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着人生際遇的無常與荒謬，我們往往難以為自已定下人生的目標。在我當新聞主播的年代，七點半新聞是無綫最高收視的節目，在無綫台慶的「曬冷」全台藝員大合照中，我甚至會被安排站第一排，即現時一線花旦小生每年都爭得頭崩裂的位置。雖然如此，後來我還是選擇了跟隨何掌邦過檔麗的電視，因為我是個知恩不忘報的人。
編劇花了20年光陰
過檔麗的之後，我除了繼續主持七點半和十一點的晚間新聞之外，有時候我還會做一些晨早節目，毫無運動細胞的我甚至連奧運評述節目也會參與，經常一天工作16個小時。正因為待在電視台的時間特別長，節目與節目之間的空檔我又不能離開，惟有天天在麗的職員飯堂裏泡。在飯堂裏閒極無聊，少不免與不同部門的同事搭訕混熟，不少影視圈的老朋友就是這樣泡回來，其中一個就是麥當雄。有一次麥當雄問我有沒有興趣一起「度劇本」，一度就是20年。
在此之前，我連做夢也沒想過自己會當一個編劇，我亦從未接受過正式的編劇訓練，最初也是抱着嘗試的心態。果然，我的第一部電視劇《大家姐與大狂魔》是失敗作。然後第二部是《大丈夫》，第三部是《鱷魚淚》，我正式躋身編劇界，之後編的電視劇有八百多集，算得上是多產，也創造了一些風潮。但我想說的並不是我的編劇成就，我想說的是，人生中許多事情都是意外，都是沒有計劃的。雖然我在編劇行業上花了二十多年的光陰，編劇也為我的生命帶來重要的影響，但卻與我原來的人生目標一點關係都沒有。
人生途徑無法預計
人生的最終途徑往往是我們完全無法預計，由際遇賜予的，因此越短期的事我們會了解得越多。我們會很清楚今天晚上會到哪間餐廳吃飯，卻無法知道10年後自己將置身何方。人生是一件我們永遠無法預知的東西，若問小兒長大後要幹一番甚麼事業，他們的志願時常單純得可笑，例如我的姨甥女小時候認為世上最威風的成就，就是到無綫電視當舞蹈藝員。又例如我中學時代的死黨，他的志願是服務社會，一心一意要當社工；可是他大學畢業，正式成為社工之後，卻大失所望。現實世界的社工要面對沉重的官僚文書工作，精疲力竭，真正能花在服務對象的時間不多，而且即使願意花時間，也會發現許多個案根本是無能為力，愛莫能助，令他非常沮喪，於是當了幾年社工後便轉往進修法律，當律師賺錢。
2012年4月13日星期五
2012年4月7日星期六
深層次矛盾造就振英當選
董建華的八萬五房屋計劃再加上遭逢亞洲金融風暴，香港樓價在1997至2003年沙士爆發過後的5年多時間內一落千丈，普遍私人物業貶值達70%。曾蔭權吸取了董建華的教訓，在上任後馬上縮減主動土地供應，與此同時，大量國內資金流入香港買樓，在供應減少和需求增加的情況下，造就樓價除了在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曾稍為下跌之外，基本上自2004年至今，一直維持上升的軌道。
另一方面，自從大陸改革開放以來，香港工業外移，經濟亦日漸成熟，於是產生兩個後果：第一，由於工業外移，香港社會轉為以服務性行業為主。服務性行業屬知識型經濟，其中不同職位的薪酬差距可以非常大，例如一個每星期能賺100萬的專科醫生是服務性行業，一個只能賺取最低工資時薪的快餐店店務員也是服務性行業。香港並沒有一套再分配制度，令財富分配可以較為平均，因此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況越來越嚴重。
經濟問題造成文化衝突
貧富懸殊加上樓價持續高企，令社會凝聚了一股很大的怨氣。市民感到無法分享過去10年經濟增長的成果，社會大部份人的收入追不上經濟增長，在香港這樣一個已發展城市裏，120萬人仍然活在貧窮線之下，是不可接受的。中產階級亦怨恨無法置業，一方面無法改善擠迫的居住環境，另一方面亦無法分享到樓宇升值的成果。
上述情況尤其在2003年CEPA實施之後越趨嚴重，因為自由行令每年訪港旅客由數百萬增至約2,000萬，但這些自由行旅客在港的消費只集中於化妝品、珠寶鐘錶、高科電器等高消費產品上，能惠及的行業實際上不多，但卻因此令店舖租金非常高昂。由於租金上漲，令各種民生用品的價格亦因此上揚。香港市民未享受到自由行帶來的好處，已先承受了他們帶來的壞處，再加上港人的文化自我保衛機制，就產生了所謂「反蝗蟲論」的文化衝突現象，造成了另一種怨氣。而最近的雙非孕婦及粵港自駕遊等問題，又再強化了這種文化衝突問題。
建制派想法分歧釀撕裂
在這種氛圍下，原來的計劃是讓一切維持現狀繼續下去，以至今年特首選舉亦內定了由唐英年繼任。唐英年是最能夠得到各界，包括了公務員、香港精英體系、富豪體系，甚至香港左派勢力等接受的人選。而處心積慮要當特首的梁振英與香港傳統左派份子，其實是同一類人，他們在香港的勢力越來越大，於是便提出一個說法，指香港存在的深層次矛盾越來越嚴重，如果繼續坐視不理，到2017年普選特首時，這一群代表香港精英管理階層的人未必選得過泛民代表，因此必須找一個似乎可以解決民粹深層次問題的代表人物。而且，既然2017年普選似乎無可避免，早一屆在建制派中引入競爭作為預習，也無可厚非。也就是這種想法，令建制派之間開始發生衝突。
另一方面，自從大陸改革開放以來，香港工業外移，經濟亦日漸成熟，於是產生兩個後果：第一，由於工業外移，香港社會轉為以服務性行業為主。服務性行業屬知識型經濟，其中不同職位的薪酬差距可以非常大，例如一個每星期能賺100萬的專科醫生是服務性行業，一個只能賺取最低工資時薪的快餐店店務員也是服務性行業。香港並沒有一套再分配制度，令財富分配可以較為平均，因此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況越來越嚴重。
經濟問題造成文化衝突
貧富懸殊加上樓價持續高企，令社會凝聚了一股很大的怨氣。市民感到無法分享過去10年經濟增長的成果，社會大部份人的收入追不上經濟增長，在香港這樣一個已發展城市裏，120萬人仍然活在貧窮線之下，是不可接受的。中產階級亦怨恨無法置業，一方面無法改善擠迫的居住環境，另一方面亦無法分享到樓宇升值的成果。
上述情況尤其在2003年CEPA實施之後越趨嚴重，因為自由行令每年訪港旅客由數百萬增至約2,000萬，但這些自由行旅客在港的消費只集中於化妝品、珠寶鐘錶、高科電器等高消費產品上，能惠及的行業實際上不多，但卻因此令店舖租金非常高昂。由於租金上漲，令各種民生用品的價格亦因此上揚。香港市民未享受到自由行帶來的好處，已先承受了他們帶來的壞處，再加上港人的文化自我保衛機制，就產生了所謂「反蝗蟲論」的文化衝突現象，造成了另一種怨氣。而最近的雙非孕婦及粵港自駕遊等問題，又再強化了這種文化衝突問題。
建制派想法分歧釀撕裂
在這種氛圍下，原來的計劃是讓一切維持現狀繼續下去，以至今年特首選舉亦內定了由唐英年繼任。唐英年是最能夠得到各界，包括了公務員、香港精英體系、富豪體系，甚至香港左派勢力等接受的人選。而處心積慮要當特首的梁振英與香港傳統左派份子，其實是同一類人，他們在香港的勢力越來越大，於是便提出一個說法，指香港存在的深層次矛盾越來越嚴重，如果繼續坐視不理，到2017年普選特首時，這一群代表香港精英管理階層的人未必選得過泛民代表，因此必須找一個似乎可以解決民粹深層次問題的代表人物。而且，既然2017年普選似乎無可避免，早一屆在建制派中引入競爭作為預習，也無可厚非。也就是這種想法，令建制派之間開始發生衝突。
2012年4月4日星期三
港府的「不神聖聯盟」
在回歸之前，香港中上階層人士的力量，一直是依靠港英政府賦予的。港英政府一直透過委任他們進入各級咨詢委員會，甚至行政會議及立法會議，令他們獲得權力和聲望。
回歸後取消委任制，這班人就轉為利用功能組別，繼續控制了議會內的多數。他們大部份是來自各行各業的領導人物，即所謂的社會精英份子。這些精英份子加上香港的富豪階層和香港的公務員系統，尤其是領導骨幹的政務官集團，再配合香港的左派勢力的支持，就結合成一個「不神聖聯盟」，而這就是回歸首15年香港管治的真相。
聯盟維持香港穩定
這個不神聖聯盟，最至高無上的目的，是維持香港的穩定，務求香港不會出現任何動盪，使香港可以繼續賺錢，為中國作出貢獻以及不會帶來麻煩。然而，自香港引入直選之後，香港有越來越多的直選議員，另一方面，香港的傳媒亦有相當的自由度，基本上是一些肆無忌憚的傳媒，於是要達至穩定，就有一定的工作需要去做，例如組織群眾，操控傳媒等等。這些要出錢出力去做的工作，是那些吃慣免費午餐、只懂等港英政府授予權力的精英份子不會去做的。
許家屯在他的回憶錄中，曾提到他建議香港的豪富辦政黨，以代言人的形 式去做工夫，最後卻沒有人願意去做，但這些工作又不能不做，那麼該由甚麼人去做呢？大家心裏有數，所以自2003年之後，香港政治的操盤權，就已經開始落在西環手上。
尤其是在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中，己證明了其操盤能力，不但足以對抗泛民，也對大部份傳媒有一定的影響力，於是香港的傳統左派人士便開始問：「為何我們要替他人『抬轎』？為何不是由我們來作主呢？」他們在那個不神聖聯盟中，一直是屬較弱勢的一派，既然如今曾蔭權表現不佳，何不讓他們也派個人來試一試呢？
另一個問題是，他們對現今香港社會，有許多看不順眼的地方。首先，這些左派傳統思維的人，一直都認為香港人實在是太自由散漫了，經常示威遊行，令政府威信蕩然無存。第二，所有議題到了立法會都會有反對的聲音，推進任何工程都要經過繁複的審批過程，不像國內般「當機立斷」，工程做得快。第三，政府的決定經常被法院挑戰，利用司法覆核推翻，而且不少法官都反對釋法，在他們的角度看來，反對釋法等同反對中央。在他們眼中，香港的局面是千瘡百孔的，以上的問題都是必須盡快撥亂反正。而梁振英及其支持者，在過去十多年來所持的論調和思維就是如此。
回歸後取消委任制，這班人就轉為利用功能組別，繼續控制了議會內的多數。他們大部份是來自各行各業的領導人物，即所謂的社會精英份子。這些精英份子加上香港的富豪階層和香港的公務員系統，尤其是領導骨幹的政務官集團，再配合香港的左派勢力的支持，就結合成一個「不神聖聯盟」，而這就是回歸首15年香港管治的真相。
聯盟維持香港穩定
這個不神聖聯盟，最至高無上的目的，是維持香港的穩定，務求香港不會出現任何動盪，使香港可以繼續賺錢，為中國作出貢獻以及不會帶來麻煩。然而，自香港引入直選之後，香港有越來越多的直選議員，另一方面，香港的傳媒亦有相當的自由度，基本上是一些肆無忌憚的傳媒，於是要達至穩定，就有一定的工作需要去做，例如組織群眾，操控傳媒等等。這些要出錢出力去做的工作，是那些吃慣免費午餐、只懂等港英政府授予權力的精英份子不會去做的。
許家屯在他的回憶錄中，曾提到他建議香港的豪富辦政黨，以代言人的形 式去做工夫，最後卻沒有人願意去做，但這些工作又不能不做，那麼該由甚麼人去做呢？大家心裏有數，所以自2003年之後，香港政治的操盤權，就已經開始落在西環手上。
尤其是在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中，己證明了其操盤能力，不但足以對抗泛民，也對大部份傳媒有一定的影響力，於是香港的傳統左派人士便開始問：「為何我們要替他人『抬轎』？為何不是由我們來作主呢？」他們在那個不神聖聯盟中，一直是屬較弱勢的一派，既然如今曾蔭權表現不佳，何不讓他們也派個人來試一試呢？
另一個問題是，他們對現今香港社會，有許多看不順眼的地方。首先，這些左派傳統思維的人，一直都認為香港人實在是太自由散漫了，經常示威遊行，令政府威信蕩然無存。第二，所有議題到了立法會都會有反對的聲音，推進任何工程都要經過繁複的審批過程，不像國內般「當機立斷」，工程做得快。第三，政府的決定經常被法院挑戰，利用司法覆核推翻，而且不少法官都反對釋法，在他們的角度看來，反對釋法等同反對中央。在他們眼中，香港的局面是千瘡百孔的，以上的問題都是必須盡快撥亂反正。而梁振英及其支持者，在過去十多年來所持的論調和思維就是如此。
港府的「不神聖聯盟」
在回歸之前，香港中上階層人士的力量，一直是依靠港英政府賦予的。港英政府一直透過委任他們進入各級咨詢委員會，甚至行政會議及立法會議，令他們獲得權力和聲望。
回歸後取消委任制，這班人就轉為利用功能組別，繼續控制了議會內的多數。他們大部份是來自各行各業的領導人物，即所謂的社會精英份子。這些精英份子加上香港的富豪階層和香港的公務員系統，尤其是領導骨幹的政務官集團，再配合香港的左派勢力的支持，就結合成一個「不神聖聯盟」，而這就是回歸首15年香港管治的真相。
聯盟維持香港穩定
這個不神聖聯盟，最至高無上的目的，是維持香港的穩定，務求香港不會出現任何動盪，使香港可以繼續賺錢，為中國作出貢獻以及不會帶來麻煩。然而，自香港引入直選之後，香港有越來越多的直選議員，另一方面，香港的傳媒亦有相當的自由度，基本上是一些肆無忌憚的傳媒，於是要達至穩定，就有一定的工作需要去做，例如組織群眾，操控傳媒等等。這些要出錢出力去做的工作，是那些吃慣免費午餐、只懂等港英政府授予權力的精英份子不會去做的。
許家屯在他的回憶錄中，曾提到他建議香港的豪富辦政黨，以代言人的形 式去做工夫，最後卻沒有人願意去做，但這些工作又不能不做，那麼該由甚麼人去做呢？大家心裏有數，所以自2003年之後，香港政治的操盤權，就已經開始落在西環手上。
尤其是在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中，己證明了其操盤能力，不但足以對抗泛民，也對大部份傳媒有一定的影響力，於是香港的傳統左派人士便開始問：「為何我們要替他人『抬轎』？為何不是由我們來作主呢？」他們在那個不神聖聯盟中，一直是屬較弱勢的一派，既然如今曾蔭權表現不佳，何不讓他們也派個人來試一試呢？
另一個問題是，他們對現今香港社會，有許多看不順眼的地方。首先，這些左派傳統思維的人，一直都認為香港人實在是太自由散漫了，經常示威遊行，令政府威信蕩然無存。第二，所有議題到了立法會都會有反對的聲音，推進任何工程都要經過繁複的審批過程，不像國內般「當機立斷」，工程做得快。第三，政府的決定經常被法院挑戰，利用司法覆核推翻，而且不少法官都反對釋法，在他們的角度看來，反對釋法等同反對中央。在他們眼中，香港的局面是千瘡百孔的，以上的問題都是必須盡快撥亂反正。而梁振英及其支持者，在過去十多年來所持的論調和思維就是如此。
回歸後取消委任制，這班人就轉為利用功能組別，繼續控制了議會內的多數。他們大部份是來自各行各業的領導人物，即所謂的社會精英份子。這些精英份子加上香港的富豪階層和香港的公務員系統，尤其是領導骨幹的政務官集團，再配合香港的左派勢力的支持，就結合成一個「不神聖聯盟」，而這就是回歸首15年香港管治的真相。
聯盟維持香港穩定
這個不神聖聯盟，最至高無上的目的，是維持香港的穩定，務求香港不會出現任何動盪，使香港可以繼續賺錢，為中國作出貢獻以及不會帶來麻煩。然而，自香港引入直選之後，香港有越來越多的直選議員，另一方面，香港的傳媒亦有相當的自由度，基本上是一些肆無忌憚的傳媒，於是要達至穩定，就有一定的工作需要去做，例如組織群眾，操控傳媒等等。這些要出錢出力去做的工作，是那些吃慣免費午餐、只懂等港英政府授予權力的精英份子不會去做的。
許家屯在他的回憶錄中，曾提到他建議香港的豪富辦政黨，以代言人的形 式去做工夫，最後卻沒有人願意去做，但這些工作又不能不做，那麼該由甚麼人去做呢？大家心裏有數，所以自2003年之後，香港政治的操盤權，就已經開始落在西環手上。
尤其是在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中，己證明了其操盤能力，不但足以對抗泛民，也對大部份傳媒有一定的影響力，於是香港的傳統左派人士便開始問：「為何我們要替他人『抬轎』？為何不是由我們來作主呢？」他們在那個不神聖聯盟中，一直是屬較弱勢的一派，既然如今曾蔭權表現不佳，何不讓他們也派個人來試一試呢？
另一個問題是，他們對現今香港社會，有許多看不順眼的地方。首先，這些左派傳統思維的人，一直都認為香港人實在是太自由散漫了，經常示威遊行，令政府威信蕩然無存。第二，所有議題到了立法會都會有反對的聲音，推進任何工程都要經過繁複的審批過程，不像國內般「當機立斷」，工程做得快。第三，政府的決定經常被法院挑戰，利用司法覆核推翻，而且不少法官都反對釋法，在他們的角度看來，反對釋法等同反對中央。在他們眼中，香港的局面是千瘡百孔的，以上的問題都是必須盡快撥亂反正。而梁振英及其支持者，在過去十多年來所持的論調和思維就是如此。
2012年4月2日星期一
香港必須掛於中國「體外」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問中國，正式向中國領導人意圖提出香港「續約」問題，這一刻，中國導領人頓時陷入了一個艱難的選擇之中。如果以民族主義立場來說，是不能夠容許英國人繼續管治香港的，因為面子實在是放不下去。反過來將香港收回的話，情況又如何呢？正值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香港的經濟力量對整個中國舉足輕重，這個人口只有數百萬的蕞爾小島的生產總值，竟是全中國的20%。尤其是在吸引外資及對外訊息方面香港有無比的優勢，當時在中國的外資，港澳同胞長期佔40%以上。於是，只有像鄧小平這樣有威信的人物，才能夠提出一個非常突破的建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凡贊成回歸都是治港人選
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前提下，中國政府不會直接管治香港。香港會成為中國的一部份，但同時又不屬於中國政經體制的一部份。往後發生的故事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在此我就不再詳述。
這套制度的實際運行，是中央政府基本上只管香港的國防外交以及擁有香港主權，其他所有內部事務就由香港人自己處理。當然，按照鄧小平的說話，管理香港的人是所謂的「愛國愛港」人士的大聯合，只要不是漢奸、鼓吹台獨、藏獨的人士，也就是凡贊成香港回歸中國的人，都可以計算在愛國愛港的行列之內。
我曾用一個相當生動的比喻來形容香港與中國的關係：香港是中國的腎囊。腎囊要長在體外，是因為適合精子生存的溫度較體溫低一兩度，如果長在身體內便會過熱，將殺死精子。香港如果完全成為中國的一部份，香港便會停止產生任何貢獻，但又不可以分割，必須相連一起。因此基本上，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但同時香港又不能在中國之內。
江澤民致力維護一國兩制
江澤民對於香港一國兩制的貫徹執行功勞最大，他為香港建立了一度防火牆，由港澳辦負責隔阻國部委或各省級官員對香港的影響，所有中港事務必須經過港澳辦處理。而朱鎔基訪港時，更曾召見所有的中資企業及各省市的負責人訓話，不准干涉香港事務，尤其三令五申香港人大和政協不可以就香港的問題指手劃腳，否則便會成為香港的第二權力中心。香港自治的基礎是相當強的，但現實的真相是，董建華沒有好好利用這種自治的優勢，將香港弄得一團糟，終於導致2003年50萬人上街。
凡贊成回歸都是治港人選
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前提下，中國政府不會直接管治香港。香港會成為中國的一部份，但同時又不屬於中國政經體制的一部份。往後發生的故事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在此我就不再詳述。
這套制度的實際運行，是中央政府基本上只管香港的國防外交以及擁有香港主權，其他所有內部事務就由香港人自己處理。當然，按照鄧小平的說話，管理香港的人是所謂的「愛國愛港」人士的大聯合，只要不是漢奸、鼓吹台獨、藏獨的人士，也就是凡贊成香港回歸中國的人，都可以計算在愛國愛港的行列之內。
我曾用一個相當生動的比喻來形容香港與中國的關係：香港是中國的腎囊。腎囊要長在體外，是因為適合精子生存的溫度較體溫低一兩度，如果長在身體內便會過熱，將殺死精子。香港如果完全成為中國的一部份，香港便會停止產生任何貢獻，但又不可以分割，必須相連一起。因此基本上，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但同時香港又不能在中國之內。
江澤民致力維護一國兩制
江澤民對於香港一國兩制的貫徹執行功勞最大，他為香港建立了一度防火牆，由港澳辦負責隔阻國部委或各省級官員對香港的影響，所有中港事務必須經過港澳辦處理。而朱鎔基訪港時，更曾召見所有的中資企業及各省市的負責人訓話，不准干涉香港事務，尤其三令五申香港人大和政協不可以就香港的問題指手劃腳，否則便會成為香港的第二權力中心。香港自治的基礎是相當強的，但現實的真相是，董建華沒有好好利用這種自治的優勢，將香港弄得一團糟，終於導致2003年50萬人上街。
2012年4月1日星期日
梁振英有所為有所不為
梁振英上任後有一件事相信是必會做的，就是將原本大面積的土地割開為幾幅小面積的地皮，令每幅土地發展成本降低，讓除了5大地產商以外的較小型地產發展商，如支持他的瑞安、恒隆及其他中資發展商有資格競投；這亦是他得到這些人支持的主要政綱。
上任後民望只會更低
過去特區政府將土地合併出售發展的原因，並非純粹為了方便官商勾結，向地產霸權傾斜，而是因為這樣賣得最高價錢。土地作整體規劃其實是有利的，發展項目中能有更多的剩餘面積作公共空間，樓宇編排更靈活，單位座向亦會較佳。地皮越細就越容易變成像舊日市區的單幢樓般，越細越不值錢。割細地皮不但會令政府收入減少，市民亦看不見任何好處，只會見到更多屏風樓和牙籤樓；因為地皮細，發展商只好這樣規劃。
至於更長遠的政策，將會是困難重重。香港現時的制度是過去百多年一直傳承累積下來的，在社會上早已根深蒂固，並不是單憑少數人之力，可以在短期內動搖得到。
那些對梁振英有期待的市民，如果發現社會只是繼續在目前的軌道上運行的話，許多人便會因而失望。另一方面，不少人都覺得梁振英是一個非常高傲、自信的人，待人的態度通常是嚴苛的，正因為他的嚴苛，容易令人誤解，其人際關係相對難搞；加上市民對他的背景有所懷疑，亦令部份香港市民對他有不信任。何況他當選之日的民調顯示支持度只有35%，與董建華和曾蔭權上任時的民望相比差得遠，雖然他們最終落得的下場有目共睹。有人認為梁振英上任後民望會上升，我認為是天方夜譚。任何人當上香港特首都會民望直插，因為他會被香港社會綑綁着，想做的事辦不到，意圖做任何事都會事倍功半，甚至焦頭爛額。所以可以預言，半年後梁振英的民望會跌至一個甚麼水平，其實亦可思過半。
中國政治變化有影響
香港的大家族在今次權力鬥爭中大敗，但他們是不會甘心就此認輸的。今後他們只會更堅決地用更多的財力去向阿爺打小報告，直至將他「煮死」為止。雖然梁振英的目標是做足10年，但我認為他能夠完成這5年任期的機會亦不算大，因為我們還要考慮中國會有甚麼政治變化直接影響香港。如果中國推行政改，平反六四的話，香港當然要立即普選，他這個特首自然難以再當下去。
上任後民望只會更低
過去特區政府將土地合併出售發展的原因，並非純粹為了方便官商勾結，向地產霸權傾斜，而是因為這樣賣得最高價錢。土地作整體規劃其實是有利的，發展項目中能有更多的剩餘面積作公共空間，樓宇編排更靈活，單位座向亦會較佳。地皮越細就越容易變成像舊日市區的單幢樓般，越細越不值錢。割細地皮不但會令政府收入減少，市民亦看不見任何好處，只會見到更多屏風樓和牙籤樓；因為地皮細，發展商只好這樣規劃。
至於更長遠的政策，將會是困難重重。香港現時的制度是過去百多年一直傳承累積下來的，在社會上早已根深蒂固，並不是單憑少數人之力，可以在短期內動搖得到。
那些對梁振英有期待的市民，如果發現社會只是繼續在目前的軌道上運行的話，許多人便會因而失望。另一方面，不少人都覺得梁振英是一個非常高傲、自信的人，待人的態度通常是嚴苛的，正因為他的嚴苛，容易令人誤解，其人際關係相對難搞；加上市民對他的背景有所懷疑，亦令部份香港市民對他有不信任。何況他當選之日的民調顯示支持度只有35%，與董建華和曾蔭權上任時的民望相比差得遠，雖然他們最終落得的下場有目共睹。有人認為梁振英上任後民望會上升，我認為是天方夜譚。任何人當上香港特首都會民望直插，因為他會被香港社會綑綁着，想做的事辦不到，意圖做任何事都會事倍功半，甚至焦頭爛額。所以可以預言，半年後梁振英的民望會跌至一個甚麼水平，其實亦可思過半。
中國政治變化有影響
香港的大家族在今次權力鬥爭中大敗，但他們是不會甘心就此認輸的。今後他們只會更堅決地用更多的財力去向阿爺打小報告，直至將他「煮死」為止。雖然梁振英的目標是做足10年，但我認為他能夠完成這5年任期的機會亦不算大，因為我們還要考慮中國會有甚麼政治變化直接影響香港。如果中國推行政改，平反六四的話，香港當然要立即普選，他這個特首自然難以再當下去。
梁振英有所為有所不為
梁振英上任後有一件事相信是必會做的，就是將原本大面積的土地割開為幾幅小面積的地皮，令每幅土地發展成本降低，讓除了5大地產商以外的較小型地產發展商，如支持他的瑞安、恒隆及其他中資發展商有資格競投；這亦是他得到這些人支持的主要政綱。
上任後民望只會更低
過去特區政府將土地合併出售發展的原因，並非純粹為了方便官商勾結，向地產霸權傾斜，而是因為這樣賣得最高價錢。土地作整體規劃其實是有利的，發展項目中能有更多的剩餘面積作公共空間，樓宇編排更靈活，單位座向亦會較佳。地皮越細就越容易變成像舊日市區的單幢樓般，越細越不值錢。割細地皮不但會令政府收入減少，市民亦看不見任何好處，只會見到更多屏風樓和牙籤樓；因為地皮細，發展商只好這樣規劃。
至於更長遠的政策，將會是困難重重。香港現時的制度是過去百多年一直傳承累積下來的，在社會上早已根深蒂固，並不是單憑少數人之力，可以在短期內動搖得到。
那些對梁振英有期待的市民，如果發現社會只是繼續在目前的軌道上運行的話，許多人便會因而失望。另一方面，不少人都覺得梁振英是一個非常高傲、自信的人，待人的態度通常是嚴苛的，正因為他的嚴苛，容易令人誤解，其人際關係相對難搞；加上市民對他的背景有所懷疑，亦令部份香港市民對他有不信任。何況他當選之日的民調顯示支持度只有35%，與董建華和曾蔭權上任時的民望相比差得遠，雖然他們最終落得的下場有目共睹。有人認為梁振英上任後民望會上升，我認為是天方夜譚。任何人當上香港特首都會民望直插，因為他會被香港社會綑綁着，想做的事辦不到，意圖做任何事都會事倍功半，甚至焦頭爛額。所以可以預言，半年後梁振英的民望會跌至一個甚麼水平，其實亦可思過半。
中國政治變化有影響
香港的大家族在今次權力鬥爭中大敗，但他們是不會甘心就此認輸的。今後他們只會更堅決地用更多的財力去向阿爺打小報告，直至將他「煮死」為止。雖然梁振英的目標是做足10年，但我認為他能夠完成這5年任期的機會亦不算大，因為我們還要考慮中國會有甚麼政治變化直接影響香港。如果中國推行政改，平反六四的話，香港當然要立即普選，他這個特首自然難以再當下去。
上任後民望只會更低
過去特區政府將土地合併出售發展的原因，並非純粹為了方便官商勾結，向地產霸權傾斜，而是因為這樣賣得最高價錢。土地作整體規劃其實是有利的，發展項目中能有更多的剩餘面積作公共空間，樓宇編排更靈活，單位座向亦會較佳。地皮越細就越容易變成像舊日市區的單幢樓般，越細越不值錢。割細地皮不但會令政府收入減少，市民亦看不見任何好處，只會見到更多屏風樓和牙籤樓；因為地皮細，發展商只好這樣規劃。
至於更長遠的政策，將會是困難重重。香港現時的制度是過去百多年一直傳承累積下來的，在社會上早已根深蒂固，並不是單憑少數人之力，可以在短期內動搖得到。
那些對梁振英有期待的市民，如果發現社會只是繼續在目前的軌道上運行的話，許多人便會因而失望。另一方面，不少人都覺得梁振英是一個非常高傲、自信的人，待人的態度通常是嚴苛的，正因為他的嚴苛，容易令人誤解，其人際關係相對難搞；加上市民對他的背景有所懷疑，亦令部份香港市民對他有不信任。何況他當選之日的民調顯示支持度只有35%，與董建華和曾蔭權上任時的民望相比差得遠，雖然他們最終落得的下場有目共睹。有人認為梁振英上任後民望會上升，我認為是天方夜譚。任何人當上香港特首都會民望直插，因為他會被香港社會綑綁着，想做的事辦不到，意圖做任何事都會事倍功半，甚至焦頭爛額。所以可以預言，半年後梁振英的民望會跌至一個甚麼水平，其實亦可思過半。
中國政治變化有影響
香港的大家族在今次權力鬥爭中大敗，但他們是不會甘心就此認輸的。今後他們只會更堅決地用更多的財力去向阿爺打小報告，直至將他「煮死」為止。雖然梁振英的目標是做足10年，但我認為他能夠完成這5年任期的機會亦不算大，因為我們還要考慮中國會有甚麼政治變化直接影響香港。如果中國推行政改，平反六四的話，香港當然要立即普選，他這個特首自然難以再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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