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視與反歧視

民間人權陣線堅決以同志團體和基層婦女組織代表帶領今年的「七．一」遊行，引起參加團體之一的明光社的強烈反對。根據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在《明報》撰寫的文章所述，反對理由是「雖然民陣強調大會的訴求仍然是爭取普選和反對官商勾結，但無論其主觀意願如何，同志團體的訴求都會成為新聞界另一個採訪焦點，亦會容易給人一種印象，參與遊行的人都是支持（最少是不反對）同志團體的訴求。當同志團體的橫額、標語和旗幟緊隨大會的橫額之後，使極具爭議的性傾向歧視立法問題，成為了遊行的第三個主題，間接效果形同騎劫了遊行。」

我的一貫立場是尊重人性尊嚴，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但我亦是自由主義份子，不相信凡事都應管治和立法，因為在反歧視立法時，容易管制了人身自由。其實，在這世界上，歧視無所不在，無所不存。所謂歧視也者，是一種思維方法。我們不能仔細理解每一個人，所以將不同的人分類，一見某些人便有大概印象，將之籠統歸類。這種將人的標籤方法，是人類的自然思維方法之一，沒法禁絕。

若以種種不同的歧視情況來說，我認為最常見的是歧視貌醜的人。一個人若擁有不俗的外貌，無論是工作、交朋友和談戀愛，都遠較貌醜的人有利。那麼，是否要立法反歧視貌醜？若然，那每個人上街都要戴面罩、僱主聘請員工時不准看樣貌、談戀愛也不可知對方的樣子，直到結婚才有分曉。因此，除非是因為歷史原因，某類人士的權益被踐踏得很厲害，迫不得已才要立法矯枉。舉例，美國南部黑人長久以來受盡歧視，尤其受到三Ｋ黨（Ku Klux Klan）的打擊與摧殘，迫使聯邦政府不得不通過《民權法案》，制止他們的行動。

真的要反歧視的話，應該先由政府做起。首先，不能在法律上對任何人有任何歧視，其次，政府在行為上也不能將人分類。然而，假如硬性規定私人企業或個人行為都要遵守這兩條原則，便變成干預人身自由，更麻煩的是難以證實。例如，《殘疾歧視條例》目的是保障殘疾人士，結果某僱主解僱某傷殘員工，是因為歧視？該員工工作乏力？還是他經常告假？只有該僱主知道。凡是涉及人心判斷的法例，實在太麻煩，可免則免。等於《性別歧視條例》，完全荒謬，假如一個老闆決心聘請男員工，礙於此條例，不敢在報章廣告註明性別，結果男女求職者紛紛寄出求職信，徒然令老闆和女求職者浪費功夫。又如某僱主一心要解僱某女職員，恰巧該女職員懷孕了，便不能解僱她，否則勞工處馬上會控告該僱主，用政府的金錢和他打官司。這些立法和干擾，往往引起雙方對簿公堂，耗用大量公帑，得不償失。

其實，同性戀是自然行為，很多動物如羊、馬、豬和黑猩猩都是同性戀，若是病態，牠們早已絕種。中國從來沒有歧視同性戀的傳統，以前大部份士大夫都是雙性戀，中國歷史上也從來沒立法要禁制同性戀。至於香港，我不覺得歧視同性戀的情況嚴重，據我所知的某些專業人士，很多都是同性戀者，如大法官、大律師、服裝設計師和藝人等。香港人對他們的態度並沒有歧視，只要自身不受騷擾便行了。

我一向痛恨明光社，今次他們又對民陣的遊行安排大發議論，卻沒有實際的建議，真是令我倍感厭煩。同性戀者當然有權參與民主運動，走在前頭，至於如何解決令人誤會遊行支持反性傾向歧視的問題，方法有二：一是找多些不同的弱勢團體帶領遊行，令傳媒焦點不至於集中在反性別歧視問題上；二是由民陣要求婦女團體和同志團體答應一定要抑制，不喊自己團體的口號，而齊喊大隊「爭取普選」和「反對官商勾結」的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