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殊料可連任

這篇文章的刊出日期是１１月１日，再過一天，便是美國總統大選之日。此次選舉的結果，影響深遠，不僅限於美國本土，就連美國以外的地方亦然。有人說美國總統選舉不應只讓美國人投票，全世界的人也應該有份參與，雖然只是開玩笑，但亦不無道理。

我從來都很討厭小布殊，其中一個最重大的原因，是我堅決反對先發制人的戰爭策略──即懷疑對方可能對你不利，所以先攻打對方，以免自己受到傷害。問題是懷疑終歸只是懷疑，未成事實，當作是事實來辦，最終往往變成是侵略的藉口，正如當年日本侵華，理由也是中國人的反日情緒高漲，必須先發制人，結果釀成中國人七年抗戰的慘痛血淚史。何況，就算某人真的想對對方不利，戰爭也是有機會避免的，例如二次大戰之後，蘇聯的火箭和核子技術發展得比美國還快，根據「先發制人」的理論，美國應先發制人，發動核子戰爭，打垮蘇聯。假如當年的美國真的這樣做，全球便會毀於一旦，但結果證明美、蘇只是進行軍備競賽，根本不用真正在戰場上交鋒。再舉另一個例子：五、六十年代時，美國認為最大的威脅者是中國，最終發展成友好的外交關係。這是因為世事存有太多的未知之數，如敵意的當權派倒台、政權轉換等，都對局面構成重大影響，未必會照預計情況發生。正如在茶餐廳內，甲瞪視著乙，乙覺得甲將會對自己不利，便集結人馬打甲，絕對是不文明、愚蠢和魯莽的做法。

另一個我討厭布殊的原因，是布殊的反恐法，根本是侵犯人權，還有是他的保守主義的很多道德規條，令人難以接受，如反對墮胎，便是一例。而且我認為布殊是被右派勢力擺佈的傀儡，不能勝任總統一職。

雖然如此，若然要我下注誰勝出今屆的總統大選，我還是會把籌碼押給布殊。根據民意調查，布殊和克里十分接近，可是，人們慣性對未知存有恐懼，最後關頭還是傾向選擇未知數較少的一方，所以，連任總統具有極大優勢。現在還未決定投票給誰的人，性格比較搖擺不定，較容易在最後投熟悉者一票。就算美國參眾兩院的選舉，也是爭取連任的議員具有優勢。正如香港也有接近百分之二十的人，擔心董建華倒台後，不知由誰接任，因此情願董建華繼續留任。到底我的推測準確與否，再過四十八小時便會知曉。

公投三問

當張超雄在政制事務委員會提出公投項目後，旋即引起北京政府權威人士、名義上的法律專家，及香港的所謂愛國人士的口誅北伐。所有質疑其實只限於三點，在此我試圖一一解答。

（一）公投是否違反《基本法》？

要弄清此問題，首先要知道公投和公決的分別。公決是一旦進行了，得出結果，便可付諸實行；公投則是一種表達意見的方式，本質是透過實際投票的民意調查，對於政制發展並沒有決定性的影響、強制力和約束力。《基本法》明確規定巿民有權表達意見，所以要進行公投，不論是特區政府、其屬下的政制諮詢委員會，或所有民間團體均可。無論公投的結果如何，要實施政制修改，一定要遵從四十五條〈附件一〉和〈附件二〉，即是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得特首批准，及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公投並沒有繞過《基本法》條文的限制，有何違反《基本法》可言？

（二）人大常委會已經作出決議，表明零七、零八不能進行普選，繼續提出不同的意見，是否挑戰權威？

這要探討最基本的原則問題。中央政府的最高層次是人大決議，人大常委會決議次之，對下則是國務院決議。根據現在國內法治的標準，無論是哪一層次的決議，在通過後，准不准許人民提出不同的意見？任何決議法律對實踐行動有約束力，但對思想和言論自由則無，這就是說人大常委決議沒有修改前，香港不能在零七、零八前進行普選，但不能禁止巿民主張零七、零八普選，我對人大常委決議並不同意。

莫說言論自由同樣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保障，看看實際的情形吧：不管在任何時候，就算是毛主席一人呼風喚雨的年代，每次決定後都不是千秋萬世、永不可改的。理由有二，一是現實環境轉變，決議或政策需要作出修改，二是任何人的決定都沒可能百分之百正確，經過實踐後發現存在問題，便要更改。舉例，「三個代表論」准許資本家入黨，跟以往共產黨吸納無產階級的理念不同，這是修改共產產黨章，也就是最慎重的決定。事實上，無論是黨章或國法，並非一繩不變，有人質疑，才會進行討論，然後再作出新決定。這是每天發生的事，何奇之有？縱使在中共全黨，有誰敢說過往決議是神聖不可侵犯，通過了便不能修改？任何人提出質疑都是犯法？古往今來，大概只有被認為是上帝頒佈的十誡，才有這樣神聖的地位。若不能修改，事實上又為何經常修改？尤其憲法聲明全體會議有權修正人大常委會的決議，證明有犯錯的可能，不然不會有具備法例修改條文。

以人大常委會的決議來說，地位比人大全體會議決議為低，而後者的一般地位又次於特殊決議（所謂特殊會議，即決議需經特殊程序，或有特殊人數，屬於非一般性質）。至於最嚴肅的修改，當然是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程序最繁複嚴正。每年，憲法都會作出修改，那麼，特區對人大常委會的決議提出異議，要求人大常委會修改，有甚麼問題？

（三） 公投是否構成港獨，或者將香港變成一個實質的獨立政治實體？

要知道公投項目，僅限於香港的自治管治問題，並沒有人要求香港跟中央的關係作出任何改變。換言之，無論公投是關於香港的民主程度有多大也好，香港依然是中國的一部份，絕對沒有人對此提出質疑，亦不會對中國主權是否凌駕香港自治提出疑問。何況，《基本法》已清楚列明中國在特區的主權，最大體現當然是無論特首用甚麼方法選出來，都需要由中央任命，就算是普選誕生，中央都有權不任命。這就保證了中央體現對香港的主權。

此外，特區作為地區政府，不能干涉國家國防、保安和外交範疇。為了有第二重的保險機制，保證特區不會越軌，絕對從屬於中國，便是特區有解放軍駐紮。香港本身並不具備任何軍事力量，如果中國主權在任何時候受到侵犯，隨時可動用解放軍鎮壓。每一個香港人都深明此點。事實上，百分之七十的香港人都主張特區和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只是希望力保在香港事務上，香港有較大的發言權。

上述三點已經將批評張超雄的論點破解得一錢不值，另外如梁愛詩之流，請在說話前動腦筋想清楚，說甚麼就算要公投，都要全中國人民進行，而不是限於香港人民？香港公投不要緊，誰說十三億人民有公投權？這完全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如她認為符合，我沒有異議，但北京是否是批准這套十三億人投票的機制？歸根究底，任何事只有一個解決方法，便是講道理，而不是用權力壓服異議，徒然將問題拖延。

悔不當初

董建華的任期只剩下兩年零九個月，收爐在即，下屆特首爭奪戰即將展開，在這餘下時間，特區政府有何打算？其實已是無待耆龜。

香港人可以忘記董建華在九七上任時的豪情壯語，甚至忘記他在任三四年後常常掛在嘴邊的「經濟轉型」，事實上再記著也沒意思，「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簡單來說，董建華目前的政策，總共有三招。第一招，是「推」字，也是董建華用得最純熟的一招，例如將廿三條立法「推」給下一任特首、將政制問題「推」給中央、將經濟復甦的希望「推」給中國，希望得到中國帶挈。

第二招，是「收」字，董建華將所有改革大計，如醫療問題、教改問題及公務員體系改革問題等，全部像八萬五般悄悄「收」回，力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希望避而不提，善忘的香港人便會忘記了，事情不了了之，再過了兩年零九個月後，更是不留下一絲痕跡，有如春夢了無痕。

對於現時香港仍然相當高的失業率、負資產、財政赤字等等問題又如何對付呢？董建華似乎決定了唯一的可行方法，就是最後的一招，「死人尋舊路」，希望製造一個更大的泡沫出來，利用泡沫經濟去紓緩這些問題。其具體方法是堅決將土地及房屋供應量壓到最低，例如：繼續維持禁售居屋；停止發展兩鐵上蓋；對新界的補地價獅子開大口，定下非常高昂的補地價格；再至於勾地表內的土地就是不停在底價提升，務求拍地價越來越高。總而言之便是將土地供應量大幅度減少，來拱抬地價，再憑逆轉的供求關係令樓價回升，希望在餘下的兩年零九個月內，利用賣地來減少赤字，等到正式下台時，達到收支平衡，同時希望泡沫經濟帶旺巿面，有助於解決失業、貧窮的問題，如此一來可以向北京交代，二來企圖在歷史上搏得一點正面評價，三來希望港人減輕對他的仇恨。然而，這做法有一個嚴重壞處，便是埋下一個更大的計時炸彈給下一任特首，這是高度不負責任的表現，將來一定像《紅樓夢》中晴雯在與賈寶玉訣別時所說：「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向胡溫進一言

江澤民終於離開了軍委主席的寶座，我們期待，中國可以藉此契機，脫胎換骨，蛻變成為全新的年代。或曰，江去胡來，始終不離共產黨專政，整個政治體系只是換湯不換藥，不會有任何突破，我們也不應有任何期待。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固這是換湯不換藥，但中國這碗「湯」的本質是人治，在人治社會，政經體系由領導人的風格決定，而非由法律或制度決定，彈性反而較大。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共產黨，但一個革命一個走資，鄧小平和江澤民都是改革派，但一個大膽一個保守，故此，我有理由去期待，胡錦濤和溫家寶可以有別於毛澤東、鄧小平或江澤民。

回顧歷史，不難發現有一些獨裁者自覺地放鬆對人民的管制，甚至鋪下民主的進階，例如蔣經國，在蘇聯受教育、在老爸身上學統治，但偏偏台灣的今日的政經成就便是由他而鋪。過去兩年，我相當留心胡溫兩位的言行，聽他們說些甚麼和不說些甚麼、看他他做了些甚麼和沒有做甚麼，經過了兩年的「聽其言，觀其行」後，我至少相信他們比同儕廉潔、比前任開明，固然，他們的成長背境對其思維難免產生了局限性，但我希望，在局限的範圍內也可以盡量進步，盡量增進中國人民的福祉。

當前中國政府的主要任務有二：一是促進國家經濟的發展，二是製造更公義的社會，包括縮減貧富差距、提高人權。要做到這兩點，千頭萬緒，以後有機會，我會再詳細分析。

此外，兩件事令所有中國人都覺痛心疾首，為了中華民族長遠的利益，處理這兩件事，比任何事都更加重要。

首先是提升國民教育的整體水平。今天是資訊社會，知識就是力量，要發展經濟，及建立公義社會，知識比資本和土地都更重要。可是，令到中國人大惑不解的，就是在這影響如斯長遠的大項目上，國家的投資是那麼少，所佔國民生產總值百分比更在不停下跌。內地很多所謂「形象工程」，動輒花費數十億，或者為了主辦如奧運之類的大型盛事，可以花逾百億元，我無論如何不相信中國政府無法抽取多點金錢出來，投資在教育上，投資在整個中華民族的前途上。我們怎能夠繼續容忍如許多小孩子沒有教育，或者教育不足？

何況，為全民提供教育，不單為了發展經濟，當整個國家的文化水平提升，民族質素自會改進，很多困擾國家的問題便會自動消失，如偽冒食品，當國民素質提昇後，混水摸魚的人便大大減少，又或更容易被人戳破，偷雞不到蝕把米。受過教育的民眾亦可從事技術工作，貧富縣殊便會縮窄。又，受教育的人民具有法治精神，法治也會提升。總而言之，教育是民族的千秋大葉，假如以缺乏經費作為理由，只能說：「為長者折枝，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其實，國內很多開支並無必要，例如上海的磁浮列車，例如有人想興建的全球最高大廈，這完全是只顧表面，忽視實際！胡主席說﹕「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在教育項目上，我希望他能履行他所說的話。

其次，就是歷史文化遺跡並沒得到足夠的保養，令所有愛中華的人痛哭流涕。中國是擁有最多歷史遺跡的國家，擁有最完善的歷史紀錄，但我們怎樣看待我們的歷史﹕許多列入國家一級文物保護的單位，或因欠經費而嚴重失修，或變成廉價旅遊景點，進一步遭污染和侵蝕。需要開發和保護的地方，例如秦始皇陵墓，地點發現多年，因缺乏經費，始終未有開始挖掘。要知道歷史文物能夠令人民瞭解祖宗的事蹟，因而產生民族自豪感、產生民族凝聚力，是民族發展必不可少的基石。我去過歐洲、埃及和印度，親眼見識到人們如何保護歷史文物，連印度這麼貧窮的國家，也能撥到足夠的經費，難道中國不可以？歷史遺物一旦毀滅，永遠沒法彌補，將來我們怎樣向子孫交代？我不相信對整個國家民族，敦煌龍門石窟、古殷都遺址和秦始皇陵墓，比不上奧運金牌和北京奧運會！假如要十三億中國人每星期的某頓飯吃得省一點，去保護這些文物，我相信大家都願意！到底將國家民族放在口頭、還是心頭，我對胡主席和溫總理有所期待。

蕭若元論長毛

梁國雄（長毛）此人並沒受過高等教育，但學識廣博，文才敏捷，從不為金錢營營役役，只是周圍替其他人打抱不平。這種人，在中國古代叫做「俠」，渾身充滿「俠骨」或「俠氣」。賈島有一首詩〈劍客〉，我很喜歡，詩云：「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我常希望做到，但只能心儀往之，長毛卻替我做到了。他現在競選立法會議員，並非為了個人野心，而是為了把抗爭帶回立法局，這樣的人世上難求。「吟到恩仇心事湧，江湖俠骨已無多」，港人縮骨太多，有俠骨的太少，長毛是瀕臨絕種生物，希望大家投他一票。你說他收受別人錢，我打死不信，錢從哪裏而來？美國？他經常去美國領事館示威；台灣？他反台獨的！

涂謹申事件的啟示

1968年，我剛入讀港大讀一年級，當上港大學生評議會的會員。當年發生了一件事，學生會會長私自利用學生會名義，找贊助商贊助兩張機票，作個人旅遊。事件揭發後，很多人認為不要張揚此事，亦不要對該名會長採取任何行動，所持理由大都耳熟能詳，毫無新意，如害怕破壞學生會名譽、學生會以後舉辦活動，找贊助商贊助獎品或獎金時，容易惹人懷疑等，跟國內堅持不可開放新聞自由的老掉牙理由十分相似。但是，當時我力排眾議，堅持要對學生會會長提出不信任動議，主要原因是我認為學生會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受重視的社會組織，不是來自其人力物力，而是由於學生比較單純，有道德上的優越性，假如有人犯了錯誤，學生會還盡力隱瞞，便變成跟其他社會牟利團體沒有甚麼分別。相反，勇敢地面對和承認自己的錯誤，承擔責任，才能有效防止以後再發生同類事件，並得到有識之士的尊敬。終於，經過三十多小時的馬拉松式辯論，我的不信任動議獲得評議會通過。後來，我在學聯重覆提出不信任動議（港大學生會會長當時兼任學聯會長），亦達到同樣的效果。最終該會長辭職下台。

以史為鑑，今日，香港的民主派人士無財無勢，之所以能夠得到群眾支持，主要靠道德上和理念上的號召，所以我們對民主派人士道德上的要求，同樣要非常嚴格。

涂謹申事件中，涂謹申沒有申報利益，雖然不是犯法，但絕對是一個錯誤，更嚴重的是因為他真的有以高於巿值的租金去租用該樓宇，在不申報同時發生利益衝突，怎能洗脫瓜田李下的嫌疑？其性質跟梁錦松偷步買車如出一轍；何況，涂謹申非法霸佔大廈外牆懸掛民主黨廣告，卻向政府申領公帑支付廣告牌租金以自肥，更是詐騙勾當，因此同樣應該要求涂謹申引咎辭職。而在整件事中，尚有很多點疑問，譬如租金究竟去了哪裏？羅致光說黨中央並不知道物業是屬於民主黨的，該物業在民主黨的資產負債表中並不存在，但若然資產不存在，那麼也沒有租金收入了，除了用作供樓，餘下的錢去了何方？我相信該物業牽涉到多名民主黨成員，涂謹申應不至於有膽子中飽私囊，但是否將租金挪作其他用途？例如，將租金歸入民主黨九龍西支部的小金庫，用作應酬費等，若然是真的話，便變成和內地官員的作風無異。而民主黨總部又知不知道九龍西支部有獨立財政運作呢？

自事件揭發後，民主黨反覆顯示出來的資料，前後口供是矛盾的，令人懷疑民主黨究竟還是不是一個單一的政黨，可以管制屬下支部的行為，還是已變成諸候割據支部的一個利益聯盟。現在看來，似是後者居多。事實上，自去年開始至今，民主黨作為香港最大的民主組織，一直沒有盡領導民主運動的責任，現在更顯出其內部組織完全是一塌胡塗。我相信民主黨前後兩任的主席──李柱銘和楊森，都應該負上政治責任。而在九月立法會選舉後，民主黨更應該自行解散，因其歷史任務已經完結！

趙盾弒其君

歷史有好多時是重覆的，哲人經常這樣說：「愚弄、欺騙你一次，是對方的錯。再次用同一方法愚弄、欺騙你成功，就是你自己的錯。」幾年前在鍾庭耀事件中，鍾庭耀一直不肯透露向他施加政治壓力者的姓名，政務司陳方安生當時是主張讓事件平息就算，但現任財政司司長唐英年，當時一定要苦苦相逼鍾庭耀交代出事件真相，結果弄到香港大學校長鄭耀宗辭職，路長安亦不能久居其位。但有些人永遠不會從錯誤中吸取教訓，葉國謙又想逼迫三個節目主持人作出澄清交代，大約憑他計算，這三個當事人都沒有膽量把一切抖出來。結果，鄭經翰、黃毓民二人未有現身，但李鵬飛就坦然交代了他所經歷的一切，這次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是經有線電視直播，當李鵬飛音節鏗鏘地娓娓而談的時侯，我看到葉國謙面色灰暗，十分慌張，大約他這時才知道自己已經闖了大禍，不知怎向北京交代。

在這一連串的「關心說話」或恐嚇事件，加上報紙及坊間不時有人透露出內地有幹部意圖壓逼港人，使其投民建聯一票的傳言，再加上在過去一年，不斷發生對某些人的辦事處潑糞、辱罵及投送恐嚇函件或傳真等等，有些人狀似客觀地說：「因為始終沒有真憑實據，因此不能確定是某方人士所為。」這種說法，令我想起一個笑話。有一個非常懼內又喜歡自欺欺人的某甲，有一天，他的朋友某乙跑來告訴他：「我看見你老婆和一陌生男子在街上手拖手。」某甲很緊張地追問：「跟著又怎麼樣？」某乙說：「我是你的好朋友，所以我便跟蹤他們，我發覺他們走進一間酒店，開了房間。」某甲更緊張，再追問：「跟著又發生什麼事？」某乙說：「我靜靜地跟蹤他們上房，看見他們進了房間，我就在鎖匙孔偷窺他們，看見他們一進房間便熱情地擁吻。」某甲更為緊張，又再追問：「跟著又怎樣？」某乙說：「我看見他們互相撕掉對方的衣服、赤裸裸地滾了上床。」某甲問：「跟著又怎樣？」某乙說：「跟著他們熄了燈，我就什麼都看不見了。」某甲大力拍自己的大腿，仰天長嘆：「唉！我始終沒有任何真憑實據證明妻子對我做了不忠的事！」這說，現在很多人自欺欺人的心態與此丈夫毫無分別。

正氣歌有云：在晉董狐筆。因為晉靈公被弒，趙盾回到晉陽時，太史董狐在史書上記載：「趙盾弒其君。」趙盾忙找董狐理論，他說：「晉靈公被弒時，我根本不在晉陽。」董狐說：「你是晉國的正卿（宰相），『亡不越境』，早時，晉靈公要殺你，所以你逃亡，按常理，愈快逃到別的國家愈好，但是你逃到邊境附近便停下來，在邊境逗留了多天，是否有所期待某事之發生？『反不討賊』。回到晉陽亦沒有通揖兇徒（其實兇徒就是他的堂弟），你說你沒有參與晉靈公的被謀殺事件，天下間有沒有人會相信？」

在香港這些事件發生的時侯，什麼人是受到嫌疑，而他並沒有馬上出來譴責這些罪行，與肇事者劃清界線，及要求有關當局徹查、追究者，就是今天的趙盾。

法律服從政治

梁家傑在法律年度開啟禮上，以大律師公會主席身分，罕有地發表了關於特區政府的
言論，內容主要是說特區政府破壞了法治精神，將法律服從於政治。特區政府加以否
定，稱指控無理，想當然耳，究竟孰是孰非，讓市民自行判斷。不過，要明辨是非，必
須先弄清楚何謂「法律服從政治」。

「政治」也者，也就是將眾人的意見集合起來，去蕪存菁，定出政策。若如此，所謂
「法律服從政治」，豈非代表法律要服從民意？不然，法律是要公平、公正和公開的。
這也是「民主」（democratic）和民粹（populist）的分別。「民粹」純粹是指大多數
人的意向，可以是暴民政治；「民主」則不同，並非純粹可憑字面解釋，真正含意是指
以英美為主體的民主，包括美國的成文憲法及英國的習慣法。

普通法不得擅改
如果有些法例損害法律精神，是不能被通過的。何謂損害法律精神？就是制定不合
理、殘暴不仁的法律，如秦朝時「有敢偶書《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這是以法治國，而非真正的法治。真正的法治，就是制定出一套健康而合理的法制，即
普通法，內含人民精神。其中有一條金科玉律，就是完全尊重法律，達到神聖不可侵犯
的地步，縱然某一點法律條文出錯，也要依法執行，寧願事後再作修改。表面上看來，
這完全不合理，但為了維護法律的神聖地位，有時有必要作出犧牲。另外，有些人看到
法律的漏洞後，「走法律罅」，這不值得鼓勵，但為了尊重法律，唯有予以容許。總
之，法律文字神聖不可侵犯，因為如可視乎情況，隨意解釋法律文字，那麼有權勢的人
士便可「予取予攜」，令法律文字喪失意義。因此，寫法律條文時，必須非常慎重，詳
細考慮字眼，及不能經常作出修改。就算真的要改動字眼或條文，也需要很多時間，斷
不可只為短期利益而服務。何況，經常改變法律，人民便不知應如何遵守。


《基本法》隨意扭曲
事實上，法例就像比賽規則，不能隨便改動，而且要公平；法官就像球證，執法時要
一視同仁。《基本法》就是犯了隨意扭曲法例來適應需要的毛病，例子不勝枚舉，如港
人內地所生子女居港權問題、預算平衡問題，以及原居民權益問題等。表面上看來，因
應情況釋法，的確可方便解決問題，但是為了方便而放棄原則，令法律尊嚴及客觀性蕩
然無存，長遠而言，必定弊處叢生。我相信這也是梁家傑言論之意。法律變成「皇帝的
新衣」，怎能不令升斗市民憂心忡忡？

從董陳角力看中西政治文化分歧

陳方安生請辭政務司司長之職﹐結束其長達三十八年的政治生涯﹐亦結束其與董建華之間的政治角力。回歸三年多來﹐董陳在許多政見上﹐往往出現分歧﹐他們的互不咬弦﹐說到底﹐是源於中西兩種政治文化的分歧。

董建華是中方一手扶植出來的行政長官﹐在這之前﹐並無參政經驗﹐他的政治理念﹑政治邏輯﹐完全是依據北京政府的那一套而行。至於陳方安生﹐在政界打滾近四十年﹐所學所用的都是英國式的政治思維。兩種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人碰在一起﹐難免會有意見不合的情況﹐最明顯的例子是他們在法治和言論自由上的意見分歧。

普通法重法治精神

香港現行的法律﹐源於英國的普通法﹐重法治精神﹐強調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個體﹐沒有人可享有特權或被歧視。法律的制定﹐背後亦有其哲學邏輯﹐強調公平﹑公開﹑合理﹑罰當其罪﹐賞當其功。法官判案﹐援引前例﹐依法有據。當中國政府打壓法輪功學員時﹐董特首恰巧不在香港﹐陳方安生面對記者提問法輪功在香港是否合法時﹐她乾脆直接回答﹕只要他們沒有觸犯香港法例﹐便是合法。她這種反應﹐是法治精神的表現﹐換了是董特首﹐相信反應便迥異。

中國政府的法律﹐所重的是人治。審判官判案﹐人人標準不同﹐亦不必依據先例﹐倘若時勢需要﹐可因應而做出不同的處理。在符合社會需要的情況下甚至可犧牲法治精神﹐令其為當前的利害服務﹐為政治服務。人大釋法事件﹐充分體現中方這種思維模式。基本法內﹐白紙黑字寫明﹐九七回歸後﹐非本港出生的港人子女﹐可自動享有居港權。

人大釋法損害法治

如此一來﹐大陸三十多萬港人子女都有居港權﹐一旦這些人全湧入香港﹐對香港的整體醫療﹑房屋﹑福利都造成重大影響。誠然﹐基本法制定時﹐只考慮到移民外地的港人及其子女﹐忽略內地港人子女亦屬此列﹐是重大疏忽﹐但錯誤既成﹐逃避亦非辦法。港府若重視法治精神﹐就應承認錯誤﹐承擔短期損失﹐繼而做出修法﹐彌補過錯。

這樣﹐雖然是犧牲了當前利益﹐但整體上﹐無損於法治精神﹐無損於民眾對整套法治系統的信心。然而﹐特區政府卻透過釋法﹐歪曲基本法原意﹐剝奪了港人內地子女的居港權。港府的做法﹐無視法治精神﹐雖然照顧到當前的短期利益﹐但對整體社會造成的損害﹐卻是無法估計﹐人民對法治系統失去的信心﹐更是無法彌補。

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是先進社會中不能或缺的重要原素。在西方政治文化中﹐獨立客觀的傳媒﹐具重要地位﹐它不但具監察政府﹑社會的功能﹐長遠來說﹐更是社會最終利益所在。在維護言論自由方面﹐陳方安生不遺餘力﹐多次出面強調港府尊重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亦因此與親中團體產生摩擦﹐被批評為港英餘孽。

傳媒責任監察政府

回歸三年多以來﹐港府不斷收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空間﹐繼有報業評議會﹑淫穢及不雅條例﹐甚至對電台清談節目主持人﹑時事評論員亦施以壓力。中央對傳媒的看法﹐正如國家主席江澤民所表示﹐傳媒的功能是為社會利益服務﹐應配合國家政策﹐為政治服務。中國領導人似乎並不明白﹐獨立客觀的傳媒何以如此重要。

獨立客觀的傳媒﹐是先進社會的警報系統﹐在傳媒自由編採報導的情況下﹐人民對週遭事物有知情的機會﹐因而能做出客觀分析判斷﹐對災難亦有所防範。正如我們的身體﹐若有發燒﹑頭痛﹑出疹等輕微病痛﹐往往是嚴重疾病的症狀。倘若我們抑制輕微病痛的出現﹐不讓自己感覺到頭痛﹑發燒﹐是否就等於自己健康強壯﹖及至無法挽回時﹐才發現身患重疾﹐對我們又有何益處﹖

正如公營房屋短樁事件﹐若傳媒不揭發出來﹐房署的威信便不至於今日般低落。但全不報導負面新聞﹐社會一片昇平﹐是否就等於短樁事件並不存在﹖若我們及早發現問題所在﹐還可以做出彌補﹕抨擊房署官員﹐令他們有所警覺﹐不能再疏忽職守﹔加固或拆卸問題樓宇﹐令短樁問題得以解決。如果沒有傳媒的監察和報導﹐短樁樓如東莞厚街塌樓事件般﹐及至屋倒人亡後﹐才揭發出建築商偷工減料﹑政府官員貪污包庇﹐這樣對整體社會又有何益處﹖

傳媒若作為宣傳工具﹐短期雖有利於政策的推行﹐但長遠來說﹐失去可確性﹐反而阻礙政令的推行。前蘇聯的《真理報》﹐是國家的政治宣傳工具﹐及至最後﹐公信力蕩然無存﹐凡是《真理報》所說的﹐大家都不予置信﹔凡是《真理報》否認的﹐大家都相信是真實的﹐這樣對國家政策的推行又有何幫助﹖到最後﹐不過淪為別國的笑柄。

口徑統一公信盡失

又例如香港的影評﹐全被電影人所收買﹐所寫所論﹐都是正面的評語﹐結果現在﹐大家都不相信影評﹐再沒有人會因為看了影評而去看電影﹐也再沒有人重視影評人的評語。對日漸式微的電影業又有何幫助﹖最後﹐不過是幫倒忙﹐加速電影業的衰亡。

法治和言論自由是社會最終利益之所在﹐國家興衰之關鍵。可惜﹐港府不明白這個道理﹐一直為林驅鳥﹐為池驅魚。將反對者視為陰謀者﹐統統驅逐出去﹔將短期利益放在眼前﹐無視長遠利益﹐這種無疑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選舉人票制不合時宜

美國總統大選峰迴路轉﹐普選日後近一個星期﹐依然不知鹿死誰手。候選人戈爾極可能以贏得普選之優勢﹐輸掉選舉人票﹐最終與白宮絕緣。造成如此尷尬的紊亂局面﹐全因為美國的選舉制度。

美國總統選舉制度﹐又稱選舉人票制﹐是一套具二百年歷史的古董產物。美國製憲初期﹐考慮到交通不便﹐通訊困難﹐於是創立「選舉團」來幫助選民挑選總統。所謂選舉團﹐是一種間接的選舉方式﹐各州選民先選出選舉人﹐ 再由選舉人代表他們投票選總統。選舉團人數﹐與各州在國會中的參眾議員數量相同。美國現時共五十州﹐每州兩席參議員﹐即共一百名選舉人﹐加上美國眾議員四百三十五席﹐和哥倫比亞區的三張選舉人票﹐總共是五百三十八張選舉人票。無論誰能獲得超過一半選舉人票（二百七十張）﹐誰就能入主白宮。

選民選票多不能算數

美國的眾議員議席﹐是根據各州人數多寡比例組成﹐換言之﹐選舉人票亦按各州人口比例而成﹐人口越多的州政府﹐所佔的選舉人票越多。例如人口最多的加州﹐佔五十四張選舉人票﹐而人口稀少的阿拉斯加州﹐則只有三張選舉人票。選舉人票制﹐最為人詬病的是「勝者得全面」（Ｗｉｎｎｅｒ﹣ｔａｋｅ﹣ａｌｌ）的規定。憲法規定﹐候選人若在某個州獲得勝利﹐即使僅贏對手一票﹐都能自動囊括該州的所有選舉人票。

在這個情況下﹐候選人在一個大州獲得勝利﹐遠比在幾個小州獲得勝利更為有利﹐因而亦造成了不公平的存在﹕候選人可能獲得多數選民選票﹐但在選舉人票制下敗選。若候選人旗鼓相當﹐在大州中的得勝與否﹐便成為能否成功問鼎白宮的關鍵。這次美國總統選舉﹐大家看重佛羅里達州﹐就是因為佛羅里達州擁有舉足輕重的廿五張選舉人票。

選舉人票制的另一個漏洞是﹕並不是所有州都強制規定﹐選舉人必須按普選結果投票。若選舉人在選舉團投票當日改投其他人﹐懲罰亦只是罰款。換言之﹐即使小布殊在佛羅里達州勝出﹐但在選舉團投票當日﹐有人轉向投票﹐選舉結果將再添變數。

贏普選亦會輸給對手

美國歷史上﹐曾經有三次總統候選人贏了普選﹐但在選舉人票制下輸給對手的前例。第一次是一八二四年﹐總統候選人傑克遜在四位候選人中﹐贏得普選及選舉人票﹐但因為未超過半數﹐結果由眾議員以一州一票形式投票選出新總統﹐最後亞當斯勉強以一票之勝﹐踏上總統寶座。

同樣﹐在一八七六年及一八八八年﹐民主黨候選人獲得較多的普選票﹐但因為輸了選舉人票﹐最後將總統寶座拱手讓給共和黨候選人。為符合聯邦憲法的要求﹐犧牲多數選民的意願﹐這種選舉制不能反映真正的民意﹐因而亦影響噹選人的認受性。可以預計﹐新總統上任後﹐他的權威性以至合法性都將備受影響﹐當他推行新政策時﹐無可避免將面對更多的質疑及掣肘。

二百年前舊制惹笑話

二十世紀﹐高科技電子時代﹐號稱最先進最民主的國家───美國﹐竟然仍沿用二百年前的舊選舉制﹐以致今屆總統選舉弄得如斯僵局﹐實在是一大笑話。今時今日 ﹐仍選用紙張作為投票方式﹐明顯不符合環保原則。需時十天作為海外投票的郵遞及點算時間﹐更是荒謬可笑。以今日之通訊科技﹐用電腦投票﹐易如反掌﹐更是方便快捷﹐為什麼泱泱大國的美國不予採用﹖

不合時宜的舊制度﹐一旦需要更改﹐無可避免將面對困難重重。自秦朝實行中央集權制後﹐封建制度已不可行﹐但後人多次想走回頭路﹐回覆封建制﹐結果屢次面對危機。漢初﹐高祖有鑑秦亡於孤立之敗﹐於是剖疆裂土﹐重行周朝封建制度﹐分封諸侯﹐一來犒賞功臣﹐二來亦可鞏衛皇權統治。但異姓諸侯多據地自雄﹐漸漸對漢室造成威脅。高祖翦除異姓王后﹐大封同姓諸侯﹐更立下﹕「非劉姓而王者﹐天下共誅之」的限制。然而﹐劉姓諸侯在世襲更迭下﹐逐漸與皇帝疏遠﹐幹弱枝強的矛盾愈益明顯﹐諸侯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制百官同制京師」﹐甚至「自為法令﹐擬於天子」。文帝時﹐賈誼建議「眾建諸侯少其力」﹔景帝時﹐採納晁錯的《削藩策》﹐用周亞夫平定吳楚「七國之亂」﹐及至武帝時﹐再用主父偃的「推恩」之議﹐逐漸將諸侯力量分裂﹑瓦解﹐終於將諸侯變成有名無實的封號（萬戶侯無尺寸地）。

人心思古﹐人的固執守舊從來是改革的最大障礙。多年來﹐一直有人呼籲美國修憲﹐廢除選舉人票制﹐但修憲工程浩大﹐必須獲參眾議員三分二議員同意﹐加上三十八個州議會認可﹐才能通過。修憲殊不輕易﹐但因循固執於舊﹐對事情毫無進益。「人心尤狃於故見﹐天意已另換新局。」（《漢書•藝文志》）時代正不斷變遷﹐ 不合時宜的舊制度﹐應該提出檢討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