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18日星期二

曾蔭權的打算

曾蔭權發表的首份施政報告,沒有提及實質的政策,而是著眼於改組行政架構,蓋因他明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首要任務是弄好管治班底,其餘一切都可容後再談。

整個施政報告最重要的一著棋是新增了八位非官守成員,加入行政會議。其中,張炳良用作裝飾,其餘七人大半是港英餘孽、假洋鬼子,和港英及香港財團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曾蔭權用回港英時代的精英,不用左派,便回歸鄧小平所說的,要用中間派統治香港,不能用左派。最大好處是這八人全沒有個人意見,只是跟著權勢走,到了零七年,原本行政會成員任期屆滿,有三、四人不再續任,便大功告成。

曾蔭權的第二著棋是矮化了十一局,將十一局變成司長屬下,不入行政會議,只是執行官。這種情況下有功由司長去領,有事則由局長承擔,換句話說,問責制名存實亡。

第三著棋是擴大改革特首辦,這跟蔣介石組織軍事委員會辦公室、毛澤東的毛辦一樣,透過此辦公室來進行直接指揮,處理政治事務,說穿了目的,便是建立由曾蔭權直接的命令和監察體系。事實上,行政會議改組後,共有十九位成員,人數眾多,難以議政。曾蔭權擴充曾辦,讓近曾人氏擁有大權,控制政治事務,並透過三司操控十一局,便可令香港現有各界利益緊密結合;然後再擴充原有的策略發展委員會,變成一支百人大軍,廣選各界人士加入,讓他們發表不同意見,表面上非常民主,實際只是一沒有主題的論壇。何況,香港何來有一百位有個人意見的領袖?如此一來,正如唐太宗所說,「天下英雄,盡入彀中矣!」即是說,行政會議變成人大,策略發展委員會擔演政協,最重要的,還是特首辦,及其主要助手,就是政務司長。

另外,雖然施政報告內沒有提及推薦黃仁龍接任律政司長一職,但已是公開的秘密,那末,為何北京屬意黃仁龍呢?要知道此君是李國能的徒弟,曾出任大律師公會執委,與四十五條關注組成員更私交甚篤,更有膽子不提名曾蔭權補選特首,無論如何也和北京格格不入。其實,這是北京改變治港策略的又一例證。我早已說過,自零三年七一大遊行後,北京對香港的政策作出了深切的反省和改動,只是絕大部分香港人(包括時事評論員)沒有察覺而已。九七過渡時期,首位要用的便是梁愛詩,因梁愛詩兩代忠良,本身可能是共產黨員,非常值得信任,當時意見是政法系統非常重要,非要由自己人把關不能辦。可是,由2002年開始實踐至今,北京發現單單倚靠梁愛詩,根本沒用──律政司和廉署中人都是臭味相投,一旦梁愛詩幹出像放過胡仙一般的行為,和他們想法背道而馳,便會向傳媒放風,對特區政府聲望造成重大打擊。梁愛詩孤立無援,尚且難以自保,更莫說捍衛親北京人士(反過來要中央指示董建華力保她),既然如此,何必還用梁愛詩?除非北京將律政司和廉署的一幫人全數撤掉,改由親信上馬,但到此地,香港還算不算是香港?會否嚇跑外國投資?此外,北京知道香港人團結一致作反的機會非常渺茫,倒不如順順香港人的意,讓黃仁龍接任律政司長,退一步海闊天空。

北京十分清楚,要管治香港,不能不靠十八萬公務員、知識份子和專業人士,既然這些香港人的意識形態和北京的一套不同,便不能強用北京的一套去施加在香港身上。因此,北京放手讓曾蔭權沿用舊港英思維人士管治香港,加上他表面上遷就主流民意,起碼不致令政府內部上下矛盾嚴重,好像治港七年的情況,政令難以貫徹,特區政府寸步難行,這也是目前唯一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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