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層次矛盾造就振英當選

董建華的八萬五房屋計劃再加上遭逢亞洲金融風暴，香港樓價在1997至2003年沙士爆發過後的5年多時間內一落千丈，普遍私人物業貶值達70%。曾蔭權吸取了董建華的教訓，在上任後馬上縮減主動土地供應，與此同時，大量國內資金流入香港買樓，在供應減少和需求增加的情況下，造就樓價除了在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曾稍為下跌之外，基本上自2004年至今，一直維持上升的軌道。

另一方面，自從大陸改革開放以來，香港工業外移，經濟亦日漸成熟，於是產生兩個後果：第一，由於工業外移，香港社會轉為以服務性行業為主。服務性行業屬知識型經濟，其中不同職位的薪酬差距可以非常大，例如一個每星期能賺100萬的專科醫生是服務性行業，一個只能賺取最低工資時薪的快餐店店務員也是服務性行業。香港並沒有一套再分配制度，令財富分配可以較為平均，因此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況越來越嚴重。

經濟問題造成文化衝突

貧富懸殊加上樓價持續高企，令社會凝聚了一股很大的怨氣。市民感到無法分享過去10年經濟增長的成果，社會大部份人的收入追不上經濟增長，在香港這樣一個已發展城市裏，120萬人仍然活在貧窮線之下，是不可接受的。中產階級亦怨恨無法置業，一方面無法改善擠迫的居住環境，另一方面亦無法分享到樓宇升值的成果。

上述情況尤其在2003年CEPA實施之後越趨嚴重，因為自由行令每年訪港旅客由數百萬增至約2,000萬，但這些自由行旅客在港的消費只集中於化妝品、珠寶鐘錶、高科電器等高消費產品上，能惠及的行業實際上不多，但卻因此令店舖租金非常高昂。由於租金上漲，令各種民生用品的價格亦因此上揚。香港市民未享受到自由行帶來的好處，已先承受了他們帶來的壞處，再加上港人的文化自我保衛機制，就產生了所謂「反蝗蟲論」的文化衝突現象，造成了另一種怨氣。而最近的雙非孕婦及粵港自駕遊等問題，又再強化了這種文化衝突問題。

建制派想法分歧釀撕裂

在這種氛圍下，原來的計劃是讓一切維持現狀繼續下去，以至今年特首選舉亦內定了由唐英年繼任。唐英年是最能夠得到各界，包括了公務員、香港精英體系、富豪體系，甚至香港左派勢力等接受的人選。而處心積慮要當特首的梁振英與香港傳統左派份子，其實是同一類人，他們在香港的勢力越來越大，於是便提出一個說法，指香港存在的深層次矛盾越來越嚴重，如果繼續坐視不理，到2017年普選特首時，這一群代表香港精英管理階層的人未必選得過泛民代表，因此必須找一個似乎可以解決民粹深層次問題的代表人物。而且，既然2017年普選似乎無可避免，早一屆在建制派中引入競爭作為預習，也無可厚非。也就是這種想法，令建制派之間開始發生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