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25日星期一

人民幣短期將會再升值

誠如溫家寶所言,人民幣終於在「出其不意」的時候升值。其實,我認為升幅只有2%,不應該叫升值,應該叫做改制,由與單一美元掛鈎改為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浮動匯率。這樣做有正反兩面,好處是更能反映中國的外貿系數,壞處則有二:

  • 一是可能經常虧蝕,因為貨幣經常會貶值,例如歐羅跌了,便會連累中國在歐羅方面的外匯儲備蝕錢;
  • 二是貨幣的強弱比較模糊,原因是貨幣之間會互相升跌,不像計算和美元掛鈎一般清楚。


人民幣與美元脫鈎,也對美元構成壓力: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高達7100億美金,其中九成外匯放在美國,人民幣升值後,會流走多少?如果對美元構成壓力,那此舉在美國眼中跟挑釁無疑,此話怎講?例如中國賣掉國庫債券,以前會將盈餘全放在美國,現在則將盈餘調走一半,便對美元的利率和匯率構成壓力,美元若因此下跌,即人民幣對美元進一步升值,同時也對港元的聯繫匯率造成極大衝擊。

目前港元和美元掛鈎,人民幣則與一籃子貨幣掛鈎,如美元近期的強勢因此而逆轉,稍為下跌,而香港最大的貿易夥伴是中國,兩者若表現背馳,人們便會猜測港元會否改與一籃子貨幣掛鈎,對聯繫匯率造成極大考驗。

短線來說,人民幣升值2%,極為愚蠢,顯示拍板決定的胡錦濤和溫家寶不懂得國際貨幣巿場,溫家寶不是趙紫陽般的經濟專家。其實,人民幣升值,一定要一步到位,既然改制,不如乾脆一次升值10%-15%。現在分段進行升值,將會帶來嚴重的惡果,一來美國一定不願意,二來國際巿場看好人民幣會再有升幅,將會投入數以萬億計的錢進一步狙擊人民幣,如果屆時人民幣再升值10%,便要賠錢,輸幅以千億計,根本輸不起!佛利民(Milton Friedman)說斬狗尾不能分段斬,一次過便要斬下去;索羅斯(George Soros)表示貨幣不能動搖,一動搖便會狂升得過份。事實上,人民幣必定如索羅斯所言,一直升幅,超越不合理的境界,然後再慢慢下跌回正常水平。

2005年7月18日星期一

談學券制

香港教育水準每下愈況,實施學券制(voucher),能否力挽狂瀾於既倒?

要談學券制,必先認識學券制。學券制自大經濟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提出伊始,已有五十年,並分為兩種模式:一是佛利民模式,一是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模式。兩者的分別處甚多,大致來說,佛利民高舉自由巿場模式,認為學券制應該:(一)全民適用;(二)所有家長均獲發學券;(三)可在任何達到最低標準的公立或私立學校使用;(四)學券的價值要足夠支付高質素教育的成本;(五)准取學校收取學券以外的「補貼」學費;(六)學生可隨意選擇心儀的學校,反之亦然。至於詹克斯式,則加入了社會政策元素在內,例如學校如有教育空缺,便有責任接收學生、低收入家庭會獲發一張補償學券,以免出現因經濟、宗教和種族因素而形成的障礙等。

全球主要有五個地方實施學券制,包括智利、英格蘭(採用佛利民模式)、哥倫比亞、美國密爾沃基和克利夫蘭(採用詹克斯模式)。結果很清楚,如在1980年最先推行學券制的智利,經過八年實踐之後,公立學校的學生持續轉到私校就讀,前者學生下跌了19%,後者的收生比率則增加33%,而且學生的成績較優勝。可是,在政治壓力之下,政府不斷撥款給公立學校,令公立學校的營運開支越來越高。

至於美國,實行學券制的結果也與智利不遑多讓,缺點只是有些財政不穩的學校或會藉參加計劃從中取利、由於制度自小一開始實施,有些高班學生未能受惠等,這些弊處都可以輕易改善,學券制的優點實在顯而易見。

我經常都說,有些人苦練三十年功夫,一旦真正實戰時,完全無法發揮,只會使出咬人和扯頭髮等人類本能招數。香港很多經濟學家平時侃侃而談,當真正要評估現實問題時,便完全忘記基本經濟功夫,和盲拳沒有分別。需求曲線(demand curve)是經濟學的金科玉律,不可能被動搖,否則整套經濟學可宣告死亡。需求曲線是指當價錢越高時,需求便越低,反之,當價錢越低時,需求便越大。香港出生率連年下降,對學校的需求只會減少,不會增加(不然也不會有殺校等事件出現),根據需求曲線的定律,學費因此一定下降(現在教育成本不斷上升是官僚制度干擾巿場運作的結果)。何況,如果實行學券制,一定主張開放供應,最低限度開放牟利團體辦學,如智利便出現大量牟利團體辦學,打破學術的壟斷。我們可以請內地或非聯邦的教師,以質素一競高下,如此一來,同一學校成本,一定比現時的「大鑊飯」(即教師無論表現如何,薪酬一樣,純粹視乎年資加薪)制度產生更高的效率。向來經營任何生意,例如食肆,都是以食物質素、服務水準、衛生情況和價錢來決定孰優孰劣,優者大排長龍,劣者黯然倒閉,怎像香港學校般獲政府配給學生,無論教學質素、學生成績和學校環境如何,都無需承受倒閉之苦。教師薪金一致,無獎勵懲罰,如何鼓勵他們努力工作?這是香港教育日走下坡的真正關鍵。目前教統局的五千多名官僚為證明自己的生存價值,不斷增加新的監管和改革,結果教師要用大量時間應付教統局,生產力焉能不低下?不實施學券制挽救下一代,更待何時?

2005年7月11日星期一

世界何來更安全?

上周四(7/7)下午三時多,我正在公司工作,突見香港股巿大跌,正不明所以,原來是倫敦發生大爆炸。事後,歐洲阿蓋德承認責任,目的當然是為了向英國政府報復。事實上,英國一直緊隨美國政策,而倫敦又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一直是阿蓋德份子的目標。雖然,比起九一一事件,此次襲擊的規模非常小,但倫敦剛奪得2012奧運主辦權,國人歡喜若狂,首相貝理雅還信誓旦旦說會加強保安,令恐怖份子無機可乘,阿蓋達卻窺準時機發動襲擊,簡直是重摑了英國一巴掌。

是次襲擊也顯示了阿爾德組織仍有一定的能力。其實當日我甫聽到貝理雅的說話,已經發笑,不知道他有何把握?須知恐怖份子非常難預防,所謂攻者一點,守者萬里。英帝國遺跡把倫敦變成一個人口混雜的城巿,有來自北非、巴基斯坦和西印度等地方的膚色人種,亦有很多回教徒,恐怖份子容易躲藏。加上英國人口老化,引入很多來自上述地方的廉價勞工,自然更容易受襲擊。

再者,回教是一個最頑強的宗教,只有蠶食別人的地盤,從來不會被別人蠶食。回教相信只有一位上帝,不能容忍其他「神」的存在,而且教徒要為上帝奮勇,征服世界各地的異教徒,也就是所謂「聖戰」(Jihad)。由於回教的意識形態,英、美等國要派人滲透入其恐怖組織,非常困難,難以預防恐怖襲擊。

何況,回教相信殉教者死後會升上天堂,獲上帝分派72處女服侍,因此教徒不惜使用自殺式襲擊,以求死後享樂。發動自殺式襲擊者無後顧之憂,要防備他們,根本困難無比。

布殊說出兵阿富汗後再戰伊拉克,意圖掃平恐怖份子,世界便會變成一個更安全的地方,現在證明根本不切實際。伊拉克人大多是什葉派教徒,反對美國駐軍當地。美軍不撤走,只會與當地民眾不斷發生衝突,但駐軍費用是天文數字,始終非撤走不可。假若到時伊拉克人民選出一位原教旨主義者,反美行動一定更加激烈,國際安全也會受到更大威脅。

另外,美國在以巴問題上偏袒以色列,又支持沙地阿拉伯的獨裁政府駐軍回教聖地,令阿拉伯人非常不滿,進一步威脅國際安全。

更甚的是,目前全球基督教徒約佔20億,回教徒則約有13億,其中有些國家的信徒數字尤其「勢均力敵」,如肯雅和尼日利亞,基督徒各回教徒分別各佔當地人口的四成信徒,變成很容易內戰,非常危險。要世界和平,似乎遙遙無期。

2005年7月4日星期一

七一人數的反省

七一剛過,遊行人數銳減至2.1萬人。其實,直到6月30日,我都認為今年遊行人數約有10萬人,結果大錯特錯。從中我得到兩點教訓,首先是世事難以預測,其次更嚴重,即我雖然已經非常小心,由客觀理性告訴自己遊行人數會大幅度下跌,但仍然難免被主觀意願影響了判斷。

2003年七一大遊行能夠凝聚五十萬人參加,主要動力有二:一是廿三條即將立法,許多人覺得原本享有的自由會被剝奪,危機迫在眉捷。這些人當中包括很多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他們大多對社會事務感到冷漠,結果也被迫採取行動,企圖力挽狂瀾;二是經過沙士大災難後,本已壞透的政府更凸顯其顢頇無能,導致人命損傷慘重,人民生活水準下降,令人覺得忍無可忍,上街疾呼對現存政權的不滿。其實,綜觀歷史,古往今來能夠引起民眾大規模上街的,不外乎是統治集團崩壞,民不聊生,而統治者在當前幹了一件愚行或暴行,激發人民遊行。最近的顏色革命如菲律賓民眾要求阿羅約夫人下台,即是一例。假如沒有大的政治風波,人民生活又沒有甚麼不好,要求民眾上街遊行,無異於緣木求魚。

很多民主派人士不明白為何民調經常有六、七成以上的人支持民主政制和普選,可是到正式上街遊行時,只得很少人參與呢?這牽涉成本問題,要人們付出多少代價。人們接受民調,純粹花少許時間講電話;投票不記名,只須上街到投票站,代價亦少;但上街遊行反對政府,除了要付出時間及勞力外,還要擔心被政府知道後秋後算帳。雖然,這疑慮很多時根本不成立,只是人們過於擔憂,但人們心中很易便存有恐懼。以我自己作例證,很多人叫我不要參加七一遊行,恐怕有後果,可想而知無形威嚇力有多大。要人們為了抽象模糊的概念付出代價,本就不易,所以遊行人數這麼少。

但凡發動每一個政治運動,永遠不能夠僵硬,要有完善的策略準備,兼顧進、退、攻、守。自董建華下台後,民主派所做的事百無一是,令群眾難以認同,例如普選先有二五之爭,對群眾沒有意義;領匯事件大失民心;李永達參與特首補選,更令很多人覺得民主派觀念混亂,對爭取普選沒有一套清晰的概念。至於大肆宣揚和明光社的論戰,以同志走在遊行隊伍前頭,及製造一萬支彩虹旗,當然亦將一部份不贊同的人士趕走。最後,天主教、基督教和教協也紛紛退出,其實大勢已去。及後,民陣自己欺騙自己說人數不重要,若不重要,便不需七一大遊行,參與四五行動和前線的經常性示威便可。奈何民主派做事僵硬而欠缺指導,因此,短期內它的前途一片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