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貧富懸殊日益嚴重,香港人眼見有人活在赤貧,少部份人卻坐擁巨額財產,先天上已予人官商勾結的感覺。而事實上,特區政府亦有立法去保護那些壟斷的行為。
地產壟斷是香港最嚴重的壟斷之一,地產商利用對樓宇「發水」比例和補地價手續漏洞的認識謀取暴利,而這種資訊優勢就是透過「收購」熟悉相關程序的官員而產生的。這是實質上影響深遠的官商勾結。
官商勾結的另一個層次,是功能組別選舉和選舉委員會的結構製造了一群對政府有強大影響力的既得利益集團。特區政府在直接民選的部份得不到支持,於是便需要依賴功能組別,而功能組別人士對政府有其獨特的要求。
最簡單的例子是劉皇發與鄉議局,他們所形成的龐大既得利益集團與特區政府緊密的勾結是無可否認的。他們倚仗掌握著新界原居的民意,在土地及丁權方面大賺特賺,劉皇發除了是議員更是行政會議成員,而代價是盡量支持特區政府。要在新界進行任何項目,若不討好這班既得利益者,他們便會組織居民反對。失去鄉議局的支持,自由黨便落得慘敗收場。由此可見他們的勢力和利益何在。 部份官商勾結則是港英政府遺留下來的,簡單的例子是民航署與國泰航空的關係。
要令香港經濟再次高速發展,以上皆是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務求將香港潛在的生產力和創造力盡量釋放。與此同時,香港人必須有足夠的胸襟,容納中國對香港經濟的高度參與。否則,香港只會停留在「消費之都」的層面,供國內人來港儲放資金及消息,而香港本身的生產力便會日漸不足。作為大都會,香港無論在土地與人口上都顯得不足。按一般大城市的發展模式,城市的邊界會隨著增長向外擴大,吸納外圍土地及人口,因此深圳和東莞等地區理應納入大香港範圍。另一方面,深圳和東莞若能引入香港的管理模式,兩地的生產力亦會激升。可惜這套對各方都好的方法,卻因為政治原因而無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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