的學校也要減，將學生迫到沒人選擇的中學，令較差的學校能繼續生存。我實在不明白邏輯何在。是因為那些學校有紀念價值嗎？那麼應該去聯合國申請列入文化遺產加以保存和活化，而不是迫學生去讀。


如何運用資源未做研究

又有人，尤其是教育界人士說可以趁這個契機改行小班教學，不應縮減教學資源。我從來都不贊成縮減教學資源，我認為教育是一項非常值得的投資，應盡量增加資源。但在香港芸芸政論中，卻沒有一人提出應如何運用那些因學生減少而多出的資源，從而令學生可有更大的得益；沒有一人做過一份比較研究，就斷定應該將這些資源投入小班教學，這現象實在是荒謬絕倫。如何運用這筆資源，最少有十多個可能。

現在每位學生每年約用4萬元，若實行小班教學，按他們所說，則每位學生的開支增至6萬。我隨便舉一個例，假設維持每班人數，將多出的兩萬元交給學生家長，再規定家長要將款項用於替子女補習或參加有益的校外活動之上，我相信全港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家長都不會再贊成小班教學。這只是如何更有效使用資源的一個假設，但我們就完全不去考慮，也不做其他可行性研究，立即跳到結論，認為小班教學是最好的做法，這樣做只有一個原因，就是教協希望如此；而教協主張這樣做亦只有一個原因，就是保持教師數量，因為教協是按教師名額收取會費。至於學生的水準，教育的水平，對他們來說，都是他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