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的「不神聖聯盟」

在回歸之前，香港中上階層人士的力量，一直是依靠港英政府賦予的。港英政府一直透過委任他們進入各級咨詢委員會，甚至行政會議及立法會議，令他們獲得權力和聲望。

回歸後取消委任制，這班人就轉為利用功能組別，繼續控制了議會內的多數。他們大部份是來自各行各業的領導人物，即所謂的社會精英份子。這些精英份子加上香港的富豪階層和香港的公務員系統，尤其是領導骨幹的政務官集團，再配合香港的左派勢力的支持，就結合成一個「不神聖聯盟」，而這就是回歸首15年香港管治的真相。

聯盟維持香港穩定

這個不神聖聯盟，最至高無上的目的，是維持香港的穩定，務求香港不會出現任何動盪，使香港可以繼續賺錢，為中國作出貢獻以及不會帶來麻煩。然而，自香港引入直選之後，香港有越來越多的直選議員，另一方面，香港的傳媒亦有相當的自由度，基本上是一些肆無忌憚的傳媒，於是要達至穩定，就有一定的工作需要去做，例如組織群眾，操控傳媒等等。這些要出錢出力去做的工作，是那些吃慣免費午餐、只懂等港英政府授予權力的精英份子不會去做的。

許家屯在他的回憶錄中，曾提到他建議香港的豪富辦政黨，以代言人的形 式去做工夫，最後卻沒有人願意去做，但這些工作又不能不做，那麼該由甚麼人去做呢？大家心裏有數，所以自2003年之後，香港政治的操盤權，就已經開始落在西環手上。

尤其是在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中，己證明了其操盤能力，不但足以對抗泛民，也對大部份傳媒有一定的影響力，於是香港的傳統左派人士便開始問：「為何我們要替他人『抬轎』？為何不是由我們來作主呢？」他們在那個不神聖聯盟中，一直是屬較弱勢的一派，既然如今曾蔭權表現不佳，何不讓他們也派個人來試一試呢？

另一個問題是，他們對現今香港社會，有許多看不順眼的地方。首先，這些左派傳統思維的人，一直都認為香港人實在是太自由散漫了，經常示威遊行，令政府威信蕩然無存。第二，所有議題到了立法會都會有反對的聲音，推進任何工程都要經過繁複的審批過程，不像國內般「當機立斷」，工程做得快。第三，政府的決定經常被法院挑戰，利用司法覆核推翻，而且不少法官都反對釋法，在他們的角度看來，反對釋法等同反對中央。在他們眼中，香港的局面是千瘡百孔的，以上的問題都是必須盡快撥亂反正。而梁振英及其支持者，在過去十多年來所持的論調和思維就是如此。

港府的「不神聖聯盟」

在回歸之前，香港中上階層人士的力量，一直是依靠港英政府賦予的。港英政府一直透過委任他們進入各級咨詢委員會，甚至行政會議及立法會議，令他們獲得權力和聲望。

回歸後取消委任制，這班人就轉為利用功能組別，繼續控制了議會內的多數。他們大部份是來自各行各業的領導人物，即所謂的社會精英份子。這些精英份子加上香港的富豪階層和香港的公務員系統，尤其是領導骨幹的政務官集團，再配合香港的左派勢力的支持，就結合成一個「不神聖聯盟」，而這就是回歸首15年香港管治的真相。

聯盟維持香港穩定

這個不神聖聯盟，最至高無上的目的，是維持香港的穩定，務求香港不會出現任何動盪，使香港可以繼續賺錢，為中國作出貢獻以及不會帶來麻煩。然而，自香港引入直選之後，香港有越來越多的直選議員，另一方面，香港的傳媒亦有相當的自由度，基本上是一些肆無忌憚的傳媒，於是要達至穩定，就有一定的工作需要去做，例如組織群眾，操控傳媒等等。這些要出錢出力去做的工作，是那些吃慣免費午餐、只懂等港英政府授予權力的精英份子不會去做的。

許家屯在他的回憶錄中，曾提到他建議香港的豪富辦政黨，以代言人的形 式去做工夫，最後卻沒有人願意去做，但這些工作又不能不做，那麼該由甚麼人去做呢？大家心裏有數，所以自2003年之後，香港政治的操盤權，就已經開始落在西環手上。

尤其是在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中，己證明了其操盤能力，不但足以對抗泛民，也對大部份傳媒有一定的影響力，於是香港的傳統左派人士便開始問：「為何我們要替他人『抬轎』？為何不是由我們來作主呢？」他們在那個不神聖聯盟中，一直是屬較弱勢的一派，既然如今曾蔭權表現不佳，何不讓他們也派個人來試一試呢？

另一個問題是，他們對現今香港社會，有許多看不順眼的地方。首先，這些左派傳統思維的人，一直都認為香港人實在是太自由散漫了，經常示威遊行，令政府威信蕩然無存。第二，所有議題到了立法會都會有反對的聲音，推進任何工程都要經過繁複的審批過程，不像國內般「當機立斷」，工程做得快。第三，政府的決定經常被法院挑戰，利用司法覆核推翻，而且不少法官都反對釋法，在他們的角度看來，反對釋法等同反對中央。在他們眼中，香港的局面是千瘡百孔的，以上的問題都是必須盡快撥亂反正。而梁振英及其支持者，在過去十多年來所持的論調和思維就是如此。

香港必須掛於中國「體外」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問中國，正式向中國領導人意圖提出香港「續約」問題，這一刻，中國導領人頓時陷入了一個艱難的選擇之中。如果以民族主義立場來說，是不能夠容許英國人繼續管治香港的，因為面子實在是放不下去。反過來將香港收回的話，情況又如何呢？正值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香港的經濟力量對整個中國舉足輕重，這個人口只有數百萬的蕞爾小島的生產總值，竟是全中國的20%。尤其是在吸引外資及對外訊息方面香港有無比的優勢，當時在中國的外資，港澳同胞長期佔40%以上。於是，只有像鄧小平這樣有威信的人物，才能夠提出一個非常突破的建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凡贊成回歸都是治港人選

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前提下，中國政府不會直接管治香港。香港會成為中國的一部份，但同時又不屬於中國政經體制的一部份。往後發生的故事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在此我就不再詳述。

這套制度的實際運行，是中央政府基本上只管香港的國防外交以及擁有香港主權，其他所有內部事務就由香港人自己處理。當然，按照鄧小平的說話，管理香港的人是所謂的「愛國愛港」人士的大聯合，只要不是漢奸、鼓吹台獨、藏獨的人士，也就是凡贊成香港回歸中國的人，都可以計算在愛國愛港的行列之內。

我曾用一個相當生動的比喻來形容香港與中國的關係：香港是中國的腎囊。腎囊要長在體外，是因為適合精子生存的溫度較體溫低一兩度，如果長在身體內便會過熱，將殺死精子。香港如果完全成為中國的一部份，香港便會停止產生任何貢獻，但又不可以分割，必須相連一起。因此基本上，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但同時香港又不能在中國之內。

江澤民致力維護一國兩制

江澤民對於香港一國兩制的貫徹執行功勞最大，他為香港建立了一度防火牆，由港澳辦負責隔阻國部委或各省級官員對香港的影響，所有中港事務必須經過港澳辦處理。而朱鎔基訪港時，更曾召見所有的中資企業及各省市的負責人訓話，不准干涉香港事務，尤其三令五申香港人大和政協不可以就香港的問題指手劃腳，否則便會成為香港的第二權力中心。香港自治的基礎是相當強的，但現實的真相是，董建華沒有好好利用這種自治的優勢，將香港弄得一團糟，終於導致2003年50萬人上街。

梁振英有所為有所不為

梁振英上任後有一件事相信是必會做的，就是將原本大面積的土地割開為幾幅小面積的地皮，令每幅土地發展成本降低，讓除了5大地產商以外的較小型地產發展商，如支持他的瑞安、恒隆及其他中資發展商有資格競投；這亦是他得到這些人支持的主要政綱。

上任後民望只會更低

過去特區政府將土地合併出售發展的原因，並非純粹為了方便官商勾結，向地產霸權傾斜，而是因為這樣賣得最高價錢。土地作整體規劃其實是有利的，發展項目中能有更多的剩餘面積作公共空間，樓宇編排更靈活，單位座向亦會較佳。地皮越細就越容易變成像舊日市區的單幢樓般，越細越不值錢。割細地皮不但會令政府收入減少，市民亦看不見任何好處，只會見到更多屏風樓和牙籤樓；因為地皮細，發展商只好這樣規劃。
至於更長遠的政策，將會是困難重重。香港現時的制度是過去百多年一直傳承累積下來的，在社會上早已根深蒂固，並不是單憑少數人之力，可以在短期內動搖得到。

那些對梁振英有期待的市民，如果發現社會只是繼續在目前的軌道上運行的話，許多人便會因而失望。另一方面，不少人都覺得梁振英是一個非常高傲、自信的人，待人的態度通常是嚴苛的，正因為他的嚴苛，容易令人誤解，其人際關係相對難搞；加上市民對他的背景有所懷疑，亦令部份香港市民對他有不信任。何況他當選之日的民調顯示支持度只有35%，與董建華和曾蔭權上任時的民望相比差得遠，雖然他們最終落得的下場有目共睹。有人認為梁振英上任後民望會上升，我認為是天方夜譚。任何人當上香港特首都會民望直插，因為他會被香港社會綑綁着，想做的事辦不到，意圖做任何事都會事倍功半，甚至焦頭爛額。所以可以預言，半年後梁振英的民望會跌至一個甚麼水平，其實亦可思過半。

中國政治變化有影響

香港的大家族在今次權力鬥爭中大敗，但他們是不會甘心就此認輸的。今後他們只會更堅決地用更多的財力去向阿爺打小報告，直至將他「煮死」為止。雖然梁振英的目標是做足10年，但我認為他能夠完成這5年任期的機會亦不算大，因為我們還要考慮中國會有甚麼政治變化直接影響香港。如果中國推行政改，平反六四的話，香港當然要立即普選，他這個特首自然難以再當下去。

梁振英有所為有所不為

梁振英上任後有一件事相信是必會做的，就是將原本大面積的土地割開為幾幅小面積的地皮，令每幅土地發展成本降低，讓除了5大地產商以外的較小型地產發展商，如支持他的瑞安、恒隆及其他中資發展商有資格競投；這亦是他得到這些人支持的主要政綱。

上任後民望只會更低

過去特區政府將土地合併出售發展的原因，並非純粹為了方便官商勾結，向地產霸權傾斜，而是因為這樣賣得最高價錢。土地作整體規劃其實是有利的，發展項目中能有更多的剩餘面積作公共空間，樓宇編排更靈活，單位座向亦會較佳。地皮越細就越容易變成像舊日市區的單幢樓般，越細越不值錢。割細地皮不但會令政府收入減少，市民亦看不見任何好處，只會見到更多屏風樓和牙籤樓；因為地皮細，發展商只好這樣規劃。
至於更長遠的政策，將會是困難重重。香港現時的制度是過去百多年一直傳承累積下來的，在社會上早已根深蒂固，並不是單憑少數人之力，可以在短期內動搖得到。

那些對梁振英有期待的市民，如果發現社會只是繼續在目前的軌道上運行的話，許多人便會因而失望。另一方面，不少人都覺得梁振英是一個非常高傲、自信的人，待人的態度通常是嚴苛的，正因為他的嚴苛，容易令人誤解，其人際關係相對難搞；加上市民對他的背景有所懷疑，亦令部份香港市民對他有不信任。何況他當選之日的民調顯示支持度只有35%，與董建華和曾蔭權上任時的民望相比差得遠，雖然他們最終落得的下場有目共睹。有人認為梁振英上任後民望會上升，我認為是天方夜譚。任何人當上香港特首都會民望直插，因為他會被香港社會綑綁着，想做的事辦不到，意圖做任何事都會事倍功半，甚至焦頭爛額。所以可以預言，半年後梁振英的民望會跌至一個甚麼水平，其實亦可思過半。

中國政治變化有影響

香港的大家族在今次權力鬥爭中大敗，但他們是不會甘心就此認輸的。今後他們只會更堅決地用更多的財力去向阿爺打小報告，直至將他「煮死」為止。雖然梁振英的目標是做足10年，但我認為他能夠完成這5年任期的機會亦不算大，因為我們還要考慮中國會有甚麼政治變化直接影響香港。如果中國推行政改，平反六四的話，香港當然要立即普選，他這個特首自然難以再當下去。

梁振英勢必政途荊棘

自回歸以來，北京對香港政策一直是防左多於防右，嚴格禁止各省市及中央院部在香港事務上指手劃腳，亦不准人大及政協過問香港的政務，怕令香港特區政府威權下降。香港所有事務，必須透過港澳辦處理，而港澳辦亦把關甚嚴，不少中國企業派駐來港人員的申請都被拒絕，以免太多內地人員來港。因為根據鄧小平的思想，以及江澤民所繼承的那一套思維，要保持香港的優勢，就必須保持香港的特性，而香港其中一個最大的特性，就是與國內不同，所以如果每個國內官員都可以在香港指手劃腳的話，香港的獨特性便會消失，成為一個普通的國內城市。

太拂逆民意未敢推行

經過15年之後的今天，出現了一個突變。左派發現香港社會上出現了很多矛盾，於是就利用這些矛盾來攻擊、批鬥現有的建制派，更因此，他們成功以少數派身份，奪得了香港的大權。另一方面，他們認為既然2017年的普選似乎無可避免，因此必須要為普選作準備。甚麼是普選的準備呢？首先要有效控制傳媒；其次是種票工程更堅實，以求更有把握操控選舉結果；甚至可以組織群眾活動來與反對政府的群眾活動，以群眾對抗群眾。

好像民建聯最近就成立了一個名為愛護香港力量的外圍組織，專門與示威群眾對峙。這些做法，嚴格來說，與納粹黨所用的方法相當類似。雖然他們積極準備，但恐怕短時間內他們的計劃仍寸步難行，因為他們其實有不少的絆。首先，梁振英明言希望能夠接受2017年的普選洗禮，他的目標其實是要做足10年，因此一些太強硬、太拂逆民意的政策他是不敢在這一任內推行。當然他可以繼續他的「三不」政策「不記得、不知道、不關他事」，將有爭議的事外判，由他人去進行，但事情最終還是會歸結到他的身上。

其次，梁振英在今次選舉中所做的事，其實是在批鬥所謂的地產霸權和官商勾結，得罪了現有的既得利益集團，而既得利益份子在功能組別中的勢力是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這即是說，梁振英作為下一任的特首，將會進一步失去立法會的支持，他提出的所有法案一定非常難獲得通過。他只剩下中央嫡系的民建聯和工聯會的支持，而這兩派的票，都有一部份要依靠直選，那些太不受市民歡迎的議題，肯定是不可能受到支持的。

振英勢的政途滿途荊棘，其勢在必！

土共偷襲得米 最多玩5年

民主是一套用較斯文方法去解決爭端的制度，但這套制度的遊戲規則，必須先得到所有參與者的共識，才能有效地運作。現在建制派、土共和泛民3方勢力之間都無法同意現時的制度，不承認制度產生出來的結果，於是最後只會「打架」收場，促成各方勢力赤裸裸的對抗。

在這情況下，3方都明白勝負關鍵在於誰人得到中央的支持，於是便出現爭相到中央面前篤對方背脊的現象，看誰到最後有最雄厚的能力成功打動中央。這樣的話，即使今次梁成功登上特首之位，亦最多只能執政5年，因為土共的財力始終是遠遠不及香港的大商家。土共今次只不過是乘其他勢力不備偷襲成功而已，因此他們不要沾沾自喜，長期持續鬥爭的話，無論是到北京收買影響力，或在香港動員群眾，他們敗陣的機會非常高。

侉離分裂力誰任

今次會出現這一種處境，完全是由於北京在權力渙散之下無法拍板所致的，並非北京刻意造成的結果。北京現時的權力真空被鑽空子，一時之間不懂如何收拾殘局。北京政權無論哪一個派別，都是以穩定壓到一切，然而今次特首選舉，卻令花了三十多年統戰的建制系統管理階層四分五裂。而曾鈺成認為溫家寶對香港特首選舉的回應是批評梁振英的說法，也不是毫無理由。溫家寶再次以晚清著名詩人黃遵憲的一句詩「寸寸河山寸寸金」來形容今次特首選舉，大家只集中解讀這一句，而忽略了他沒有說出口的下一句詩「侉（編按：音誇，意同）離分裂力誰任？」是誰把香港現時的局面弄至分崩離析呢？這一個人是需要負上責任的。溫家寶一向批左，而香港卻正進行極左路線。

中聯辦一意孤行

香港的穩定對中國非常重要，第一，國內要透過香港進行上市及集資活動；第二，國內人有許多利益都存放在香港，香港可以說是他們的錢包。國內人不是要奪取香港的利益，而是要透過香港吸取利益，因此他們沒有令香港陷入紛亂分裂的理由。要緩和香港官商勾結、貧富殊懸問題，北京政權能採取的方法很多，根本無需要像現在般，用仿如文革的鬥爭方式，去批鬥所有既得利益集團。然而西環卻認為自己經過這些年的部署，現時已有足夠的把握操控輿論，於是一意孤行要向這條路上走。

本來香港是不需要經歷，這種對言論自由和法治的崩壞過程的，因為我認為共產管治不會持久，但卻因梁振英上台，而令價值觀崩壞提前來臨。未來數年，香港將會踏入一個嚴重動盪的時代，而我相信這條路線最終會被歷史所埋葬。

棄核心價值非真民主

「走向威權能為香港帶來更有效率的管治」，這個說法本身已令人非常質疑，但即使威權政府真能帶來一點點的改善，要成功過渡，必須先為公務員系統「換血」，否則公務員事事與決策者對抗，結果只會事倍功半。可是，公務員加上醫管局及教師等公營機構擁有超過30萬職員，要在國內調動多少人員來港才能全面控制這些部門機構呢？又假設祖國人才濟濟，派港人員要多少有多少，可以成功滲透香港政府體系，那麼當國內的官僚體系取代原有的政務官制度，香港又會變成甚麼模樣呢？

情況如同新加坡俄羅斯

將國內的官僚作風移植到香港，即使撇除貪腐問題，都會變成事事政治優先。官員們只會考慮當時的政治需要，而不會理會規章制度，決策過程亦不再公開透明。而且官員會有很大官威，因為他們掌握公權力，可以處處給市民刁難，使市民不得不怯於他們的權威之下。

如果香港的核心價值受到威脅和破壞，就算有民主也再沒意思，因為我們只不過是走進一個可操縱的民主制度中而已，情況如同新加坡和俄羅斯。民主必須與法治、言論自由等核心價值同時並行，否則民主制度只會變成踐踏大部份人的利益，保障少數人權益的工具，走上純粹的民粹主義之途。
權威政權亦擅於組織一些外圍社團，如最近現的愛護香港力量，利用嫡系群眾來與普羅群眾對抗。這是納粹、法西斯和俄羅斯普京粉絲常用技倆。他們更擅於將所有卑鄙的工作外判，表面上與這些行為無關。正如劉夢熊做的一切都與梁振英無關一樣，將來政府是否也可以施展這種招數，將所有欺壓百姓的工作外判予社團負責，以造成與政府無關的假象呢？

最大的問題是，只有自由主義份子才會徹底保護這些珍貴的核心價值觀念。失去自由和法治的民主是不值得重視的，因為這不會是真正的民主，民主是以這一套價值觀念為先的。

史學長才股市叱吒風雲

我自覺在歷史方面有一定的天份，歷史人物事件基本上可以過目不忘，而且可以快速地將所有資料連結起來，理出前因後果及利害關係。章學誠說：「吾於史學，蓋出天授。」又有云：「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因此當時我認定不應白白浪費自己在史學方面的天才，注定要做一個史學家。

古代史學家 命運多悲慘

但大學畢業之後，我便發現當一個歷史學家將會一世捱窮。於是我在修畢碩士一年級之後我便離開大學，而幾位與我水平差不多的同學則選擇繼續在史學研究方面發展。果然，其中一位同學畢業後到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攻讀博士。

這位同學年少得志，取得外國著名大學博士學位，未到30歲便在港大取得教席，一教便是三十多年。直到他65歲退休之前，他都是在大學裏默默地與千古聖賢打交道。三十多年來，他未嘗升職上位，因為歷史系在港大彷彿是哈理波特電影中的「消失的密室」，日復日地萎縮，修讀的學生按年遞減，最終被合併到其他學系裏，最終消失得無影無蹤。

歷代偉大的史學家大多命運悲慘。司馬遷受腐刑之後寫下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司馬光亦是被貶官後才發憤圖強，完成了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而《前漢書》和《後漢書》的作者班固和范曄，兩人最後也是落得被抄家收場。

我發現當史學家原來也是相當危險的事，不少人認為史書是誹謗皇帝的謗書，所以寫書的人罪大惡極，必須剷除。因此我雖少有大志，卻早已壯志消沉，再無勇氣去繼續追尋壯志。結果我一生的事業完全與少年時的壯志理想無關。

加入證券行 狂潮中淘金

離開大學之後，我誤打誤撞加入了股票行工作。當時我有數份工作可以選擇，但似乎股票工作最容易賺錢，於是1971年便去了日本公司大和證券工作，更被公司派往日本受訓學買賣股票。涉足股票行業不足一年，我得到李東海賞識，幫他創辦東泰證券，於是夢想是當史學家的我，竟然穿起紅衫仔在華人會搞上巿、寫黑板，穿梭於股價上落之間。

那時候我還不過是二十出頭，在華人會裏面要算我最年輕。幸運地，我遇上72、73年股市狂潮，短短一年，己賺到足夠買數層樓的錢。這個結果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對股票其實興趣不大。

有錢不代表名留青史

大思想家、大文學家或大藝術家對後世的影響力超乎我們想像。馬克思的「幽靈」至今依然在我們之間縈繞不去，不少左派人士依然奉行他的思想理念；孔子的儒家仁義道德依然是華人社會的模範。論對全人類的影響力，大文學家的地位往往遠高於歷代著名帝王將相。雖然唐玄宗是唐朝最著名的皇帝之一，但認識大詩人李白的人肯定比認識唐玄宗的人為多。又例如認識莎士比亞的人無疑比認識伊麗莎白一世為多，即使伊麗莎白一世已是英國最有名的女王。

有錢人地位實在很卑微

如果以影響人類發展進程作為量度人生意義的準則的話，有錢人的地位實在是非常卑微，似乎從來沒有人純粹因為他擁有極多的財富，而躋身歷史上重要的人物排名榜。大企業家亨利福特（Henry Ford）入選重要人物榜，並不是因為他的汽車生產集團能有龐大盈利，而是他發明流水生產線，將其引入工廠，將大量生產（Mass Production）概念發揚光大。

近100年來中國最有錢的人是誰，幾乎已經無人知道。近100年中國最富有的人叫哈圖，他死於1930年代，死後他留下了大約1.6億元的遺產。清朝至近亡國時期每年的稅入亦不過是四五千萬両，哈圖擁有的遺產是國家總收入的兩倍多，實在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同樣地，60年前最有錢的香港人是何東，但現在認識何東的香港人又有多少人呢？李家如今呼風喚雨，但可以肯定50年後，李氏的名字將會從港人的記憶中淡出。

大思想家或大文學家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他們所做的是盛載文化的謎米（Meme）傳播。由於謎米的傳播是如此重要，所以有些人會窮一生的精力，甚至放棄生物上繁衍後代來進行更高層次的追求。而這個層次的意義，通常是那些所謂最有深度的人所追求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