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對香港影響深遠的現象,是管理階層的消失。不少辛勤工作幾十年的中級管理層赫然發現他們的崗位在某一天突然不在存在。為甚麼會這樣呢?原來是因為他們的工作機構已北移大陸。最初公司聘請他們去管理國內工人,後來國內工人學懂了管理的方法,這一班中層管理人員便再無用武之地,忽然間從中產降格成為低下階層份子。
基於前述的社會和經濟因素,令香港社會積累極大的怨氣和嘮叨。加上香港沒有直選政制,管治者對香港長遠前途沒有願景,也沒有足夠民意支持去貫徹執行他的理想。於是,董建華雖然有願景,卻未能駕御公務員系統。管治者要有效推動公務員系統,其中一個方法是由直選產生,背後有政黨的支持。因此董建華最後落得灰頭土臉。
然後到曾蔭權走馬上任。曾蔭權為公務員出身,他的處理方法是盡量少做事,凡是會惹麻煩的事都不去碰。只要這個局面不改變,香港便無法推行較深遠的經濟改革,只能於現有的範圍下作出溫和的改善。曾蔭權這種思維產生出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我只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就是「無理可喻」。在90年之前,香港的儲備長期只有大約千多億。當時魯平批評港英政府的高福利政策,認為最終會導致車毀人亡的說法,也不過是要求港英政府要保留數百億儲蓄予特區政府。
結果回歸那刻,連同外匯儲備總共有九千億。 後來香港經歷了兩次重大的金融危機,但經過兩次重大的考驗之後,結果香港的儲備竟變成二萬多億。這個沒有政治能量的政府,變成了一個守財奴,只懂牛頭角順嫂式的理財哲學,為了儲備而儲備,完全沒有理由。儲備要多少才好呢?答案是越多越好。 這是全世界都沒有的奇特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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