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問題是我們正面對一個經濟上的大困局,而這個困局是因為中國經濟的崛起而產生的。由於這個經濟上的大困局,我們需要一個能有效帶領社會轉變的、有管治能力的政府,而並非一個繼續蕭規曹隨的政府,才能夠應付這個劇變的局面。
一旦建立 人民反抗心消失
反觀香港的管治問題,自董建華上台後,好像一切都不能稱心如意,到底問題出在哪裏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以先看看以前香港的管治是怎樣的。其實香港在1970年前和1970年後的管治形式是不同的。簡單來說,1970年後香港的政府續漸變成一個較開明、較顧及民意的政府。雖然沒有開放民主,但在鎮壓人民方面則大幅減少。而1970年以前,港英政府仍然是一個相當獨裁的威權政府。記得我在1981年拍攝一部名為《女媧行動》的電影,內容提到港英政府及港督時,我們仍是有許多顧忌的。當時大部份香港人對港英政權是有一定程度的恐懼。
問題是,為甚麼港英政府能夠順利管治香港,特區政府管治卻出現嚴重問題呢?
首先,政府的存在,是靠威信的存在。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權力論》(Power: A New Social Analysis)指出,第一代政府通常是靠赤裸裸的權力奪得的。然而奪得政權後,卻不能馬上順利管治天下。要人民慢慢接受新的政府,需要一定的時間,因此政權的壽命不能太短。但是,當有人當上皇帝,其他人會不服氣,心想自己也許亦有機會。以中國為例,國祚較長的朝代只有數個,而短的卻有百多個。通常這些朝代會在第一代或第二代便亡國,因為短短三四十年並不足以建立管治的權威。管治權威只要一建立,人民便會連反抗的心也消失,直至政權衰亡。
皇帝二代 成朝代興亡關鍵
但中國朝代管治的瓶頸通常出現在第二代,因為若政權是以武力戰爭奪得的話,在威權未確立之前,將會不斷面對挑戰,再強的將領和軍隊都不能永遠戰無不勝。即使真有人能戰無不勝,又能否保證他的下一代有同樣能力呢?第二代若幸運地同樣擁有過人才華,就能有足夠時間累積建立管治威信,第三代便不需要太出眾。例如秦朝二世而亡;漢朝在呂后之後的關鍵時間出了一個漢文帝,因此得以維持;唐朝唐高宗之後湊巧出了唐太宗、高宗、武后等多個出色的人物;宋太祖之後有宋太宗;清朝入關之後其實曾面臨危機,卻在順治後出了康熙,他的管治長達61年,威權就從此確立。即使至清末年宣統時期,皇帝要下令撤換省總督巡撫,誰也不敢抗命。皇帝要革袁世凱的職,當時北洋六鎮軍隊都是袁世凱的嫡系部下,他亦要漏夜逃命到天津。
港英政府與特區政府最大的分別,是港英政府已花了一百四十多年來建立威權,香港人自小已接受了他們的管治權威。(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口若懸河
蕭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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